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舒群，作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坛一位颇具影响的小说家。他的早期小说创作在主题上也与“左翼”主流文学要求相一致，他注重把自己的生活经历与时代主题相结合，主要表现在民族意识、生命意识、流亡意识上。这些丰富的小说主题使得舒群小说更加珍贵，对抗战爱国的描绘、对国民性的批判、对种族歧视的社会问题以及对生命意识的追问，都升华了小说的主题。他的小说创作也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深入细致的人物刻画、完整复杂的情节叙述、具体充分的环境描写。这些特色的产生源于舒群自己在生活中的体验、感受和发现，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语言。他的早期小说突出了短篇小说该有的写作的风格，并且加以创新的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这些都是舒群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舒群小说 主题 艺术风格 评价
The Early Novels of Shu Qun
Abstract: Shu Qun, 30 years as the 20th century, an influential left-wing literary novelist. Hisearly novels are also in the theme of "leftist"mainstream literature consistent with therequirements, he focused his own life experiences, combined with the theme of the times, mainlyin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consciousness of life in exile consciousness. The theme of thenovel makes the rich even more precious Shu Qun novel, the description of the Patriotic War, on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critique of the social proble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thequestioning of life and consciousness are the theme of the novel sublimation. His novels alsohave their own unique style: in-depth and detailed characterization, complex plot full narrativedescription of the specific environment fully. These features produce from the Shu Qun ownexperience in life, feelings, and found, and create their own unique technique of expression andartistic language. Highlights of his early novels and some short stories in the style of writing, andto use innovation to their creation, these are comfortable group left us a valuable asset.
Key words: ShuQun novel；theme；Art style；evaluation
目 录
前言
一、舒群早期小说的主题探究
（一）民族意识
（二）生命意识
（三）流亡意识
二、舒群早期小说的艺术风格
（一）深入细致的人物刻画
（二）完整复杂的情节叙述
（三）具体充分的环境描写
三、舒群早期小说的价值
结语
参考文献
前言
在整个东北作家群的研究活动中，对萧军、萧红的研究可以说是研究的人最多也是研究的最透的，而对作为东北作家群之一的舒群的早期小说研究很多时候都是被作为一个整体的一部分放在东北作家群研究的这个范围里进行的，而且常常仅仅是作为一个例证一笔带过，并没有特别注意并强调他小说的独特之处。
舒群（1913~1989）“东北作家群”代表人物，原名李书堂，笔名黑人，舒群。1931年秋，开始在《哈尔滨新报》副刊《新潮》上发表诗歌、散文。1932 年舒群参加革命，并为《国际协报》、《大同报》、《哈尔滨五日画报》写诗和散文，作品有《黑人小诗集》、散文《一周间日记》、《踉跄的步子》。1934 年开始小说创作，着有短篇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海的彼岸》，中篇小说《老兵》、《秘密的故事》，长篇《这一代人》等，均颇具影响力，以短篇名世。由于很多着作在文革中被损毁，不能对舒群所有的小说作研究。
所以本文主要研究舒群于 1936~1942 年几年间的小说。
舒群以深刻的社会剖析意识，将时代社会变迁与人的生活处境的变动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本文对舒群早期小说做一个初步的探索和追求，阐释他早期小说创作的主题、艺术风格并且做出简单的客观评价。
一、舒群早期小说的主题探究
在舒群的小说创作中，他注重把自己的生活经历与时代主题相结合。在创作过程中他把笔触直接对准抗日战争这个主体，对动乱给广大人民所带来的肉体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折磨进行审视，从人类意识的角度去审视战争。舒群作为一名“左翼”作家，他的创作也是与“左翼”主流文学要求相一致进行的。从他的作品上看，他的作品主题主要表现在民族意识、生命意识、流亡意识这几个方面。
