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作风，是军队在作战、训练、工作和生活上一贯表现的态度和行为，它关系着战争的胜负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在抗战时期，我军在内外环境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注重从思想、工作、战斗、纪律、管理、生活等方面全面加强作风建设，为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深入研究抗战时期我军作风建设的实践及经验，对于当前加强我军的作风建设，注入强军兴军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抗日战争时期我军作风建设的重大实践
在抗战时期，我军不仅“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名震四方，更以作风优良着称于世，成为区别于其他军队的一个鲜明标志。当时我军作风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从思想政治方面对军队作风提出的要求。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党中央在抗战初期就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教育方针的第一句话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主要是指我军广大官兵必须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不渝地听党的话、跟党走，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明确的认识和鲜明的态度，牢记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宗旨意识，具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英勇献身的精神。在抗战时期，我军正是通过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来着力培养官兵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其主要做法：一是反复强调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1938年1月，我军《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指出：“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1944年4月，《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不仅强调“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还系统总结了我军自古田会议特别是抗战以来政治工作的经验，成为我军政治工作成熟的标志。二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作为我军一切工作的根本指针。这一时期，毛泽东发表了《反对自由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刘少奇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发表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系列文章，都为抗战官兵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我军作风建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三是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抗战时期，我军经常开展各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从1942年开始，在党中央领导下，我军开展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普遍提高了军队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效克服了部分官兵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强化了官兵的政治信念。
（二）坚持求真务实的优秀品格坚持求真务实的优秀品格是从认识路线和工作态度方面对军队作风提出的要求。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对军队而言，“求真”就是通过主观努力，认识事物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取得战场行动的主动权；“务实”就是踏踏实实工作，掌握驾驭战争的真本事，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声令下，军队就能“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对军队而言，求真务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一时期，培养官兵求真务实作风的主要表现有：一是首次明确“实事求是”这一核心概念。“实事求是”的概念是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使用的。1941年，毛泽东又系统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正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集中体现。二是坚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求真务实在战争时期的战场上主要体现为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它善于按照变化着的具体条件从事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也善于作运动战。”[1]
