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明确了治理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路径。治理作为面向社会问题与公共事务的一个行动过程，参与者包括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公民在内的多个主体，通过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进行协调及持续互动。这一过程中，需要领导者通过跨界协作，依托资源整合，追寻共同目标，彰显公共价值，在不同部门多元主体间组成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以应对纷繁复杂、利益多元、诉求多样的跨区域、跨领域、跨组织、跨部门公共事务。由此，作为驾驭治理新局面的“跨界领导”模式应运而生。
一、跨界领导的内涵解析
（一）跨界领导的含义
跨界领导，是指领导者跨越不同领域的界别限制，通过沟通协商、获取认同、建立共识、协作共赢等方式，把公共部门、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广大公民的力量整合到跨界治理的网络中，形成一种更强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并根据需要治理的公共议题的属性、不同主体的特性、相关资源的分配、权力责任的界定等因素，建构整体协作的跨界治理机制，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以期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实现公共价值。这一领导模式是领导者统揽全局、平衡协调、灵活融通及变革创新能力的充分体现，突破了传统科层式领导手握单一权威、无法适应当今治理新局面的窠臼，以联合行动取代竞争和契约，以信任与合作共赢形成互动的协议同盟，用自我领导、超级领导等特质带动组织成员，建构起多元利益主体的协作纽带及横跨不同界别的桥梁通途，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以转变、沟通、认同、整合的组织文化为基础的新理性，提升了公共决策制定和执行质量，增强了组织灵活性和回应性，扩大了资源配置半径，提高了社会满意度。
（二）跨界领导的界域
界域是跨界领导的核心指向及目标场域，领导者若要突破不同领域的限制，消除各界的隔阂，在错综复杂的界域中游刃有余，率领团队实现治理目标，创造公共价值，就必须对各界域有清楚的认识，厘清应跨越何种界域。概念上，界域表现为多个方面，如不同民族国家的界限、不同地理区域的界限、不同历史文化的界限、不同行业领域的界限，上下级之间的界限、组织之间的界限、部门之间的界限等，跨界是全方位的。当前，国家治理范畴中的跨界领导，紧密围绕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互动，横跨四类界域：一是地理行政区域边界。
一些公共议题、公共事务的管辖治理权分属不同区域的政府，领导者需要联合不同行政区域地区政府乃至不同国家政府展开合作治理。地理界限（壁垒）的打破有利于资源流动，有助于提高规模效应，创造新市场和新价值。二是不同行业领域（部门）的利益相关者边界。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公民等大量利益相关团体在围绕共同议题寻求自身利益时，形成了合作伙伴或竞争对手边界。面对公共事务治理，跨界领导者需要消除分歧、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形成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跨部门治理，降低交易费用。三是组织纵向权力线的垂直边界。依托官僚制（科层制）构筑的组织按等级和权限来划分组织成员，跨界领导呼吁打破传统金字塔式的垂直层级，使得纵向权力线趋于扁平，实现与上级的深度沟通及对下属的有效掌控，消解权力隔阂。四是组织横向职能线的水平边界。水平边界是承载组织职能的各单位之间的界限，例如公共部门的各个“块”。新公共管理改革带来了公共部门的碎片化，使得部门分割、各自为政，跨界领导就是整合组织内的部门或不同组织部门之间的合作治理。
（三）跨界领导的特征
跨界领导是伴随着网络化治理、整体性治理、协作式治理而形成的新型领导模式，正如同治理绝非传统意义上的控制和统治，从治理主体、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工具到治理路径、治理结构、治理方式、治理绩效都发生了深刻的变迁，跨界领导亦超越传统的单一权威领导局限，呈现出一套整体性领导范式特征。其一，跨界领导是一种战略式领导，领导者统筹全局，寻找契机谋求跨界合作，在系统分析领导自身、利益相关者和战略情境的基础上构建共同愿景和长远目标，以身作则追寻公共价值。其二，跨界领导是一种权变式领导，其领导方式灵活多样，既有依托正式规章制度的刚性、显性领导，又有使用非正式规则、依靠领导魅力的柔性领导、隐性领导，从集权到分权再到赋权，从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强调自我领导。其三，跨界领导是一种互动式领导，是一种建立在市场原则、共同利益原则和区域认同之上的合作，由以往行政单一权威转变为网络共治权威，从单一向度的自上而下管理转变为上下互动、协商协作的伙伴关系。其四，跨界领导是一种均衡式领导，领导者兼顾合作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目标，化解协作中的分歧和摩擦，着力建立起彼此认同和信任的关系，根据战略目标来整合配置资源，以便赢得组合优势，均衡运用市场机制、合作机制、志愿机制，选择最为有效的方式解决公共问题（中国科学院领导力课题组：《战略领导力模式研究》，《领导科学》2009年2月上）。