（一）民族意识
这一主题主要表现在对抗战爱国的描写、对国民性的批判、对种族歧视的追问等三个方面。
1．反映抗战爱国
在 30 年代“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下，“抗战文学”成为主流文学思潮。“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很快便沦陷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和全民抗战的到来，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也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凭借着那股顽强的斗志和毅力同敌人进行着激烈的搏斗。当时东北作家群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反映沦陷区的东北人民在阶级压迫下的垂死挣扎以及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下的惨痛哀号。钱理群说：“纵观整个抗战文学，难以寻觅到像他们这样倾尽所有的感情和心血去集中表现‘东北广袤的黑土、铁蹄下的不屈人民、茂草、高粱’。”例如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端木蕻良的《压岁钱》等作品都记录了日本侵略者令人发指的残暴行为，写出了中国人民由无助到坚定勇敢、由麻木愚昧到觉醒奋起反抗的思想历程的转变，表现出了他们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精神品质。正是由于这片辽阔蛮荒的东北大地所给予人的生存环境，使那些在这里渔猎田牧的东北人民形成和拥有了顽强的生命意志和旺盛的生命力量。这种自然之美，在道家美学中认为是“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的美。正是在这块土地上的这群人，在侵略者到来的时候，才能够表现出如此的英勇。
舒群面对片片国土的沦陷，民族危机的加剧，再加上自己出身于贫苦的工人家庭，幼年和童年在贫穷与饥寒中度过的经历，致使他对于不公平的黑暗现实有更为深切的体会。正是这一幕幕的悲剧使得舒群的内心产生巨大的震荡，进而在他的内心投射出浓重的阴影。因此舒群作品的目的非常明确，内容上都赤裸裸的表现出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为。
在《没有祖国的孩子》中这样写道：
“惹起一个兵来了，站在壕的边际上，果里像失了灵魂一样死板，那兵用脚踢他的头，他的头仿佛有弹力地摆动两下，鼻孔有血流出。”
在《沙漠中的火花》中这样写道：
“突然他看见了萨达尔图从帐篷里被抛了出来——像一个人抛掉了自己最厌弃的东西”
这些都无一例外的写出了侵略者的暴行。在对这些暴行进行直接描写之后，作者又更多的叙述在这样残忍的暴行之下中国人民所做出的反抗，而不是默默的忍受，他们为了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同胞，毅然决然地站了起来。舒群作品中的《誓言》与《做人》就是直接表现了东北人民组织起来抗战的代表作。这些奋起反抗的人们也成为了革命的重要力量。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
而此时舒群小说的创作，正是受到这股力量的影响，在其小说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爱国主义是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而在舒群小说中着重从小说的意象来抒发。意象作为一种审美范畴，是用来表达某种抽象的观念和哲理的艺术形象。这种“表意之象”，在广义上即用象征手法创造的艺术形象，而文学艺术追求的是那种最能体现作家艺术家审美理想的高级意象。而这种表现审美理想充分的意象即审美意象的表现特征是象征性。对于狭义的象征，黑格尔曾有过严格的界定，他说：
“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与感性光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对这种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广泛较普遍的意义来看。因此，我们在象征里应该分出两个因素，第一是意义，其次是这意义的表现。”
显然，象征一般由两种因素构成：第一是意义，其次是这意义的表现。然而“呈现于感性观照”的只能有一个因素，就是“意义的表现。”而这种“意义的表现”有可能是一种“感性的存在”的物，如纪念碑等，有可能是一种形象，如《变形记》里的大甲虫。
那么舒群小说中的“旗”这一意象便是一种“感性的存在”物。文中这样形容过：
“指着宿舍顶上飘起的旗——一半属于中国，一半属于苏联的。”“兵营的军号响着，望着祖国的旗慢慢地升到旗杆的顶点。无意中，自己觉得好像什么光荣似的。”“只有那半面中国旗，我爱啊”
由这几处描写旗的片段，我们可知这里的旗指的是国旗，从一面小小的国旗上油然生起了爱国情怀。而“不过几天，祖国的旗从旗杆的顶点匆忙地落下来；再升起来的，是另样的旗子了。
那是属于另一个国家的——正是九月十八日后的第八十九天。“过了几天，在门洞上飘起一面新旗，很简单，只有两色：红色旗面的中间，缝补着一个白色的圆球。”
这两处都是在写别国的旗，而且可以看出是日本侵略者的旗，显然这个“旗”给人的感觉不是光荣，而是可耻。通过这对两面不同旗的描写，以及人们面对这两面不同旗的心态，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之情。
很显然，对于爱国情怀的表达最主观的还是人本身，通过“物”也罢，“形象”也罢，最直接的还是人自身的感情的流露。因为这种自然而然的感情流露显得非常真实、真切。
