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诸葛亮的兵学思想主要包含在《隆中对》《便宜十六策》《将苑》《兵要》《兵法》《军令》《阴符经注》等着述中。这些着述表现了诸葛亮注重人谋、建立稳固根据地、避免两面作战、严明赏罚、避实击虚、严择将领、精选士卒、完善装备、注重心战的军事思想 (兵学思想) 和对将领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节制情感的要求。
关键词： 诸葛亮; 《草庐对》; 《便宜十六策》; 《将苑》; 兵学思想;
Abstract： The ZHUGE Liang's military strategies are mainly involved in his works like Dialogue in Longzhong, Sixteen Strategies at One's Discretion, Commanding Art, Military Essentials, Military Art, Military Orders and Annotations to Yinfujing.These works have shown his military thoughts of emphasis on human planning, establishment of base area, avoidance two-sided fighting, strict encouragement and punishment, striking the weakest enemies, strict choice of commander, perfection of equipment and stress on psychological war.Besides, the commanders are required to keep sane and refrain their emotions.
Keyword： ZHUGE Liang; Dialogue in Thatched Cottage; Sixteen Strategies at One's Discretion; Commanding Art; military thoughts;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兼军事家。陈寿认为其政治才干优于军事才能, 这导致许多学者对诸葛亮的兵学着作少有问津。如他在《进诸葛亮集表》的评价:“然亮才, 于治戎为长, 奇谋为短, 理民之干, 优于将略”[1]10, 又在《诸葛亮传》中称:“然连年动众, 未能成功, 盖应变将略, 非其所长欤。”[1]12笔者不揣冒昧对诸葛亮兵学着作了一番梳理, 以研究其兵学思想。
一、诸葛亮的兵学着作
关于诸葛亮兵学最早的着述见于陈寿《进诸葛亮集表》。据其《诸葛氏集目录》 (以下简称《目录》) 载, 诸葛亮着作共二十四篇, 兹抄录如下:《开府作牧第一》《权制第二》《南征第三》《北出第四》《计算第五》《训厉第六》《综核上第七》《综核下第八》《杂言上第九》《杂言下第十》《贵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传运第十三》《与孙权书第十四》《与诸葛瑾书第十五》《与孟达书第十六》《废李平第十七》《法检上第十八》《法检下第十九》《科令上第二十》《科令下第二十一》《军令上第二十二》《军令中第二十三》《军令下第二十四》。
文集总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经其“删除重复, 以类相从”后可知, 此二十四篇乃是总目, 其中的诏、表、书、议、教、戒、令、论、记、碑等内容是“以事类相附”, 而不是以“文体次比”的。比如, 张澎称“《绝盟好议》《正议》《答法正书》《答惜赦书》等文, 宜在《权制》篇……《南征诏》《南征教》《荐吕凯表》《谏喻书》等文, 宜在《南征篇》”[4]13, 最后他又说:“其余有不能缕分并入者, 未知系陈氏删芟, 抑仍在二十四篇之内, 莫得其审也。”因此, 《目录》所分的二十四篇是概而言之的, 每一目下又有若干小的篇章, 所以现存的诸葛亮着作和陈氏所作的目录并不能完全对号入座, 因为某些小篇章可能包括在大的分类之内。这就为诸葛亮着作的辨伪工作带来了困难。从陈寿的分类可知, 诸葛亮的兵学着述主要集中于《兵要第十二》《军令上第二十二》《军令中第二十三》《军令下第二十四》等章。另外, 《权制第二》《南征第三》《北出第四》《训厉第六》《法检上第十八》《法检下第十九》《科令上第二十》《科令下第二十一》也部分地包含了诸葛亮的兵学着述。陈寿由蜀入晋, 距诸葛亮时代较近, 所说应当可信。