二、跨界领导能力锻造
跨界领导是现代组织领导者实现组织变革与创新的关键能力。美国创新领导力中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当前十大社会趋势对组织影响占比排前三名的是：
创新驱动（占92%）；加入伙伴、联盟，形成合作（占79%）；提升员工多元化背景（占77%）。这三方面都要求提升跨界领导能力。在参与调查的企业中，86%的高管认为跨界领导非常重要，但认为自己很有把握和能力处理跨界议题的只有7%。可见在实际领导活动中，具备跨界能力的领导少之又少。那么，如何锻造跨界领导力呢？尼克·洛夫格罗夫和马修·托马斯在《锻造跨界领导力》一文中，分析了跨界领导的六种能力：平衡互相矛盾的职业选择，跨界转换，情景智商，拓展知识脉络，打造跨界人际网络，储备最实用的知识。在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锻造跨界领导力。
一是审时度势、战略思考统筹的能力。跨界领导力的重要特征在于其战略性、全局性和长远性。跨界领导者需审时度势，选准有利时机，达成广泛共识，蓄势而发；统观全局，充分把握构成全局的各个系统结构，统筹各局部系统间相互关系，兼顾整体与部分间关系；放眼未来，树立长远目标，着眼长期利益，追求公共价值。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行的顶层设计和行动亟须跨界领导者付诸执行，以战略眼光对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内容进行整体谋划、统筹考虑、科学决策，用系统思维的方法来分析、论证和解决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注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各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二是转换角色、适应复杂环境的能力。政府管理者着眼公共利益，通过政策制定和执行对全社会资源做权威性分配，调节利益冲突；企业管理者善于抓住市场机会，汲取和利用稀缺资源以实现利益最大化；非营利组织管理者受强烈使命感驱动，谋求社会福利提高。领导艺术在于权变，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亟待解决的众多公共议题，领导者需要从不同视角思考，在不同身份角色中转换，明确自身核心价值，从自我激励、自我领导出发，挖掘自身潜力，不断超越自己，突破固有思维模式的禁锢，增强随机应变能力，准确判断所遇问题特征，确立行动目标方向，运用不同的方法和技能，充分利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带来的工具性福利，创新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力求对领导新角色驾驭自如、对治理新议题游刃有余，经由多岗位历练，塑造跨界领导力。
三是整合资源、协调各方合作的能力。跨界领导的关键在于整合，跨界领导者通过阐释公共价值描绘理想愿景，建立认同感和形成共识，通过协商对话谈判等集体选择来达成共同目标，将不同界域组织（部门）纳入公共事务治理范畴，构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开展真诚、平等、互惠合作。这一过程需要领导者锐意革新，大刀阔斧地打破原有组织结构僵化、碎片化的局面，突破传统“条条”“块块”分割的权力壁垒，建立起整体治理、网络治理体系，扩大资源配置半径，便于协同行动。领导者不仅要使用刚性的、正式的机制安排进行管理调控，完善信任机制以减少合作摩擦、健全分权机制以进行合理授权、塑造沟通机制以形成有效协作、建立激励机制以调动积极性、落实责任机制以督促职责履行，而且要善于运用隐性化和柔性化领导艺术，借助组织文化、情境设计、制度规范、服务提供、领导魅力实施隐性领导，发挥自身影响力、沟通力、洞察力、应变力、创造力等“软权力”的作用。
四是构筑人脉网络、利用社会资本的能力。人脉网络资源对于跨界领导者格外重要，它是展开跨界行动的前提和基础，跨界领导者依赖他们的人际关系网来建立团队领导力，集合不同领域的人来解决棘手的跨界难题。人脉网络越广，涵盖资源越丰富，跨界范围越大。
人脉积累在于领导者如何传递自身价值，促成交往机会，深入了解彼此，达成理念共识。人脉积累对于领导者的人格魅力有着较高要求，其必须是一个虚心谦和、平易近人、诚实守信、以身作则、敢于担当、充满激情，具有极强亲和力、凝聚力和感召力的人。人脉网络的跨界行动亦可带来丰厚的社会效益，可以依托信任、权威、规范和依赖减少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而实现合作，共筑社会互惠网络，不断提高社会整合度，增加社会资本存量。
五是驾驭不同领域综合知识的能力。跨界领导者须具备极强的学习吸收能力，通识文理，了解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等各领域的基本知识脉络，并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突破单一范畴的知识障碍及固有思维的路径依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分析力、判断力，参透学科领域之间潜在的联系和规律，进行知识体系的融会贯通和杂糅重构，充分运用各个学科工具，站在新的高度上治理公共事务。跨界领导者在职业生涯中，通过接受正规教育、业余培训或参与社会调研，不断丰富知识储备，并以身作则构建学习型组织，引导团队学习，倡导知识管理，着重系统思考，改变心智模式，实现自我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