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子
在阅读了《浙江精神与浙江发展》后发现,无论是在中国文化史亦或现代史上,浙江都说得上是一枝独秀。当封建王朝的统治者还在叫嚣“农业为本,重农抑商”的时候,是浙江人,首先踏上了进击商业,征服世界的道路;当普天之下都承受着封建理学思想的毒害时,是浙江人,第一次喊出了“工商皆本,经世致用”的口号。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浙江都远离中华统治的核心(南宋除外),却无一例外的为国家提供了最多的进士(院士)。这一切,难道真的是巧合?浙江地少人多,土地贫瘠,环境恶劣,却能从改革开放初的不毛之地迅速成为全国人均GDP最强的省,奇迹的背后,真的没有什么必然的原因吗?
纵观浙江发展史和中国朝代史,我还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把它称之为“浙江现象”: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旦市场开放,国家重商,浙江人就大受其利;反之则困苦不堪。我相信,这一切的背后,浙江精神将起到莫大的关系。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讲述我所理解的浙江精神以及其对浙江商业发展的作用。
二.浙江精神的起源
亨廷顿先生在他的学术研究作品《民族的性格》中认为,一个民族的性格将由此地的地理环境决定,人们只有采取适应周围地理条件的生活方式才能生存和发展,反之则被淘汰。浙江精神正是这一理论最好的说明。众周所知,浙江土地贫瘠,资源贫乏,人少地更少,多山多陵,交通不便,每年夏天更有台风肆虐,忽旱忽涝,环境可谓恶劣。
为了更具对比性,我们不妨把浙江与欧洲之光的起源地希腊作比较。 希腊是一个与浙江“同病相怜”的地方。该地多山少水,土地贫瘠不堪,只能种活橄榄树等少数物种,而它唯一的优势就是面朝大海。于是,希腊人为了生存,顽强的踏上了航海之路,以货易粮,向外发展,同时奋发图强,改善国内,精研造船,很快成为了欧洲史上第一个航海强国。
浙江也是如此,环境恶劣,天灾频发,但偏偏神又给浙江人留了一线光明——水路。于是,浙江人为了生存,逐渐变得变得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土地贫瘠,迫使浙江人不能以农业养活;资源匮乏,迫使浙江人不能以工业立足。交通不便,迫使浙江人选择了以水路作为日常的交通方式;海边无路,遂使浙江人产生了对世界的征服的渴望。于是,在这多种客观条件的压迫之下,为生存而战的古越人——即浙江人的远古先祖,我把他们称之为古越人——不得不踏上了以商业养活自己的道路。在沿着水路(海路),冲向世界的这条危机四伏,艰难困苦,前途茫茫的道路上,古越人逐渐变得开拓,勇敢,团结,坚忍,因为少了一种品质他们都无法生存下去。尽管这条道路九死一生,可是古越人必须走下去,因为,他们没有选择! 这就是浙江精神的起源。
与此同时,我们也理解了浙江人对水的偏好和发自内心的喜爱——对上古时代的古越人来说,水,就是他们的生命之路啊。
此外我们必须注意到的一点是:古希腊是欧洲最早的文明国家,而在浙江境内,恰恰拥有中华文明史上最早的河姆渡遗址。这一切绝不是纯粹的巧合。毫无疑问,在强大的生存危机压迫之下,古希腊人和古越人都率先走上了一条发愤图强,脱离野蛮的道路。
姜戎在他的《狼图腾》中,把蒙古人那种在死亡危机下爆发出的勇敢团结,残忍顽强的品质称之为“狼性”。我们也同样可以毫不夸张的将古越人称之为“海狼”。
我认为,正是这种原始的狼性,使得古越人在进行生产活动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求真务实。古越人早已明白,在那种残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的关键,在于拥有强大的实力,任何不实用的奇淫技巧在死亡压力前都是徒劳的。因此,古越人比任何人都要务实,都讲究实效。
2.善于学习:必须承认,古越人的生产技术不如中原,而偏偏古越人对技术的渴望是如此的强烈。因此,一旦古越人意识到外来文明有益于他们的生存,他们会毫不犹豫的将其“拿来”,同时加以改进和总结。这一点同日本民族的拿来主义具有极高的相似性。
3.团结进取:毫无疑问,这一点同样是受生存压力所迫,当古越人意识到单枪匹马无法生存时,当古越人发现这种方式已经无法生存时,他们就只能选择抱团,选择开拓。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几点,同本书中2006年浙江省委书记***提出的“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具有较高的相似性。这一点可以证明,在之后二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古越族这种原始的狼性并没有被消磨殆尽,反而更加清晰的体现在现代浙江人身上。
三.浙江精神的发展
