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美学论文第三篇：孔子文艺美学观与政治美学观、生活美学观的对比研究
摘要：在文艺美学观上，孔子倡导诗乐舞等文学艺术应肩负起移风易俗之重要使命，其风格可谓雅正中透着严肃(彰显阳刚之气);而其政治美学观则倡导仁德礼治，其风格可谓雅正中透着温情(刚中带柔);其生活美学观倡导在日常生活中循礼修德，其风格可谓雅正中透着鲜活(刚柔并济)。在共有风格上，三者皆显“雅正”(阳刚);在风格差异上，其文艺美学观更为严肃(阳刚),其政治美学观和生活美学观则更为活泼(阴柔)。
关键词:孔子文艺美学观与政治美学观、生活美学观;风格比较;雅正;严肃;活泼;
Abstract：In terms of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 Confucius advocated that literature and art, such as poetry, music and dance, should shoulder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changing customs, and its style can be described as solemn in elegance(showing masculinity); while its political aesthetics advocated benevolence,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and its style can be described as gentle in elegance(with softness in hardness); its life aesthetics advocated in daily life, and its style can be described as elegant in elegance It's full of life. In terms of common style, they all show “elegance”(masculinity); in terms of style differences, their literary aesthetics are more serious(masculinity), and their political aesthetics and life aesthetics are more lively(feminine).
孔子既是春秋时期的道德圣人，也是着名的文艺批评家和美学家。当前，学界对孔子的文艺美学思想之研究甚为完备，对其政治美学观和生活美学观的研究尚显单薄，而对三者进行内在风格的比较研究目前尚未开展，有鉴于此，笔者将孔子的文艺美学观与其政治美学观、生活美学观放在一起进行风格上的比较研究，以期发现三者之异同，从而为全面考察孔子的美学思想提供些许参考。
一、孔子“移风易俗”的文艺美学观：雅正中透着严肃
(一)雅正而严肃的诗歌艺术美学观：移风易俗，感化民众
在孔子看来，文学艺术是文化修养的主要成分，也是道德修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特别看重《诗》(此处专指经过他删减整理的“诗三百”,即后世尊为经的《诗经》),认为《诗》的功能非常多，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诗的多通性”,亦即只要懂了诗，便可通达人性、社会与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故此，孔子对弟子谆谆教诲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诗好比一座四通八达的立交桥，它引领人们通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