在抗战前期，我军以游击战为主，而到了抗战反攻阶段，我军果断实施运动战。此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还包括毛泽东的持久战略，罗荣桓的翻边战术，罗炳辉的梅花战术，吕正操的蘑菇战、顶牛战和装小示弱的战术，刘伯承的敌后武工队，前线官兵创造的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等。三是提出务实的部队建设方针。在抗战严重困难阶段，由于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部队庞大，机关臃肿，逐步凸显出鱼大水小、兵多难养的矛盾，我军及时采取精兵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拥政爱民活动等。在军事训练上，强调从实战需要出发，区别对象、因人施教、务实管用。对于战士，主要是加强技术训练，重点学好射击、投弹和刺杀三项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学习夜战、近战和游击战等战术动作，提高战士短兵相接的本领，力争用较少的弹药杀伤较多的日、伪军。对于干部，主要是学习管理方法和指挥艺术，提高军政素质和组织指挥能力，解决善于带兵、减少伤亡等问题。
（三）培树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培树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是从战斗精神和意志品质方面对军队作风提出的要求。强调军人要有血性，核心是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主要包括：不怕困难，不折不挠的作风；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不怕牺牲，敢于拼命的作风。在这一时期，我军加强战斗作风建设的主要表现有：一是军队统帅重视战斗作风建设。朱德指出：“勇敢加技术，就战无不胜。”毛泽东指出：“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1]二是在抗战中，日寇和伪军在数量、装备上占绝对优势，而我军孤悬敌后，在缺少粮饷、弹药的情况下，作战12.5万多次，毙、伤、俘日军52.74万余人、伪军118万余人，过硬的战斗作风正是我军战胜强大敌人、克服恶劣环境、经受住凶险考验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在抗战时期，我军涌现出了大批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的战斗英雄和英雄群体。例如，平型关大捷打扫战场时，人们看见八路军115师连长曾贤生一手紧握刺刀，一手捂住小腹，虽已气绝身亡，却仍屹立不倒；赵一曼被俘后，遭敌人昼夜提审逾月，严刑拷打得连敌人都战栗了，她却始终不吐一个字；“狼牙山五壮士”为掩护八路军主力转移而英勇跳崖；“八女投江”成功掩护了抗联大部队突围。
（四）倡导团结友爱的内外关系倡导团结友爱的内外关系是从军队内外关系和维护内外团结方面对军队作风提出的要求。团结友爱，是我军性质、宗旨在作风建设上的具体体现，是我军区别于剥削阶级军队的鲜明特征，主要包括内部团结和外部团结。倡导团结友爱主要表现在：一是抗日军政大学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团结”被放在第一位。“官兵一致、尊干爱兵”也是这时期提出来的。二是1944年发布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强调：“革命军队的内部，必须是团结的方针，必须是合作互助的方针，不能是分门别户、各自为政的方针，不能是互相轻视、互相妨碍的方针。”毛泽东强调“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1]三是团结友军，主动配合、援助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作战。1937年，八路军团结配合阎锡山部队开展正面防御作战，一举歼灭日军第五师团的主力1 000余人，取得平型关大捷。此后，八路军还配合国民党军进行忻口正面防御战，129师转战正太铁路沿线、配合国民党军进行娘子关争夺战，115、129两师主力掩护娘子关方向国民党军撤退，保卫太原等。
（五）强化令行禁止的纪律观念令行禁止是从组织观念和执行命令方面对军队提出的要求。我军历来以纪律严明着称。令行禁止的纪律作风，确保了我军的军令、政令畅通，确保了部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确保了我军能打胜仗。“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八路军和新四军以纪律严明广受赞誉。在这一时期，我军加强作风纪律建设主要表现在：一是军队党纪条规逐步完善。在这一时期，八路军新颁布了《八路军抗日三大纪律》，新四军重新公布了《三大纪律十项注意》等。此外，我军还明文规定党内处分的类型、处分党员的手续、处分党员的批准权限等。二是建立健全军队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在抗战时期，我军在师以上单位进一步完善了党务委员会及其工作制度，主要负责监察党的道德和纪律的执行。三是从严执纪。严肃处理一些具有较大影响的典型案件，如刘振球案件和黄克功案件。
（六）保持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是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状态方面对军队作风提出的要求。抗战时期我军的物质条件极其艰苦，这决定了我军从创建那天起，就必须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如果不提倡艰苦奋斗，而是贪图享乐，我军不可能成为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
在抗战时期，我军艰苦奋斗的主要表现有：一是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及南泥湾精神，都是这一时期我军艰苦奋斗的典型体现。二是领导带头艰苦奋斗。当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延安，亲眼看见毛泽东住着简陋窑洞，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吃着小米饭和南瓜汤；看到周恩来睡土炕，彭德怀穿着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他深深被我党、我军领导人的清贫节俭所感动。斯诺断言，这种生活作风会产生无往不胜的伟大力量---“东方魔力”.三是艰苦的战斗生活。杨靖宇忍饥受冻孤身战斗至死，当敌人剖开他的胃，里面全是树皮、草根与棉絮，可见生活艰苦的程度。八路军山东军区守崮英雄连93人，每人每天只喝两茶缸水，仍然在炸弹、炮弹、瓦斯弹下坚守阵地半月。在抗战紧张时期，新四军指战员几乎天天行军、顿顿野餐、夜夜露宿。在日、伪军“扫荡”“清乡”期间，战斗频繁，生活艰苦，平均30多小时打一仗。在边沿区活动的部队，常常一夜三移驻地，两三个月不解子弹袋，根本不能解衣入睡。这些展现的都是战士们的艰苦奋斗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