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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对人生哲学的体察与考释(3)

来源:学术堂 作者:朱老师
发布于:2016-10-12 共12373字
四、乐观的人生
  
  在贺麟看来,“乐与悲是人类共有的情绪”[2]107,“乐观与悲观代表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2]107.要知道一个人的人生观,首先要知道他对人生究竟抱有什么样的态度。但是,“大概讲来,除非到了颓唐衰乱、人心已死、生机毫无的末世,世界上的人最大多数都是乐观者”[2]109.历史上,众多圣贤豪杰在艰难的环境中,仍能动心忍性,始终保持其奋斗的勇气和激情,大都因为他们在精神修养上达到了一种少有的乐观态度,这种乐观态度始终鼓励和支撑着他们。
  
  不过,具体而言,人们对乐观的认知很大程度上都存在问题。大多数人的乐观,都是一种朴素天真、不谙人事艰险的乐观,而不是基于学养的、批评的、理想的、真正的乐观。作为朴素肤浅的乐观者,他们往往忽视现实,把人世看得太简单,把事情想得太单纯,无知而无惧。进而,安于现状,缺少忧患意识,每每身处危机之下,犹恬然自得。对这种朴素意义上的乐观,悲观主义者提出问题,指出困难,揭示艰险,揭露人世狰狞面目的真相,恰巧是对天真朴素乐观主义者的否定,倒能使肤浅轻易的乐观论者遭受严重的打击,从而趋于深刻化,具有补偏救弊的功效。因此,“肤浅轻易恬嬉苟安的乐观乃是出于愚昧无知,不能说是真正的‘观',更说不上是'
  乐观’”[2]110.
  
  贺麟认为,真正的乐观是建立在理想和学养之上的乐观,是真纯快乐的情感,是真正的乐观。这种乐观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体证: 首先乐观是一种“仁爱观”或“同情观”.他认为,人类最崇高、最圣洁、最普遍,且与快乐相关的情绪就是儒家所谓的“仁爱”“同情心”或“恻隐之心”.一个人如果能够用同情心和仁爱的态度去了解和体察人生、欣赏事物,他就是一个真正的乐者,因此,可以说,仁爱是快乐源泉。因为仁者能够用仁爱的态度去观察宇宙人生,便容易发现“庭前春草,生意一般”,并体验到“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境界。他认为,《论语》所说的“仁者不忧”就含有不悲观的意思。仁爱就像光明,驱散黑暗,仁爱所至,悲苦绝迹。同样,“情人眼里出西施”,一个人有了爱情,便可以化丑为美,把爱的对象当作美的对象; 一个人有了仁爱,也可以化恶为善,化险为夷,只要看得见人性中的光明,就会养成乐观的心境。他将外在的社会伦理变为内在的自觉道德诉求与审美要求,将乐观与道德观和审美观相衔接,因此他说:“至圣至仁就是至乐观之人,未有不仁的人而会成为真正的乐观论者。”[2]111
  
  其次,真正的乐观又是“信心观”“希望观”.是人对他所面对的一切具有的正面肯定。包括“对自己有信心”,“对别人有信心”,“对天道或宇宙法则有信心”.一个人只要俯仰无愧、内省无疚、顶天立地,自然内心平实,情绪安稳,无论艰难困苦、百转千回,他都不会失去信心,从而必定成为一个乐观的人。同时,相信人心本善,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公道,为恶的人终究可以转变和感化,不以小人之心度他人之腹,于是,他便会相信他人、信任他人,成为一个乐观者。最后,相信天道。就是相信宇宙法则廓然大公、无所私心,具有永恒的公正性。相信正义、善良必定战胜邪恶,理性必定攻克无理性,公理必定战胜强权,确立起对宇宙正义的信心,有了这种体念,也会成为一个乐观者。
  
  乐观还可以被称为“进化观”.贺麟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进化观十分匮乏,大多数人持有一种倒退的历史观念,认为时代总是前面的好,随后则一代不如一代。在道德方面,感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在文化领域,“魏碑不如汉 碑,唐碑不如魏碑”; 在政治上,“三代不如唐虞,两汉不如三代”,从而将此观念推至一切。事实上,从发展的眼光看,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变化的过程中,看出发展的阶段、进步的秩序,形成一种历史的眼光,就会树立一种日新不已、逐渐向上的乐观态度。近代以来的达尔文进化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证法,都带有强烈的进化观和乐观态度。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具有真正的学识和历史的眼光。“更须知乐观亦非轻易可得,必须基于学问修养、经验阅历,有眼光,有毅力,能克服恶劣险阻的环境,战胜悲观,方可达到真正健全而无流弊的乐观思想。”[2]114
  
