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 （1828~1897）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维新思想家、新闻工作者，同时又是近代著名的文学家。在中国文学从古代向近代的转型过程中，王韬的影响不容忽视。王韬特殊的人生经历和融贯中西的文化背景使王韬的文学作品在近代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他的小说、诗歌、散文，包括从文学观念、内容题材、传播方式、文学语言到文学功能，都开启或推动了中国文学近代化的历程。
一、王韬对近代小说的影响
王韬的三部文言小说集 《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反映了一个游历海外、深谙西学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心态，他站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现代文明热切地呼唤，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全球文化意识。王韬的文言小说对中国近代小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自觉描写异国形象的作品最早为中国读者提供了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想象和思考
在王韬有限的海外题材小说中，第一次通过小说这种通俗的文学形式使中国广大读者对异域有了一个明确的感性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描写异国形象，王韬借此传达了他对西方文明的新思考，希望能够启迪广大国人的思想。诚如王一川先生所说：“他在现代较早尝试把文言短篇小说这种原本位处边缘的闲适文体，运用来直接表现个人对于社会世相、国计民生和文化前途的痛切体验与思考，尤其是表达他个人对中国的现代性境遇的独特体验和沉思，从而产生了为蒲松龄 《聊斋志异》所没有的那种直接而强烈的社会批判效果……他的真正与众不同处在于，他急切地要表达的决不是什么纯粹个人身世伤悲，而是自己浪迹天涯 ‘三十年来所见所闻，可惊可愕之事',是他获得的对于中国文化的空前危机境遇的痛苦体验及相应的拯救意向。”① 这种 “对于中国文化的空前危机境遇的痛苦体验及相应的拯救意向”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存在于王韬海外小说中关于中西文化的比较与想象中。① 王韬的观照视野已经超越了传统题材而具有了现代意义。
《双尾马》《泰西诸戏剧类记》在对西方的描述中引发了中国人经济观念的反思和警醒；《闵玉叔》《海外美人》《海底奇境》《海外壮游》《乐国纪游》《岛俗》《海岛》《消夏湾》等则反映了近代国人希望了解世界的强烈愿望；《纪日本女子阿传》《媚梨小传》《花蹊女史小传》等则塑造了敢作敢为、追求自由幸福或才华横溢的不同于中国传统女性的异国女性形象。这些小说关于异国文化、异国风情、异国人物的记叙，都启发了国人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想象和思考，而这，正是近代文学发展历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以前的文言小说所不具备的。
2.首次与报纸结合，开创了中国小说传播方式现代化的新纪元
王韬是中国第一个在报纸上连载小说的作家，《淞隐漫录》的全部篇目和 《淞滨琐话》的一部分都曾以单篇形式发表在 《申报》发行的 《点石斋画报》上。从这个意义上讲，王韬的小说创作是后来报章小说的滥觞。王韬的小说与报纸的结合，改变了传统小说仅在朋友间小范围流传的情形，大大拓展了读者的范围。而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作家的创作心理也相应发生变化，开始有了读者意识，创作时能更多考虑读者的需求。文学创作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尽管这种开创性的方式在当时没有引起广泛的响应，但它已经开启了历史的阀门，当梁启超等人重新将它激活之时，它便不可阻挡地成为时代的主流。”② 晚清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报刊成为小说的主要载体。新闻事业的发展给小说带来了新的传播方式，小说与报刊的联系变得密切起来。报载小说己成为晚清小说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近代报刊促成了中国小说传播媒介和方式的变革，并为中国小说的现代化开了先河。没有近代报刊对于小说事业的关注和支持，就没有近代小说的繁荣和发展，或许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还要延迟若干年。”③ 王韬在近代中国最早尝试了这种创作方式，而且其小说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依托了报刊这一新兴媒体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运作，无论是报馆还是王韬本人都收益颇多。这对后来的报刊小说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3.对近代狭邪小说的兴起有一定影响
近代狭邪小说的兴起有多种原因。“与狭邪小说的兴起关系更为密切的是当时文人的狎妓风尚。不仅如此，当时的文人还热衷于记录妓家掌故。单从文言笔记小说来看，数量就已相当可观。”④ 当时的上海是全国娼妓业最繁盛的地方。王韬曾两度长期居住在上海，由于饱经忧患，心志渐灰，因此常作 “狭邪之游”,借以消忧释愤，同妓女交往甚多，视访艳狎妓为家常便饭，他的 《花国剧谈》《艳史丛钞》《海陬冶游录》就是专门描写上海妓女生活的作品。《海陬冶游录》当时在上海文化圈流传较广，此后以此类题材为创作对象的作品一时云集，如蔡尔康的 《春江花月志》、忏情侍者的 《海上群芳谱》等。与此一脉相承，王韬在他的三部传奇小说集中自然也有不少才子与妓女的爱情故事，或者对妓女生活的描写。《淞隐漫录》和 《淞滨琐话》中此类题材的作品，约占这两部小说数量总量的近三分之一。鲁迅先生所谓 “烟花粉黛之事盛矣”,就是指它以描写妓女生活和男女爱情为主。可以说，作为一个声名显赫的文人，王韬对此类小说的创作偏重影响了当时文人的创作风气，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狭邪小说的兴起。
