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由家庭构成，家庭由家庭内个人的互动形成，因此，在大的社会背景下，社会的变迁影响着每一个人价值观的变化，而长辈往往成为家庭策略的制定者，由于年代的差异、接受水平的快慢等多种原因，最终导致在面临某一问题时家庭决策与个人决定产生分歧，甚至导致冲突。而“家庭策略”体现的传统价值与“个人决策”体现的现代观念间的相互博弈，亦反映了大社会观念的时代变迁。
1. 家庭与家庭策略的概念
“家庭”作为一个核心概念需要给予解释。一个比较准确的解释是家庭是以婚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而“家庭策略”的概念首先来自于西方家庭史的研究，国内外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为家庭生态理论，认为家庭的生态系统由三方面组成，即：
有机体（指家庭成员）、环境（自然地或人工建构的）、家庭组织（他通过对信息的运用将能量转化为家庭的决策和行动）。有机体和环境之间是互赖的关系，家庭组织在二者之间起调节作用。第二种为生命历程研究，复兴于 20 世纪 60 年代，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将个人所经历的生命事件放到长时段的生命历程中来解释，强调多种时间背景对于人的发展的重要性，强调社会背景对于理解个体生命和发展的重要性。第三种为家庭危机理论，家庭策略与个人决策冲突的融合管理富永选（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尝试探究哪些家庭，在什么情况下，运用何种资源和应对行为能够积极地适应危机情景。在国内，张永健认为家庭策是家庭面对生存环境的变动和社会变迁是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体现在一系列的彼此联系的家庭决策中。
而杨善华则认为家庭策略的成因与个人的生命过程密切相关。当这个人是家庭的主要成员时，那就有可能导致不同的家庭面对相同的社会变迁却采取不同的家庭策略的情景。
另外，在家庭关系的结构方面，帕森斯用家庭结构的“洋葱”原理来解释他的观点。他认为家庭关系就像一个洋葱一样，可以被看做是具有一系列的层。每一个层都是逐次的离位与中心位置的人越来越远的。不断增加的社会距离是以位于“洋葱”的结构中心个人与外人之间的关系纽带逐渐弱化来表示的。
前人的研究是富有成果与启发的，但都忽略了个人在家庭与社会中相对独立的角色，将家庭成员的个人决策笼统的概括进家庭策略中。我们应该看到，家庭策略的制定固然会考虑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利益，但在家庭中地位高的人往往才是真正的决策者，在中国的传统家庭伦理中，决策制定者多是长辈，而随着现代社会价值对传统家庭观念的冲击，我们将看到晚辈对自己生活的拿捏与权衡以及客观上对父辈为核心的家庭策略决定的反叛。实际上，这种反叛对子代生活的功能是中性的，而社会的大环境对父辈与子代双方的价值变迁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本案例中我们将会看到，在改革开放与随之带来的社会转型背景下，女儿对抗母亲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愿并没有带来她本想要的生活。
2. 调查过程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法，资料出自北京大学 2002 年底“北京市老年人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中深度访谈得到的个案资料。通过老人的“回忆”，从老人的视角体会老人对家庭中代际关系问题的态度，以“投以理解”的方式间接分析子女对目前所处家庭关系的基本看法。案例中“二女儿”是受到现代观念影响的代表，本文重点提取了老人关于“二女儿”的回忆描述进行研究。
3. 案例分析
资料显示案例是北京市的一个普通家庭，由一位母亲讲述她的二女儿的童年、事业以及婚姻历程，并由此揭示出她与二女儿的关系。
L 女士祖籍湖南，在四川出生，她对自己二女儿的失望与不满是根深蒂固的。她的二女儿从小就聪明能干，虽然不用功但成绩一直非常优秀，当时周边的孩子谁要是“考上九中那简直就不得了了，特羡慕”，但“她跟玩似的 ...... 她们班就两个同学考上九中，其中就有她的二女儿，我那些同事特羡慕”，令 L 女士“气的吐血”的是：最后在中考 622 分的好成绩的条件下，未经父母同意就报了“职高”院校。毕业后在中国照相馆工作了两年，1989 年在未向父母说明的情况下辞职自己干，这让 L 女士十分震惊， 她凭借不错的学习能力，自己开了照相馆当了老板，社会资源也随之增长。在本案例家庭中，L 女士往往希望的实际上都是与大部分人相似的意见，比如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在国有企业上班，因为那里相对“有保障”，在择偶方面 L 女士选择比较传统理性的方面考虑，所以不同意二女儿的择偶决定。而二女儿在上述几个方面都选择与自己的母亲相异的决定，在上学期间违反母亲的意愿投考职高，毅然选择从国有照相馆辞职单干，在婚姻方面不顾父母的反对与自己看中的人结婚等。我们看到，在上述的多个方面，母亲作为家庭决策的代表往往表现了“传统”家庭观念，而“二女儿”的决定从某种方面来说便是对家庭策略的反叛。
