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村庄内部的进城竞争
村内血缘和地缘观念的淡化，横向上产生分化，家庭之间缺乏自己人的认同，家庭之间只存在相互竞争、攀比和暗中较劲。而村庄内纵向上无分层，相互的竞争会更加激烈。这种激烈的竞争接下来会产生向内用力，因为向内用力就会用尽家庭的力量参与和支持竞争，带来的是家庭劳动力的过度使用和剥削；也就会看重家庭的点滴利益，对家庭的利益斤斤计较，如兄弟间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争相不养老。既然大家条件都差不多，那么在内心里相互谁都看不起谁，谁都不服谁。这带来的结果就是村庄丧失主体性和价值生产能力，村民缺乏长远的生活预期，竞相逃离村庄，有本事的都走出村庄，没本事的才留在屋里，竞争的标的由在村庄紧密生活中的锱铢必较转向比着走出村庄，即进城竞争。
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开放，打工经济的兴起，为村民逃离村庄提供了机会。年轻人很早就外出在城市打工，习得城市的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参与到城市生活的竞争中去。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努力在城市消费，以实现身份认同并融入城市[16].而走出村庄融入城市的首要条件就是在城市有一套房子，在城里没有房子连媳妇都娶不到。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倾向于向强者流动和向上流动，有一定关系的女性被亲戚朋友介绍给城市男性，乡村男性就需要和城市男性进行竞争，即在城里有房才有资格参与城市竞争。应城不过是一个县级市，现在的房价也已经飙升到每平方米5 000多元，买一套房都要四五十万元，当地村民戏称应城的房价都是“丈母娘炒起来的”,但是如果不在应城买房，儿子很有可能就要打光棍。
（二）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应城乡村社会形成了高度的进城竞争，乃至于进城不可逆，升级为村庄社会价值和公共舆论。村民一致认为都已经“盘出去了”（搬到城里住），再回到村种地那是很丑的，就是在外混的再“差”,也不能再回村捡地种。“年轻人要是回村要地种，那不废了嘛，冒得出息。”村子里很少有盘出去再回到村庄的，1是在外“讨饭”也不会再回村住，要不然会被笑话的。
进城不可逆就意味着尚没有在城里买房进城的就要拼命挣钱买房，已经进城的农民也需要拼命挣钱以争取在城市立足，防止再次掉入落后的农村，农民无法在城乡之间自由的进退和自主的选择。
西欧社会在工业革命后，乡村年轻人就地城市化，成为产业工人获得高收入，不需要等待继承家产就能结婚，当时社会普遍出现年轻人早婚的现象，经济上的独立使核心小家庭从大家庭的束缚中独立出来得以可能，开启了家庭的现代化进程。而由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处于产业链价值末端的结构性事实，决定了我国城市在短期内难以为大规模农村劳动力提供稳定而体面的就业和收入。这也就注定了在新的国际经济结构环境下，我国的城市化道路与西方国家是不相同的。
以应城为例，应城市能够提供的工作机会有限，工资水平也不高，男性普工月工资两三千元左右，女性普工月工资也就一千多元。单靠年轻人在城市务工的工资，不仅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在城市买房和结婚，即使在城市买了房后，也难以依赖城市的工资性收入实现家庭的再生产，更不用说生活得体面而有尊严。
只有小部分在城市开厂、做生意的富裕农民真正融入了城市，生活得很体面而尊严。很多在应城买了房的年轻人，结婚后不能住在新房里，却依旧要到东部沿海发达的城市打工，只有春节回来过年时在新房里住几天。
（三）家庭内部的代际压力转移
正是村庄内部形成进城不可逆的高度竞争，而单靠年轻人的力量又难以在城市立足。这就需要举全家之力来支撑子代参与城市化竞争和融入城市，在“恩往下流”的价值指导下进城竞争的压力在家庭内部实现了代际转移，带来的是家庭劳动力的全使用和强代际关联与责任。在结婚前，年轻人参与城市竞争的压力以婚姻的形式转嫁给作为中年人的父母，为儿子娶媳妇是父母的人生任务。在结婚后，年轻人也无法依赖核心家庭的打工收入在城市立足，依旧需要母家庭的支持。一般小孩一两岁时，就把他放在村里由爷爷奶奶抚养，年轻夫妻双双外出打工，村里的房子闲置着，只有春节回家时住几天。而如果没有父母帮忙带孩子，那就只能由妻子在家带孩子，这意味着核心家庭的两个劳动力就只有一个劳动力打工挣钱，工资性收入就要减半，这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是很大的。对于没有资本、技术的农民而言，劳动力的多寡就是家庭收入分化和社会分层的基础。
