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柯尔（R.F.Carl）曾经断言：“20世纪是物理学和化学的世纪，21世纪必然是生物学的世纪。”[1]如今，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非常迅猛，并已经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柯尔的预言正在变为现实。
军事领域也同样受到了现代生物技术的巨大影响，目前在部队卫勤、军用侦察与监控、军用材料、军用燃料等方面都有了实际应用。可以预言，随着生物科技的持续发展，它将成为引发新一轮军事变革的核心动力。
一、科学技术是历次军事变革的核心动力
所谓军事变革，是指发生在军事领域的各个方面，对世界军事形势的发展乃至战略格局的演变具有巨大影响的根本性变化。美国学者迈克尔·奥汉隆曾认为，军事变革是人们有目的的创造活动，是技术突破、体制调整和作战理论革新的综合结果[2].
军事变革的诱因不同，类型也有区别。人们一般认为历史上出现过三种类型的军事变革，即分别由科学技术、军队体制编制和作战理论的调整而引发的军事变革。由于对军事变革诱因的认识不同，学术界对历史上究竟发生过多少次军事变革存在较大分歧，目前有“三次论”“四次论”“六次论”“七次论”“十次论”等不同的看法。“三次论”把作战空间的拓展作为军事革命的核心，认为新作战理论的提出分别引起了三次军事变革：第一次发生在19世纪末，其标志是延续几千年的陆战被海战终结；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中叶，其标志是空战的兴起；第三次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方兴未艾。“四次论”则认为，从古至今共发生过四次军事变革：第一次是金属化军事变革；第二次为火药化军事变革；第三次为机械化军事变革；第四次为信息化军事变革。无论哪一种看法，都认可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承认科学技术对军事变革的推动作用。例如，尽管“三次论”是根据作战理论的发展来确定军事变革的，但它同时也承认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作战理论的先在性，如海权理论的提出是基于船舶与航海技术的发展，制空权理论则是建立在实用型飞机发明的基础之上，“六次论”“七次论”“十次论”也均肯定火药、机械、核技术、信息技术对于军事变革的作用。这些观点无一不证明了科学技术是军事变革的核心推动力。
然而，科技的种类多种多样，并非所有的科技都能引起军事变革。进一步分析历史上引起军事变革的技术，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技术都曾经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例如，金属化军事变革萌芽于公元前3 000年前后，它的起因是金属的发现和使用，以及冶金技术的发展。
冶金技术是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早期当之无愧的引领性技术，金属制成的锄、犁、斧等工具的广泛使用，使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类社会因此才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而火药化军事革命与其说是火药的发现，还不如说是火器的发明所引起的，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军事史专家将滑膛枪与来复枪的发明分别作为两次军事变革的标志。火器经过了漫长岁月的改良，才被冲锋陷阵的将士们接受，开始广泛地应用到战争中，并最终引起了军事上的革命。而也正是改良火器所需要的冶金技术、机械技术、工程技术引领了第一次技术革命。同样的，机械技术和信息技术分别引发了机械化军事变革和信息化军事变革，显然它们也分别是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后期的引领性科技。
二、现代生物技术引领当今科技发展
苏联科技史专家凯德洛夫曾提出了带头学科更替的理论。他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并非齐头并进的，总是会有一门（或是一组）学科作为带头学科主导着科学的发展。根据凯德洛夫的研究发现，自近代以来（该理论提出于20世纪70年代），带头学科更替的顺序为：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微观物理学-控制论、能源学、航天科学，他预测分子生物学将成为新的带头学科，就目前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状况以及实际应用情况来看，凯德洛夫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
首先，现代生物科技的研究如火如荼，其进展迅速已经超越了任何其他学科。据统计，在2003-2012年全球100项重大科技进展中，有38项都与生命科学领域相关。大量从事工科的优秀人才涌入生物领域，以美国为例，近年来统计的48万博士学位获得者中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人员占51%.从文献计量看，生命科学是研究最密集的领域，SCI数据库中生命科学文献占所有科技文献的50.27%（数量指标），被引频次占65.9%（质量指标）[3].
其次，生物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重要的增长点。比尔·盖茨曾经预言：“下一个创造出更大财富的人将出现在基因领域。”[4]这一预言展现了其对于现代生物技术在经济领域的信心。全球生物产业销售额几乎每5年翻一番，增长速度是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的近10倍[5].生物产业成为增长最快的经济领域。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一份报告中预言，到2020年生物经济的规模将达到15万亿美元，超过信息产业；到2030年人类将进入生物经济时代，生物产业将成为全球经济的支柱产业[6].