所以，作者在抒发强烈的爱国之情时，英雄人物也随之诞生。“这也正是东北作家对笔下人物的如此着色和强调，是有着明确的功利追求的，即让这种强悍的带有英雄本色和气概的人物承担起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这种生命力和性格在阶级和民族压迫的巨大压力下得到升华和张扬，成为‘东北精神’、民族精神的载体和对应物而被东北作家诗意地凸现出来。”作品《松花江的支流》就是描写了松花江防舰队的主力舰——江星军舰的副舰长和水兵们誓死不做亡国奴的悲壮故事。《老兵》中的张海也是如此，平时的张海谁都不会想到会成为一个抗日英雄，而恰恰是这样一个“兵油子”，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却恰恰就是那个抗日的英雄人物。这也正是体现了爱国主题的一种牺牲保卫模式。
有良知的东北人民面对国家的沦丧做出了巨大的反抗，但是恰恰是在这国家危亡之时，一些中国人民的亡国奴显露了出来，怀着“恐日病者”的心理，做出了卖国求荣的勾当。当然，作家舒群也将控诉的笔锋指向了卖国者的罪行。舒群的《老兵》就真切的描写了在国家危难之时汉奸卖国者的行为。赵团长为了自己的安危，而做了“友军”的走狗，来欺压自己的同胞。同样的作品《萧苓》中，张训育员的行为也是卖国者的嘴脸，他们害怕“友军”，因为自己的懦弱当了别人的走狗，还可耻的用所谓的“权力”压迫自己的学生。而对于卖国者，最终的道路也只有灭亡。对于这些卖国者，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他们“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确实荒淫与无耻。”这句话讽刺的把卖国者为“友军”所做的一切勾当视为“庄严的工作”，然而面对这“庄严的工作”，实则不过是受尽屈辱。通过强烈的正反对比，给人以心灵上巨大的冲击。爱国与卖国也是生死之间的选择，同样也关系到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些都强有力的体现出爱国主题。
2．对国民性的批判
20 世纪是中华民族文化觉醒的世纪，而民族文化的觉醒首先是从“人的觉醒”开始的，如鲁迅所指出的“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鲁迅从一开始就紧紧抓住这个根本点：重视人。并且在关于改造国民性问题上，他坚信“国民性可以改造于将来”，因此决心“先行发露各样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来”（鲁迅：《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第 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6 页。）来引起人们对拯救人性的关注。因此在鲁迅先生的《呐喊自序》中有这样一群“看客”，他们在精神受到创伤之后，变得冷漠、麻木、无聊和卑俗，这是关于中国农民灵魂的解剖和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是对这些农民性格中的愚昧、麻木以及落后的批判，进而转向对社会根源的揭露和批判。30 年代的文学思潮延续了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的精神观念并且在理论资源方面又有新的挖掘。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形成了以阶级为标志的、具有斗争精神与激情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观念。
在舒群的笔下，也有这样一群人。作品《祖国的伤痕》中，作家描写的正是这样一群性质的“围客”，“他身边的人，有的大人欺侮了他，有的无教养的孩子借着大人的庇护，随便的戏弄着他，踢他一脚，或者是打他一拳。甚至，有一个几乎成年的青年，搜索着她的衣袋，好像故意要找出他的赃物，控他以罪名。”正是这样一种“国民劣根性”让舒群对病态社会人们精神上的苦痛进行无情的鞭挞。也是对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一种继承。
3．种族歧视
在舒群反映社会性主题的作品中，有一部分作品是反映对异族的同情的。在作品《没有祖国的孩子中》，作者就多次写到了关于不同国籍的问题。“果里沙总是用手指比划着自己的脸，果里的脸，意思是让果里看看自己的脸和他的脸，在血统上是多么不同啊。”“高丽？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了高丽这国家。”这些话都沉重的打击了果里的心。
作品《独身汉》中，描写了着名琴师黑人贝特与法国姑娘威尔斯的恋爱悲剧，强有力地表现出反对种族歧视、种族压迫的心里倾向，显现出他悲天悯人的情怀和高尚的品格。在这一点上，与注重表达反对阶级压迫、揭示封建主义传统意识对人民身心造成的双重伤害的作家们相比，舒群便有了自己独特之处。
（二）生命意识
这一主题主要表现在生命的情感表现、生存哲学两个方面。
1．生命的情感表现
生相对于死。死亡是反观生命的情感表现。死亡，就是人的肉体在这个世界上的消失和精神活动的永远停止，它是任何生命形式都必然到达的终点。因此，通过死亡这一维度来考察生命的各种情感形式，从死亡的视角出发去回眸生命过程的种种情感便更有一眼望尽生命的“天涯路”之感。这样才更深刻而全面，因为只有经历过死的磨难，才更明白生的可贵，才更深切的理解人生的酸甜苦辣是多么值得回味。
“人生即痛苦”面对生存的苦痛，或许是一种死的挣扎。在阅读了舒群的小说之后，不难发现，已死的死了，而未死的也将死。同时，在描写人物时往往是弱小的、伤者等生存能力极差的形象。女性等则都是被打、被漠视、被戕害的对象。《没有祖国的孩子》里的“果里”是弱小的，他被“魔鬼”毒打；《祖国的伤痕》里的伤兵是个伤者，却被国人所漠视；《邻家》里的朝鲜族母女俩，只得靠女儿卖淫度日。这些沉重的苦难，向我们展现了人处在不能自主的窘境是何等的无助，只不过，再难的处境，这些苦难者的情感总是把生存放在第一位的。这是对死亡的挣扎。
面对苦难的人们挣扎着、无可奈何的活着，死或许是一首哀歌，是一种价值。在《农家姑娘》中，甚至没名字的“她”在躲避敌人的追赶的时候，不幸中枪。然而，“她”却坚持说自己没有受伤，在许久之后，她“才确认自己已经快流尽了生命中最后的一滴血。”一个普通的农家姑娘，为了不影响革命，勇敢的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种献身奉献的情感，可谓是一曲泪的礼赞。