据清人姚振宗考证, 《隋书·经籍志》载:“梁有诸葛亮兵法五卷”, 然实际上并没有。《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没有关于诸葛亮兵法的记载。最早的关于诸葛亮兵法记载的史志目录是《宋史·艺文志》:“诸葛亮行兵五卷, 又有兵法一卷。”[2]5278又记:“诸葛亮《将苑》一卷, 《兵书手诀》一卷, 《文武奇编》 (此即《便宜十六策》) 一卷, 《武侯八阵图》一卷。”[2]5281《崇文总目》又记:“诸葛亮兵机法五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兵家类存目》记载诸葛亮的着作包含《永乐大典》本《十六策》、天一阁藏本《将苑》、山西巡抚采进本《心书》, 然《心书》 (陶宗仪认为应作《新书》) 与《将苑》名异而实同。所以说, 《将苑》是很晚才被记录到史志目录的, 但不应轻易断为伪书。而《兵书手诀》一书似遗失了。
诸葛亮集的最好版本是《诸葛忠武侯文集》, 由清代张澎编撰。段熙仲、闻旭初对该书作了编校, 于196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文即以该书做底本。该书将诸葛亮着作分四部分, 包括文集四卷, 附录两卷, 故事五卷, 计十一卷。文集四卷是诸葛亮的着作, 是我们的研究重点。而文集四卷之中, 《便宜十六策》《将苑》《兵法》《兵要》 (十条) 《兵法秘诀》《作木牛流马法》《阴符经序》《阴符经注》等章节包含了丰富的兵学理论。其中《草庐对》 (即《隆中对》) 和《便宜十六策》《将苑》内容丰富, 体系完整, 较能体现诸葛亮兵学思想。笔者将以此为研究对象, 对其兵学思想进行梳理。
二、诸葛亮的主要兵学思想
(一) 《隆中对》的兵学思想
据《三国志·蜀志》记载, 《隆中对》的背景是, 刘备驻新野时, 由徐庶举荐, “由是先主遂诣亮, 凡三往, 乃见”[3]912, 因屏人问计。当时刘备新败, 急需智谋之士, 诸葛亮作为一个富有眼光的年轻政治家, 为刘出谋献策, 未出茅庐而三分天下。《隆中对》本是一篇政论文, 但军事是政治的延续, 军事服从于政治, 因此也可解读其军事思想。《隆中对》主要蕴含三条军事思想:重视人谋, 建立根据地, 避免两面作战。
1. 重视人谋
《隆中对》开头, 诸葛亮便分析了当时的天下大势。“自董卓叛乱以来, 豪杰并起, 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 然操遂能克绍, 以弱为强者, 非唯天时, 抑亦人谋。”[3]913很明显, 诸葛亮认为较弱的曹操能战胜实力雄厚的袁绍, “人谋”是最关键的因素。所谓“人谋”, 指将领能据客观实际, 发挥主观能动性, 掌握战争主动权。众所周知, 刘备是魏蜀吴三方中实力最弱的, 但他最终能逐渐壮大, 三分天下有其一, 根本原因就在于重人谋。有学者称, 三国中“曹操占天时, 孙权占地利, 刘备占人和”, 此观点不无道理。然最初提醒刘备重“人谋”的, 就是诸葛亮。而诸葛亮重人谋的思想, 其实是继承了《尉缭子》。《尉缭子》第一篇《天官》开头就是:“梁惠王问尉缭子曰:黄帝刑德, 可以百姓, 有之乎?尉缭子对曰:刑以伐之, 德以守之, 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 人事而已矣。”[4]194可以说, 《尉缭子》军事思想的核心就是“重人事”, 此“人事”与“天命”相对。先秦兵学有兵阴阳一派, 该派认为兵事即“顺时而发, 推刑德, 随斗击, 因五胜, 假鬼神而为之助者也”[5]。这种观点盛行于战国时期, 是将伪托的黄帝“刑德”思想与天官时日和阴阳数术相联系, 认为战争与五行有关。该说虽有一定的合理成分, 但把战争胜败归结为天命, 本质上仍是唯心的。尉缭子严厉地批判了此观点, 并提出要“重人事”。诸葛亮继承了这一观点, 把“人事”发展为“人谋”, 两者本质上是相同的。《隆中对》核心思想可分四点:占据蜀地、联合孙吴、抚馁周边、缓抗曹魏, 其最终的政治目标是:成霸业, 兴汉室1这四条相互联系, 缺一不可, 诸葛亮一生的作为都是这四条的脚注。
