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问题

时间：2020-02-11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作者：孙迎联,李炳炎本文字数：13058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经典专业范文10篇之第十篇：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问题

　　摘要：立足于马克思确立《资本论》逻辑主线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在新时代发展的目标和特征,“需要价值”及其运动转化的范畴体系应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需要价值”贯穿于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和全方面,其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所要求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实现这一目的手段之间的联系。以需要价值为核心范畴,探讨其运动转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中间范畴,形成逻辑主线可以构成系统化、科学化的理论体系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逻辑主线; 需要价值;

　　在总结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科学化、系统化的学科体系,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使命。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命题以来,国内学术界针对这一学科的主要任务、研究对象、理论起点、体系结构、叙事话语等课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地探讨,涌现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但关于逻辑主线的研究仍然是一个弱点和难点,在逻辑主线确立方面,学界还存在着诸多争论,直接影响了理论体系的框架厘定、内容涵盖以至整个学科研究的内在联系性和系统性。所以,明确逻辑主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代表性观点

　　逻辑主线是贯穿科学研究全过程、全方面的基本线索,是一门学科科学性、体系性和完善性的根本标志。每一门学科都是在一定的逻辑主线下进行发散式研究,最终达到研究目的。当前,理论界在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方面仍然存在着观点分歧,关于该学科体系的逻辑主线,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1.人民中心主线论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以人民为中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发展阶段和历史时期始终不变的主旋律。[1]一切为了人民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宗旨,它决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理应成为逻辑主线。[2]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不同的内容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观点是以人民为目标;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人民为基础;新发展理念是以人民为价值旨归;发挥人民在改革开放中的主体作用是以人民为主体。[3]该学科只有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逻辑主线,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断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并针对改革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提出有效的政策措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理论支撑。经济社会的发展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国区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特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立为逻辑主线,该学科才能成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贡献中国智慧,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中国方案。[4]与此相关联,也有学者主张将物质利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5]

　　2.共享发展主线论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共享发展是破解现实发展难题的必然要求。有学者认为,应该围绕共享发展这一逻辑主线展开论述。[6]主要理由是:首先,共享发展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人民谋幸福的根本立场。正是基于这一立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共享发展不仅体现在理论主张上,而且还体现在实践层面的具体政策部署和措施安排上。其次,共享发展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理论。共享发展强调根据人民群众在新时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高层次、高水平、多样化的需求,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各种市场主体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补齐发展短板,使社会供给的结构和质量与人民需求结构和质量相适应。再次,共享发展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动力观。共享发展要求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共同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共同承担社会治理职责,尤其是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促进发展更需要凝聚民心、集中民智、激发民力。最后,共享发展注重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考察经济事实,贯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向国情、世情,整体、逐步推进的方法论思维,所以应该将共享发展作为逻辑主线。[7]

　　3.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主线论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贯主张。特别是我国在没有经过生产力的充分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就进入社会主义,这样我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生产力发展远远达不到社会主义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只有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得到更好地巩固和发展。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应该建立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旨归的政治经济学,确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逻辑主线,使其成为整个理论体系形成和展开的中心。这一逻辑主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分别展现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三个层次。学科研究和体系建构要取得重大突破必须把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研究,使之成为关于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性经济理论。[8]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线论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实践证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构成了该学科的主要支柱。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就成为学科体系构建的逻辑主线。[9]有学者认为,既然我国选择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就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在微观、中观和宏观经济运行三个层次,既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又充分立足我国国情实际。[10]

　　二、确立逻辑主线的一般性原则:来自马克思的启示

　　从现有的研究看,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应该研究中国问题,讲中国故事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但对如何研究中国问题、讲中国故事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这就表现为关于逻辑主线问题的分歧与争议。对于逻辑主线方面的不一致观点,应该引起关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立场、发展理念、根本任务、经济体制、根本目标等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该学科的逻辑主线。虽然这些方面都能够鲜明地体现“中国特色”,反映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最显着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进行研究的重要内容,把它们作为逻辑主线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们只是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质的规定性,不能从经济运行过程上呈现这些规定性如何实现和实现的程度,难以体现经济运行中的错综复杂的联系和矛盾。把这些方面确立为逻辑主线不能很好地揭示现实的经济现象产生和存在的内在必然性,难以使理论建构按照一环扣一环的逻辑顺序逐步演绎出更加具体的具有丰富内在联系的认知体系,这就容易导致人们出于主观的愿望和需要对现有的方针、政策、措施进行认识和注解,形成理论的堆砌,说明不了问题。此外,物质利益这一范畴虽然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国家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三者之间利益关系,但它忽视了物质利益和经济活动效果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此为主线难以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整体进行考察和具体评价。因此,上述方面对学科研究来说固然重要,但它们并不必然成为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认识上的差异,要求我们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列宁指出:“如果不先解决一般问题,就去着手解决个别的问题,那么,随时随地都必然会‘碰上'这些一般的问题。”[11]逻辑主线确立的合理性,取决于准确认识确立逻辑主线的一般性原则。对于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来说,这种一般性原则是什么?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新发展,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如何把握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一般性原则,应该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充分获得有价值的启示和线索。