亲情，是因血缘关系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人类情感形式。亲情基于人的自然属性，发自人的生物本能。在独特的“死亡视角”上，作者把亲情这种情感悬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让亲情在血泪中锤炼，产生出不同寻常的力量。在舒群的《老兵》中就有所体现：赵化雄面对成为“友军”走狗的父亲赵团长，毅然决然的决定反抗，并且毫不犹豫的决定枪杀自己的父亲。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亲情已经不再是亲情。而成了斗争的祭奠，达到了死的升华。
这里的生命情感表现是他们面对“生存危机、个人生命、亲情”时所做出的选择，他们正确的处理了个人感情和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关系。真正诠释了生命的意义。
2．生存哲学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死者死矣，生者还要生存，仍然要执着于生，为了生存而集中力量，为了生存而增强生的意志，死亡给生者带来更大的生存勇气。
作者在《沙漠中的火花》中写到“不知忍耐多少辈子啦难道交我们的儿子孙子还得忍耐吗？忍耐到什么时候才算完？……这个也来管我们，那个也来管我们，把我们弄成木头人一样，将来一定弄成死人一样啊你信不信？”正是因为他们“未知死，焉知生”的认识，所以在经历过磨难之后，忍无可忍愤然举起了手中的枪。也是这种复仇的火花，有了民族希望的火花，才有了不灭的生命之火。
（三）流亡意识
东北作家群作为一个具有地域性特点的作家群体，“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
一批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青年作家纷纷流亡到关内的上海、北平等地，他们怀着对故乡的深切思念、对日本侵略者的巨大仇恨创作小说。而舒群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流亡到上海。
正是这样一种流亡之苦使得舒群小说中出现了不少流亡在外的异国人民。
流亡意识既是一种主观上身处异地而心系家园的回归也恰恰是一种客观上对家园的背离。《没有祖国的孩子》果里本是高丽人，却因为战争被迫离开国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便是日日夜夜魂牵梦绕的事，内心一直所追求的回归祖国，不但不能实现，甚至主观上你越发疯狂的追求，客观上却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致使内心回归故里的渴望越发强烈。文中写到“只有那半面中国旗，我爱啊；可是，果里为什么也爱呢？”果里的乡愁，是当时的时代所造成的。在困难的生存环境中，漂泊之人既热爱故乡，又热爱自由的理想。在那种想回归又不能回归，不想停留又不能不停留的境地中，漂泊者便误认他乡为故乡。这便是一种背离故乡生存的姿态，但这种背离也是一种回归。只有离开过，方可知思乡苦。
《无国籍的人们》中果里没交代主人公原来是哪国人，但现在变成了无国籍的人。
而这种地域上乡愁更深一层次的是文化的乡愁。在中国古代血缘宗法社会关系秩序的链条上，可以说家是国的雏形，而国是家的扩大。这种家国不分的观念体现在乡愁主题上，便是思乡情与爱国情的合二为一。小说中唱到“白云下，有我的祖国，有我的家…”便是如此。
这些丰富的小说主题使得舒群小说更显珍贵，抗日战争、对国民性的批判、种族歧视的社会问题引发对生命意识的追问，面对国将亡的历史时刻，唯有抛开个人情感，集一切力量于救国之上。这都是舒群小说要表达的主题。
二、舒群早期小说的艺术风格
综观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个性化的文学创作可谓丰富多彩。这种个性化便是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艺术风格是艺术家的一种创造个性与艺术作品的语言、情景交互作用所呈现出的相对稳定的整体性的艺术特色。这种特色的产生源于艺术家自己在生活中的体验、感受和发现，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语言。高尔斯华绥说：“风格——这乃是作家消除自己和读者之间的一切隔阂的能力，风格的最后胜利乃是确立精神上的接近。”这就点出了风格的重要性。
在舒群小说的创作中，他以深刻的社会剖析意识，将时代社会变迁与人的生活处境的变动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在创作上，他曾说过：“只有思想性而不讲艺术性，不讲创作技巧的作品，是不会有艺术生命力的。”并且现代主义小说的特点是对人物刻画的深入细致、对情节叙述的完整复杂、环境描写的具体充分。因此，关于舒群小说的艺术风格，主要从人物刻画、情节叙述、环境描写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深入细致的人物刻画
舒群小说的一个重要艺术特色便是对小说中出现的各色各异的人物的刻画。小说的显着特点就是在描写人物上，舒群运用丰富的表现手段去刻画人物，从多方面深入细致的塑造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他通过具体的描写人物的音容笑貌，或通过细节描写，或通过语言、行动和环境氛围的烘托等手段来刻画人物。
舒群小说在塑造人物上多是一种“圆形人物”。英国着名小说家福斯特曾经提出小说人物大体上可分为两种——扁平、圆形。他说：“17 世纪时，扁平人物称为‘性格’人物，而现在有时被称作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他们最单纯的形式，就是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被创造出来。如果这些人物再增多一个因素，我们开始画的弧线即趋于圆形。”显然，他认为前者人物性格单一，而后者的人物性格元素要多一些，便宛如真人那般复杂。在舒群小说中，人物往往是圆形的。他们在表现人性深度方面，更有优势。《没有祖国的孩子》中的果里，在“我”面前是一个勤劳善良的人物，而面对“魔鬼”时则变成了一个“杀人犯”。这样的转变正是由于性格元素所致。托尔斯泰说过：“每一个人都具有各种人性的胚胎，有时表现这一种人性，有时表现那一种人性。他常常变得面目全非，但其实还是他本人。”这就使小说塑造的人物更加真实，更能让读者信服。尽管果里的性格有多种元素存在，但是他的身上仍然可以找到一条清晰的，起主导作用的性格“脉络”。黑格尔认为这是“一个人不是这样本身整一的，他的复杂性格的种种不同方面就会是一盘散沙，毫无意义。”这就使得舒群小说的人物刻画上更显真实，而不是经过训练和勉强做作。舒群在塑造这些真实人物时运用了多种方法。