诗的第一个功能是通向“兴”,亦即无阶层差别的任何人都可以读诗而“兴”。这里的“兴”究竟是兴发什么呢?孔子没有明确讲出来。汉代经学家包咸的解释是“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论语正义》卷九)包咸认为孔子所说的“兴”是兴发修身意愿之“兴”。宋代理学家朱熹在《四书集注》中也认为“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朱熹认为，诗可以兴发修身之意志，而这种意志的萌发最初是由于诗能兴发人们的感情，加之人类具有“喜欢善良、厌恶邪恶”的天性，故而会在动情之后加强道德修养。在笔者看来，包咸和朱熹的理解基本符合孔子的原意，因为《论语·泰伯》中就记录了孔子论诗、礼、乐的一句话“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句话专门讲了修身的三个阶段：刚开始修身的时候，修身者会有点不情愿，此时便可以用诗来兴发之；后来愿意修身了，便可用礼来约束之，使之变得像个道德君子；到后来，为了使其修行圆满，则需用音乐以熏陶之，因为只有经过雅乐熏陶的人方能修成正人君子。
诗的第二个功能是通向“观”。那么，由谁来观呢，观什么呢?孔子没有明确说出来。笔者以为，其可观者有二：一是执政者可用诗来观风俗与民情，由此而知执政之得失与否，从而及时补救时政；二是普通百姓也可用诗来观风俗与民情，从而对家乡的风俗民情更为熟悉与知晓，对他乡的风俗民情有个大致了解，以后可以做到“入乡随俗”,不至于在他乡做出唐突或冒犯之事来。
诗的第三个功能是通向“群”。这里的“群”作动词用，乃“群聚”之意。而百姓群聚在一起干什么呢?原来是群聚在一起诵诗。那诵诗有什么用呢?诵诗之后，男女之间可借之传情达意，邻里(或上下级、家庭成员、男女老幼)之间可借之融洽关系，陌生人之间可借之拉近距离，从而营造和睦融洽的生活氛围。
诗的第四个功能是通向“怨”。这里的“怨”是倾诉怨愤之意。为何要倾诉怨愤呢?也许是因为生活困苦，必须向上天倾诉一番，希望老天能够知道，从而大发善心，普降甘霖；也许是因为长辈欺压，晚辈有苦难言，故而诵诗以向长辈传达怨愤；也许是因为性别欺压，比如女性长期遭受凌辱与折磨，则可诵诗以传达怨愤，或者表露与男性断交的决绝之心；也许是因为统治者的弊政或者官府欺压，作为百姓代言人的士人勇敢地站出来，通过诵诗以获得“怨刺”的意外效果(正如白居易诗《唐生》所言，“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诗的第五个功能是通向“事”(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这里的“事”是侍奉的意思。侍奉谁呢?侍奉近在跟前的父母和远在朝廷的君主。前者是尽孝，后者是尽忠。而要想忠孝两全，必须懂诗并诵之，方可委婉地询问父母是否对子女的照顾感到满意，或者含蓄地探问君主是否对臣子的政绩和作为感到满意，如果父母或君主有什么不满，则可通过诵诗而将不满明确地说出来。
诗的第六个功能是通向“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里的“识”是“认识”的意思。认识什么呢?认识动物和植物，广而言之，就是认识大自然，让诗起到科普的作用；而且诗里面还包含着一些历史文化信息，通过诵诗还可帮助人们了解历史文化知识。而当人们识别了鸟兽草木之名以后，便会主动关心它们、爱护它们，做一个有善良人性的生态保护者，从而让动物和植物安心地生存于天地间，让生态环境变得更加美好。
正因为诗具有那么多的通向与功能，所以孔子会教导儿子伯鱼要学诗：“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这里提及的《周南》和《召南》是当时的地方民歌，如果不熟悉这些民歌，那就好比面对空空如也的墙壁站立着，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学不到。正因为诗的作用如此巨大，孔子才会对儿子不爱学诗的陋习大加训斥，以至于多年以后，当陈亢(孔子的弟子)问起伯鱼“老师对你这个亲生儿子有没有更多的、更为不同的教导?(子亦有异闻乎)”时，伯鱼则答道：“家父就问我学了诗和礼吗?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如果不学诗，就没办法跟别人文雅地说话，没办法含蓄地表达思想感情。孔子进一步认为，人们不但要学好诗，而且要学以致用，让诗发挥出各种附加作用，比如说辅助执政或外交的作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光是大量地死记硬背诗是不行的，关键要让诵诗之人在“授之以政”之际，能够政令通达，或者在“使于四方”之际，能够精通外交辞令，应答自如。