在这里我们很难说清楚二女儿的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价值观，因此也就无法直接说明“现代”对“传统”的背叛，但可以肯定的是，L 女士代表家庭进行决策是相对静止的，换句话说，由于长辈对家庭策略的决定权，使得其决策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的范围下。而二女儿的决定则在一定意义上是动态的，由投靠职高到择偶价值，无不体现了女儿对自己看法的坚持。也就说，“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使二女儿更加注重自己的选择与决定，而对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情况则加以拒斥。
另外，在二女儿在选择职高的描述中，L 女士认为导致其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是“受到学校里受教育较少的首钢的工人的孩子以及当时八十年代的个体户的影响”。八十年代正是改革渐渐开展的时期，国家政策的调整与新制度的出台极大地影响了年轻一代的，L 女士上述的说法实际上将二女儿与其他工人的孩子分离开来，认为“受教育较少的首钢的工人”与“个体户的影响”是导致二女儿选择职高的原因。显然 L 女士并不认同个体经营会比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的选择会更好，因此她认为女儿的选择是对社会潮流的盲目追求。
在工作方面，二女儿在辞职、跳槽等方面均自己决定，未于父母商量，体现了现代社会强调“自我”的价值。
从客观上说，沿袭职高的工作与自己的聪明能干使得二女儿进入国有企业，在这点上 L 女士表示比较满意，但女儿的辞职使得母亲非常失望，在 L 女士看来女儿的短视，“为了省那三千块钱”而从稳定且有保障的工作辞职是不可理解的。另一方面，母亲认为国有照相馆安定的原因不在于工作地点本身，而在于其所蕴含的“保障”，时代决定了国有企业的安稳符合了母亲希望女儿安稳的生活这一传统，在这点上我们清楚的看到了一个母亲最传统的希望，体现了一个时代背景下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而女儿则更加自我，坚持自己的选择，也表现了以代际冲突为载体的新老价值观念的碰撞。
在婚姻方面，二女儿突出的体现了现代化所带来的两个最突出的变现形式：婚恋自主与离婚。二女儿在配偶的选择和婚姻的安排似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故事，突出体现了 L 女士为代表的“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与二女儿“坚持自我选择”所代表的现代观念的正面冲突，案例中父母最终接受了十分不喜欢的女婿，实际上，二女儿也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承担了后果，那就是离婚。年轻人挑战了父母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挑战了来自各方的社会评价的压力，其最后的结果客观上并不令人满意。
另外我们注意到，二女儿即使在父母反对的情况下结婚，但结婚的实际过程仍需要父母的操持，而 L 女士一直不喜欢自己的这个女婿，但却在最后拿出钱为女儿举办婚礼。婚姻自主独立是家庭从传统像现代转型的重要特征，“然而真正成家时，年轻人却往往需要父母提供资源”，婚姻自主却不自立，除了婚姻成本不断上涨外，可能还与传统的父系家庭双向反馈的代际模式在城市中保留有关：即子女结婚时，无论是房子还是聘金嫁妆由父母准备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父母年纪大了需要养老的时候，子女可以反哺赡养老人。
价值的对立到底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生活价值，传统与现代价值的冲究竟将生活带向何方，这些问题也许很难得到统一的答案。案例中 L 女士的大女儿在上述几个方面都遵守了家庭策略的决定，最后得到了社会舆论上对其价值的认可，二女儿虽说生活的不错，但由于当年坚持自己也许不成熟的决定起码在物质生活上无法与大女儿相提并论。这样看来作为晚辈对自己生活的拿捏与权衡，以及客观上对父辈为核心家庭策略决定的反叛，使得反叛者的结果是失败的。然而，L 女士本身作为母亲对二女儿的诸多分歧最终都报以客观的接受，而这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时代的发展潜移默化的影响，融化并重塑着人们的价值观，我们看到现代观念的影响使得 L 女士对女儿价值的反叛以包容，而这种包容的原因也许又是最根深蒂固的血缘传统所决定的。L女士体现的这种包容性则体现着现代与传统交替的变迁。
4. 家庭策略与个人决策的冲突与融合