　　1.确立逻辑主线所依据的经济事实应该具有典型意义

　　思想进程与历史进程具有一致性,理论的产生以对成熟而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为基础。马克思的《资本论》把英国作为分析样本。他认为,英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形态,故而他对资本主义分析主要都是以英国为例证。[12]8马克思之所以把英国作为其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因为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其他国家还没有充分展开。这些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12]9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及其矛盾在这些国家还没有暴露出来。而那个时候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矛盾激化,最先爆发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英国为例证的资本主义研究能够展示欠发达国家未来发展的镜像。显然,《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普遍意义,并不只是针对英国而言,也是其他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趋势。

　　马克思对《资本论》分析样本的选择启示我们,理论体系的建构必须立足于实际,而这个实际又必须具有典型性即普遍性。逻辑主线作为把学科各个概念、范畴、理论串接为有机联系整体的范畴,是整个学科理论内容和逻辑体系的支撑,涉及到整个理论体系,因而就不能脱离具有典型意义的实际。脱离实际的逻辑主线是主观的臆断,而以个别事实或一时的情况为根据所确立的逻辑主线则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是面向不断变化的历史性材料的一门历史科学,[13]但它毕竟不是经济政策注释学,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理论体系,不能只是满足于针对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提供化解方案,而是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都普遍适用的系统化理论。这就要求该学科逻辑主线的确立必须是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在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典型性事实基础上,找寻可以覆盖经济发展各个时期,贯穿经济发展各个环节和过程,并对各种重要理论问题都能起到制约作用的核心范畴并以此为基础确立逻辑主线。诚然,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并不长,社会模式和制度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发育,还不能为理论考察提供一个非常成熟定型的样本依据。但是,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立足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是可以概括出它的一般性、现实性特征的。这种一般的、现实的特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典型特征,就是我们进行逻辑主线研究所应依循的典型实际。

　　2.逻辑主线确立的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运行

　　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把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归结为“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这种方法貌似是正确的,但实则是错误的。因为未经分析的实在、具体和现实前提只是包含着各种复杂影响因素的“混沌的表象”,不能以此为起点,揭示出逻辑体系运行的规律。以17世纪的经济学研究为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忽视研究各种经济关系之间的必然联系,在没有对这些关系进行研究的情况下,就主观地把“人口”“民族”“国家”等“生动的整体”作为已知的前提,然后从这些已知的前提出发,最后找到诸如“分工”“货币”“价值”等“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马克思认为这些都是毫无必然联系的抽象范畴。[14]103犹如作为社会生产主体和基础的人口,是具体的事物,如果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搞不清,而如果对雇佣劳动、资本等导致阶级划分的因素毫无所知的话,那么阶级也就是一句空话。同样,不研究价值、货币、价格、雇佣劳动这些范畴,资本也就无从谈起。[15]24如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始终只能直观地认识各种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而不能把握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16]第二条道路,在马克思看来就是:“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入口,但是这回入口已不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15]24马克思认为这条道路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它是思维对具体的再现,把鲜活、生动、自我发展的客体“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17]不论是作为逻辑起点的“抽象范畴”,还是作为逻辑结果的“精神具体”都绝非是凭空产生的、凌驾于客观实在之上的概念物,而是对客观实在和表象进行思维加工的结果。[14]103

　　马克思所说的第二条道路,实际上可以理解为被人们所熟知的“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路径。他从抽象出发,经过综合,使感性具体在思维中再现,从而实现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革命,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科学地建构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同时也为各门学科提供了一个正确确立逻辑主线,从而形成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因此,我们今天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也应该借鉴这种方法。按照这一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逻辑主线的确立必须经过两个步骤:其一,运用逻辑思维和理论分析方式,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大量的、复杂的、具体的事物来揭示出本质规定,抽象出经济范畴。其二,分析所抽象出的各种经济范畴之间的联系,找出其中占据支配地位的、规定和影响着其他关系存在和发展的经济范畴,以其作为核心范畴,进而对核心范畴进行深化和延展形成范畴体系,构成逻辑主线。马克思曾就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确立问题告诫人们:“决不能不通过任何中介环节,而把一般的抽象形式同它的任何一个特殊形式混淆起来。”[18]据此,在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时,应该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必须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按部就班地展开;二是对逻辑主线上的每一个中间范畴都必须充分展开,决不能仓促地进行范畴的转换。[19]