那么，诗为何具有那么多功能与作用呢?这就在于它天生具备一种审美特质：“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种审美特质就是它们的思想内涵纯洁无邪，因此，诗能使诵诗者思想变得纯洁无邪；而思想纯洁无邪的人做起事来是充满着“诚”意的，他能全心全意、全力以赴，而且没有任何邪念，不会做出任何邪恶的行径来。由此可见，孔子的诗学思想是重视人格修养的人生实践之生命诗学，它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这是其最高旨趣。[1]
(二)雅正而严肃的乐舞艺术美学观：移风易俗，尽善尽美
孔子特别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章第十二》)在孔子看来，音乐是最好的、移风易俗的教化工具。那么，什么样的音乐才能当此重任呢?据《论语·述而》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痴迷的是像《韶》一类的古典音乐，他在欣赏了《韶》乐之后，竟然三个月不觉得肉有啥鲜美的滋味。这是为何呢?主要是这类音乐契合孔子的审美理想，亦即在孔子看来，高雅的音乐能以其艺术形式帮助人们提升道德、帮助君主实施教化，而道德也同时渗透进音乐，使音乐在“美”的基础上融合“善”,从而实现“美善合一。”[2]而对于他不喜欢的民间流行音乐“郑声”,则显现出十分厌恶的态度：“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孔子认为，只有那些古韵浓厚的雅乐才是值得喜欢的“正乐”,那些形式新怪、内容萎靡不振的郑声则为可恶的“邪乐”,因此，孔子极力倡导“放郑声，远佞人；郑 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那么“郑声”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音乐，如今已不得而知，但从孔子将“郑声”与“佞人”(花言巧语、阿谀奉承的人)并列的态势来看，“郑声”应该是过“淫”之乐，而非“无邪”之乐，亦即当时流行的、内容过于专注男女情爱的、音调过于缠绵的歌曲。除了雅乐和邪乐，还有一种《武》乐，孔子对之也持保留态度。据《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认为《韶》乐不但形式完美，而且富含善德之内容；而《武》乐虽然形式精美，但内容上专注于歌颂武王伐纣之武功(武力征战),以至于未能宣扬善德，故而不属于孔子理想中的音乐典范。由此可见，孔子对于音乐更看重其内容而非形式，不管是过于抒发情爱的“郑声”,还是赤裸裸宣扬战争或胜利的《武》乐，都被孔子排除在音乐理想之外，只有那尽善尽美的“虞舜时期遗留下来的、内容庄严肃穆的、形式安宁祥和的《韶》乐”才是其理想中的音乐典范。
关于舞蹈，孔子特别关注其演出形制雅正与否。子曰：“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当论及鲁国大夫季氏竟然僭越畜养歌舞队的礼制，把本来只能是四佾(“八人一行”为一佾，四佾为32人)的歌舞队扩充为八佾(八佾为64人)时，孔子怒不可遏，说道：“如果这都可以容忍的话，那还有什么不可以容忍的!”由此可见，孔子虽然肯定舞蹈的审美享受效用，但他认为这种享受效用必须符合享乐者的名分，否则，即使再壮观的舞蹈表演都属于丑陋的行径。故此在舞蹈艺术观上，孔子严守“正名分”之古训，亦即只有合乎规制的舞蹈才是雅正的。由此可见，充满阳刚之气的“雅正”可谓孔子文艺美学观之大体风貌。
以上是对孔子文艺美学观的简要论析，不过，其整体美学观还包括政治美学观、生活美学观等。在美学风格上，这三者之间存在一些差异：其文艺美学观之主旨是文艺应肩负起移风易俗之重要使命，其风格可谓雅正中透着严肃(彰显阳刚之气);其政治美学观之主旨是倡导仁德礼治，其风格为雅正中透着温情(刚中带柔);其生活美学观倡导循礼修德，其风格为雅正中透着鲜活(刚柔并济)。