2. 建立根据地
“占据蜀地”就是建立“革命根据地”。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党中央曾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因为只有建立了稳固的大本营, 兵员和粮草才能补充;而只有兵精粮足了, 才能逐鹿天下。这种例子很多。楚汉战争时, 刘邦采用了“据汉地、和诸侯、抗项羽”的战略, 第一步就是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朱元璋用“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赢得了天下, 前两条也是建立根据地。可见, 稳固的后方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当时刘备屡败,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根据地。曹操有兖州, 孙权有东吴, 刘备却无立锥之地。鉴于此, 诸葛亮敏锐地意识到川蜀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他提出“荆州北据汉、沔, 利尽南海, 东联吴、会, 西通巴、蜀, 此用武之国”;又“益州险塞, 沃野千里, 天府之土, 高祖因之已成帝业”。并建议刘备以“帝室之胄”的身份, “信义着于四海”的声望为政治资本, “跨有荆、益, 保其岩阻”, 建立根据地, 徐图发展。事实证明, 诸葛亮的战略规划是极为正确的。蜀汉历史基本就是按照他的规划发展的, 只是后期出现了一定偏差才功败垂成。
3. 避免两面作战
避免两面作战包括联合孙吴和安抚周边。“联合孙吴”是说在自己力量薄弱时不能同时树敌。毛主席曾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6]3只有先分清我、敌、友, 才能联友抗敌 (这个“友”可能是暂时的、相对的) 。从军事上讲, 这样可以避免两面受敌。诸葛亮后来能六出祁山、北伐中原, 就是建立在后方稳定的基础上的。
“安抚周边”这一条最容易被忽略。《三国志》原文是:“若跨有荆、益, 保其岩阻, 西和诸戎, 南抚夷越。”[3]913实际上, 这是一条远交近攻的战略。这种战略的首创者是范雎, 提出缘由是反对魏冉越国远攻。原话是:“王不如远交而近攻, 得寸则王之寸也, 得尺则王之尺也。”[7]2409其目的是分化六国联盟、各个击破。具体措施是攻打临国、结交远国。它表面上和“西和诸戎, 南抚夷越”相矛盾, 其实不然。为何?当时秦国面临的形势是, 秦国独强, 六国皆弱。如果秦与六国中的某一国单独作战, 则秦必定胜券在握;但如果秦和六国中的“联合国军”作战, 则不免吃亏。比如, 秦攻齐, 若齐楚联合, 秦师在前, 楚插其后, 则秦不免两面作战, 非常不利。当时的蜀国亦如此。若蜀攻魏, 而南方的少数民族趁机袭其后方, 则蜀国也有被前后夹击的危险。所以欲除曹操, 先平西南。事实上, 历史的进程也是如此。据《三国志》记载, 刘备死后, 政事决于诸葛亮。然“南中诸郡, 并皆叛乱, 亮以新遭大丧, 故未便加兵……三年春, 亮率众南征, 其秋悉平。”[3]918《三国演义》的“七擒孟获”就是这个桥段。此战的结果是“军资所出, 国以富饶, 乃治戎讲武, 以俟大举”[1]6。从此以后, 诸葛亮才安心北伐。
也许会有人问, 吴也属周边, 为何不采取同样的措施?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主攻方向问题。吴也与蜀毗邻, 但从大局考虑, 它不是首要敌人。如果蜀真能灭了魏, 下一个要对付的一定是吴。
至于“缓抗曹魏”, 从政治上讲, 刘备以正统自居, 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势不两立。从军事上讲, 曹操力量最强, 是蜀汉政权的最大威胁, 所以当然是集中主要力量攻击最主要的敌人, 所谓“汉贼不两立, 王业不偏安”是也。
