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各国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和官方储备的积累。这一观点认为，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经济体为了应对可能的国际投机资金的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汇率的稳定，纷纷加强了出口导向战略和官方储备的积累，因此全球经济失衡是这些经济体推行扩大出口，并进一步利用积累的官方储备购买美国国债的结果。官方储备购买美元资产是货币干预的常见形式，极端情况下，官方储备每干预一美元，经常账户差额将增加 60 －100 美分 (Gagnon，2013) 。
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盛行，但林毅夫 (2012) 反驳了这一观点: 东亚各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即开始推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而各国贸易顺差的大幅增长是本轮金融危机前十年的事情，同时，如果这一原因成立，与东亚各经济体存在竞争关系的各国将出现贸易顺差和官方储备的减少，但数据显示其他经济体的贸易顺差在同期也在增长。林毅夫认为美国流动性的增加才是根本原因。美国政府放松金融监管带来的金融创新和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推行的低利率政策带来了美国国内流动性的增加，而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美元将在世界范围内流通，进而带来其他国家的大量资本流入，形成其他国家的官方外汇储备。另一方面，为了应对美国的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美国发行了大量债券，作为世界最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其他国家大量购进了美国的债券，从而使美元重新流回美国。
汇率问题是被反复提及的因素之一。传统经济理论中，汇率被认为是影响国际收支的重要因素，一国货币的升值将带来出口的减少和进口的增加，从而减少国际收支顺差，实现国际收支平衡。Yamamoto( 2 0 1 3 ) 发 现 在 1 9 9 7 年 亚 洲 金 融 危 机 之 后 ，南 亚 国 家 货 币 出 现 大 幅 贬 值 ， 带 动 国际收支从逆差转为顺差。Bhattarai and Mallick (2013)实证了劳动力成本、利率差、实际有效汇率和实际GDP 之间的关系，认为人民币升值将提高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缓解中美两国的贸易失衡，但这一变化将影响中国家庭的福利水平。但正如麦金农和施纳布尔(2014) 指出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资金流动已经影响了上述机制的传导，因为一国货币的升值将降低本国对国际资金的吸引力，导致国际投资的减少，同时，由于国内居民持有美元资产的价值下降，将对消费产生负的财富效应，因此一国货币的升值也可能带来出口和进口的双双下降，导致汇率和国际收支相互关系变得模糊。有不少学者 (黄志刚，2011) 认为扩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至少将有助于短期内缓解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但人民币升值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失衡问题。Jacob and Peersman (2013) 发现汇率是未预期的利率差和出口品价格波动影响国际收支的重要途径，但这一影响更多的在短期发生作用。
(三) 全球经济的视角
全球生产网络的不同分工。Barattieri (2014) 指出由于比较优势的不同，不同经济体之间形成了专业化分工，部分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更多的从事制成品的生产和出口，而美国则更多从事服务业的生产和出口。自 20 世纪中叶开始的贸易自由化是非对称的，服务领域的开放和自由化程度较低，导致专注于服务业出口的美国在服务出口上的盈余不足以弥补其在制成品进口上的赤字，而日本、德国和中国的情况则刚好相反。Wang and Walters (2013) 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劳动力成本的不同是形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关键。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东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之一，中国也越来越成为东亚发展的引擎和地区融合的促进力量，东亚地区已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环节的贸易与资本交流网络，未来二十年内中国将继续对美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而同时对东亚经济体保持逆差。中国从东亚进口的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对欧盟和美国出口消费品的投入，中国对美国和欧盟每加工出口 100 美元的产品，就有大约 35 － 40 美元来源于东亚经济体的增长 ( 张蕴岭，2010) 。Ahn，Khandelwal et al. (2011) 指出，中国作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其出口额中由国有企业实现的部分一直在下降，而外资企业才是中国一半以上出口额的实现者。在华美资企业虽并不以出口为主要导向，但它们有很大可能间接地增加中国对美出口，即向中国本土企业及非美外资企业销售机器设备、中间投入品，而这些企业都是中国对美的出口商。
国际货币体系。杨盼盼和徐建炜 (2014) 整理了1885 － 2008 年世界各国的经常账户数据，发现全球经济失衡同国际货币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金本位和浮动汇率制下的全球经济失衡规模较高，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全球失衡规模明显偏低。李平和宫旭红(2013) 指出，相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下 “中心—外围”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但美元仍然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特里芬两难仍未解决。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各国需要积累美元用于储备，这种储备需求只能通过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或者资本与金融账户逆差满足，因而以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为主要特点的全球经济失衡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作为一国主权货币，美元需要首先服务美国国内经济，而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取消了美元和黄金的挂钩，美元的发行约束缺失，导致美国倾向于多发美元。为了维持本币汇率稳定，各主要国家不得不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货币政策在调节一国国际收支均衡时部分失效。同时，浮动汇率制下国际游资的冲击，也促使众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增加外汇储备以应对随时到来的冲击。
