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紧贴时代要求，明确了军人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并在实践中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军人价值观培养与塑造活动，激发广大官兵不断追求人生理想，自觉在战争实践中践行军人价值观，使其在烽火硝烟中不断得到了完善和升华，成为传承红军光荣传统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强大载体，为我军发展壮大和赢得抗战胜利奠定了深厚基础。
一、抗日战争中我军官兵价值观培育的历史回顾
抗日战争中，我军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制定了具体的军人价值规范，并通过灵活多样的价值观教育，为官兵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了明确目标，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
（一）毛泽东思想的完善和提升，为培育军人价值观奠定了理论根基。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走向系统化和成熟化。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阐述和论证，为我军军人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首先，提供了革命军人人生价值目标。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等文章中，对革命军人的人生理想进行了阐述，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人崇高理想。1937 年 10 月 19 日，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论鲁迅》的着名讲话，把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看作是当代中国新人格的完美典型，并号召军民学习这种精神。其次，提供了革命军人行为准则和规范。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撰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针对军人人生理想与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内容、具体途径作了全面阐述。朱德在其一系列着作中重点论证了革命英雄主义，揭示了军人遵纪善战的理想信念，进一步丰富了革命军人的人生价值观。这一切，都为引导广大官兵坚定革命理想提供了正确方向。
（二）紧贴时代背景开展教育活动，增强官兵对军人价值观的感性认同。1943 年开展了作为整风运动成果之一的拥政爱民运动，涌现出许多爱民模范集体和个人，在有力促进党政军民大团结的同时，也让“拥政爱民”思想深入军心民心。1944年我军结合学习《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突出强调改善官兵关系，普遍进行官兵关系的检讨，开展尊干爱兵运动，将官兵一致原则内化到军人价值观中。发挥革命军事文化“齿轮和螺丝钉”的作用，大力开展战地文化宣传活动，是抗战时期我军进行军人价值观培育的重要方法。在战火不绝的年代，我军着力构建了立足现实、讲究速效的“革命功利文化”.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我党就各根据地实际情况加强了战场宣传队伍建设，结合日寇暴行和军民抗战事迹创作了大量现实感强、民族性鲜明、阶级立场坚定的作品，利用报刊、戏剧、歌曲等短平快的形式进行军人理想道德与价值追求宣传，想尽一切办法活跃部队文化生活，甚至把舞台搬到了阵地前沿。
战地文化宣传活动的普遍开展，增强了官兵的革命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极大地激发了官兵的立功热情。
（三）发挥先进典型示范感召作用，引导官兵自觉升华理想信念。1937 年 10 月 23 日，毛泽东给陕北公学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
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是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就鲜明地勾勒出了军人的人格形象。当时，我军把革命的道德理想具体化、典型化、形象化，在树立先进典型时注重类型的全面性，发现和树立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类型的榜样，充分发挥了其对军人价值观的引导、教育和示范功能。例如，为人民默默奉献而牺牲的张思德、与敌人血战到底的狼牙山五壮士、通过艰苦奋斗创造了“陕北江南”的 359 旅等。我党我军的领导人也在以各自的良好形象影响和教育着广大官兵。1942 年 12 月 15 日，邓小平撰写的《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一文，刊载于《新华日报》华北版特刊上，以祝寿的名义称赞刘伯承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并为之奉献了全部精力，向社会各界展示了八路军高级将领的良好形象。周恩来提出“: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1943年，他把自己长期自我修养的经验加以概括，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主要内容包括加紧学习、习作合一、同不正确思想作斗争、不脱离群众等具体修养方法。
二、抗日战争中我军官兵价值观培育的主要特点
在抗日救亡的烽火硝烟中，为使广大官兵保持良好的政治觉悟和高昂的战斗意志，各级党组织十分注重培育和塑造军人价值观。这个时期的培育活动，呈现出三个鲜明特征。
（一）在本质层面，与革命理想紧密相联。一般而言，人是从其他社会关系中汲取养分而形成自身人格的，经济关系是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由于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因而军人的价值观在本质上表现为军人特有人格属性的同时，政治属性是其更为显着的标志，它决定了军人特有的价值追求。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灵魂，也是我军官兵价值观政治性的集中体现。抗日战争是在国共两党结成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条件下进行的，这就涉及党要不要掌握对军队绝对领导权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面对国民党向人民军队进行渗透的企图和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不良影响，党和军队高层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及时加强和改进政治教育方式，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保证了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最终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推进到了人民军队建设根本原则的高度。“听党指挥”的政治要求成为我军官兵价值观的第一准则，也成为军人人生修养的最基本要求。