尽管王韬的小说中也存在着种种不足之处，但是它对以往和同时代作家文言小说的超越和创新却难能可贵。在中国古代小说向近现代小说发展的过程中，王韬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之一，在中国小说发展的历程中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二、王韬对近代诗歌的影响
王韬的诗歌成就虽不及其小说和政论文，但对近代诗歌的发展也是有着重要意义和影响的。
1.王韬的诗学思想开启了近代诗坛的新风
清代中后期诗坛，一直存在着一股脱离现实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诗风。宋诗派 、同光体、汉魏六朝诗派、中晚唐诗派等，从实质上来讲都只是在古典诗歌的夹缝里寻觅出路，另辟蹊径，但是始终无法摆脱拟古主义的旧轨，且眼光狭窄，束缚了诗歌的发展。
相比于这些诗歌流派的因循守旧、模拟古人，王韬的诗学思想显然是针锋相对、特立独行的。他论诗主性情，在 《?园尺牍·与王紫虚茂才书》中写道： “春鸟秋虫，感时流响，本何足存，弟诗以见性情，未忍遽捐，若妄立门户，以自鸣高，则蒙岂敢。”《蘅华馆诗录自序》中王韬又说：“余不能诗，而诗亦不尽与古合，正惟不与古合，而我之性情乃足以自见”,“自有一家面目在”.他所谓的性情即要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和个人风格，不去模拟古人，“余谓诗之奇者不在格奇、句奇，而在意奇。此亦专从性情出，必先见我之所独见，而后乃能言人之所未言。夫尊韩推杜，则不离于模拟；模山范水，则不脱于蹊径；俪青配白，则不出乎辞藻，皆未足以奇也”①。这些诗论主张都说明了他对一味模拟古人流于形式的极度反感，开启了近代诗坛的新风。
2.王韬的诗歌内容开拓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新题材、新意境
王韬的诗集 《蘅华馆诗录》在内容上可分为五类：穷愁之音、酬唱之情、爱国之忧、海外新声、闲暇之乐。其中不乏对传统诗歌内容的延续，但是也有一些发展和创新。梁启超发动诗界革命时说：“若作诗……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② 他希望在古典诗歌的旧体制内刻意创新，对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加以继承，同时又不囿于传统的形式，努力开拓新天地，扩大诗歌的表现力。在梁启超规定的 “诗界革命”三要素中，“新意境”是列于首位的。所谓 “新意境”主要指欧西文思。梁启超说：“欧洲之语句意境，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他表示要 “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诗料。”③ 中国近代诗歌中描写这种 “新意境”的先行者是王韬。王韬诗歌中的新意境主要表现在 《蘅华馆诗录》中的酬赠诗和海外诗两类作品中。
在酬唱诗中，王韬写给外国友人的71首诗 （包括日本友人62首，越南友人5首，英国友人4首），是以前诗歌罕有出现过的新内容。通过这些诗歌，可以了解到，近代为数不多的能够走出国门的一个中国人看待域外和域外人的眼光与心态，对于了解中国人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历史有着重要的认知意义。较多的酬唱日本友人的诗则是体现了他们之间那种鱼水相欢、宾主融洽，有着共同话题共同爱好的可贵情谊，可以了解到日本和中华文化的很多相同之处。在海外新声这一部分诗歌中，虽然直接描写欧洲社会的诗作只有5首，而且这5首诗仅限于描写欧洲的自然风光，但在当时广大国人对欧洲社会了解甚少的情况下，还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此外，在闲暇之乐这一部分诗歌中，王韬详尽描摹了日本艺妓的表演情形，这也是诗歌 “新意境”之表现。王韬的这些诗作，较之传统诗歌有了很大的超越和创新，对于开拓古典诗歌的表现范围、开阔广大国人的认知视野，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后来黄遵宪、康有为的大量海外诗，应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王韬的影响。
3.王韬对诗界革命的重要影响
王韬对于诗界革命的发生、发展影响重大，诚如王一川先生所说：“梁启超所推举的 ’诗王‘黄遵宪，其诗论实际上受到更早的王韬的影响。由这一关联可进而推知， ’诗界革命‘论的发生当然有多重渊源，但至少可通过黄遵宪而上溯到更早一代知识分子王韬那里，正是从此可牵引出一条 ’诗界革命‘所从中发生和演变的全球性知识型踪迹。”①1879年王韬在日本与黄遵宪相识，两人言语相投，亲密无间。王韬致黄遵宪的信，有三通收录于 《?园尺牍》及 《?园尺牍续钞》中，比较容易见到。据杨天石先生考察，黄遵宪致王韬的信有十九通，② 手札分藏于天津南开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及上海等处。通过这些手札的内容可以进一步了解二人的关系。光绪六年六月十九日黄遵宪函对王韬云： “弟近日归自箱根，获读五月中所发二函，前后凡四、五千言，其揣摩时势之谈，尤为批隙导?，洞中要害。弟昨评冈鹿门一文，谓古人论事之文多局外之见，纸上之谈，可见诸施行者，百无一焉。乃今读先生所议，多可坐而言起而行者，真识时之俊杰哉！”黄遵宪一生不轻易许人，他认为王韬的思想 “批隙导?，洞中要害”、“多可坐而言起而行者”,是很高的赞誉。王一川先生认为，黄遵宪能够从传统士子转变成提倡变法自强的维新思想家， “也显然与王韬对他的成功感染或启发密切相关”③ .