家庭策略的形成基础是有关家庭策略研究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家庭策略的产生受着即时的情景及与此相关的社会背景。大的社会背景指社会变迁，即时情景则指家庭成员生活与其中的家庭所具有的价值和规范，也包括家庭成员的心理所构成的一种氛围。而在这里大的社会背景是，80 年代迅速发展的起来的是一种极端形式的自我中心观念，正是这种观念使得青年人理直气壮地抛开所有的社会责任与对他人的尊重，使得个人极端自我中心。而这种出人意料的后果是国家所推行的家庭革命的产物。
但是，社会中不存在不变的传统与现代。首先我们并没有看到家庭成员间关系的完全断裂，亲情与血缘的纽带仍然十分浓厚，“L 女士的三个子女都在形式上或情感上有较强的‘回归’倾向，大女儿的牵挂，二女儿的回家，小儿子理所当然的与父母居住在一起，这一切很难说是‘背叛’”。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受现代化影响的每个受众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性都会因为这个过程变得与传统相异，而传统也是一个受现代化影响的过程，每个时点的传统都在不停的受到现代以侵蚀或补充，我们对待身前的现代与身后的传统，不能认为现代性的后果必然是美丽的，亦不能认为传统一成不变，必然导致生活的落后。我们看到L女士便是不断接受现代性的影响，从小到大无不深深的打上她所处时代的烙印，而时代的快速变化又完全超出 L 女士的接受范围，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开始通过与二女儿新的现代观念的冲突加以显现，最后融入到家庭中，表现在母亲代表的权威所决定的“前现代”家庭策略遭到接受“更现代”价值观念的二女儿以忽视。这里的“前现代”与“更现代”没有固定的时间限制，而表示两者在接受当代观念意识的能力和程度。
我们必须清楚，没有不经历现代化的传统，也没有不含传统的现代。因此在这里，我们很难赞同斯美尔舍现代化理论的观点，其认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都是静止的体系”，“进步比传统的稳定更具有价值的先验取向”。
我们应该看到，“社会实践总是不断的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结构。”“所有的社会生活形式，部分地正是由它的行为者对社会生活的知识构成的”。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曾用“断裂”“博弈”“失衡”来理解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与利益集团的关系。
同样，家庭则是融合这一冲突的重要场所。家庭本身代表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传统的家庭策略与现代的个人选择汇于家庭，在家庭内冲突，在家庭中融合，家庭本身也在社会大环境与内部所产生的张力的双重作用下，不断权衡着个人与集体，长辈与晚辈，感性与理性，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不断博弈以取得巧妙的平衡，使其不至于受两者关系的彻底断裂。
个人在物质上与精神上需求的地位不断上升，客观上冲击了传统家本位的伦理传统，然而我们从家庭策略与个人决的互动中看到，个人由于现代观念的冲击渐渐在个人决策的制定中独立于家庭策略，而作为代表传统价值的家庭策略与代表现代观念的个人决定在大的社会转型背景下并不是彼此分离，而是相互作用、融合的。“传统与现代的博弈，带来的并不是从传统转向现代，而是传统与现代的兼容，从而导致中国城市家庭变迁出现多元模式”。家庭策略的形成基础，无论是家庭内部的成员，还是与此相关的社会背景，都深深的影响着家庭本身在结构、功能等方面的变化。作为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场所，家庭一面保护着传统观念的延续，一面拉扯着现代价值带来的独立与个人。而家庭策略与个人决策的冲突，也一面体现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对私人生活与价值观念的影响，一面体现了家庭，家庭决策，个人决策这三者本身及其相应关系在社会环境的变迁中的互构。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潘允康 . 家庭社会学 [M]，北京：北京审计出版社与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
[3] 杨善华 . 家庭社会学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 张永健 . 家庭与社会变迁——当代西方家庭史研究的新方向 [J]，社会学研究，1993(2)：97-103.
[5] ( 加 ) 大卫·切尔 . 家庭生活的社会学 [M]，彭铟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
[6] 马春华、石金群、李银河等 . 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 [J]，社会学研究，2011(2)：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