舒群小说在人物形象的描绘上主要是具体描写人物的外貌特征。《萧苓》中“她的年纪最小，眼睛很大，嘴唇极薄，两颊总是浸藏着一种浅淡的晕红——所以不知道她的人说她爱涂胭脂。”《老兵》中张海“贫血的嘴唇，不明亮的眼睛，低小的鼻子，枯瘦的耳朵……组成一幅不健康的面孔。”这些具体的外貌描写清晰的给我们呈现了主人公的形象。
舒群能够注意掌握人物思想性格方面的主导的同时，运用富于特征的细节描写来突出人物形象，紧紧抓住它的最本质特征。茅盾曾说：“善于描写典型的伟大作家，不但用大事件表现人物的性格而且不放松任何的细节描写。”《沙漠中的火花》中，“赵德的肩牌上比他多了一条金线。”这一细节描写为后面写赵德奸细这一形象打下了伏笔。而舒群小说中较多的则是通过语言和行动来完成对人物的塑造。
语言作为人主观意念的表达工具能够直接抒发内心情感及表达想法，这也是塑造人物形象的直接途径之一。《沙漠中的火花》中阿虎太叫道：“萨达尔图不是人吗？萨达尔图不是人吗？”这一疯狂的呐喊，喊出了阿虎太内心的愤怒。也奠定了阿虎太这一人物形象的基础，不畏艰难、勇敢的性格特征。萧苓见“几面国旗丢向火中去，她立刻抢了一面，用手摆动着，叫着：“中国不亡中国不亡”这里语言和行动的默契配合，使得萧苓这一形象变得有血有肉立马活了起来，而她的勇敢、不畏敌人、不惧牺牲的性格特征也清晰可见。舒群小说在语言上的这种粗犷，与沈从文的语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按照沈从文自己的说法，是想“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好好装饰、剪裁。”沈从文把自己的作品视为“用文字所作的种种构图设计”，或者是“一种‘用人心人事作曲’的大胆尝试。” （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沈从文全集》第 16 卷，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43 页。）他用文字去重新安排人生，呈现给人们一切感官的回忆印象，为我们创作一个梦幻的诗意的世界。这是他对语言的追求，在描写上，他对于相同事件更是会采用不同的方式去加以描绘，比如在描写赛龙舟上，在小说《边城》中，赛龙舟采用的是细描的手法，描写的很细致，足足用了 6 行文字；而在《箱子岩》中，则采用了客观的叙述和白描的手法，简笔勾勒描写了赛龙舟，文字也只用了 3 行。而这些都是沈从文对于作品经过精心设计和安排之后才写下的，并且在反复的修改中，让人领会到了他文字语言的纯粹和极富“天籁”的美。这恰恰与舒群的小说语言有了明显的比较。
对于人物的描写，舒群还注意适当的穿插环境和景物的描写来烘托人物，渲染氛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而这些环境和景物描写，也是伴随着人物的出现而出现，或者是为了人物的出现而做的铺垫。作品《难中》开头就有这样一段描写：“满天都集聚着黑色的云层，只有其中的几处缝隙是白色的云块。太阳从早晨就没有冲开黑天，阴暗的色彩占有着全部的天面，落着小雨。”这段文字，正是从侧面告诉了我们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的悲惨的命运，而这种以景衬情、移情于景的手法更让人读来心痛，起到了很好的渲染效果。
但是在人物心理描写方面，舒群不注重刻画细腻的人物心理。他往往是通过行为动作这些来揭示人物的心理，通过外在的行为去揣摩人物的心理。周立波就这样说过：“舒群最注意情节，忽视习惯和心理的仔细描写。”这是舒群小说上的一个不足之处。
（二）完整复杂的情节叙述
舒群小说善于对完整复杂的情节叙述。情节是与人物密切相关的，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可以广泛的描绘多方面的社会生活，反映多种多样的矛盾冲突，并且可以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刻画人物性格。舒群在叙述情节的过程中则设置了弱者经过磨难而变成强者、 “蒙太奇”以及“散文诗化”的叙述模式。
中华民族正是为了救亡图存，为了正在遭受威胁的民族。因此，许多作家往往设置了弱者经过磨难而变成强者的这样一个叙述模式，有时还带有浪漫主义的幻想色彩。萧军笔下的李七嫂，儿子被日军杀死，自己也遭到奸污之后，愤然穿起了男人的衣服拿起枪杆“变成这样一个英勇的女人。”正是这个转变过程，比直接描写英雄人物更能够激励人们的斗志。而舒群的许多小说却构思不同。常见的弱者经过磨难而变成强者的叙述模式表现出的是一种激昂的情绪，所期待的是对读者精神的激励和升华。而舒群小说营造的却是一种浓重的悲剧氛围，作品总是在极富悲剧色彩的一幕到来时，就戛然而止。
因此舒群的小说在结构上带有了传奇式的色彩，舒群对作品结尾的艺术处理，使得文章的结尾耐人寻味，引人深思。作品《婚夜》《孤儿》《包裹》等都是在小说的结尾部分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而这些正是他小说创作的共同基调。
舒群小说还运用了“蒙太奇”的创作手法，使小说的情节叙述更加完整。恰到好处的运用“蒙太奇”手法，能够更好地体现叙事性文章的生动性和艺术性。《没有祖国的孩子》不是依照果里从朝鲜来到中国东北所经受的整个过程结构成篇, 而是采用近于电影创作的“蒙太奇”的手法, 选取若干片断,并依照故事发展线索, 自然剪接而成的。而且各片断之间衔接自然紧密, 中间又巧妙地穿插了几段回忆的描写, 正是这种“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使得这部短篇小说情节完整紧凑，矛盾激烈。
正是这样一种片段的情节，使得舒群小说在创作上呈现出一种散文诗的叙述笔法。