统计方法。以中美经常账户为例，统计方法在三个方面影响经常账户差额: 美国使用的原产地规则把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中国产品统计为美国从华进口，但并不把经由香港转口到中国的美国产品统计为美国对华出口; 美国作为最大的服务业出口国，其竞争力远远超过中国，但由于服务贸易不便于海关监控，大部分没有纳入海关统计范围; 现有统计体系基于贸易总值而非增加值测算国际贸易差额，而加工贸易占据中国出口的半壁江山，由此夸大了中国的贸易收益 (Maurer and Degain，2013) 。以统计方法解释全球经济失衡可以从既定的角度降低全球经济失衡的规模，并影响对全球经济失衡原因的分析，辅助分析造成失衡的结构性因素。在剔除经由香港转口的贸易后重新审视中国同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差额，可以发现，劳动力成本仍是影响顺差的最重要因素，其次是外商投资，但人民币汇率对中国贸易收支盈余的影响大幅削减 (Gu，Zhou et al. ，2014) 。
四、全球经济失衡的趋势和调整策略
(一) 全球经济失衡的趋势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采取的应对危机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全球经济失衡，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弹。为应对金融危机，美国提出 “重振制造业”以避免产业空心化，提出 “出口倍增”计划以减少贸易赤字; 欧元区普遍减少政府转移支付和增加税收以减少财政赤字，应对欧债危机; 中国主动降低经济增速，大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受此影响，全球经济失衡、中美贸易失衡和美国国际收支都有所改善。从全球经济失衡的深度来看，经常账户差额占 GDP 的比重在危机后出现小幅下降，降到约4% (Sheets N，E et al. ，2012) ，并在2010 年开始反弹，现阶段总体规模仍略低于危机前的水平，但高于 3%的公认警戒线; 从全球经济失衡的分散度来看，危机前，经常账户盈余国的分散程度较高，赤字国相对集中，危机带来盈余国数量的减少和赤字国数量的增加。处于本轮全球经济失衡中心位置的中美贸易失衡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从深度上看，危机导致的被动调整带来中美贸易失衡的规模缩减; 从分散度上看，美国仍将扮演主要的贸易逆差国，中国仍将是主要的贸易顺差国之一 (王年咏和张甜迪，2013) 。
美国方面，经常账户差额的规模较危机前的峰值已经有所下降，但绝对数值和占 GDP 的比重都保持高位运行; 对各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差额在增长的绝对数量和年增长率方面都出现了下滑; 美国经济分析局2012 年公布的数字显示，除持有的美国国债外，外国在美拥有的净资本额在 2008 年达到低谷的 993 亿美元，此后开始缓慢增加，尽管现在的总体规模和增速仍低于危机前，但总体规模已经接近 2004 年的水平，而在考虑美国国债规模之后，外国在美拥有的净资本额在危机中变化不大 (刘威，李同稳等，2013) 。
可以看出，危机后，主要国家的国际收支有再平衡的倾向，表现为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中国和日本的经常账户盈余都在一定程度上收窄。学术界对全球经济失衡的上述缓和是暂时性的还是长期性的存在较大争议。多数经济学家质疑发达国家平衡经济结构中制造业相对金融业的比重的措施，或者认为这一调整是没有必要的，或者认为即便有必要，政府上述政策的效果也非常有限。当然，也有少数经济学家 (Westlake，2013) 认为危机后发达国家采取的措施将重振国内制造业，降低金融业的风险，并提升制成品的产量，有利于国际收支的再平衡。
一般认为，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性原因尚未得到解决。储蓄率方面，伦敦 Lombard Street Ｒesearch主席兼首席经济学家 Dumas 认为，危机中储蓄国并未下功夫降低储蓄率，支出国则被迫增加储蓄，以降低债务。赵伟 (2014) 指出，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国民储蓄率开始小幅上升，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开始小幅下调; 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回升也带来了家庭储蓄率的小幅上升; 但是，主要发达国家政府财政负债都在明显增加，表现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提高债务上限的几次危机。与此同时，东亚各国继续推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而美国在金融危机后推行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则保持了全球流动性的充足供应，并不断增加各国的外汇储备。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角度，主要顺差国对美国消费市场和金融市场的依赖也没有发生改变，且美国转向发展制造业的努力可能降低其金融业的比较优势，并进一步加剧美国的的贸易失衡 (廖泽芳和彭刚，2013) 。中国从东南亚经济体进口零部件，加工组装后再出口至美国等传统市场，但在通过国际分工惠及贸易伙伴的同时，中国的进口贸易中制成品所占的份额正逐渐超过零部件。这表明，中国作为消费者的角色正在逐渐显现(Park and Shin，2009)。
金融市场上，美国继续保持其比较优势。全球经济失衡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世界各国对安全资本的需求，次贷危机是金融机构为了减少金融产品的风险而进行的金融创新，代价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增加，其本质也是追逐安全资产，但危机之后，美国仍然扮演着安全资本的主要供给方，其他经济体对安全资本的需求远远超过提供安全资本的能力 (Caballero，Far-hi et al.，2008)。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中心的地位也没有动摇，目前尚不存在同美元相抗衡的国际货币、美元在特别提款权中的地位没有发生变化、美元仍然是国际贸易的主要标价货币，美国仍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 (廖泽芳和彭刚，201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