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作为三农问题核心的农民增收问题,不仅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因而长期以来备受瞩目,学者们针对农民收入差距和影响收入的因素开展了大量研究,发现农户收入受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地域因素及农区发展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近期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也可以解释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及个体收入差异: 社会资本与收入水平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其作用有时甚至超过了人力资本,而且社会资本还通过影响其他资本形式及农户的能力而间接影响劳动者收入。虽然社会资本对收入的影响已成为目前研究的新热点,但现有研究多侧重于探寻社会资本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而对其中的机理挖掘不足,鉴于此,文中以甘肃省张掖市、甘南藏族自治州及临夏回族自治州为研究区,基于农户调查资料,通过路径分析模型来解析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理,以期为农民增收及政府相关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域
甘肃省地处黄河中上游,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张掖市地处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中段,黑河中游,是全国商品粮、蔬菜瓜果基地之一,总面积 4. 192 ×104km2,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91%。2011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6467 元,家庭经营收入占 69. 2%。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甘肃省西南部,总面积 4. 5 ×104km2,藏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54%,藏族群众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2011 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3106 元,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 70%。临夏回族自治州位于甘肃中部,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总面积 0. 817 ×104km2,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56. 4%。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2693 元,以家庭经营收入占优势,占到家庭总收入的 55%。
1. 2 数据来源
文中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PRA) 进行农户调查以获取数据。采用"市(州) - 县 - 乡(镇) - 村 -户"的分层随机抽样法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农户能力特征、收入情况、农户社会资本等三个方面。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调查中,聘请了 6 名藏族大学生作为翻译。每个地区发放问卷 230 份,共发放 690 份,收回有效问卷 665 份,其中,甘南藏族自治州 217 份,临夏回族自治州 225 份,张掖市 223 份。
受访户中,户主平均年龄 47 岁,文化程度较低,甘南的受访户中,户主为文盲的家庭占总受访户的38. 71% ,临夏为 29. 33% ,张掖最低为 4. 48% 。三个区域人均收入低于 2000 元的家庭占到样本总数的36. 54% ,人均收入大于 8000 元的家庭占到 18. 65% ,44. 81% 的家庭人均收入介于 2000 - 8000 元之间。
受访农户的平均收入为 4967 元,其中,张掖市农户的人均收入为 9121 元,甘南州和临夏州的人均收入分别为 3017 元和 2764 元。这与张掖市、甘南藏族自治州及临夏回族自治州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大体一致(三个地区农户人均纯收入分别为 6467、3106 元、2693 元) 。可见,抽样调查的结果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1. 3 研究方法
文中运用路径分析模型来解析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理,路径分析模型是一种不含测量模型、只有结构模型的结构方程模型,各潜变量只有一个观察变量。它是一种验证性方法,通常必须有理论或经验法则支持,在理论引导的前提下才能构建假设模型。潜在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模型表达式为:
2、 结果与分析
2. 1 研究假设与变量选择
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有直接影响,这是由于社会资本可以作为资本的一种形式,自身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这种作用类似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另一方面,社会资本通过提高农户的能力而对其收入产生影响。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存量较高的个体会获得更多的交流、学习机会,促进农户能力的提升,而农户能力的差别又是形成农户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基于这样的考虑,文中将农户能力分解为农户获取信息的能力、获取新技术的能力、信贷能力、抗风险能力及政治活动参与能力,并提出以下假设:
H1: 社会资本对农户增收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H2: 社会资本通过影响农户能力而间接地促进农户增收。
H21: 社会资本通过影响农户新技术获取能力而促进增收;
H22: 社会资本通过影响农户信息获取能力而促进增收;
H23: 社会资本通过影响农户政治参与能力而促进增收;
H24: 社会资本通过影响农户信贷能力而促进增收;
H25: 社会资本通过影响农户抗风险能力而促进增收。
将社会资本作为外因显变量,将农户新技术获取能力、信息获取能力、抗风险能力、信贷能力及政治参与能力作为中介潜变量,以收入作为结果潜变量,建立原始路径模型(图 1) 。其中,农户社会资本指数①依据普特南提出的社会资本定义,从信任、网络、规范来建立社会资本测算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确定社会资本各指标权重,运用加权求和法测算,其余各变量的赋值及统计特征(表 1) 。
2. 2 模型拟合情况
根据已有研究,初步构架路径模型,运用 AMOS17. 0 软件进行分析,根据模型修正提示,对原有路径进行调整,直至模型能较好的识别。最终确定的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的卡方值自自由度等于 1 时为 11.122,显著性概率 P = 0. 085,未达到 0. 05 显著水平,接受虚无假设,表示理论模型与样本数据间可以适配。
从其它适配指标来看,卡方自由度比值(CMIN/DF) 为 1. 854 <2,CN 值 =752 >200,REMSEA 值 =0. 036 <0. 05,GIF 值 = 0. 995、AGFI 值 = 0. 978、NFI 值 = 0. 988、RFI 值 = 0. 959、IFI 值 = 0. 995、TLI 值 = 0. 981、CFI值 =0. 994,均大于 0. 9 的标准,预设模型的 AIC 值、BCC 值、BIC 值、CAIC 值、ECVI 值均小于独立模型的数值,也小于饱和模型的数值,表示整体模型的适配情形良好,理论模型与实际数据可以适配。
2. 3 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2. 3. 1 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总效应
从 AMOS 估计结果来看,社会资本对收入影响的总效应为 0.683,其中,0. 596 是直接效应,并且在 0. 01 水平上统计显著,即当社会资本增加 1 个单位时,收入增加0. 596 个单位,说明社会资本会对农户收入增加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社会资本的培育对农户增收意义重大,而各种间接效应为 0. 087,说明社会资本作为资本要素之一参与生产,且这种作用要远远多于社会资本通过各中介变量而作用于收入的影响,假设 H1成立。
2. 3. 2 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间接效应
研究证实,社会资本除了直接对农户收入产生巨大的影响,还通过促进农户获取新技术的能力、获取信息的能力、抗风险能力、信贷能力及政治参与能力等,间接影响收入。
(1) 以获取新技术的能力为中介变量。社会资本对获取新技术能力的直接效应为 0. 246,且此路径系数在 0. 01 水平上显著,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户获取新技术的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资本变化 1 个单位,农户收入相应地变化 0. 246 个单位,且社会资本未通过其它途径来间接影响农户新技术获取能力。农户新技术获取能力又对其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当农户的新技术获取能力增加 1 时,农户收入增加 0. 052,达到 0. 1 显著性水平,这说明在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及张掖市的农村地区,农户获取新技术的能力对增收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从总体来看,社会资本通过影响新技术获取能力而对收入的影响效应是0. 013,假设 H21成立。
(2) 以获取信息能力为中介变量。社会资本对获取信息能力的影响总效应为 0. 277,其中,直接效应为 0. 162,且此路径系数在 0. 01 水平上显著,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户信息获取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增加 1 个单位,信息获取能力平均升高 0. 162 个单位; 此外,社会资本还通过影响农户新技术获取能力间接提升农户的信息获取能力,农户获取新技术的能力增加 1,其信息获取能力增加 0. 471,这一路径在0. 01 水平上显著,社会资本对信息获取能力的这一间接效应为 0. 116。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又对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增加 1 时,农户收入增加 0. 090,该影响在 0. 01 水平上显著。从总体来看,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信息获取能力对收入的影响效应是 0. 025,假设 H22被证实。
(3) 以政治参与能力为中介变量。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能力的直接效应为 0. 160,且此路径系数在0. 01 水平上显著,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户信息获取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社会资本变化 1 个单位,农户收入相应地变化 0. 160 个单位。农户政治参与能力又对其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当其政治参与能力增加1 时,农户收入增加 0. 077,这个影响也达到 0. 01 的显著水平。从总体来看,社会资本通过政治参与能力影响收入的效应为 0. 012,假设 H23成立。