二、孔子“仁德礼治”的政治美学观：雅正中透着温情
孔子是先秦时期优秀的政治活动家，他周游列国，积极推广仁德与礼教之政治理念，虽然响应者寥寥，但其政治美学观却已传播开来并流芳后世。首先，在社会理想方面，他对以礼治国之西周甚为向往，故而喜欢那种社会复古之美；其次，在统治者的德行约束方面，他倡导君主应“为政以德”,讲求仁爱，言行端正；然后，在对民众的教化方针上，他倡导“为国以礼”,倡导在“正名”的基础上复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礼治教化。
(一)倡导社会复古，复兴周礼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解放，就是要恢复周礼；孔子要实现的是文、武、周公的政治理想[3]。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周朝借鉴了夏商两代的礼制，其礼仪文化特别浓厚，如果要在夏、商、周三个朝代里面选一个最为中意的朝代，孔子会选择周朝。而周朝礼仪制度的制定者周公，故而孔子对周公更是崇敬有加。在其晚年的时候，孔子甚至感慨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孔子说，哎呀，我衰老得太快了，已经好久没梦到周公了!而据《孔子家语·观周》记载，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曰：“此周公所以盛也。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犹未有以异于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岂不惑哉!”当孔子看到周朝的明堂(古代帝王召集臣子、宣明政教的地方)之后，发现周朝兴盛的原因就在于以史为鉴，鉴古知今。而孔子之所以提倡复兴周朝，其核心要旨正在于意图复兴周朝的礼治教化。孔子追求社会复古之美，这在当时只能算是一种政治乌托邦，是没有哪位诸侯愿意采纳的。
(二)倡导君主仁爱有德，以德治国
在孔子看来，恢复周朝美政的关键在于统治者能否推行“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君主若能以德治国，那就像北极星，能让天下人像星星一样围着他转，听从他的政令。而在《论语·八佾》中，载有孔子关于君主应持有仁爱之心(此为统治者德行之本源)的论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孔子说，居于执政地位的人倘若不能宽厚待人，行礼的时候不严肃，参加丧礼也不感到悲哀，对于这种情况，我怎能看得下去?这句话可谓孔子倡导以德治国之明证。同时，孔子还倡导君主应带头示范道德仁义。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论语·子路》)孔子认为，为政者应端正自己的言行，若能言行端正，那天下还有谁敢不言行端正呢?由此可见，孔子对于君主的德行有着特别的要求，那就是君主应具有道德仁爱之美。
(三)倡导礼治教化，为国以礼
在《论语·先进》中，载有孔子讥笑子路的一句话：“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在孔子看来，治国必须实行礼教，子路所倡导的单纯的富国强兵之策略是行不通的。至于如何实施礼教，孔子认为必先“正名”,这在《论语·子路》中有详细的记载。有一次师徒之间聊天的时候，子路问孔子：“假若卫国的君主让您去执政，您最先想干的事是什么?”孔子答道：“那一定是纠正名分。”子路反诘道：“您的迂腐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吗?名分有什么好纠正的?”听了弟子这般粗鲁无礼的话，孔子不禁火冒三丈：“子路啊，你太粗野了，凡是正人君子对于自己所不懂的事，一般都不会胡乱地发表意见。”然后，孔子讲了一大段解释性话语：“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名分(相当于官位或所处的位置)倘若不正，则所说的话就不能顺达于下级；所说的话不能顺达于下级，则事办不成；而若事办不成，那么礼乐教化就不能兴盛；礼乐教化不能兴盛，那么各种刑罚就不得当；各种刑罚不得当，那么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说了一大段道理之后，孔子又把话锋绕回到为什么要正名分上来，那便是“君子的名分正了，则能让自己的话通达于下级，让自己的话在政令中施行，因此，君子说话从不马虎随便。”