《隆中对》的战略构想是蜀国立国的指导性思想, 对以后蜀国政治治理、战略规划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可以说, 刘备、诸葛亮和姜维, 终其一生都在执行这一纲领。虽然这一理论在执行中也出现过偏差, 如关羽发动襄樊之战、刘备发动夷陵之战, 但最终还是延续了下来, 它贯穿蜀国由立国、建设、战争、灭亡的全过程, 是蜀汉立国兴邦、逐鹿中原所能采取的最佳方案, 也是流传千古的战略规划。
(二) 《便宜十六策》的兵学思想
《便宜十六策》主要讲治政和治军, 两者很难截然分开。笔者将该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治国》《君臣》《视听》《纳言》《察疑》五章, 主要讲治国。第二部分包括《治人》《举措》《考黜》三章, 主要讲治人。第三部分包括《治军》《赏罚》《喜怒》《治乱》《教令》《斩断》《思虑》《阴察》八章, 主要讲治军。我们重点研究第三部分。治军部分主要有三点, 一是严明赏罚, 有功必赏, 有罪必罚;二是为将者要节制情感, 时刻保持冷静;三是为将者要有大局观念, 深谋远虑。
1. 赏功罚罪, 严格执法
诸葛亮的兵学思想集中于第九章《治军》, 但本章内容与《孙子兵法》颇相似, 很多字句甚至完全相同, 以至后世学者怀疑这部分是伪作。比如他论奇计:“疾如风雨, 舒如江海, 不动如泰山, 难测如阴阳, 无穷如地, 充实如天不竭如江河, 终始如三光。”[8]180就和《孙子兵法·军争篇》:“故其疾如风, 其徐如林, 侵掠如火, 不动如山, 难知如阴, 动如雷霆”[8]354-356等句相似。还有他论述救兵之道:“以虑相备……如常山之蛇, 首尾俱到”[8]316的比喻也和《孙子兵法》几乎一样。然笔者认为, 该章内容虽庞杂, 层次亦不甚分明, 但就内容而言, 更像是诸葛亮对先秦兵家思想的总结, 在没有充足的证据下, 不宜轻易断为伪作。本章可作为诸葛亮治兵思想的概述。
接着讲赏罚。赏罚者, 赏善罚恶也。这部分思想与法家思想有颇多相似之处。赏罚要求公开、公正、公平。如果赏罚失当, 容易让奸人乘势而起, 贤人含冤莫白。文中特别讲了齐桓公任用管仲是不避仇怨, 周公诛管蔡是不避骨肉, 以此强调赏罚公平的重要性。众所周知, 齐桓公之所以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成为五霸之首, 就是因为他能不计前嫌, 赏罚分明, 敢于任用曾经差点要了自己命的人。至于周公诛管蔡的事, 详见于《史记·周本纪》。武王伐纣成功后, 不久便绝于人世, 当时成王年幼, 周公旦作为首席辅政大臣, 只能代行成王暂摄国政。可是他的行为引起了管叔和蔡叔的猜忌, 于是管、蔡便联合帝辛 (纣王) 之子武庚叛周。周公奉王命诛管叔、武庚, 放逐蔡叔, 战乱始息。而管叔和蔡叔都是周公旦的亲弟弟。这是一个被历代儒者盛赞的大义灭亲的例子。诸葛亮举这两例子就是为说明赏罚分明的重要性。实际上, 诸葛亮自身也忠实地践行这一主张, 如他在《出师表》所说的“陟罚臧否, 不宜异同”[1]5。蜀汉是边陲小国, 实力远弱于北方的曹操和东南的孙吴, 而仍能治理得井井有条,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功必赏, 有罪必罚, 以至“刑政虽峻而无怨者”。挥泪斩马谡就是一例, 兹不赘述。
2. 将领要节制情感, 时刻保持冷静
那么, 如何做到赏罚分明呢?这就对将领提出了要求, 这一点集中在《喜怒》章讲。即执政者不可喜怒无常、轻举妄动, 因为容易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如孙子所言:“主不可怒而兴师, 将不可愠而致战。怒可以复喜, 愠可以复悦, 亡国不可以复存。”[8]71诸葛亮特别强调了“轻怒”的恶果———“亡其国”。联系历史, 项羽即败于此。太史公的《史记·项羽本纪》有九次“项王怒”的记载, 而每次怒后, 项羽都有失策或失人心的行为。主将作为一军之首, 身系全军的安危, 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与理性。孙子对为将提出了“静以幽, 正以治”[8]316的要求, 并认为“将者, 国之辅也, 辅周则国必强, 辅隙则国必弱”[8]71。这点正契合诸葛亮的“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的思想。
