一、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与周期性繁荣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会引发社会主义革命为前提的。早在 《共产党宣言》 中，经典作家就宣告：“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在 《资本论》 中，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上的证明：从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再到更大的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的经济规律。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不断加深，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在总危机爆发的时候，由在经济危机中陷入极度贫困的无产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完成对作为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剥夺的历史使命。
但历史也昭示，每次经济危机过后，社会革命的形势并不必然高涨，资本主义并没有在革命中被消灭。相反，资本主义生产都会在经济危机之后，在更大规模上得到扩张和发展。于是当我们对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进行考察时，往往也会发现另一个周期性规律，即从繁荣、危机、萧条、复苏，再到更大的繁荣的一个发展过程。就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破坏性最大的三次经济危机来说，它们无不在危机过后，呈现出更大的繁荣，产生出更为惊人的生产力。以 1873 年经济危机为例，这次经济危机结束的只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由此走向了垄断阶段。垄断是以私人占有为特征的生产关系形式在资本主义范畴内的一次质变，它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1929 年至1933 年资本主义世界空前的大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在“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引导下，不但逐步得以恢复，而且还在二战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不仅如此，这次大危机中的资本主义通过自我调整，还形成了足以承载新繁荣的体制基础。在20 世纪 70 年代以“滞胀”为特征的危机中，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优势，及时以新自由主义替换凯恩斯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资本扩张和市场占领，抢夺资源，榨取高额垄断利润，使资本主义显得更加强大。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周期性危机和周期性繁荣这两个规律是交替存在的。
马克思晚年通过对 1873 年经济危机的考察，注意到了资本主义运行中的这种双重周期。他在1879 年 4 月 10 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讨论 1873 年经济危机的后果时指出：“不论这次危机可能怎样发展……，它总会像以前的各次一样地过去，并且会开始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
马克思晚年在对资本主义由危机向繁荣转化的原因进行思考时，特别强调交通的发达、交往的普遍和贸易扩张所导致的世界市场的深化和扩展在危机转移中的作用，并据此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设想。
首先，他充分肯定了工业革命推动下交通的发达所导致的世界市场的扩大对资本主义摆脱危机、重新走向繁荣的巨大作用。正是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马克思认识到了铁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将铁路称为“实业之冠”，认为它和远洋轮船、电报一起，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运行的“交通联络工具”。铁路在那些现代化工业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规模出现，不但为大的股份银行的出现提供了基础，同时也为其他各种股份公司开辟了一个新的起点，“它给资本的积聚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而且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财政欺骗和相互借贷———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博爱———的罗网之中。”
交通的极大便利在促使世界贸易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同时，也加速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展。其次，马克思注意到了世界市场的扩张、海外市场的开拓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政策的自我调整导致的发展，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主义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主导下所形成的西方所特有的市民特征，使发达国家工人的生存状态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改变，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出现衰退迹象。恩格斯早在 1858 年 10 月 7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就对英国工人的“资产阶级化”有所警觉，他说：“英国的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弄到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它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更进一步强调：“参与世界市场的统治，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英国工人在政治上消极无为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同意恩格斯的观点，他在 1878 年 2 月给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由于 1848 年开始的腐败时期，英国工人阶级渐渐地、愈来愈深地陷入精神堕落，最后，简直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他们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尾巴。”
不仅在英国，这种情况在其他工业发达国家也存在着。在这种阶级状况下，以后的多次危机，不仅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反而不断地推动着资本生产的无限扩张和发展。
马克思在晚年研究了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认为由于世界市场条件下世界历史的作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将自身积累的矛盾转嫁到东方落后国家，他由此推测，社会主义“革命将从一向是反革命安然无恙的堡垒和后备军的东方开始”。据此我们看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由危机向繁荣转化原因的分析以及对社会主义革命设想所作的调整，焦点都集中在一个重要的中介物———世界市场———之上，马克思晚年对社会主义的设想是以“世界市场”为前提的。
二、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载体和指示器
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本剥削雇佣劳动者的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的本性就在于它是以追求赚钱为生产的第一目的”。资本主义的运动法则，就是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在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市场无限扩张，由此形成了世界市场。马克思说：“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
“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 （至少是一个轮廓） 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
资本作为一种没有国界的社会力量和天生的国际派，只有通过不断积累和扩张，才能生存下去。为了实现增殖的目标，它就不断地迫使自己突破自身的狭隘限制，在世界范围内不停顿地进行贸易和投资。世界市场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载体和指示器，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世界市场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发展基本同步，它形成了资本主义在不同阶段赖以运行的现实载体。纵观历史，世界市场的发展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 世纪中期到二战前后。随着垄断的发展，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列强纷纷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以作为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形成了以“宗主国—殖民地”两极对立为特征的世界市场体系。列宁指出：“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越来越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产生了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显著，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
这一阶段世界市场的总体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在全球流动，世界市场的发展处于极度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但导致了世界范围内反对殖民掠夺的民族斗争，而且引发了两次破坏巨大、影响深远的世界大战。世界市场发展的危机直接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危机。
第二阶段，从二战结束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一方面，新科技革命及其与产业革命的结合，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获得 30 年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发展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危机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原来由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市场转变为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两大平行市场”。在资本主义世界，借助于新科技革命的成果，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使资本主义由“一般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支持跨国公司达到在世界的扩张。在世界市场的制度调整上，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建立，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使得世界市场的整合程度大为提高。但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种种原因，不仅错失了新科技革命的成果，还导致了在很多方面的相对落后。总的来说，由于冷战和“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这一阶段世界市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被遏制了，世界市场在曲折中徘徊。
第三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至今，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由于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的作用明显强化，这一时期也被有的学者称为“后帝国主义”时期，持此看法的学者认为，“这要归功于伴随多国企业的成长和扩张而在新兴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统治阶级的管理者资产阶级。把世界事务中的权力组织起来的依据，越来越是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而不是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它已经让位于国际公司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