  五、德行的人生
  

  在人生自我的行为方面,贺麟对现代人的德行寄予很高的期望,并对传统儒家的德行思想给予极大的肯定。在贺麟看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不仅不是对儒家思想的全部否定,而且使儒家得到新的开展。在德行方面也是如此,不仅不应该抛弃传统,反而应该以传统思想资源为底色,构建新的道德人格。其具体途径可通过“儒者人格”和“儒者气象”得以实现。他指出:“就生活修养而言,则新儒家思想目的在于使每个中国人都具有典型的中国人气味,都能代表一点纯粹的中国文化,也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有一点儒者气象,不仅军人皆有‘儒将’的风度,医生皆有‘儒医’的风度,亦不仅须有儒者的政治家( 昔时叫做‘儒臣’) ,亦须有儒者的农人( 昔时所谓耕读传家之‘儒农’)。在此趋向于工业化的社会中,所最需要者尤为具有儒者气象的‘儒工’、‘儒商’和有儒者风度的技术人员。若无多数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修养的儒商、儒工出,以树立工商的新人格模范,商者凭借其经济地位以剥削人,工者凭借其优越技能以欺凌人、傲慢人,则社会秩序将无法安定,而中国亦殊难走上健康的工业化的途径。”[2]11可见,在贺麟看来,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内涵的道德修养仍然是现代社会个体人格的必然要求,一个健全有序的社会也需要具有德行的人生个体。
  
  而所谓“儒者”,则是一种全新的理想人格,贺麟认为,在现代社会,“凡有学问技能而又具有道德修养的人,即是儒者”,“儒者就是品学兼优的人”[2]11.他打破传统社会对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将作为士的儒者阶层变成了一种德行的内涵,并使之与其他社会阶层相嫁接,从而塑造出一种全新的人格形象,使社会分工不再成为道德与非道德的隔离。他希望这些品学兼优的“新人”,积极加入社会工商业的建设,使商人和工人的知识与道德同步推进,进而建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化的新文明社会。当然,这是较为理想的标准,如果由于每个个体的差异,不能德才兼备,需要在才能和德行之中做出取舍的话,贺麟则明确遵循传统儒家思想的基本要求,认为德行具有比才能更为重要的地位。他说:“儒者固需品学兼优,但因限于资质,无才能知识而卓有品德的人亦可谓为儒者,所谓‘虽曰未学,我必谓之学矣'.唯有有学无品,有才无品,只有知识技能而无道德,甚或假借其知识技能以作恶者,方不得称为儒者,且为儒家所深恶痛绝之人。”[2]12
  
  而“儒者气象”,即是在儒者德行与才能合一的基础上,将提升人格品质的诗礼风度赋予儒者,成为一种有审美情调、有生活诗意、有行为节制、有涵养风度、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他指出:“又就意味或气象来讲,则凡具有诗礼风度者,皆可谓之有儒者气象。”[2]12相反,如果在生活上趣味低下,只知功名利禄,不懂得美的欣赏,则是缺乏诗意。粗暴鲁莽,扰乱秩序,内无和悦的心情,外无整齐的品节,则是缺乏礼意。无诗意则丑俗,无礼意则暴乱。事实上,诗礼风度作为人生的基本素质,不仅能提升人作为人的优秀品质,而且能从生活源头上使人远离丑陋、恶习和暴乱,为人的道德生活提供一层文化的外衣。
  
  同时,在贺麟看来,具有儒者气象的人,在做事的态度上,具有合于道德的标准,这就是“合理性”“合时代”“合人情”.其中,所谓“合人情”就是要“反诸吾心而心安”,“合理性”就是要“揆诸天理而顺”,“合时代”就是要“审时度势、因应得宜”.他认为,如果合时代而不合理性,则会走向时髦。只重视抽象的理性而不近人情,合时代则会陷入“以理杀人”.只重视合人性而不合理性及时代,则会流入“妇人之仁”“感情用事”和主观的直觉。而这一切,其最终的归宿,则是使自己成为一个合乎时代的道德实践者。因此他说:“凡事皆能精研详究,以求合理、合时、合情,便可谓为’曲践乎仁义‘,’从容乎中道‘,足以代表儒家的态度了。”[2]13由此,无论是“儒者”本身,还是“儒者气象”,合乎道德,行乎中道,真正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始终是贺麟对人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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