再次，现代生物技术为人类遇到的各种危机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医药领域，现代生物技术不停地揭示着人类疾病的本质原因，并为一些疑难杂症提供了治疗手段，有效地延长了人类的平均寿命；在农业领域，利用基因重组技术生产的转基因动植物，使得农产品具有了防病虫害的能力，提升了农产品的产量，还改善了农产品的营养成分，为世界粮食危机提供了解决方案；在环境保护领域，现代生物技术已经成为环境治理的关键性技术，利用经过基因修饰的微生物对污染物进行有机降解，是一种完全模拟天然状态下污染物分解的方法，对于生态环境的迅速恢复具有重要意义。
种种迹象表明，现代生物技术已经成为当前科学发展的带头学科，它不仅引领着其他学科的发展，并且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军事作为人类社会整体中的一个特殊环节，也必将打上深刻的“生物化”的烙印。
三、现代生物技术对军事领域影响的主要表现
现代生物技术在部队卫勤、军用侦察与监控、军用材料、军用燃料等方面都已经有了实际的应用，它对于军事领域的影响已经初现端倪。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持续发展、生物学难题的不断突破，它必将引起整个军事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对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现状及其特点的分析，我们认为它对军事领域的影响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武器装备的新变革---新生物武器。历史的经验表明，任何新的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总是会在第一时间运用于军事领域。军方从现代生物技术诞生初期便注意到了其军事应用潜力，并大力推动着它的武器化。1953年，沃森与克里克发现了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人类对生命现象的认识进入到微观领域。电子显微镜的发明与改造又让现代生物技术对生命奥秘的探索达到了基因组、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水平。得益于这两项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人们得以不断地发现各种具有不同功能的生物活性物质，并揭示了它们与人体生理功能之间的关联。
于是，便带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我们可以对人体内的生物大分子进行直接的操控，那么便能够改变人体的生物性状，影响人的生理功能。这便是现代生物技术得以武器化的基础。具体到武器的开发中，即需要通过某种技术手段，对敌方作战人员体内特定的生物大分子（主要是基因组与蛋白质）进行“攻击”,从而引起敌人生理功能（例如：平衡协调功能、感觉功能、记忆学习功能等）的变化，达到使敌人丧失战斗能力的目的。目前，基因组和蛋白质组学技术已经可以对活体细胞内的生物大分子进行精确的修饰，使细胞在特定的方式下，按照预先的设计改变其性状。随着技术的发展，对生物大分子的改造、设计、操控的方法将会更加成熟和丰富，以此为基础的“新生物武器”
将登上战场。国内有学者指出：“科学技术发展促进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武器装备的发展促使作战理论产生变化，先进的作战理论与武器装备的融合焕发出强大的战斗力，进而对编制体制提出挑战。军 事 变 革 就 是 如 此 循 环 往 复，以 至 无穷……”[7]这一论述阐明了军事变革的路径，新的科学技术往往首先引起武器系统的革新，然后慢慢推进整个军事领域的大变动。虽然“新生物武器”要投入实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一旦它研制成功，新一轮的军事变革便势不可挡。
第二，作战空间的新拓展---生命微观空间。战争需要战场，从最初的陆地到海洋、天空、太空、信息空间，人类的战场空间不断拓展。战场空间的拓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从最原始的陆战场到海战场，得益于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广袤的天空能够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场所，得益于莱特兄弟造出了实用的飞行器；浩瀚的太空开始成为人类部署武器的地方，得益于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虚无缥缈的电磁空间出现了人类的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的争斗，这是信息技术带来的结果。现代生物技术是人类对于生命奥秘进行不懈探索的产物，它在不断认识生命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干预生命的手段。基于现代生物技术的 “新生物武器”以人体微观领域的基因组、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为攻击目标，有攻击就有防御，以此看来，生命微观空间将成为未来人类战争争夺的新战场。生命微观空间与电磁空间一样，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技术空间，是人类依赖科技对于自然空间的延伸和拓展。不同的是，陆、海、空、天、电都是外在于战争主体---人的空间，而生命微观空间则处于人体内部。战争的主体是人，而战争的直接目的就是通过各种手段使敌人服从于自己的意志。生命微观战场的开辟，直接以人体为战场，这将更有利于战争目的的实现。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一旦新的战场空间形成，军事制胜的重心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第三，制权理论的新发展---制生权理论。陆地、海洋、天空、太空、信息，人类军事对抗的疆域从一维战场延伸到了多维战场，从自然战场拓展到了技术战场，从有形战场进化到了无形战场，在这些作战空间相应的诞生了马汉的制海权、杜黑的制空权、格雷厄姆的制天权，以及现在热门的制信息权。制权理论体现的是对作战空间的优势控制，是战争决胜的重要一环。科学技术开辟了新的战场空间，而新的战场空间则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权理论。针对生命微观空间这样一种全新的战场空间，已经出现了制生权理论。它是指“在未来军事行动与武力威慑中，在一定时间内对以生命微观空间为结构基础的军事生物科技群组运用的优势控制权。广义的制生权应该包括各种生物科技攻防手段的有效使用，生命力（军事人员作战能力）的监视、操控、维持及增强，生存质量（己方军、民全部人员）的保障，以及战场生态环境的保护等。”[8]