王韬不但在政治思想上启发感染了黄遵宪，在诗学思想、诗歌创作方面也可以看出二人之间的一种传承关系。王韬论诗主性情，反对模拟古人，求新求奇，而黄遵宪也是极力反对传统诗歌模山范水的倾向。
1868年他在 《杂感》诗尖锐批评盛行诗坛的拟古风气：“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并鲜明提出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主张。这样的诗论显然和王韬有着很多相通之处。可以说，黄遵宪的诗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王韬的影响。正因为对王韬的敬仰之情，所以黄遵宪恳请王韬为自己的 《日本杂事诗》作序，在王韬撰写完序言后，黄遵宪致函王韬说：“拙诗宠以大序，乃弟生平未有之荣，感谢实不可言”④。
三、王韬对近代政论文的影响
1.奠定了近代报刊政论以短小精悍为主的写作模式
古代政论文长短随意，有长有短，无固定限制，而报刊政论文则是适应了报纸固定版面的形式，有大致固定的字数，较为简短，一般在1 000至1 200字之间。 《?园文录外编》中的185篇文章，超过1 500字的，仅占所有政论文章的10%.这种简短的文字内容也是为了适应现代读者的阅读需求，便于在较短时间内获取更多量的信息内容。为了力求文章短小，王韬对重大题目的论述，采取了分篇连载的办法，如 《述日本人论中国事》，他就分三篇发表，《节录海防臆测》分六篇发表，每篇保持在1 200字以内。王韬这种为适应报纸版面而控制字数的做法，也被后世报纸所承袭，逐步形成我国近代报刊以短小精悍为主的政论模式，从而使王韬所创的政论文体流传下来。
2.冲破了传统古文章法的桎梏，形成一种无所顾忌、自由畅达的散文新风格
这种文风的形成有三个原因。首先，与王韬鲜明自觉的文学主张有关。王韬对 “今世之文”是极为不满的：“今世之所谓能文者，余知之矣，有家法，有师承，有门户，有蹊径，其措辞命意，具有所专注，蕴蓄以为高，鉹栝以为贵，纡徐以为妍，短简寂寥以为洁；宜又与余格格不入也。”① 他认为只有不受古人作文的清规戒律束缚，才能自抒胸臆，畅所欲言。王韬自觉地冲出古文辞的门径，开创了一种抒写自如、自由畅达、挥洒淋漓的新文风。其政论文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拘一格，气势充沛，从很大程度上对传统散文、传统语体形成了冲击。 《申报》在 《本馆自述》中评价王氏之文 “飞毫濡墨，挥洒淋漓”②。其次，与王韬浓烈的爱国热情有关。“少抱用世之志”的王韬，从年青时代起就多次上书当局，陈述政见，不见采纳，但强烈的爱国热情并未就此消歇。在他的文章中总是激荡着深厚、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内容决定形式，强烈郁勃的情感强度必然会突破传统文法的桎梏。再次，和王韬在香港的特殊环境和特殊时期有关。从创作环境看，政论文大多创作于香港，香港于1842年沦为香港的殖民地，思想较为开放，言论自由。
从创作时间来看，王韬在香港创办日报大量写作政论文的时间，是他正当中年之际，这一时期王韬对未来充满热情，思想积极。王韬在思想最激进的时期在言论相对自由的香港在对政论文的改造上无疑是大刀阔斧无所拘束的。
王韬正是由于在文学思想上不讲 “古文辞门径”,内心充溢着 “愤懑郁勃”的强烈的爱国情感，又加之香港的特殊环境特殊时期，由此形成了这种挥洒淋漓、自由酣畅的风格。梁启超说：“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汪洋恣肆，畅所欲言，所谓宗法、家法，无复问者。”③ 梁启超本人的 “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文章正是从王韬的这种文章风格发展而来。王韬所表现出的敢于直抒胸臆、不拘一格的文风，给当时沉闷僵化的文坛注入了活力，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散文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3.在写作视域上，打破了传统政论文的狭小格局，具有高屋建瓴的国际化视野
古代政论文由于作者没有走出国门，无法了解域外的天地，因而创作视野只能局限在国内政坛，格局有限。王韬报章政论之所以能普遍地采用世界性视角，这与作者的人生经历有关。王韬是中国近代最早走出国门的作家，1867年12月15日至1870年3月访学法英等国。