　　3.以反映经济关系本质的核心范畴辩证运动而形成的范畴系统为逻辑主线

　　任何科学的理论体系,都是由核心范畴的辩证运动而形成的范畴体系所架构,而任何理论体系的架构又必须以围绕核心范畴展开的系列范畴来连接。正如黑格尔所说:“作为一个体系,需要有一个原理被提出并贯穿在特殊的东西里面。”[20]这个“原理”由围绕核心范畴循序渐进展开的系列范畴即逻辑主线表现出来。因此,确立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必须首先定位它的核心范畴。核心范畴又称为中心范畴,在理论体系中具有认识的“总枢纽”作用,是对所研究对象的一般规律、本质特征和普遍联系的高度抽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地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确立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指明《资本论》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21]在《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表述中,马克思在“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前面加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为了强调所研究的生产关系不是主观臆断的东西,而是适应于生产力在一定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着重提出交换关系,是为了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点突显出来,反映商品生产和交换在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为了在错综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找到说明其生产关系本质的核心范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经济细胞入手,经过价值、货币、资本等一系列中间环节分析演绎,找到了剩余价值范畴。他指出:从劳动者身上榨取剩余价值这种独特的经济形式决定着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直接来自于生产,又决定性地反作用于生产,是资本主义国家形式最隐蔽的基础。[22]可见,剩余价值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由此成为《资本论》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资本论》以剩余价值为核心范畴,运用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形成了逐级转化的主线范畴系统: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年剩余价值→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地租等。显然,在这个系统中,商业利润、利息、地租等反映了剩余价值运动的经济效果,只有剩余价值才是反映出资本主义产业利润生产方式下的劳动是强制劳动,因而才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正是因为剩余价值这一核心范畴的矛盾运动和转化而形成的范畴系统,《资本论》才有了一条内在联系的逻辑主线,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合乎规律地再现出来。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剩余价值为核心范畴,以此确立《资本论》逻辑主线的例证,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示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同样应该是其核心范畴的辩证运动而形成的范畴体系。其中,定位核心范畴是确立逻辑主线的关键。只有既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特征和生产目的的特殊性,又代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同时还体现社会主义经济的全方位特性的范畴,才有可能成为核心范畴。以这样的核心范畴为基础,经由一系列中间环节和范畴而形成的逻辑主线应该满足以下要求:第一,普遍性,即不是对某一经济现象、经济环节、经济领域的解释说明,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本质概括、其他经济理论或是逻辑主线的直接体现或是其具体构成;第二,根源性,即以此为基础和框架可以对大部分经济问题展开研究,反映了理论体系的现实过程、特征及其趋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应用的指导依据;第三,凝聚性,即各种经济范畴、经济理论在逻辑主线的作用下组成相互关联、协调配合、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而表现为具有内在联系的经济规律体系。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需要价值及其运动转化的范畴体系

　　基于上述分析,要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必须从该学科的主要任务和特定的研究对象入手,运用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在全面考察分析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上,凝练出具有典型性和本质属性的核心范畴,并以核心范畴为统辖,推演出反映核心范畴运动过程的系列范畴,并根据它们与核心范畴的关联,确定其位次,形成科学的范畴系统,从而反映经济运动的具体过程和规律。依据马克思确立《资本论》逻辑主线的启示,可以以“需要价值”1为核心范畴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

　　所谓需要价值是社会主义劳动者所创造的社会产品价值中扣除补偿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价值C)以后的余额(价值V+M)。这一范畴的提出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事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23]坚持发展为了人民,走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不再是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强制性的雇佣劳动,而是社会主义自主性的联合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界限已被打破,两者融合在一起,都是为了满足全体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而进行的“需要劳动”,这样,生产商品耗费的活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就是一个整体。需要价值由一般必要价值V和一般剩余价值M两部分构成,在社会主义自主联合劳动的条件下,它们是作为独立范畴的一个整体,根据这一新价值的社会性质可以将它命名为“需要价值”。[2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之所以是需要价值及其运动的范畴体系,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1.需要价值范畴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目的的客观要求

