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惊涛巨浪之中,毛泽东这位从中国大地上崛起的巨人,凭借其高超的领导艺术、卓越的领导魅力凝聚了数以万计的将士和百姓,取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次又一次成功。毛泽东的领导艺术,蕴含了他深邃的思想、坚实的理论功底、高尚的品格、超凡的智慧、丰富的学识,它不是孤立的、抽象的,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实践问题的领导艺术,至今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在我国改革进入深水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汲取毛泽东领导艺术的精华,感悟其领导艺术的真谛,学习其领导艺术的实践,对领导者创造性地处理复杂矛盾、提高领导艺术和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宏观运筹的领导艺术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复杂历程中,毛泽东善于从整体出发,把握影响全局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使其能够运筹帷幄,成功面对挑战和困难。毛泽东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由此,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统一,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领导活动中,找到起主要地位、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把握事态发展的中心环节。比如,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疯狂挥戈南侵,企图吞并全中国的严峻时刻,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毛泽东号召全国各阶级各阶层爱国人士,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且做出必要的让步,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这对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日常的领导活动中,毛泽东同样认为,领导工作千头万绪,但归结起来只有“两件大事”,他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出主意”即今天所说的领导者的决策职能,“用干部”说的则是领导者的“用人”职能。毛泽东抓住了领导活动的基本矛盾,指明了领导活动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领导干部往往忽视了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事无巨细,事必躬亲,这不仅使得组织会因领导者个人的局限性发展受限,也会抑制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难以成长。因此,作为新世纪的领导者,应该学习毛泽东宏观运筹的领导艺术,抓主要矛盾,抓事情的关键,从政治上把握方向,从思想上引路示范,从工作上教会方法,并善于用好人才,使上下级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统御全局的领导艺术
领导是一种统御全局的活动,要有战略思维和大局意识,争取全局的主动。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思考问题和决定问题始终从全局出发,依据对时代、形势、环境、文化的认识和周密分析,得出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预见力的战略、方针和政策,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
毛泽东指出:“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的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
在革命战争年代,面对极其错综复杂的环境,毛泽东高瞻远瞩,从大局出发,终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被粉碎后,向陕甘宁和山东发起了重点进攻。延安便是西北战场上争夺的一个重点。进攻延安时,胡宗南23万国民党部队,并配有坦克、飞机,而我军不足3万人,且装备差,弹药奇缺。面对实力悬殊的战争态势,毛泽东经过对全局的综合分析,做出了决断,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只有我军暂时撤离延安,诱敌深入,让敌人占一点地方背上一个包袱,我们才能轻装上阵,在主动中寻机歼敌。毛泽东认为,寸土必争是对的,但要看怎么争。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地存失人,人地皆失。从全国战局的进展和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来看,暂时放弃延安有利于解放战争的整个大局。他主张,暂时放弃延安,这意味着将来我们要解放西安,解放南京,解放中国!果如其言,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和大局意识,最终得到了历史的印证。
但是,在现实的领导工作中,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大局意识淡薄,在工作中往往是从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出发。有的领导干部不顾党、国家和人民整体利益,把地方经济和部门的发展甚至是个人的政绩当成大局;有的领导干部目光短浅,信息闭塞,不顾及地方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把短期利益当成大局;有的领导干部急功近利,不顾资源和环境,把增加GDP当成工作中唯一重要的事情。这种短视效应、本位主义带来的必然是经济的短期繁荣和百姓利益的长远受损,背离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损伤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对领导者来说,应该学习毛泽东统御全局的领导艺术,从大局和整体出发,把国家、集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科学制定决策,统筹分析全局,进而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
3、凝聚人心的领导艺术
毛泽东将领导活动科学的归结为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的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使他找到了实现领导的力量源泉———人民群众。同时,毛泽东也认识到,“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主动赢得百姓,赢得干部,不仅是毛泽东领导活动的核心内容,也是毛泽东领导艺术表现最为淋漓尽致的地方。
毛泽东十分重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他形象的比喻: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他深知群众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群众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他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实践中,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坚持不懈的关注,并且心系群众,对人民群众有着非常真挚的情感认同。他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无微不至的关心群众的吃穿住行,从情感上更加凝聚了群众的力量。