萧红说过：“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她打破了小说与散文的界限，创造出了有特色的散文化的抒情小说体式。舒群小说正是学习了这种灵活自由的叙述模式，使得小说的情节片段极富地域的特点，凸显出了地域这一特点，同时也不是像小说的情节按照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顺序展开来的，在这一点上便是打破了小说情节的时间界限。作品《秘密的故事》便是如此，对于过去、现在、将来是模糊的，读者必须有清醒的头脑才能明白主人公所想的所说的是现在发生的还是过去已经发生过的或者是将要想要发生的。而这些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虽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一步步的进行，但是整个故事的发展还是很清晰的，对于过去的恋人，现在不得不做的艰难决定，和将来抗战的胜利，这一切都是秘密的在进行的，作品的情节正是因为这样，才打破了时间的界限，逃出了一个固定的模式。
这样一种散文诗的叙述模式，使得叙述的视角具有了多元化的特点，没有固定在一个单一的叙述视角中，而是多个叙述视角，并且这样的叙述视角的转变是比较灵活自由的。
简单的说，就是在他笔下，描写个性是为了突出集体，个体作为整体的一部分，作者的落脚点是群体形象而非个体，而散文形散神不散的特点恰是如此。而这种“散文化”的手段不仅是一种心态，也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抒发情感的一种特定方式，因此，散文化往往是与抒情诗化联系起来的。
（三）具体充分的环境描写
具体充分的环境描写是舒群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衬托了人物性格、展示故事情节的重要手段。只有充分地描绘环境，才可能具体、真实地揭示出人物活动和矛盾冲突的现实根据。茅盾说：“人物不得不在一定的环境中活动，因此就必须写到环境。作品中的环境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密切联系着人物的思想和命运。”1在环境的诸要素中最根本的便是时间和空间。
在舒群小说中，环境的描写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也使得与之相应的人物的命运也随之变化。《萧苓》中环境的变化：
“秋末的时候，总是几日是这样的天色：太阳的边廓淡映在飘起飘落的云层间，是一团清淡的光团，不温暖，也不刺眼，在天面上，距离不足一丈高的地方。有时太阳的光线，像针一样的锐利，突破了云层，闪射出来，一条一条地抖跳着；有时，也从云层的缝隙里，滴漏下来，渐渐地延开一片，或是一条，如同一团野火的反光，染了天面。这种景色，就是我们的早晨”
“淡淡的月光，铺满着地面。”
“天上没有星星和月亮。”
“已经是初冬了，雪花在黑暗中偷偷地飘落着，地上积满了一层雪面。”
而紧接着就是萧苓命运的转变：由开始的健康活泼转变到奋起反抗到最后的“已经记不起她就是我们以前的萧苓了”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以这些环境描写暗示着主人公的悲惨命运。
在空间上，即小说发生的地点。在这一点上，对于地点的选择与作者的经历遭遇有很大关系。也因为这种差异，使得各个作者都有自己的艺术风格。读过鲁迅、沈从文、萧红等人作品的读者不难发现，这些作家的小说中，情节发生的地点往往是比较闭塞的“小城”或“小镇”。鲁迅笔下的鲁镇、萧红笔下的呼兰河等。而出现这种情况的因素之一就是各个作家的生活经历不同，以萧红为例，萧红对于景物的描写，鲁迅曾说过：
“叙事和写景，胜过人物的描写。”萧红这种对东北一草一木的钟爱执着，与她童年生长的地方有很大关系。于是她把自己的情感交融到具体的景物之中，自然流露出来。舒群的创作同样也离不开他的生活经历。舒群曾在东北商船学校就读，后来又在航务局做了一段时间的俄语翻译。“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曾担任哈尔滨一中军事教官车凌云组织的抗日义勇军 。1937年他在路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又受林伯渠委派，赴山西前线，在八路军司令部给朱德总司令担任秘书。他还以总部随军记者的身份，参加了着名的平型关战役，同周立波、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一起进行战地采访。 这些惊心动魄的经历，使得 在舒群的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地方总是伴随着军队的出现亦或是直接出现的军舰上。这是同萧红小说环境的不同之处。也突出了舒群从不同的环境去叙述情节的独特。
人物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行动要素；情节是与人物密切相关的，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环境可以随时变换场景为人物活动和情节展开提供自由灵活的时间与空间范围。
舒群正是对这三者的合理处理，才使其小说在艺术上具有独特风格。
三、舒群早期小说的价值
在评价舒群小说时，要认清其在文学审美价值追求中的地位。要知道，艺术的形式与内容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在文学作品呈现的某一具体情境中，内容是这一形式的内容，而形式也是这一内容的形式，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舒群创作小说的过程，正是建立在形式与内容如是关系基础之上的过程。这个过程便完成了文学的审美价值追求。因此对舒群小说的评价，主要从内容与形式上加以阐述。
舒群小说的内容，舒群小说不仅写到了抗日战争、对国民性的批判、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更阐释了由这些社会问题所引出了一系列关于生命的思考，对祖国未来的担忧以及自身流亡的漂泊感。这样就不是简单反映当时的生存状态而已，而是在此基础上提升到另一个高度，即，在这种环境下人的心理状态及对生命的思考和对自我灵魂的追问。