（二）在内涵层面，与民族情感高度融合。价值观根源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具有社会历史的本质。不同的历史时期，军队的性质、宗旨不同，军人价值取向的原则、规范、特征也不同。中国古代军队倡导“德治”,以“仁”为本，强调“杀身成仁”“先国后家”的献身精神。抗战时期我军价值观最显着的特色，是传承和发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七七”事变后，亡国灭种的危机促使国内两大阶级由对立转为携手抗战，国内形势的转变直接导致我军官兵价值追求的指向、基本原则、主要规范发生了变化。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中，对爱国主义进行了提炼，号召全国同胞实行“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尽其大孝”的最高民族精神。我军在战场上充分体现了这种民族精神的价值，并将其融合成独具民族特色的抗战精神，具体表现为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张思德精神、南泥湾精神等，这就为民族精神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
（三）在实践层面，实现了稳定性与动态性的辩证统一。军人价值观作为特殊的人格形态，在某种情境下能够保持相对稳定，但随着战争形态、作战样式的变化，其内容和形式又具有可塑性和可变性。因此，军人价值观的评判标准也应根据外在需求不断调整。抗战时期，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战场环境和战争态势的改变对我军官兵提出了更高的价值取向标准。
我党把握时代精神，在军事实践中不断加强对军队价值观的培育，使之更体现时代价值。例如，在对待日军战俘问题上，我党我军按照国际人道主义要求，提出了系统的人道主义理论，并教育官兵把对敌人的仇恨和执行宽待俘虏政策区分开来，在政治上尊重战俘人格和信仰的同时主动帮助他们改造主观世界，促使其觉醒并成为反战斗士。我党我军顺应时代潮流开展的人道主义实践，在促进官兵提高军人道德认识的同时，也为国际社会遵循人道主义树立了典范。
三、抗日战争中我军官兵价值观培育的历史作用
抗战期间，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我军官兵价值观培育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完善，其自我调控功能、战斗竞争功能、教育引导功能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一）坚定官兵价值取向的根本途径。军人的人生实践往往伴随着利益的牺牲，面临着血与火的考验，这种情况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发挥价值观对军人在认识、情感、意识、品质等方面的引导作用，保证官兵生活方式和方法、态度、立场的稳定与统一，为各种积极行为的产生、发展、完成提供强大动力。
1938 年 1 月，斯诺的《西行漫记》出版后，在国内有一大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通过这本书了解到人民军队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信念、独立自主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意志，短短两年间，就有 4 万名海内外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冲破日军和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打断骨头连着筋，脱去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这首出自一位青年日记中的小诗，充分体现了一代青年对救国真理和革命理想的无限向往。在延安艰苦的学习生活中，这些同志始终保持了崇高的理想追求，最终奔向大江南北，投身抗战大业，锤炼成为人民军队的骨干力量。
（二）增强军队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手段。军人价值观的战斗功能是由军人价值观与军人理想信念的关系决定的。军人价值观是潜在的，只有通过人格化和实战化，才能在战场上实现其真正价值。抗战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军力、经济力强大，加之国民政府实行消极抵抗政策，使得日军在短期内就占领了我国大片土地。在敌人的疯狂攻势下，一些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而八路军新四军却在敌后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取得了平型关、阳明堡、百团大战等一个又一个胜利，这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进而转化为全民抗战的强大动力。此外，我军将士展示的英勇人格形象也震慑了追求“武士道”精神、自称无敌于天下的日本军队。日军上海《朝日新闻》半月刊1 卷 6 期《中共军内幕分析》中写到：“共军在这方面的运用可算登峰造极，发挥无遗。共军善于运用它的兵力和坚强政治力量所造成的非常高涨的战斗情绪。因而视之为神通广大，莫测高深。”抗日战争中，我军正是依靠军人价值观中所蕴藏的不畏强敌、敢于亮剑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才在克难斗险后绝境重生，取得最后的胜利。
（三）弘扬传承革命英雄主义的有效方法。我军是党绝对领导的武装集团，这种天然属性决定了我军在执行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必然走在全社会的前列，而这些宝贵精神信仰最终必然要内化到军人价值观的诸要素中，外化到军人的外在形象上。为使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战争伟力得到充分发挥，抗战时期我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敌后广大地区开展了游击战争，走到哪里就把革命军人的精神信仰、人生追求、崇高精神的种子播撒到哪里，以军人特有的价值观影响、教育全社会。例如，在晋察冀边区，我军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鼓动工作，通过出布告、发传单、向集会的民众演说、开军民联欢会、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等，广泛开展政治教育、民俗教育、国防教育、移风易俗教育等活动，帮助根据地民众提高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使根据地的精神风貌焕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