　　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目的性,经济发展的目的反映了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现在经济发展目的上就是满足人民群众个人与共同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现阶段,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目的就落实在以共享发展理念为指导,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劳动成果(使用价值)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需要。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需要的消费品都必须采用商品形式,使用价值又必须以价值为载体。因此,经济发展的目的必然体现在需要价值所代表的新增社会财富上,即经济发展的目的在现实的经济实践中实现程度,必须借助需要价值反映出来。需要价值范畴具有多方面的内涵:从满足需要的内容看,既包括物质文化等方面的“硬需要”,又包括环境、安全、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软需要”;从满足需要的程度看,要最大限度的满足需要,而不是一般性的满足;从满足需要的趋势看,要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从满足需要的手段看,是要通过科技创新和科学管理水平的提高,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以最小的成本付出获得最大限度的需要价值。需要价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目的,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追逐个人或某些社会集团的利益,而在于追求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它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表明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是一种合作共赢的关系,满足人们对消费品需要绝大部分是通过按劳分配获得,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活动过程不再是无酬的剩余价值的积累过程,而是需要价值的形成和积累过程。有了需要价值范畴,并在追溯需要价值范畴运动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形成一系列范畴,就有了说明经济发展目的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如何实现以及实现程度的可靠根据。需要价值把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目的和社会经济现实活动紧密结合起来。现实的经济活动如果有利于创造需要价值,能够创造出更多的需要价值,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目的就得到较好地实现;反之,如果不利于创造需要价值、创造出的需要价值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目的就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

　　2.需要价值范畴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和全方面

　　马克思认为,经济范畴是生产关系抽象的理论表现。[25]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目的最深刻、最集中体现的需要价值范畴,必然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属性。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因一致性的根本利益而连成一个整体,这就需要从整个社会利益角度对现实的经济活动进行自觉地观察和评价,以便于社会能够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控,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需要价值范畴形成的客观经济条件,需要价值范畴以此为前提,必然全方位地贯穿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始终,构成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核心。从生产过程看,只有生产才能形成需要价值,需要价值作为抽象劳动的物化凝结,意味着丰富而有效的使用价值体系。生产一开始就要以需要价值为准绳,如果生产不能符合需要价值的要求,不能在产品数量、质量、品种等方面符合人民群众的需要,不仅不会产生任何实际社会效益,反而导致浪费甚至损害社会利益。所以,一切生产活动都必须严格遵循需要价值要求,合理安排各方面的比例关系,有效地配置和利用各种要素资源,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以满足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这就是需要价值范畴对生产提出的客观要求。受长期的扩大需求政策的影响,我国生产领域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这实质上是生产结构不符合需求而导致的无效供给。对此,现阶段生产领域应该以需要价值为导向,以供给侧结构改善作为着力点,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提升供给质效。从流通过程看,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中,需要价值的最初实现还需要凭借价值形态,而且需要价值结构的复杂化也使得交换活动越来越频繁,交换数量越来越大,这就要求流通活动,要遵循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建立合理的商品流通组织体系,通过增加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和缩短流通时间来加速商品流转,提高需要价值的实现效率,同时重视发挥市场信息的反馈功能,促进两大部类的最优平衡增长和社会再生产的顺利发展。当前我国流通领域存在着一些突出性问题,例如,传统的多级批发、多级零售的流通模式加大了需要价值实现的成本;流通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联系疏离,流通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引导功能尚未充分发挥;市场信息发布机制残缺,导致价格形成和预警机制失灵,使市场价格炒作现象频发。可见,保证需要价值在流通领域的实现,当务之急是完善市场体系,加强流通创新,发挥行业龙头对中间渠道环节的整合作用,优化流通秩序并推广电子商务和物联网技术,及时分析和了解商品的流通信息,实现上下游企业的实时信息共享。从分配过程看,需要价值体现了国家、生产单位、个人三者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新型分配关系。社会主义自主性联合劳动表现为社会、生产单位、个人三个层次,这三者在分配利益上既有一致性又有矛盾性。需要价值范畴意味着把社会主义商品价值中的“V+M”部分当作一个整体全部纳入经济活动的目的中,这就是以净产值或净收入取代利润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目的,不仅体现了劳动者必要产品的分配权利,也体现着劳动者对剩余产品的分享权。从而避免了“利润最大化”导向所造成的“利润侵蚀工资”“税收侵蚀工资”的不合理分配问题,真正实现国家收入、生产单位收入、个人收入的同步增长。需要价值范畴统领下的分配格局有助于化解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将这三者的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从根本上形成共同富裕的财富机制。从消费过程看,需要价值最终实现必须通过消费活动,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的发展趋势究其根源都取决于需要价值的数量、质量和结构。此外,文化、科技、教育、艺术、卫生等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经济活动也必须体现需要价值,都存在着一个满足人民和社会需要的问题。总之,需要价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纽带,是经济活动的核心,因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综合性范畴。