这种年轻夫妻进城务工、父母在家带孙子种田的代际分工实现的前提是没有分家，因为一旦分了家，代际之间的责任就有了边界，母家庭对子家庭承担的就是有限责任。而若没有分家，母家庭对子家庭承担的就是无限责任，所以现在年轻人结了婚都不愿意分家，特别是年轻媳妇不愿意分家。做父母的也体谅儿子在城市生活的不好，工资低挣不到钱，所以即使儿子结婚后，母家庭也会以在农村的务农收入和就近打零工的收入，来源源不断的向子家庭输入资源，以支撑儿子能够在城市立足。母家庭对子家庭资源的输入表现在：帮子代带孩子、种地、走人情、大家庭的生活开支。新时期由于没有仪式性分家而形塑的新三代家庭结构，毋宁说是通过家庭内部代际间的“合谋”来主动适应高度的城市化竞争。
四、新三代家庭结构的社会功能
（一）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
边燕杰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我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呈现固化的趋势，阶层的再生产是通过代际资源的传递来实现的[17].李强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并不像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为“橄榄形结构”,而是一个“倒丁字结构”,即80%以上的底层群体来源于广大的乡村地区[18].新三代家庭结构作为一个社会竞争的单位，具有很强的竞争性、适应性和灵活性，通过对家庭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和劳动力的全使用，可实现子代家庭收入的最大化。五六十岁的中年人父母在城市难以获得好的就业机会，但正是农业种植的中坚力量。那么在新三代家庭结构之下，就可以充分利用没有机会成本的中老年来务农和抚养孩子，农业上的收入用于大家庭的生产、生活、人情开支以及孙辈的抚养成本，子家庭的务工收入就可以成为净收入。新三代家庭结构实质上是将竞争压力通过家庭实现代际压力向上转移，最终实现代际资源的向下传递。举全家之力乃至几代人之力，支撑子家庭能够实现进入城市和孙辈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以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这也是中国社会尚具有活力的体现。
很多村民说：“生的多不如生的少，养的好，有的家庭生一个女儿就不再生了，希望把孩子好好培养成才。我们小时候兄弟姐妹多，自己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不能再让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在新三代家庭结构之下，一般是年轻夫妻刚生下孩子一两岁，就把孩子丢在家里由尚处于中年的父母在家抚育和务农。等孩子读初中或高中的时候就要到应城去接受更好的教育，而且一般都会由母亲专职陪读，不再务工。如果在城有房的就在家做家庭主妇，给孩子做饭洗衣服，如果在城无房的也会在学校周边租一间房专职陪读。进城买房和对教育重视的双核动力，使得应城农村形成了高度向外竞争的社会，村民都在“死奔”挣钱，将更多的代际资源向下传递。放在全国这个社会场域里来看，应城地区形塑的新三代家庭结构更有助于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
（二）温情脉脉的代际剥削
在高度城市化竞争的社会环境下，作为新三代家庭结构顶端的中年父母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心理焦虑，他们不仅要在儿子结婚前通过“死奔”攒钱在城买房，为儿子娶媳妇。即使在儿子结婚后，母家庭对子家庭的代际责任仍没有停止，“生命不息，奋斗不止”,需要继续“死奔”来源源不断的向子家庭输入资源，支撑子家庭参与城市化的竞争。对孙辈教育的重视和代际资源的向下传递，特别是陪读的普遍化，带来的结果就是年轻夫妻两个劳动力中就只剩下一个劳动力打工挣钱，子家庭的收入就会大减，而家庭的开支增加，子家庭的压力就会继续向上传导给母家庭。中年人父母就需要继续奋斗拼命赚钱，在自己能劳动的时候就要劳动，尽最大的力量为儿子减轻进城的负担，以支撑儿子能够在城市扎稳脚跟和孙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不能让其输在起跑线上，恩往下流。
子代在城市混得不好，难以立足以致回村的话，父母脸上也无光，会觉得自己没有本事，没有能给儿子带来什么。这种高度竞争形塑的新三代家庭结构虽然有助于实现子家庭在社会阶层中的向上流动，但在家庭内部带来的是强代际责任和温情脉脉的代际剥削，以致于很多村民抱怨说：“儿子是活鬼，吃我们，喝我们。”“生儿子是阎王，生女儿是银行。”“生女儿是招商银行，生儿子是建设银行。”使得在家种地的中年人，从种地规模上看虽然大都是中农，但并没有其他地区中农怡然自得的心情，反而由于年轻人参与城市竞争，将竞争的压力通过代际责任和代际剥削传给中年人，中年人心理生发出很强的“造业感”.几乎每一个访谈对象都会说：“我们五六十岁的人都还是当做壮劳力使。我看就我们在家种田的五六十岁的人压力最大，过的最造业。”
（三）老年人面临社会危机