在这一套“名正→言顺→事成→礼乐兴→刑罚中→民有所措手足”的推论中，“礼乐兴”是其中至为关键的一环。为何“礼乐兴则刑罚中”呢?因为只有实施了礼乐教化，百姓才会懂规矩，明白事理，才能让可怕的刑罚震慑他们；而若百姓皆为粗蛮无礼之人，为政者即便施加再多的刑罚也无济于事。而孔子将要劝导统治者施行何种礼乐教化呢?孔子想倡导的是复兴周礼，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之道，让君主的言行像君主应有的样子，让臣子的言行像臣子应有的样子，让父母的言行像父母应有的样子，让子女的言行像子女应有的样子，倘若人人都能“正名分”,都在名分上守“诚”,那礼乐之治就能兴盛(比如说“士、农、工、商”各守名分，则天下必将太平，礼乐之道必将畅行无阻),此时，礼教之美也将显现出来。
总之，在政治美学观上，孔子保持了其文艺美学观上的雅正风格(比如复兴周朝之美即为其雅正的审美社会追求，“为政以德”、“政者，正也”、“名不正，则言不顺”等言论体现了其雅正的政治审美追求),但又多了些温暖，他不再板着面孔说教，而是温柔敦厚地劝说君主奉行“仁”与“礼”,要求为政者宽厚仁慈、为国以礼，这便说明孔子在阐发其政治美学之际，既保有其持之以恒的雅正风格(彰显阳刚之美),又在内涵与话语形式上逐渐彰显出一种温情的风格(兼有阴柔之美)。
三、孔子“循礼修德”的生活美学观：雅正中透着鲜活
而若考察孔子的生活美学观，则可发现，他积极倡导人们应审美地生活着，认真地品味生活，增添生活的审美乐趣，以期艺术化地、充满情趣地生活于人世间。在指导思想上，孔子持有醉心于艺术的审美生活观；在日常生活中他热衷于游乐与饮食，对旅游美学和饮食美学有着鲜活的见解，对生活器具审美和容貌审美持有独到的见解；而支撑这些生活美学观的内在动力，便是他平素所具的一种乐天幽默的审美生活心态。
(一)醉心于艺术的审美生活观
在日常生活中，孔子教人在“谋食”的物质生活满足之基础上，争当君子，由凡及圣，实现“谋道”的精神超越[4]。故此，他特别希望艺术与审美能够介入生活，以使生活更具审美意义。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道(包括天道与人道)、德(即指修身之德)、仁(即指关爱他人之仁心)”乃孔子之所爱，而“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也是他所游于之而乐于之的审美生活对象，故而孔子又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快乐就在于有钟鼓等音乐的陪伴啊!同时，孔子也强调君主必先修养好“道、德、仁”,才能游于艺；因为即便是没有任何文艺活动，只要道德修养进步了，就能得到十足的快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如果是为了富贵而采取不义之手段，那就像天上的浮云，于己如同虚幻之事，而若能全心全意修养道德仁义，那即使饮食条件差、住宿条件差，也同样会让心里充满欢乐。
(二)“寓乐于观”的游乐美学观
自公元前497年伊始，54岁的孔子带着一帮弟子周游列国十四载，期间他们周游了“卫国、曹国、宋国、齐国、郑国、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诸侯国，直到68岁时，孔子才被鲁国派特使接回故国。那些年间，一路上发生了很多尴尬之事，但孔子都意志坚定，在游乐途中不但能观风俗民情，而且特别喜欢观赏大水，这在《荀子·宥坐》中有详细记载。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絜，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由此可见，孔子不但是位旅游爱好者，而且懂得如何在旅途中细心体悟，他能通过观赏大江大河以增进君子的“仁德、正义、守道、勇敢、公平、公正、明察秋毫、善于教化、意志坚定”等涵养，真可谓“旅行与修行两不误”啊!
