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 70 年代，西方经济学领域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边际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英国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 William Stanley Jevons) 、法国的里昂·瓦尔拉斯 ( León Walras) 、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 ( Carl Menger) 三位经济学家几乎同时又各自独立地将数量分析方法，特别是边际增量分析、统计方法和均衡概念应用到对消费者行为的分析中，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形成了边际效用学派。
边际效用学派研究重心从生产转向消费，将消费理论置于经济学的首要地位，提出的边际效用价值论构成了微观经济学消费者理论的核心内容，其研究方法极大地影响了消费理论的发展趋势。
一、研究重心的转移
与生产居先的传统观点不同，边际学派的学者强调消费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杰文斯在 《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批评了约翰·穆勒 ( John Mill) 轻视消费的观点①，指出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消费的种类和数量决定了产品和数量，我们需要有一种关于财富消费的理论，“经济学的理论必须从正确的消费理论出发”。欧根·冯·庞巴维克 ( Eugenvon Bahm － Bawerk) 同样把消费问题提到经济学的首要地位，将消费作为其经济理论的出发点，并竭力缩小生产的作用。他指出，消费是主要环节，生产只不过是消费实现的条件，是从属于消费并受消费支配的。
冯·米塞斯 ( Ludwig von Mises) 则详细说明了消费决定生产的机制，他指出，消费者通过购买和拒绝购买最终决定应当生产什么、谁生产、如何生产、什么质量、多少数量。如果企业不能以最佳、最廉价的方式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就会面临失败。他进一步指出，消费者不但决定消费品价格，还决定全部生产要素的价格以及市场中每个成员的收入，通过支出的每个便士，消费者决定着所有生产过程的方向和所有商业活动组织的细节。但是米塞斯指出，垄断力量的存在是一个例外，垄断价格不受消费者控制。哈耶克 ( Hayek) 则认为，即使是完全的市场垄断，生产者的生产也必须遵从消费者的意愿，否则大公司将失去最终的发展推动力，生产就会处于受限制的状态，终将失去已有的垄断地位。他提出了消费者主权②的概念，并认为消费者主权保障市场经济均衡。
英国经济学家埃里克·罗尔 ( Eric Ｒoll) 在《经济思想史》中指出: “有人说，古典学派强调生产、供给和成本，而现代经济学者关心的则主要是消费、需求和效用。边际效用概念的引入，实现了这种重点的转移。从那时起它便几乎以无上的权威统治着学术思想”。
为何边际效用学派一反古典经济学以生产为研究重心的传统，转而注重消费，并且纷纷强调消费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作用呢? 我们需要从边际效用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中寻求答案。
19 世纪 50—70 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法、德等大陆国家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经济发展极为迅速; 英国也出现了产业革命完成后的一个 “黄金时代”。但是，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产生的副产品是一系列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大规模经济危机的爆发给理论界带来了双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古典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受到了质疑，在日益成长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冲击下日渐乏力; 另一方面，危机中消费能力和市场需求因素成为影响商品的价格、甚至资本的命运的重要因素，迫使经济学家重新认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经济危机是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发生的，危机爆发时间不长，并能在产业革命技术更新的拉动下摆脱危机进入繁荣。因此，边际效用论虽以需求为重点，但是依然强调供求均衡，生产供给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这与后来“凯恩斯时代”的 “有效需求决定一切”的消费理论有很大不同。