因此, 将领若能控制情绪, 喜怒有节, 就能明白“治乱”之道。在孔明眼中, “治乱”不过是“省官并职、去文就质”八个字。“省官并职”即人当其政, 各司其职;“去文就质”即抓住根本、去除浮华、讲求实效。这是诸葛毕生的追求。当然, 赏罚严明的前提是将领首先能以身作则, 这点体现在《教令》章。本章主旨为“教令之政, 谓上为下教也”, 主要讲在上者要严于律己, 以身作则。自己严守法令, 才有资格要求士兵。如孔子说:“其身正, 不令而行;身不正者, 虽令不从。”那么, 如果将帅已经三令五申并以身作则, 就要严格执法, 对作奸犯科者绝不姑息, 以保证主帅权威。《斩断》章就列举了七种治军之禁, 分别为“轻、慢、盗、欺、背、乱、误”。兵士如果犯了其中一种, 即斩。只有严明法令、兵士才不敢怠慢, 令行禁止, “万事乃理”。
3. 将领要有大局观念, 深谋远虑
接着, 诸葛亮讲到将领要深谋远虑, 思虑周全, 这点主要在《思虑》章。“思虑”者, 顾名思义, “思近虑远”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将领必须全面地考虑事情, 对待一件事情, 既要看到利, 也要看到弊;既要有前瞻性, 又要立足实际。总之, 不能片面, 而应全面;不应机械, 而应辩证。做到防患于未然。文中举了秦穆公伐郑、吴王受越女、虞受晋璧马的例子, 强调深谋远略对于君主和将帅的重要性。至于如何做到思虑周全, 诸葛亮提出了“阴察”论。“阴察”就是内心的省察, 即自省, 如同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只有小心做事, 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 才不至于出大错。文中“甚爱大费, 多藏厚亡”[9]109的思想显然来源于《老子》。最后提出用兵是为达到五种目的, 如果不能达到这些目的就不能擅动刀兵。因为“兵者, 凶器, 不得已而用之”[9]66, 即提出了“五德论”, 分别是禁暴止兵, 赏贤罚恶, 安仁和众, 保大定功, 丰挠拒谗。可见, 诸葛亮是慎战的。
《便宜十六策》看似散漫, 实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前半部分讲治政, 后半部分讲治军, 但贯穿始终的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军”这条红线。这种“严明法制”的思想体现了法家和兵家的治国治军理念, 是二者合流。
(三) 《将苑》的兵学思想
首先要谈一下《将苑》的辨伪问题。一派以四库馆臣、姚际恒为代表, 认为该书为伪;一派以王士骐、张澎为代表, 认为该书为真。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此书诸家不着录, 至尤袤《遂初堂书目》乃载其名, 亦称亮撰。”[10]841因为该书在目录书中出现较晚, 故四库馆臣认为该书为伪。理由是:“概宋以来兵家之书多托于亮, 数术之书多托于刘基。”[10]841认为这些都是“尾巷之谈”, 无足深辨。但是四库馆臣并没有给出更充足的证据, 而且《四库提要》中着录的宋以后的兵书类着作没有一本是托名诸葛亮所撰的, 因此其观点有待商榷。但明代王士骐编着诸葛亮集时却曾收入《将苑》, 名为《心书》, “又明焦竑《经籍志》更有亮《心书》《六军镜心诀》《兵机法》诸书”, 所以关于该书的记载还是有依据的。而且清代编辑诸葛亮文集的张澎也坚称该书为诸葛亮所作, 所以这一派的观点也需考虑。况且, 书中思想确实和诸葛亮治兵思想相符, 所以在缺乏出土文物印证的情况下, 笔者认为, 本书还不宜断为伪书。
1. 严择将领, 优抚士兵。
不难看出, 本书的内容都是关于为将用兵的。具体说来, 主要是对将领从德和才两方面提出要求, 分别集中在《将才》《将器》《将善》《将弊》《将智》《将刚》《将强》《将诫》《将情》等章节。诸葛亮在《将材》中把将领为九种, 前五种分别是仁将、义将、礼将、智将、和信将, 对应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接着是步将、骑将, 是两种专门人才;再接着讲猛将、大将, 是两种综合型人才。《将器》中把将领分成六个等级, 分别是十人之将、百人之将、千人之将、万人之将、十万人之将、天下之将, 划分细密, 层级逐渐提高。《将弊》列举了为将的八种弊端, 分别是:贪而无厌、嫉贤妒能、信谗好佞、料彼不自料、犹豫不自决、荒淫戒色、奸诈自怯、狡言而不以礼。《将善》列举了将领的五善、四欲, 不一而足。可以说, 本书是一部专门论将的书, 前代的兵学着作虽也有关于论将的内容, 但从没有一本书如《将苑》详细全面。但是, 诸葛亮论将也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要求过于琐细, 未免太求全责备, 毕竟不是所有将领都如他那样的天下奇才。