夺取制生权的核心是生物科技在军事应用中保持相对于敌人的领先水平。制海权、制空权与制信息权理论对于军事领域的影响已经有目共睹，它们不仅是在战争实施中起到具体的指导作用，更是一种战争观念上的根本改变，对军事领域具有深远的影响。制生权作为一种全新的制权理论也必将对军事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四、现代生物技术运用于战争的伦理问题
人类对于技术的使用永远都会充满矛盾，因为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引发无穷的后患。现代生物技术是一种以人类自身作为研究对象的技术，一旦失控，将带来更为根本、更为直接的恶果。因此，没有任何技术像现代生物技术一样引起人们在伦理学上如此广泛而激烈的讨论，人们对它表现出了更多的谨慎。
现代生物技术所引发的伦理争论是多方面的，而它运用到战争中的伦理问题属于战争伦理的范畴。刘戟锋教授将战争伦理分为军事伦理、军备伦理与军人伦理三个层面，其中军事伦理的核心是正义性原则，军备伦理的核心是选择性杀伤，军人伦理的核心是忠诚和奉献[9].现代生物技术应用于战争中的伦理问题主要是一种军备伦理，即“新生物武器”是否符合选择性杀伤的原则。
选择性杀伤不仅仅是作战人员对杀伤目标进行选择，还取决于武器是否能够按照人的要求精确的打击目标。比如核武器、化学武器和传统的生物武器，虽然可以依靠制导技术将其精准地投放到目标地点，但是其大规模的杀伤效应会使其额外地对平民和非军事设施造成伤害，这显然是不符合选择性杀伤原则的。“新生物武器”的杀伤机理是通过对基因组表达的调控、对蛋白质结构的改变等手段，来影响人体重要生理机能，实现对人体不同程度的致伤。它可以通过对敌方关键人群、特定的作战人员、甚至某个指挥者的生物超微结构的不同特点进行识别和定位，继而予以精确地打击。更进一步地，“新生物武器”对军事目标的攻击具有很强的可控性，通过选择目标人员的不同的生物大分子作为靶标，可以造成目标人员不同程度的伤害，而且在战争结束之后，还可以向被攻击方提供“解药”,消除对作战人员身体的不良影响。“新生物武器”的这些特点不仅体现了选择性杀伤的原则，而且展现了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对于消除战争仇恨具有积极的意义。
相比现有的其他武器，“新生物武器”显然更能体现人道主义关怀，合理使用的话，它能在战争中实现真正的“零伤亡”.然而，现代生物技术也同样可以被用于制造号称“生物原子弹”或是“末日武器”的基因武器。也有人主张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将人类的智力基因赋予一些凶猛的动物，然后训练成动物士兵，代替人类冲锋陷阵。这无疑会引起人们对于现代生物技术的恐惧。但是，对比“新生物武器”的人道主义性质，与其说我们恐惧的是现代生物技术本身倒不如说我们恐惧的是现代生物技术的不合理使用，或者说是那些不合理使用现代生物技术的人。正如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让·多塞所说：“人们对这一领域的新进展感到恐惧是十分自然的。问题在于，他们的恐惧是否有道理?或者说得确切一点，这种恐惧心理合理到什么程度?人们常常对那种似乎无所不能的科学家感到畏惧，其实可怕的不是科学家，而是那些被权欲所驱使，被集权主义意识形态所毒化的个人，或是由个人集结而成的团伙。”[10]
当今世界，这些“被权欲所驱使以及被集权主义意识形态所毒化的个人和团伙”以各种形式存在。某些国家为了谋求其世界军事霸权，从未放弃对基因武器的研究。对于这样的国家，我们应该增进国际间的交流与对话，制定更为严格的国际公约，强化监管。而这些团伙中还包括恐怖组织，对于他们，我们应该加强国际合作，坚决打击。
五、结束语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量变与质变相结合的过程，军事斗争作为人类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环节同样也符合量变与质变统一的规律，而军事变革是发生在军事领域的一次质的飞跃。一场军事变革必定带来一个国家军队战斗力的极大提升，从而增加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话语权。纵观历史上的历次军事变革，我国或者错失机遇或者起步较晚，这直接导致我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只能跟着发达国家的脚步亦步亦趋。
21世纪，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生物科技正在逐渐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以及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它也将成为新一轮军事变革的主引擎。面对这样的机遇，首先，我们要转变观念，认清现代生物技术在未来军事斗争中的巨大潜力，以及与传统生物武器的本质差别。其次，要建立完善的军事生物技术体系，为未来生命微观领域的对抗打下良好的技术基础。据悉，我国在生物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小，且具有自身的优势，极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再次，就是要及早建立起我国的生物防御体系。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现代生物技术的军事应用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我们只有未雨绸缪，实现超前防御，才能在未来的军事斗争中处于不败之地。最后，就是要建立严格的现代生物技术监管体系，防止军事生物技术被恐怖组织或是非法分子利用，威胁人类安全。
参考文献：
[1] 刘凯民.生物技术世纪与生物教育创新 [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03,5（2）:46.
[2] 迈克尔·奥汉隆.高科技与新军事革命 [M].王振西 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3] 贺福初.生物科技将引领下一轮军事革命 [J].国防参考，2014（5）:27-29.
[4] 许鹏.基因产业：通向财富之路 [N].科技日报，2008-01-0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