(三)洁净精致的饮食美学观
在《论语·乡党》中，详细记载了孔子的饮食美学主张：“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孔子认为，食物要舂得精致(以便于消化),鱼和肉要切得细(以便于咀嚼),鱼和肉坏了就不要吃了，食物的颜色和味道变了就不要吃了，烹调不当、不新鲜的食物也不要吃了，肉切得不方正就不要吃了(以免嘴巴塞不下，或者咀嚼起来不方便),佐料放得不恰当也不要吃了(因为太辣、太咸、太酸、太苦都会影响进食),一顿所吃的肉量不要超过主食的量(以免吃了太多的肉不消化),喝酒不能有量的约束(比如山东有些地方，主人做东时至少要敬六杯酒，这让好些人难以完成此等苦差),要适可而止，不能喝醉了；不吃从市面上买来的酒和肉(主要是怕不卫生或者掺假),每餐都吃点姜，但不要吃多了；用来祭祀的肉不要超过三天，三天之内得赶紧吃掉，如果超过三天，就不要吃了。透过这些饮食方面的条条框框，足以说明孔子对食物的性质、形状、佐料和数量都有着审美性与科学性之追求。另外，其“食不语，寝不言”(《论语·乡党》)之论也可视为他对饮食过程的特别要求(亦即进食的时候不能光顾着讲话，而应专注于体会来自食物与咀嚼的审美享受)。
(四)得体舒适的服饰美学观
对于服饰，孔子也有着较高的审美要求，这在《论语·乡党》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齐，必有明衣，布。”在服饰审美上，孔子强调着装首先要合乎礼仪，比如不能用青中透红或黑中透红的布做镶边，红色或紫色的布料不能用来作居家的便服，夏天穿着葛布做的单衣时一定要将之套在外面；黑色的衣服配羔羊皮袍子，白色的衣服配小鹿皮袍子，黄色的衣服配狐狸皮袍子；居家的皮袄可以做得长一些，右边的袖子则要短一些；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盖上小被子，其长度是本人身长的一倍半；坐垫要用厚厚的狐貉皮来做；服丧期满后，任何饰物都可以戴；若非朝服或者礼服，必须经过剪裁方可穿戴；不能穿羊羔皮袍或者戴黑色礼帽去吊丧；每个月的初一必须穿礼服去朝贺；斋戒沐浴后，一定要穿上麻布做的干净内衣。由此可见，在服饰审美上，除了礼仪方面应得体以外，还要让人感觉舒适，比如夏天要穿凉爽的葛布单衣，睡觉时要盖防感冒的被子。另外，还得讲究颜色之美，比如里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外面套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一定的讲究，如果不加注意，那将是非常可恶的行为。在《论语·阳货》中，子曰：“恶紫之夺朱也。”这是针对鲁桓公和齐桓公而言的，因为这两位诸侯喜欢穿紫色衣服，而在孔子看来，红色才是诸侯服饰应有的颜色，用紫色衣服替代红色衣服的做法是非常可恶的。由此可见，孔子认为服饰不但要舒适，而且要得体，这便是其服饰美学之核心内涵。
(五)德行象征的生活器具审美观
孔子时刻思考着现实生活的真谛，他倡导人们过着一种理性的生活，注重对生活的精神意义的品味[5]。据《荀子·宥坐》记载，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在这段话中，“宥坐”是放置在座位右边的意思，“宥坐之器”即指放置在座位右边的生活器具，其外形像沙漏，没装水的时候是倾斜的；装了中等水量时是竖正的；而水装得太满又会向另一侧倾倒。这种生活器具本是用于计时的，但孔子却能从中总结出“不自满，得中正”的生活器具美学观，而这种美学观又可称之为一种德行的象征美。
(六)文质彬彬的容貌审美观
对于容貌，孔子持有一以贯之的审美观，那就是贯彻“质先于文，文质彬彬”的审美理念，这在《论语·八佾》中有详细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当子夏问道：“轻巧的笑容泛起酒窝，她多美啊；美丽的大眼睛黑白分明，她多妩媚啊；此时，素颜已经变得绚丽多姿了。这些话语究竟是讲的什么意思?”孔子答道：“就是说先要有美丽的容颜，然后才可在脸上涂脂抹粉，让容貌变得更加动人。”子夏接过话语道：“那么涂脂抹粉之后，是否还要让她懂得礼仪呢?”孔子感叹道：“是啊，能够启发我的就是卜商(子夏的字)你啊，现在我可以和你探讨诗经的深层含义了。”