关于爱护士卒的理念主要在《哀死》《厉士》《和人》等章。《哀死》章讲:“古之善将者, 养人如养己子, 有难, 则以身先之;有功, 则身后之。伤者, 泣而抚之;死者, 哀而葬之;饥者, 舍食而食之;寒者, 解衣而衣之;智者, 礼而禄之;勇者, 赏而劝之。”[1]95最后, 诸葛亮还指出了这样做的益处———“将能如此, 所向必捷矣。”这里固然有点收买人心的意味, 但即便是“虚情假意”, 也总比虐待士卒的强, 如张飞。如果能持之以恒, 也能受到士卒拥戴。战国名将吴起就做得最好。据《史记》记载:“起之为将, 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 行不骑乘, 亲裹赢粮, 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 起为吮之。”[7]2166正因为如此, 他赢得了士兵的普遍拥戴, 取得了“与诸侯大战七十六, 全胜六十四, 余则钧解”[4]87的伟大胜利。包括大将韩信, 本来有多次自立门户的机会, 却仍对刘邦死心塌地, 就是因为“汉王遇我甚厚, 载我以其车, 衣我以其衣, 食我以其食。”
2. 兵不血刃, 攻心胜敌。
诸葛亮在《南征教》里说:“用兵之道, 攻心为上, 攻城为下;心战为上, 兵战为下”[1]34 (一说由《襄阳记》记载, 认为是由马谡提出) 。可以说, “攻心说”是诸葛亮最重要的兵学理论之一。其实, 两方交战, 能不打最好不打。那种“争地以战, 杀人盈野, 争城以战, 杀人盈城”[11]的战争方式有伤天理, 因为每个士兵身后都是一个家庭。故诸葛亮在《不阵》中说:“古之善理者不师, 善师者不阵, 善阵者不战, 善战者不败, 善败者不亡。”[11]这里所说的“攻心为上”有点类似孙子的“上兵伐谋”和“将军可夺心”2, 都是希望通过最少的伤亡获取最大的胜利, 颇具理想色彩, 但并非完全空想。需要将领能全面详细地了解敌情, 做到“知彼知己, 知天知地”, 然后周密谋划、采取有效手段克敌制胜。
3. 抓住战机、出其不意
诸葛亮开篇即强调兵权的重要性。“夫兵者, 是三军之司命, 主将之威势。”开宗明义。然后通过对比, 说明了将得兵权, 居高临下, 如虎添翼;将失兵权, 如虎落平阳, 鱼离江海。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 讯息传递极为不便。军队劳师远征, 必定与朝廷隔绝, 这时最忌“君从中御”。因为战场形势瞬息万变, 将领必须随敌制权, 迅速做出各种反应, 这就需要君主对将领充分信任并充分授权, 以便将尽其才。俗语所谓“将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即是此理。唯此, 将领才能“无上于天, 无下于地, 无敌于前, 无君于后”[4]239, 建功立业, 杀敌破军。
将领得到充分授权后, 就应该抓住战机, 出其不意。诸葛亮特别强调时机。拿破仑是诸葛亮的异域知音, 他曾说:“没有机会, 能力将一无所用”。故诸葛亮在《应机》章说:“夫必胜之术, 合变之形, 在于机也。”[1]96这个“机”字就是指时机, 战机。古今中外的将领都明白一点, 即一场战斗的最佳进攻时机只有一个, 抓住它, 就抓住了胜利。所以, 诸葛亮在《兵要》章作了一个夸张的比喻:“不爱尺璧而爱寸阴者, 时难遭而易失也。故良将之趋时也, 衣不解带, 足不蹑地, 屡遗不蹑。”[1]41这里的“时”也是指时机。而只有聪明的将领能抓住它, 由此可见时机的重要。又说:“见机之道, 莫先于不意。”[1]96那么, 何为不意?如孙子所说的:“始如处女, 敌人开户;动如脱兔, 敌不及拒。”[8]334空间上说, 指敌人预料不到和防守薄弱的地方;时间上说, 指敌人士气低迷的时段。进攻时, 要注意迅速性和突然性, 势险节短, 如彍弩发机, 准确有力。
(四) 诸葛亮其他着作的兵学思想
除《隆中对》《便宜十六策》《将苑》外, 诸葛亮的兵学思想还见于《兵法》《兵要》《阴符经注》《阴符经序》等章, 这些篇章阐释了诸葛亮避实击虚、改善装备、严格训练的治兵思想。
1. 避实击虚