除了经济背景的原因，学术风气的转变也是极为重要的原因，针对边际革命期间消费问题地位的迅速提升，马歇尔 ( Alfred Marshall) 在 《经济学原理》对此做出了扼要的说明。他首先指出，两个因素造成了以往经济学家对消费问题的忽视。一方面，研究如何最好利用个人的支出不适用过去经济学的方法， “之前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说得很少，因为他们除了一切有常识的人共有的东西以外，也实在没有太多的话好说”， “一个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的人的常识，对于这种事情比他从精细的经 济 分 析 中 所 能 得 到 的，会 给 他 更 多 的 指导”。另一方面，李嘉图 ( David Ｒicardo) 及其追随者只强调供给条件在价值决定方面的作用，对需求条件的重要作用未予清楚地表达，这使得人们忽略了消费和需求的作用，也正是伴随着经济学家们对李嘉图分析习惯的反省，消费与需求问题的重要性才得到提升。除此之外，马歇尔认为数学工具的使用和人们对 “财富是否增进一般的社会福利”日益关注的时代精神也推动了消费问题的提升，前者要求对以往笼统的消费概念及假设进行准确描述，而后者则要求深入探究财富与福利之间的准确关系，必然促进消费问题的研究。
二、研究成果的提出
( 一) 边际效用价值理论
1. 效用及其特性
杰文斯使用效用 ( Utility) 这一名词来代表“一物所以能为吾人服务而自成为一种商品的抽象性质”，指出 “凡是引起快乐或避免痛苦的东西，都可以有效用”。门格尔认为效用 “就是一物用以满足人类欲望的能力”，无论是经济财货或非经济财货，能用以满足人类的欲望就具有效用。
边际学者普遍认为效用是主观的，但却是可以测量的。庞巴维克强调，一种物品是否有价值，取决于人们对物品的主观评价，这种评价是以物品的稀少性为条件的。杰文斯指出，效用不是物品固有的性质，效用的有无或变化皆以物与当事人的欲望与需求之间的关系为转移。杰文斯认为如果有完备的统计资料就能估算所有商品的效用，“可以用一个普通工人在已经劳动了 10 小时候的一刻钟所受的平均痛苦……来测定他的最后一份增量工资对他的效用”。
门格尔指出人的欲望是分等级的，是可测量的，因此满足欲望的意义的程度也是呈梯度性的，理性经济人可以对选择集进行比较和排序。一般情况下，遵循保存生命、增加高度福利、增进低度福利、增进些微享乐的顺序。
在门格尔欲望层次划分的基础上，庞巴维克把需要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第一级是 “那些得不到满足就会导致死亡的需要”，第二级是 “那些得不到满足，就会给我们的健康，荣誉或愉快带来长期的、严重的损失的需要”，第三级是 “那些得不到满足就会使我们受到较多的暂时的损害、痛苦或损失的需要”，第四级是 “那些得不到满足除使我们略感 不 便 外，我 们 一 无 损 失 或 损 失 极 微 的 需要”。
早期的边际主义者认为效用可以进行测定是基于效用大小可用基数单位表示，但是效用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以及所购买商品的多样性，无法予以客观的测度。对此，杰文斯寄希望于未来，“认为现时还不能找到尺度，但将来一定能够解决”，瓦尔拉斯则直接宣称他已经 “假定”可测定性。
有鉴于此，帕累托 ( Vilfredo Pareto) 于 1906年在 《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借用埃奇沃思 ( Fran-cis Edgeworth) 的无差异曲线概念，并把它改建在序数效用的基础上。根据这种无差异曲线，不用考虑效用确切数值，而只需假定消费者能够对各种商品组合的总效用的顺序，即偏好程度进行排列，既可以显示效用又避免了计量效用的问题。
2. 边际效用及其递减规律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诞生之初并未以一种统一的方式表述，而是被赋予各种不同的名称。直到1884 年，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 ( Friedrich vonWieser) 在 《经济价值的起源及主要规律》 一书中最先使用了 “边际效用”，边际效用概念才被沿用。
早在 1854 年，德国经济学家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 ( Hermann Heinrich Gossen) 提出的戈森定律第一条 “享乐递减定律”便蕴含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戈森的着作里虽然包含了边际学派的主要观点，但是由于时代的条件尚未成熟，这本着作并未得到重视，在出版后只售出寥寥数本，以致作者不得不在临终前从书店将书收回。直到 1889 年经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极力宣传，此书才得以再版并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承认。因此埃里克·罗尔认为，与其说戈森是一个先驱者，毋宁说他是个先见者。
杰文斯的分析则首先区分了商品的总效用和边际效用，并采用数学方式进行了表达。接着，他提出了最后效用程度 ( final degree of utility) 的概念，用以表示 “现有商品量中那极小的或者无限小的最后加量或次一可能加量的效用程度”。杰文斯非常重视这一概念，他认为经济学理论是建筑在最后效用程度这一函数上的。“最后效用程度这一个函数的变化，是经济问题中最为重要一点。我们可定一般的法则曰: 效用程度随商品量而变化，其量增加，其效用程度结局会减少”，这就是杰文斯对边际效用递减法则的表述。