由此可见，孔子认为打扮固然重要，但必须先让容貌变得可亲可爱(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然后才能精心打扮(即绘事，在脸上涂脂抹粉),而作为女性，若想让自己变得可亲可爱，除了表情迷人之外，还需要懂得礼仪，只有这样才能落落大方，就像齐国公主庄姜那样尽显“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硕人》)之美。在此，容貌在“质”方面的美即为性情的显现(包括落落大方的风度、举止有度的礼仪、恬静自然的表情),在“文”方面的美即为媚态百出(比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精心打扮(即“绘事后素”之“绘事”)。而容貌之“质”应重于“文”,在此基础上，若能进一步“绘事后素，礼后之”,则可达到容貌“文质彬彬”的审美理想境界。
(七)乐天幽默的审美生活心态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经过宋国时，“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宋国的司马桓魋误以为孔子要来宋国定居，进而与自己争宠，故而带着一帮人马把孔子借以歇息的大树给砍了；这明摆着是变相驱赶孔子，但孔子并不生气，而是持着乐天的心态说道：“上天把德行赋予了我，桓魋又能奈我何?”这说明，孔子认为自己是天选之子，桓魋是无法伤害到他的。虽然此刻性命攸关，但孔子那种乐天的心态不但化解了即将发生的冲突，而且让桓魋心生羞愧，不再采取过激行动来危害孔子一行人的性命安全。由此可见，对待生活，孔子抱持着乐天自信的审美心态。而在另一些场合孔子也不乏幽默，他持有一种幽默风趣的审美生活心态。据《论语·阳货》记载，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孔子的学生子游在武城做官，有一次孔子带着一帮弟子去武城找子游玩，一进城便听到满城都飘荡着音乐之声，他便笑着对子游说：“杀鸡哪里用得着杀牛的刀呢?”(意思是说，治理这么一个小县城，用得着礼乐之治吗?)子游赶紧回话道：“我以前听先生您讲过，君子(此处指地位高的人)学习礼乐之道就会发自内心去关爱别人，小人(此处指地位低下的人)学习礼乐之道就容易听从君子的使唤(亦即按君子的吩咐去把事情做好来)。”孔子听后赶忙纠正道：“诸位弟子，言偃(即子游)刚才讲的话是对的，我前面说的‘割鸡焉用牛刀’只是和他开个玩笑而已。”综上所述，在实际生活中，孔子可谓是乐天自信、幽默风趣的，其生活观可谓是充满审美色彩的。
由此可见，在生活美学观上，孔子的话语不再那么严肃了，他倡导人们应陶醉于艺术生活，并开展“寓乐于观”的游乐生活，吃洁净精致的美食，穿戴得体舒适的服饰，欣赏富有象征意味的生活器具，品鉴文质彬彬的女性容貌，怀揣乐天幽默的审美生活心态。这些观点足以说明，比起其文艺美学观和政治美学观来，孔子的生活美学观呈现出一种更为快乐与活泼的风格特征。因此在风格上，相较于其文艺美学观，孔子的生活美学观已由严肃走向活泼。
四、余论
孔子的文艺美学观为何比其政治美学观、生活美学观更显严肃(彰显出阳刚之美) 这主要是因为他赋予文艺以特别的道德责任和教化使命，从而使得本该活泼优美的文艺被赋予了“培养道德、治理社会、认识自然”等附加责任，从而使其文艺美学观变得严肃起来；而在政治美学观上，孔子既倡导较为严肃的礼乐之治，又发现统治者对待臣民不能太严肃刻板，而应充满德行与仁爱，并对属下和百姓多一些人情温暖，因而其政治美学观便显现出多样的风格，一方面是严肃的礼乐之教的宣扬，另一方面是仁爱关怀的温情倡导(彰显出刚中带柔之美);而在生活美学观上，孔子的观念放得更开，比如在游乐、饮食、服饰、生活器具、容貌审美等方面，他的见解是那么活泼可亲，那种板着面孔的严肃说教被稀释了，掺入其中的是其富有情趣和品位的活泼风格(彰显出刚柔并济之美)。总之，通过对孔子的文艺美学观与其政治美学观、生活美学观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三者之间的风格异同，从而更好地还原孔子美学思想之全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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