《玉海》引用了一段诸葛亮与魏作战的兵法, 开头说:“知有所甚爱, 知有所不足爱, 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将者, 以其所不足爱者, 养其所甚爱者。”[1]39这里“爱”字不作“爱护”讲, 应作“吝惜”“吝啬”讲。《老子》说:“天之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但“兵者, 凶器”, 用兵之道与天道恰恰相反, 应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其实, 这里的“甚爱”就如老子说的“不足”, 这里的“不足爱”就是老子说的“有余”。而物以稀为贵, 这里的“不足”即“甚爱”实际是指精兵;而“有余”即“不足爱”实际指普通士兵。那些去攻城拔寨, 斩将搴旗的一定是精兵。所以这里能看到诸葛亮的精兵意识。但诸葛亮也知道, 不可能把所有士兵都训练成精兵, 就好像“士之不能皆锐, 马之不能皆良, 器械之不能皆坚固”。但是, 如何调动这些“不皆锐、不皆良、不皆坚固”就要看将帅才能了, 所谓“处之而已”。诸葛亮认为, 兵有三等, 将就该有三权。他引用了孙膑在田忌赛马时的话:“以君下驷, 与彼上驷;以君上驷, 与彼中驷;以君中驷, 与彼下驷”[1]39。因为最终取胜不是靠比强弱, 而是看谁赢得次数多, 即“得之多于弃也”。那如何达到“得之多于弃”的目的呢———避实击虚。他引用了管子的话:“攻坚则瑕者坚, 攻瑕则坚者瑕。”[1]39即讲攻敌之强部, 则其弱部也会变强;攻敌弱部, 则其强部也会变弱。此乃用兵之至论!
其实, 用兵之法, 何者为最?观乎诸兵书, 无外乎四个字———避实击虚。因为只有避实击虚, 才能以少击众、以弱胜强。笔者的观点也可从《孙膑兵法》中印证, 孙膑曾与田忌辩论“用兵何急”, 田忌曾提出了“赏、罚、权、势、谋、诈”等多个要素, 都被孙膑一一否定。田忌甚至有些愠怒, 最终孙膑提出了“必攻不守”的观点。这里的“必攻不守”, 有学者理解为“只要积极进攻, 不要一味防守”, 是值得商榷的。“必攻不守”实际是指“必攻其所不能守”。那什么是敌所不能守?就是敌人防守薄弱之处, 就是兵法中说的“虚”。所以“必攻不守”应理解为避实击虚。实际上, 客观地评价诸葛亮, 他在蜀国后期———国力不强大———的条件下穷兵黩武、劳师远征, 其战略是有问题的。但只从战术上讲, 六出祁山, 五胜一败, 这点张大可先生曾论述过, 其用兵策略还是可圈可点的。那么, 他能在地狭、兵少、粮少的情况下取得一次次的军事胜利,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避实击虚。
2. 改善装备、严训士卒
据《诸葛亮传》记载:“亮性长于巧思, 损益连弩, 木牛流马, 皆出其意”[3]927, 又据《进诸葛亮表》记载:“于是外连东吴, 南平南越, 立法施度, 整理戎旅, 工械技巧, 物究其极”[3]930。众所周知, 诸葛亮不仅是位伟大的军事家, 还是着名的器械研发者。据正史记载, 木牛流马皆是亮作。裴松志的《三国志》注中就详细记载了木牛流马的作法。木牛流马的制造, 不仅方便了军粮的运输, 而且减少了人力物力的投入, 可谓一举两得。而且, 据裴松之引《魏氏春秋》曰:“亮又损益连弩, 谓之元戎。以铁为矢, 一弩十矢俱发。”[1]19又王应麟《玉海》记:“西蜀弩名尤多, 大者莫逾连弩, 十矢, 谓之群雅, 矢谓之飞枪, 通呼为摧山弩, 即孔明所作元戎也。又有八牛、威边、定戎、静塞弩。”[1]213可见, 诸葛亮所制造的武器不仅种类繁多, 而且杀伤力强。《蜀记》载李兴曾对诸葛亮所作器械大为称赞:“木牛之奇, 则非般模。神弩之功, 一何微妙。”那么, 诸葛亮为什么以丞相之尊, 亲自都督这种工匠之事呢?笔者认为, 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如上文所说“亮长于巧思”, 即诸葛亮天生有这方面才能。另一方面, 更主要的, 诸葛亮是有意为之, 他是要在装备的开发利用方面起表率作用。这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蜀国国小民贫, 人口不多 (当然是相对于曹魏而言) , 人口的数量就影响到兵员的数量。在冷兵器时代, 兵员数量是影响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 诸葛亮为了减轻这一劣势, 必须从武器装备方面改善, 弥补蜀国兵源不足的劣势。