门格尔用以代替 “边际效用”的是 “满足的意义”，他指出， “一般来说，某种欲望的满足，到一定程度为止，对我们是具有相当高的意义; 但超过这个程度以后的满足，则对我们就只具有愈来愈小的意义; 在继续下去，就会达到该欲望是否还需进一步满足对我们来说已毫无所谓的阶段”，因此人们连续享用某一财货单位越多，满足程度也就越低。门格尔在书中使用 1 到 10 个欲望的满足表，通过递减的数字表示每一种欲望在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再继续下去，其意义必然次第减少来展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瓦尔拉斯最初使用了 “强烈效用”，他指出“所消费的物品的一切连续单位，从满足他最迫切欲望的第一个单位起，到最后一个单位止，对消费者来说具有递减的强烈效用的”。而后，瓦尔拉斯 “消费一定量商品所满足的最后欲望的强度”定义为 “稀少性”，用来表示边际效用。
维塞尔指出人们对物品的欲望随物品数量的增加而减少，当物品充分满足欲望时效用为零。在一般情况下，能充分满足欲望的物品较少，而绝大部分物品的供应是有限的，人们还没有达到需要饱和点就必须放弃自己需要的满足。维塞尔指出消费最后停止点上的需要为边际需要，这一点上的效用至关重要，并称其为经济边际效用，简称边际效用。
庞巴维克则指出，决定物品价值的不是它的最大效用，也不是它的平均效用，而是它的最小效用。物品的最终价值是由它的边际效用量来决定的，即人们最不重要的需要的效用即边际效用。庞巴维克强调，边际效用不仅是价值理论的钥匙，且能解释一切经济的事务，它又是经济理论的钥匙。
3. 效用最大化原则
正如在数学中边际分析的首要功能是求极值一样，边际效用分析的直接目的是追求 “最大总效用”。边际学派学者认为，追求最大满足或最大总效用，是一切经济行为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学赖以建立的基本命题。
杰文斯指出: “经济学的问题，是以最小努力获得欲望的最大满足，以最小量的不欲物获得最大量的可欲物，换言之，使快乐增至最高度”。门格尔亦表示: “经济活动的目标，不在于物质财货的增 加，而 在 于 人 类 欲 望 之 尽 可 能 完 全 的 满足”。
瓦尔拉斯不仅明确宣称自己的整个理论都建立在 “每个交易当事人获得最大效用”之上，而且还认为经济体系的各种均衡条件，都是从每个个人获得最大总效用这个条件中 “合理地推演出来的”，因而它是经济体系实现均衡的根本条件。瓦尔拉斯认为，能够使每个交易者都获得最大总效用的经济制度，便是最优越的经济制度。如果自己论证了自由竞争制度能够自然而必然地趋向于使每个人都获得最大总效用的一般均衡状态，就同时论证了自由竞争制度的优越性。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 “效用最大化”呢? 前文提到的 “戈森第二定律”即边际效用均等定律，最早指出只有当消费停止时，从所消费的各种物品中得到的满足相等时，才能达到效用的极大化。杰文斯发现 “获得人生最大之享乐”的条件是: 一个人只有当消费停止时，从所消费的各种物品中得到的边际满足相等时，才能实现效用最大化。
瓦尔拉斯对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条件进行了数学证明，并明确指出: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当其购买的各种商品的价格与各自的边际效用的比率彼此相等时，消费者的满足达到最大化。
( 二) 其他理论成果
1. 对时间因素的考虑
门格尔指出，经验已经证明，对人类来说，现在或最近将来的享乐总是比遥远将来的享乐更为重要，早期欲望的满足总是优先于晚期欲望的满足。
因此，人们总是按照时间顺序先满足最近将来的欲望，然后依次满足较远将来的欲望，门格尔的观点在庞巴维克那里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庞巴维克把物品划分为现在物品和未来物品，认为人们对于现在物品的估价通常总是高于同种类等数量的未来物品。为此，要把现期消费换成未来消费，就需要为相应的时间贴水。他把时间贴水这一概念引入消费者行为的研究是消费理论研究中的一个进展。
为什么人们总是低估未来的消费? 庞巴维克认为有以下原因影响了人们的选择: 首先，由于现在与未来的供求状况不同，而人们是根据未来的供求状况来估价未来的消费的。其次，由于人们对于未来的低估。这又是因为: ( 1) 人们对于将来的需要尤其是遥远将来需要的考虑往往是不完善的;( 2) 人们意志上的缺陷造成的消费上的短期行为;( 3) 而在两种特殊情况下人生的短暂无常，会使人们低估未来物品及其未来消费。一种情况是，如果涉及的时间很长，如五、六十年; 另一种情况是，人们由于特殊情况而被迫考虑到死亡的情况，常常会不顾未来而表现疯狂的行为，如病危、战争以及自然灾害等。
2. 杰文斯悖论
杰文斯发现，技术进步会导致某种资源的过度消费，比如，某项技术进步引起了煤炭的利用效率提高，较高的利用率反过来产生煤炭更大的消耗，这与人们的观念相违背，因为人们通常认为资源利用的节约意味着资源消耗量的减少。这一现象被称为杰文斯悖论。
杰文斯经过分析，找到了悖论产生的原因: 技术进步在提高能效的同时，也促进了全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他从蒸汽机技术发展的历史中找到了证据: “蒸汽机的每一次改进和效率的提高，其结果的确以一种新的方式加速了煤炭的消费”。杰文斯的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揭示了技术进步给消费带来的巨大作用，往往技术的更新换代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会带来消费结构和消费数量的改变。
3. 消费者剩余