1933年4月,毛泽东了解到瑞金沙洲坝人民吃水难,亲自组织部队和群众打了一口井,使沙洲坝人民念念不忘,并在上面刻着两行醒目的大字,“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的拥护我们。”
毛泽东以其卓越的领导魅力、远见卓识吸引了一批追随其的领导干部。他不仅在干部的识别、考察和选拔上做到全面细致,更难得的是,毛泽东怀着一颗对干部的仁爱之心。他认为,只有爱护干部,关心干部,从情感上拉近距离,才能更好地凝聚人心。他甚至给出了详细具体的指导办法,他指出:“爱护的办法是:第一,指导他们。第二,提高他们。第三,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第五,照顾他们的困难。
这些就是爱护干部的方法。”
他的关爱之心,浸润在他对干部点点滴滴的关心之中。在长征中,周恩来身患重病,毛泽东命令彭德怀想办法将周恩来抬出草地。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恩来在重庆作统战工作,毛泽东曾打电报,要他多休息。建国后,毛泽东又为重病的粟裕是在青岛还是在北京修养较合适而操心,并为带病工作的罗荣桓设计了“少开会、甚至不开会”的工作方式。毛泽东对领导干部的关爱之心,感染并凝聚着每一位干部,并化作他们投身于革命和建设的昂扬斗志。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显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更加多元,思想意识更加多维,领导工作也愈发复杂。这一系列变化和矛盾使得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上力不从心,无法动员和组织干部,甚至在一些地方,干群矛盾十分尖锐。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干部已经失去了与人民群众的最朴素的情感,一些领导者以救世主自居,高高在上,下属不认可,百姓不认同,导致工作无法开展。而从毛泽东赢得人心的领导艺术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人民群众情感上的真诚的认同,对干部诚恳的关怀,是毛泽东赢得人心的关键。他对人民的利益矢志不渝的关切,对干部的重视和关爱,使其获得了人们的自觉追随和认同。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凝聚人心,并不是迁就群众的落后,任由干部的发展,他是通过认同来引导群众,通过教育提高来关心干部。因此,对今天的领导干部来说,无论环境变化如何复杂,矛盾如何突出,都应该坚持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干部冷暖,真正提高爱护干部,从而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追随和认同。
4、刚柔相济的领导艺术
毛泽东的领导艺术还表现在,他在领导活动中处理重大问题因地制宜,因时而宜,刚柔适度,灵活多变。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自己,他说自己既有“虎气”,又有“猴气”。所谓“虎气”,是指领导者的勇气、胆略、气魄、意志和毅力。所谓“猴气”,是指领导者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就毛泽东性格而言,他既是一个叱咤风云的革命领袖,又像农民一样朴素仁厚;他非常严肃认真,又十分幽默风趣;他既猛烈,又温和柔弱;他既具有只争朝夕、当机立断的果断、坚毅,又具有成就大事业的耐性;正是这种“虎气”和“猴气”的结合,形成了其刚柔相济的领导艺术。
刚体现在毛泽东身上,主要表现在他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自尊自信、敢想敢做和不屈不挠。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从未有过妥协和投降,他曾说过,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对待困难,他有一个著名的公式,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毛泽东提醒人民,对于国民党中的右翼及伪装成左翼的人,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并针对陈独秀放弃革命武装的错误观点,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抗日战争中,他批判了“亡国论”“妥协伦”,提出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要共产党交出全部武装,然后让共产党到他的政府里去当官。毛泽东针锋相对指出:“人民得到的权力决不能轻易地交出,一支枪,一粒子弹,都不能交。”当国民党陷入四分五裂、土崩瓦解之际,再次玩弄和平、妄图“划江而治”时,毛泽东指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正是由于毛泽东具有这种革命的坚定性,才使我党在历次紧要关头,站稳了脚跟,免受了一次又一次挫折。
柔体现在毛泽东身上,既有他在战略战术上的灵活性,也有他对人民、对朋友、对同志的温和、谦虚和诚恳。更重要的是,在他身上,刚柔相济的领导艺术彰显的淋漓尽致。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打出“和平”幌子,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尽管毛泽东洞察了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但毛泽东为了和平,毅然做出决定,到重庆进行谈判。这一举动博得了国内外进步舆论的称颂,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权,同时也充分表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领袖的胆量、魄力和大无畏的气概。在谈判期间,毛泽东坚持刚柔相济,在涉及到人们根本利益的问题,坚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原则,寸土必争,力争和平民主。
但是,在谈判陷入僵局之时,又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迫使蒋介石同意在《国会共谈纪要》上签字。经过重庆谈判,毛泽东赢得了广大党内外同志的尊重,也赢得了更广泛的支持力量。
领导活动并非一成不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领导艺术,需要随着情境的变换而不断地转换,适时调整。对领导者来说,学习毛泽东刚柔相济的领导艺术,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既能够保持战略决策的科学性,又能使决策在执行中与具体情境相结合,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在新世纪,被领导者素质和能力得到了普遍的提高,而且有很强的自主性和创新意识。领导者更应该学习毛泽东领导艺术中的谦和、诚恳、谦虚和耐性,增加自身柔性的影响力,用激励、沟通、协调、引导等柔性的方式去引领追随者,共同实现改革和发展的目标。
总之,毛泽东的领导艺术,是在中国特定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环境中,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在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和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领导活动的实践中所形成的一整套丰富高超的领导艺术。它的深刻性、丰富性、灵活性、创造性还需要各级领导者在实践工作中不断的借鉴、吸收,进而在实践中进行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