新三代家庭结构的成员，只有接受教育尚年幼的孙代、参与城市化竞争的年轻人子代、承受压力的壮劳力的中年人父代，而往往老年人是没有被接纳进来。新三代家庭结构在举全家之力参与社会竞争和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比赛中去，中年人和年轻人之间形成了新型的代际关系和代际伦理，即强代际责任和弱代际期待。而中年人和老年人之间的代际关系并没有改变，依旧是八九十年代核心化家庭结构之下的弱代际关系，即代际之间交换较少，代际责任和代际期待也较少。在面临高度的进城竞争环境时，中年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通过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这种三代人两种代际关系向上传导给老年人。老年人已经丧失了劳动力，成为家庭进城竞争和向上流动的包袱，不能为下一代参与竞争创造劳动价值，成了吃白饭的人，被新三代家庭结构所抛弃。老年人在村庄社会中也是完全被边缘化的，在居住空间上老年人和中青年人形成了空间区隔，如梅村2008年搞的新村建设，但没有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住进新村内，七八十岁的老人都住在未拆掉的几间旧房子和一所废弃的村小学里。
在闲暇的度过上，他们平时就在屋里干坐着熬时间，不敢到新村那边去玩，老人说：“年轻人恶糟老人，新村搞得越好，越是不想去，去了怕他们说把地都给弄脏了。”“年轻人打牌都恶糟我们老人，看到老人在旁边站着看牌，都不正眼看我们，所以老人也都不敢去麻将馆看牌。”处于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身体健朗还能劳动的，就自己种几亩田养活自己，再加上新农保作为补充，儿子是不会管的。而如果不能种田的话，就只能靠新农保和儿子了，上面讲到中年人一代承受了巨大的竞争压力，是不愿意养老的。老人吃饭吃得少，最怕的就是生病，一旦生点稍大的病，哪怕即使只花千把元，儿子也不会管的，等待老人的只有自杀或慢慢被病魔拖死，以致于这里的老年人就没有正常死亡的。学界对于老年人自杀和代际剥削倾向于从孝道伦理的丧失去探讨，道德话语色彩较浓，如果我们从社会竞争和社会流动的角度来看的话更能把握老年人危机的机制。因为面临社会危机的老年人，多是其子代在村庄处于中下层的群体，特别是还有几个孙子到了结婚年龄尚未能在城买房娶到媳妇，中年人正在“死奔”挣钱为儿子娶媳妇，否则就要成为光棍，那就永远失去了实现进城和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了。如果子代家境富裕已经在城市可以生活得很体面的话，自然会孝敬父母。
五、结论
主流的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中国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家庭领域也必然会经历西方式的现代化革命，即以家庭为主体的生产单位被个体式的产业工人所取代，镶嵌于亲缘关系网络中的扩大家庭将被独立的核心家庭所取代，家庭的核心化和小型化不可避免。但进入快速城市化的21世纪，江汉平原农村却出现高比例的新三代家庭结构，与家庭现代化理论产生了背离。这是由于中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在国际分工格局的位置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道路不同于西方。我国城市短期内难以为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提供稳定的就业和收入，进城的年轻人也就难以依赖工资性收入在城市买房结婚和实现家庭的再生产。而江汉平原村庄内部又形成了不可逆的高度进城竞争，社会竞争的压力在家庭内部通过代际关系实现再分配。新三代家庭结构可谓是通过家庭内部的代际“合谋”来主动适应我国独特的城市化道路，同时也是农村家庭对高度社会竞争环境的一种策略性选择。
新三代家庭结构通过对家庭劳动力的全利用和自我剥削，将竞争压力进行代际上移，最终实现代际资源的向下传递。在社会阶层分化并有固化的趋势下，新三代家庭结构具有竞争性、适应性和灵活性等特征，有助于城市化竞争和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但同时这是以代际剥削为代价的，生活在村中的中年人承受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面临危机。从城市化竞争和社会流动的视角来分析，更能把握老年人危机的生成机制，仅仅进行道德上和伦理上的指责是无效的。在农村将长期普遍面临着城市化的压力和焦虑的国情下，需要国家加大对农村和农民的扶持力度，60岁的老人尚能劳动自养，70岁以上的老人开始丧失劳动能力，新农保可以设置养老等级，对70岁以上的老人的社会养老保险金可以提高额度。另外，国家需要加强农村的社会文化建设，如建设老年人协会，改善老年人在村庄的边缘性身份和位置。
致谢：感谢杨华副教授对本文的指导，感谢印子和余彪博士为本文的完善提供的帮助，还要感谢应城调研组成员陈文琼、辛巧巧、徐加玉、杜鹏、李永萍和韩庆龄博士的启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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