到此并没有结束，作者继续层层深入把对个人问题的思考扩大到对整个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之中。这样就显得文章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层层递进深刻而耐人寻味进而引发读者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从而自然而然的达到他的写作目的。
东北作家群普遍倾心于表现东北民间的这种抗日复仇的“地火”的运行，以此来表达对沦陷中的故乡的眷念，对收复旧河山热烈、迫切的期盼之情。反抗日本侵略者已经远远超出“血族复仇”的历史范畴，但是，在反抗者的潜意识深处，无疑仍然积淀着这种原始的野性的复仇因子。当我们的家园被帝国主义肆意践踏的时候，三千万“无教养”的东北人民就是以一种出于本能的反抗和复仇意识，奋起保卫家乡的。
片片国土的沦陷，民族危机的加剧，再加上舒群出身于贫苦的工人家庭，他的幼年和童年在贫穷和饥寒中度过，他对于不公平的黑暗现实更有深切体会。正是这一幕幕的悲剧，使得舒群的内心巨大的震荡，他的内心投射着浓重的阴影。因此舒群作品的目的非常明确，内容上都赤裸裸的表现了出来，在这片本该是家园此时却沦陷的土地上，中国人民已经彻底丧失了人的自由，彻底丧失了做人的权利，甚至彻底丧失了生存的保障。
在如此残酷的法西斯的暴行之下，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力早已荡然无存，他们都成为了任人宰割的动物，而不是人。在表现残暴的罪行的同时，舒群还不惜笔墨描写了在这种暴力之后中国人民所做出的反抗，而不是默默的忍受，他们为了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同胞，毅然决然的站了起来。舒群作品《誓言》《做人》就是直接表现了东北人民组织起来抗战的代表作。作品《萧苓》中的萧苓在国土沦丧后，同胞受到残害后做出的英勇的反抗；《老兵》中的张海，更是从一个平时在军队松松垮垮的“兵油子”，但在日寇侵占家园时，却升出一种亡国之痛，由一个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的庸人变成了抗日志士；更可贵的是，舒群的《秘密的故事》，还描写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者的活动，歌颂了他们非凡卓越的斗争意志和视死如归的舍身的奉献精神，作品中青子的一系列反常举动，都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者所具备的斗争精神。这种极端的形式也同样的在《老兵》中出现，卖国者赵团长的儿子赵化雄，为了革命的胜利也不惜背叛自己的父亲。这些都是舒群小说所要表现的内容，在这一点上，舒群的小说不仅符合了当时的时事情况而且也正是整个东北作家群所要呈现给世人的。
在抗日的队伍中，舒群不仅创作了多数东北人民的抗日活动的作品，还创作一些反映我国少数民族同胞顽强斗争的难得之作。作品《沙漠中的火花》《蒙古之夜》便是写了少数民族同胞的抗日英雄事迹。周扬曾这样评述舒群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的时代意义。“失去了土地，没有祖国的人们，这种种的主题，在目前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最近露面的新进作家舒群，就是以他的健康而又朴素的风格，描写了很多被人注意的亡国孩子的故事，和正在被侵略的为我们所遗忘了的蒙古同胞的生活和挣扎，而收到成功的新鲜的效果，成为了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期待。”这在整个东北作家群中是很少见的。
而在思想深度上，不得不提到《没有祖国的孩子》。作品真实的再现了三十年代初期东北沦陷后人民的悲惨命运，作品是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反映出了时代之深，阔度之大，体现出了鲜明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通过三个不同国籍孩子的友谊，表现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的一致性。周扬这样写道：“在最近的一篇叫做《没有祖国的孩子》的小说里，我们被小主人公对于祖国民族的热恋的怀恋之情所感动，但这里确不是一种偏狭的爱国主义的感情，而是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很自然的调和的。而这一体现正是舒群小说内容创作上的独特之处。”（董兴泉：《舒群的革命文艺活动及其创作》，《舒群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207页。）周立波在《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回顾——丰饶的一年间》曾这样写道：“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等艺术的成就上和反映时代的深度和阔度上，都逾越了我们的文学的一般的水准。凭着这些新的力量的活动，一九三六年造成了文学上的一个新的时代。”在这国家沦陷的危亡时刻，必须要人们认清失去祖国的危难，启迪中国人民面对国家的覆灭、民族危亡的残酷现实，只有奋起反抗才有生存的机会。作品通过果里因失去了祖国而惨遭摧残的描写，果里哥哥说“不像你们中国人还有国……”这句话意味深远，他们认识到了亡国就会没了家的道理。提醒中国人民必须理解“祖国”这两个字的含义和价值，认清“没有祖国的危难”，只有这样才能激励、鼓舞中国人民，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而奋起斗争。《没有祖国的孩子》所闪耀出的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光辉，是充满时代精神和战斗性的成功作品，这是其他东北作家少有的。