当必需的武器装备保证后, 士兵训练就变得极为重要。因为只有训练有素的军队才能打胜仗。魏武侯曾向吴起请教过:“兵以何为胜?”吴起曰:“以治为胜。”那么何为“治”?其实就是训练有素。而如何能够训练有素呢?就要做到“进不可挡, 退不可追, 前却有节, 左右应麾, 虽绝成阵, 虽散成行”[4]106。上述理论虽自《吴子兵法》中提出, 但诸葛亮却颇认同, 他知道训练士兵是治兵的要务。诸葛亮有这样的观点:“有制之兵, 无能之将, 不可以败;无制之兵, 有能之将, 不可以胜。”[1]42即指如果士兵训练有素, 即使将领能力差一些, 军队仍可以打胜仗;但是如果军队没有节制, 士卒不听号令, 即使将领能力很强, 也不能打胜仗。原因很简单, 因为士兵是大多数, 真正冲锋陷阵的是一个个的士兵, 而不是将领们。实际上, 从诸葛亮带兵上看也确实如此, 《诸葛亮传》记载:“亮身率诸军攻祁山, 戎阵整齐, 赏罚肃而号令明”[3]922诸葛亮能打胜仗就在于注重士卒训练, 这一点甚至他的对手司马懿都称赞他是“天下奇才”。
三、结语
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 诸葛亮兵学思想中也有一些唯心色彩。比如他认为:“督将以下, 各自有幡。军发时, 指天者胜。”[1]43再比如, 他认为“镇星所在之宿, 其国不可伐……有星如斗, 见北斗, 名为旬始。天下大乱, 诸侯争雄。”[1]40这些都是糟粕, 我们应予批判。但诸葛兵法在魏晋时期占有重要地位, 对后世也有重要影响, 比如, 明代龙正所撰的《八阵合变图》即受诸葛亮八阵图的影响, 以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盖宋以来兵家之书多托于亮”。诸葛兵法也对曾国藩“结呆阵、打硬仗”产生过重要影响, 详见《曾胡治兵语录》。另外, 魏晋兵学着作数量有限, 流传至今的以诸葛亮为最多。且魏晋时期对兵学发展做过重要贡献的主要是曹操和诸葛亮, 曹操的着作大多失传, 只有对《孙子兵法》的注犹存, 所以更加显示了诸葛亮兵法对后世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诸葛亮.诸葛亮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60.
[2] 脱脱.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7.
[3]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 1959.
[4]孙武.武经七书[M].骈宇骞等, 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7.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44.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91.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82.
[8]孙武.十一家注孙子校理[M].杨丙安, 校理.北京:中华书局, 1999.
[9]李耳.老子[M].北京:中华书局, 2006.
[10]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5:288.
注释
1 原文为:诚如是, 则霸业可成, 汉室可兴矣。
2 “上兵伐谋”的理论出自《孙子兵法·谋攻篇》。原文为:“故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 其次攻城。攻城之法, 为不得已。”孙武把征服敌人的方法分为四类, 分别是:“伐谋”, 即挫败敌方的谋略;“伐交”, 即用外交手段使敌方屈服;“伐兵”, 即用武力击败敌军;“攻城”, 即攻打敌人的城池。其中, 前两种为非军事手段, 后两种为军事手段。很明显, 孙武更希望通过非军事手段使敌人屈服。而“伐谋”和“伐交”是《六韬》中“文伐”的滥觞。这两部军事着作对诸葛亮的兵学思想都有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