米塞斯 ( Ludwig von Mises) 认为，只有在主观评价大于实际支付的价格时才会发生购买行为，他认为在个人看来，一切交换只有满足主观上的不等价才会交换。无论对于生产者还是消费者，购买就是在他的主观评价大于价格支付时的买房行为，而出售也一定是其出售所得大于其主观评价的卖方行为，也就是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马歇尔对消费者剩余的概念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定义为消费者实际支付的价格和愿意支付价格之差。消费者剩余概念成为说明自由竞争市场机制优越性的重要概念，对今天西方的分配制度与福利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理论评价
( 一) 研究重心的转移促进了消费理论的发展
边际主义者首先关注的是人们的欲望及其满足问题，进而将消费领域列为研究的首要对象，他们不再从整个市场领域来对价值问题进行考察，而是从消费者的具体行为出发来研究价值问题，并将决定价值大小的过程看作个人的心理过程。消费问题，脱离了生产的附属地位，成为了最终的研究目的，也成为重要的分析环节。边际革命以后，经济学由一门主要研究一个国家如何发展富强的学问，逐渐转变为主要研究个别消费者行为和个别厂商行为对价值、价格的决定机制的学问。
边际学派强调生产必须符合消费者的需要，生产并不一定能创造社会财富和价值，生产出的产品是否具有价值，是否成为财富，最终取决于市场上消费者的评价和选择。消费者主权和消费者的地位得到了强化和认可，极大地促进了消费者理论的发展。此后，随着供求环境进一步转变，消费的作用愈加突出，最终在 20 世纪 30 年代形成了现代消费需求理论。
( 二) 研究成果的提出解决了 “钻石与水的价值悖论”
“钻石与水的价值悖论”由亚当·斯密 ( Ad-am Smith) 在 《国富论》 中提出，即钻石的作用很小，价值却很低; 而水的作用很大，价值却很高的矛盾。古典经济学从生产的角度，未能解决这个悖论，但是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从消费者的主观评价出发，指出连续增加对一种商品的消费，其增量带来的满足程度是递减的，而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总效用，而是边际效用。由此，物品愈丰裕，其价值随着数量增加而降低，水的供给相对比较丰裕，其价值因此很低，钻石则因相对稀缺而价值较高。一旦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水的供给变得稀缺，则水的价值一样会变得珍贵。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提出解决了 “钻石与水的价值悖论”，对消费者的效用与需求分析，增强了对消费者行为的解释能力，为资源在市场体系中的合理分配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 三) 研究方法的改变使消费理论走向数学化、抽象化
帕累托曾经指出，边际革命代表经济学上的一种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因为经济学家所用的分析技巧。在边际革命中，数学方法，尤其是微积分在经济学中大量使用，经济学家开始用数学公式、图表及函数图形来说明消费问题。导数、极值等方法与消费者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效用最大化问题实现了完美结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微观消费者行为理论。
数学方法的应用一方面使得对消费问题及其假设的描述更加准确，逻辑更加严谨，分析体系更加完整，但是却使得对消费的分析简单化和抽象化。
边际学派学者将研究重点日益集中在人与物的关系层面上，作为消费者逐渐摆脱了社会人的特性变成理性经济人，消费行为也简化为追求 “效用最大化”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它产生了经济分析和其社会学前提关系的重大变化，在古典分析中，消费分析是作为经济过程的一部分进行分析的，如马歇尔所说，对于个人支出与消费的选择，经济学家往往不予以分析，而边际学派的消费理论乃至整个经济理论建立在理性个人的集合体的社会学基础之上，只能符合一种个人主义的社会观点，在极端情况下甚至是 “原子式”的，使其遭受许多质疑与批评。
参 考 文 献:
〔1〕杰文斯． 政治经济学理论［M］． 郭大力，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 51 －62．
〔2〕彭爱兰． 庞巴维克消费思想浅探［J］． 消费经济，1992( 12) : 90 －94．
〔3〕埃里克·罗尔． 经济思想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1: 360．
〔4〕樊纲． 论“边际革命”的社会历史原因［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 6) : 25 －32．
〔5〕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 上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 215 － 217．
〔6〕门格尔． 国民经济学原理［M］． 刘桀敖，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74 －81，151．
〔7〕庞巴维克． 资本实证论［M］． 陈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 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