在越王勾践喊出“越地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耳”之后,古越人的狼性和他们的势力达到了巅峰。可惜好景不长,秦汉之后,随着中原文明的迅速扩张,浙江地区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冲击。到两晋之时,浙江境内的越族已基本被汉化。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两汉时期浙江都离中国政治中心不远不近——过近则易遭占优势的汉族文明洗脑而丧失自我,过远则不能接受汉族文明的洗礼。兼之两汉时期朝廷虽独尊儒术,却并未像后来那样以儒家文明作为全天下之准则。这么做的结果是,汉族与古越族的民族融合,长期处于一种缓慢,充分的过程中。而由此带来的好处是,古越人得以选择性的吸收汉族文明中的有益成分,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色。于是,新的民族既具有汉族知书达理,讲究礼仪,尊重纲常的风范,又带有古越人身上那种强悍的狼性,不屑于对三纲五常刻板的死守。由于这一时期,越族已被汉化,越已不再是民族的代号而是成为地域的代名词,我把自秦汉一直到鸦片战争前的浙江人称之为“古浙江人”。
必须承认,儒家文明为古越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在比较了蒙古人和古越人的生存习惯与生存环境后意识到,最开始的古越人,在环境压迫之下极有可能像蒙古人那般残暴嗜杀,崇尚武力,“三千越甲可吞吴”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但是新时期的古浙江人却以和为贵,至少在浙江内部形成了一定的等级秩序,促进了内部的和谐。这一点,为日后宁波,龙游各商帮抱团作战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基础。 至此,古浙江人的性格已大致形成,即:日常生活中讲究仁孝礼仪,以儒家文化为基础造就内部的等级和秩序;生产活动中则依然深具狼性,讲究实效,善于学习,具有强大开拓精神。
应该说,正是儒家文明的催化,使得古浙江人成功从“野狼”进化为“文明狼”。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地域都如浙江一般幸运。闽粤之地,太过荒僻,发展极为缓慢;苏皖之地,离儒家文明地区实在太近,于是被汉化的极为严重。这合适的距离不能不说是浙江的幸运。 随着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和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浙江的精神第一次出现了较大的分化。 运河的开通,使得浙江地区第一次被纳入中原的范畴。杭嘉湖地区凭借其有利的平原地形,借用中原先进的治水技术,排淤构渠,改善水土,利用发达的桑蚕养殖和丝线迅速致富。
随着财富的膨胀和与中原交流的日益频繁,杭嘉湖地区也更多的学会了吟诗作画,风花雪月,成为江南“风流之地,浪漫之乡”。因为富裕和舒适,杭嘉湖地区古浙江人身上的狼性逐渐褪去,从而更多的类似于中原汉人。 这一时期的航运业和造船业得到极大发展,甬台温等海滨之地也得到了另一种对外交流的方式。他们的对象,是那些来自全国沿海和亚洲各国的船只人员,宁波港更是成为大唐与日韩交流的唯一海港。那些在海上与浩浩风浪,茫茫未来拼搏的水手和渔民,同样为了生活,不得不选择团结拼搏,开拓进取。应该说,甬台温地区的古浙江人是古浙江精神的最完全传承者。唯一的区别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总体提高,他们不再单纯“为生存而战”,而是更多的为利益而战。商业观念,也以这一地区为最重。这也解释了在五口通商和改革开放后,为何宁波人和温州人分别得以异军突起。
相比之下,金衢处严之地(即今日金华,衢州,丽水地区)相对闭塞。由于交通相对不变,交流不够,这一地区的古浙江人虽然民风剽悍,勤劳简朴,却是较为缺乏开拓精神和灵活变通。“龙游帮”曾一度壮大,却在清末之后走向没落,也就不难理解了。
由于环境的限制,浙江精神的分化已是不可逆转。尽管之后吴越建国,宋室南迁均给浙江带来了极大的文化和人口变化,但由于环境因素的不可变性,平原浙人,海滨浙人,和山陵浙人的文化差异也是越来越大了。 改变发生在西方东渐之后。五口通商使得浙江人第一次明白了世界之大,再一次的,为了生存,为了利益,浙江人发挥他们强大的学习能力,主动的夺取西方一切物质和精神上的财富。于是,我们看到,浙江精神中,再次融入了一种性格,叫做开放。 随着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浙江三大地区已是日渐融合。我们惊讶的看到,地理屏障对浙江文化的影响已不再如过去那般明显。自秦汉以来,浙江精神第一次出现了回复大一统的趋势。
四.总结
通过对浙江精神发展史的研究,我得出一个结论,即:由于浙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浙江人体内的狼性并没有被消磨,相反,这股狼性已经融入了浙江人的血脉。一旦商业的条件有利,隐藏在浙江人生命DNA中的狼性会被激活并且爆发出强大的开拓性。正因如此,浙江人能凭借自己的实力,而不是依赖政府,去争夺天下。
于是,历史上,一旦市场开放,商业繁荣,浙江人就能一次次的纵横全国,乃至海外。
包括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