　　3.需要价值主线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和对象的需要

　　《资本论》是通过追溯剩余价值这个核心经济范畴的辩证运动揭示出社会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作出资本主义必然被新社会所取代的客观结论。参照《资本论》的这一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应该阐明社会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间既相适应又存在矛盾的关系,找出社会主义由它的初级阶段向成熟阶段过渡的客观规律。该学科的研究任务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完善提供理论依据。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注重考察社会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和社会主义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过程和形式如何为促进社会财富增长,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服务。

　　图1 需要价值运动转化过程

　　需要价值就是把公有制生产关系与现实生产活动相融合的范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总过程,本质上就是需要价值的扩大再生产过程。需要价值是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轴心,也应该是核心范畴统帅和贯穿其他各层次。从需要价值范畴往上追溯,可以找到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特点的逻辑起点:社会主义商品。正如剩余价值在商品交换中最终实现,因而商品被马克思确立为《资本论》的逻辑起点一样,社会主义需要价值也必须在商品交换中实现,所以社会主义商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沿着需要价值范畴往下推演,可以根据社会再生产的顺序追溯需要价值运动转化过程。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在需要价值的运动转化过程中,还有一条作为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以下简称“社本”)的运动线索。但是资本只是表现为生产资料的形式,它不能说明生产本身的社会主义性质,能说明生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只能是需要价值运动的范畴体系。因为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之所以成为社本,不在于它是生产的手段,而主要在于它是用于生产需要价值的手段,体现了社会主义自主联合劳动的关系。通过对社会主义商品的性质进行分析,籍以阐明需要价值范畴是一个新创造价值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生产目的结合而成的经济范畴。然后,在理论体系的本质层次,用需要价值的生产来说明社本的实质,进而揭示出生产和经济运行内在的社会主义性质。随后通过分析需要价值生产和再生产的各个环节,进一步说明社本的属性,从而使理论由过渡层次达到现象层次。需要价值实现后就表现为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经过分配和再分配,分解为国家收入、企业收入、个人收入。通过这些收入所代表的商品的消费实现了社本的积累、社会和企业的管理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这样,需要价值作为核心范畴就贯穿于社本运动的始终,从而也贯穿于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始终。

　　需要价值范畴既体现了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属性,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公有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又反映了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实现这一目的手段之间的联系,即在谋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朝着更加平衡充分、更加公平高效、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基础上,生产出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好的需要产品(需要价值),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条相互联系的线索中,作为逻辑主线的是需要价值的范畴体系。这个体系中的各个范畴就是由需要价值的生产这一直接生产目的向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个最终目的转化的各个中间环节。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就成为在各个环节上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动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也是证明社会主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体系。当前的一些观点之所以未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视为范畴体系,是因为未能把直接的生产目的和经济发展最终目的区分开。只要明确了直接生产的目的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也就不难沿着社会再生产的过程找出生产直接目的向经济发展最终目的运动、转化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程中所表现的中间范畴。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应该是需要价值的运动转化的范畴体系,即由生产直接目的(生产出尽可能多、尽可能好的需要价值产品)向最终目的(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运动和转化的范畴体系。这个范畴体系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现实的经济活动紧密联系起来,能够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任务和研究对象。

　　四、结论与研究展望

　　从根本上看,任何科学理论体系都是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关于特定研究对象的系统性的结论,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只有在丰富、生动的实践中,大量积累对特定研究对象的感性认识,才能针对它在思维中对一系列概念、观点、理论进行有意义关联的推理,从而确立逻辑主线,使理论叙事合乎逻辑地展开。这就表示,逻辑主线的清晰呈现和理论体系的成熟有赖于相关实践的深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基本发育成型,这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确立和体系结构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相比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时间还相对较短,来自实践的感性经验还十分有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还处于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之中,对于很多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研究无疑难度很大,所确立的逻辑主线可能也是有失准确的。笔者受《资本论》的启发,把需要价值及其运动转化的范畴体系确立为逻辑主线,只是一种初步的尝试,至于借助这一主线能否形成科学理论体系以准确、清晰地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全貌,仍然存在很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希望通过本文的写作能够抛砖引玉,推动后续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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