(4) 信贷能力为中介变量。社会资本影响农户信贷能力总效应为0. 154,其中直接效应为0. 132,且此路径系数在 0. 01 水平上显著,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社会资本变化 1 个单位,农户信贷能力相应地变化 0. 132 个单位,此外,社会资本还通过农户政治参与能力间接影响农户的信贷能力,二者之间的路径系数为 0. 138,且在 0. 01 水平上显著,这一间接效应的值为 0. 022。农户信贷能力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具有信贷能力的农户比不具有的平均使收入增加 0. 051 个单位,该影响达到 0. 1显著水平。从总体来看,社会资本通过信贷能力影响收入的总效应是 0. 007,假设 H24成立。
(5) 抗风险能力为中间变量。社会资本对抗风险能力的直接效应为 0. 400,这一路径在 0. 01 水平上显著性,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户抗风险能力的有正向影响,即社会资本增加 1 个单位,农户抗风险能力增加 0. 4。除此之外,社会资本还通过影响农户的新技术获取能力和信贷获取能力作用于其抗风险能力,这两个路径系数分别为 0. 112 和 0. 139,均在 0. 01 水平上显著,即社会资本通过新技术获取能力和信贷能力,间接作用于抗风险能力的效应为 0. 049。抗风险能力对收入的影响的效应为 0. 064,在 0. 05 水平上显著。
因此,社会资本通过农户抗风险能力影响收入的总效应为 0. 029,假设 H25成立。
农户收入的多元平方数为 0. 51,可知社会资本的直接作用,及社会资本通过影响农户的信息获取能力、技术获取能力、抗风险能力、信贷能力、政治参与能力等间接途径,对收入的解释能力达到 0. 51,说明还有其它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存在,该机制模型还可进一步完善。
3、 讨论
农户增收受到地域条件、制度性原因、非农化、社会化等外部因素和农户自身发展能力等内在因素的影响。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外界的干预不过是构成农村发展的外界环境条件,是发展的外因,而促进地区发展的根本动因应来自地区内部,外因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并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文中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不仅对农户增收具有直接作用,还可以提高农户的信息获取能力、新技术获取能力、信贷能力、政治参与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进而促进增收。即社会资本是提高农户发展能力,促进地区发展的重要力量。
这是由于较高的社会资本意味农户具有更广阔的交际圈和更丰富的社会资源,可以获取更多的教育、培训和交流的机会,有助于提高个体获取信息和新技术的能力,使农户的人力资本存量得以提高,从而对劳动者就业机会、薪资水平、职位性质等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劳动者收入。
另一方面,社会资本较高的农户正规信贷的实际发生率较高,且信贷规模明显较大; 同时,较高的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农户的抗风险能力,通常,农户应对各种风险最有效的办法是积蓄,包括蓄物质资源和人际关系资源,拥有丰富社会资本的农户往往可以凭借自己的地位、网络、信誉等来获取更多的抗风险资源。农户的信贷能力、抵御风险能力等都会对农户收入产生影响,汉德克等发现贷款显著提高了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国内大量研究也表明小额信贷会通过影响农户的非农就业、受教育程度等促进农户增收。在实地调研中也发现,认为自己抵御风险能力较强的家庭家境一般比较殷实,可以依靠较丰富的物质资本来缓冲意外风险的压力。
此外,社会资本存量较高的农户更乐于加入到各种活动中,包括政治活动,而政治资源也有助于增加收入,尤其在我国农村地区,能够参与村庄事务决策的农户往往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占据着大量的资源,掌握着一定的政治权力,他们的收入明显高于一般人,李普塞特也发现,较大的政治资本一方面有助于社会的组织与合作,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社会对政府的规制和约束,因而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与政治发展的良性循环。
4、 结论
文中以张掖市、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获取数据,在测算农户社会资本的基础上,以农户能力为中介,建立社会资本影响农户收入的路径模型,运用 AMOS 软件,模拟了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路径,得出以下结论: 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总效应为 0. 683,其中直接影响为 0. 597,远远高于间接影响 0. 087,且社会资本通过影响农户的信息获取能力、新技术获取能力、抗风险能力、信贷能力、政治参与能力而影响收入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 025、0. 013、0. 029、0. 007 和 0.012,即社会资本不仅对农户增收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还有助于农户能力的提升,而农户能力的提升对收入增加起到积极作用。
但是,文中在分析社会资本对收入影响的过程中,主要从农户几种重要的能力入手进行了分析,所选变量对农户收入的解释能力只达到 51%,说明还有其它因素影响着农户收入。在未来研究中,一方面要对农户的能力进行进一步分解,另一方面还应从社会因素、制度、技术出发找相关因素,以便为切实提高农户收入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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