1879年王韬又对日本作了为期4个月的访问。在他撰写的大量政论文中，分析国际形势的言论数量最多，占《循环日报》同期言论总数的一半，在 《?园文录外编》中也有50多篇，涉及30多个国家，这充分显示出王韬开阔的国际化视野。这些政论文总是在错综复杂的全球时局中分析各国情况，进而指出中国的应对策略。如 《欧洲将有变局》，先论述了欧洲各国之间的纷争，然后指出中国当以此为契机，奋发图强，“我中国虽不以欧洲之治乱为祸福，欧洲之盛衰为忧喜，而当其多事之秋，正我励精图治之日”④。在纵观世界大局之后，王韬写下 《中外合力抗俄》，认为中国的外交方针应该是联日结英拒俄。在 《合六国以治俄》中，王韬把近代世界格局比之为战国之局，其中俄罗斯 “犹战国时之秦也”,是欧、亚各国的共同威胁；对中小之国来讲，抗俄是共同的事业，也是 “自为而非为他国也”.
4.在文学语言上，向实用性通俗化的方向演进
《循环日报》创刊之初，王韬就在 《本馆日报略论》中明确表述，他创办日报的目的之一，便是 “俾众生感发善心，消除恶念，发幽光于潜德，开悔悟于愚民而已”.① 他希望日报能够成为新的大众传播工具。当然，这种大众化主要是通过语言文字的方式来实现的。基于此，王韬反对僵化的桐城古文语言，一变古代奥涩难懂的文言文为浅近明白的文言文，满足了社会所有阶层的阅读能力，为广大国人了解社会、了解世界提供了便利。王韬在政论文中使用很多白话的语汇，如：“自古以来”、“天气寒冷”、“中国人民”、“长江一带”、“近十年以来”、“今日我国”等，并且开始采入一些新名词，如 “民主”、“电气”、“公司”、“啤酒”等，这表明王韬对传统古文语言革新所做的努力。
王韬虽然在语言上还没有达到真正属于近代的 “写作姿态”,仍属于文言文，但是他所开创的向通俗化发展的文风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经过王韬之后，传统古文由此开始成为群众的读物，走上社会化的道路，王韬也由此成为近代中国文学文体变革的先驱人物之一。而梁启超的报章体政论无不受 《?园文录外编》等的影响。就散文语言的变革而言，近代自觉者，王韬可能是最早的一个。”②王韬把古代政论这种传统文体发表在报刊上，并按照报刊的需要和自己的文学追求加以现代化改造，使我国的政论文发展迈入一个新的阶段。“王韬政论文的艺术风格，对以后改良派的著名报刊政论家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维新派的进一步发展与推动下，风行全国，代替了桐城派古文和八股时文，改变了一代文风，为 ’五四‘以后出现的白话散文，作了必要的过渡和准备。”③ 总之，王韬的政论文在中国近代散文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王韬的文学创作之所以对中国近代文学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与他的身份转型密切相关，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士子。其身份很难归类于某一阵营，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学者，他能以开阔的国际视野在文学创作中纳入新的题材、新的思想；作为维新思想家，他关注国家兴亡，关注国计民生，能充分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使文学更好地服务于现实；作为中国最早的报人，他认同新载体，利用新载体传播文学创作，改变了文学的传播方式并带来文学的相应变化；作为教育家，他能以天下为己任，注重文化启蒙；作为近代新型文化人，他是从传统士大夫到近代知识分子之间过渡的典型代表，在他身上兼具传统和现代两种人格，具有 “双重价值系统”,这种矛盾的价值系统使他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新旧杂糅的特色。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就是在叙述自己的文化身份。作家身份的改变，影响着中国近代文学的面貌、整体格局与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