对其小说的形式，在叙事方式上多采用顺叙、倒叙这两种写作顺序，并采用弱者经过磨难而变成强者以及“散文诗化”的叙述模式。而在小说的结构上，舒群也有自己的探索与追求，对整体结构把握的同时，还运用了独特的“蒙太奇”手法。
在叙事上，弱者变强者这一设置上，值得强调的是舒群所创设的是一种悲凉的基调而同萧军等其他作家所创设的那种激昂的斗志是不同的。我们所常见的东北作家群笔下的是弱者经过磨难而变成强者的叙述模式表现出的是一种激昂的情绪，所期待的也是对读者精神的激励和升华。而舒群小说给人的却是一种浓重的悲剧气氛，这种悲剧气氛往往出现在作品的高潮部分，而当小说进入一个紧张的关头，作者却戛然而止，收笔了。
因此舒群的小说在结构上带有了传奇式的色彩，舒群对作品结尾的艺术处理，使得文章的结尾耐人寻味，引人深思。作品《婚夜》《孤儿》《包裹》等都是在小说的结尾部分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而这些正是他小说创作的共同基调。
但过于悲凉的基调在某种程度上会使人心灰意冷，必须要有“一定的度”，这是需要注意的。舒群小说主要以短篇居多，也以短篇着名。短篇小说的选材多取生活的“横断面”，生活的事件也相对较为单一，舒群写作短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短篇大师欧·亨利的影响。在舒群小说总是在极富悲剧色彩的一幕到来时，就戛然而止。欧·亨利的作品结尾, 往往采用“ 突转”的方式, 使故事情节异峰突起, 引起人们的惊愕。评论家称之为“ 欧· 亨利式的结尾”。这就是当读者被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所吸引, 并顺着情节发展的线路思索以为可以预知故事的结局时, 作者却将笔锋一转, 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出现一个意料不到的结尾, 让读者惊愕, 而在惊愕之余, 细细品味,却不能不承认其合情合理。这种特殊的结尾方式寄托了作者的特殊感情。作品充分的体现了作者内心的炽热和热情，在善良的人们面前只能用一种“含泪的微笑”去抚慰他们内心的创伤。在同情的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施暴者的憎恨。舒群《农家姑娘》便是如此，善良的“她”最后竟是“流尽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滴血”。在看了作品的结尾之后，读者内心不禁会有一丝波动。而且也不得不去思考，接下来会是怎么样？正是作者隐藏的这些背后的东西，让我们对战争的本质有了更好的领悟。这一点上引起了读者的共鸣。
舒群小说“散文诗”的叙事模式，是对传统小说的一种挑战。这种特殊的小说创作模式，打破了小说是小说，散文是散文的界限，创造出了一种自由灵活的叙述模式。这种散文与小说的结合，成功的将小说抽离了传统的概念之中。作品《海的彼岸》的结尾便是这样一句意味深远的话：“他把手帕当做纪念品珍藏起来，不再用它拭泪——因为手帕拭不尽泪水，泪水也洗不清仇恨。”这种散文化的句子在小说里恰到好处的写出了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伤痛，也写出了中国人民内心的愤怒与仇恨。舒群对这种叙事模式的呈现可谓是淋漓尽致。
作者在把握小说的结构上，也有独特的探索和追求。从舒群小说中不难看出来，他的风格非常明朗、质朴，有时会觉得缺少含蓄而显得并不精湛，因此舒群的创作上总体呈现出一种疏阔勾勒的粗线条的笔法，这种独特的写作风格主要是由于东北当地独特的民俗生活地域所决定的，同时也是因为当时外界的激烈的抗日斗争使得舒群在写作时没有过多的时间去精心构思和巧妙的设计，这些细节被忽略了，而急于写出自己对侵略者的愤恨并想要揭露他们的残暴罪行就成了他们所重点勾勒的。在作品《老兵》中，舒群对张海的形象没有进行细致的描写，只是对于张海的外表做了一个大致的描述，而这种模糊的描述能给以读者想象的恐怕也只是这么一个老兵的轮廓，似乎像一幅简笔画。
作者还善于运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种大胆的创新。舒群在作品的技巧上运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使整个故事片段都剪接成功，作品《没有祖国的孩子》其中便是以“没有祖国”这一线索使这些片段联系起来的关键。这一手法的运用使得短篇小说虽短，但是语言简练，情节充分，毫不逊色于长篇小说。这种相对陌生化的“蒙太奇”的手法的使用，不仅使读者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却还是有了视觉上的审美享受，整个小说也显得既简洁又紧凑。
舒群生活在民族灾难最深重的时代，他亲身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践踏和残害中国人民的这场灾难。他的这些经历，让他有了生活的基础，有了创作的源泉，也有了斗争的力量。这些都使舒群的思想逐渐的丰富，并在创作中不断的涌现出来。他小说继承的、创新的都是文学史上无比的财富。
结语
依上文，我们知道舒群是“东北作家群”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通过我们对其早期小说创作的研究来看，其创作主要围绕民族意识、生命意识、流亡意识这三个主题展开创作。在民族主题中反映时代特征及其人们的生存状态，即，苦难的战争生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对种种问题的思索；在生命主题中往往通过描写不同人物对生命的不同态度及他们在面临国家、民族利益与个人生命等权利时的不同选择，来表现自己对生命价值的理解及其生命哲学；在生命主题中由不同人物之间不同选择的对比自然流露出爱国之情；在家国破亡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对异乡异客经历的描绘以寄托自己的流亡之苦，流亡主题显露无疑。
舒群通过描写人物的性格、外貌、语言等来刻画圆形人物，运用“蒙太奇”以及“散文诗化”等叙述模式进行创作并将环境和人物的命运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还采用“欧· 亨利式的结尾”方式使其作品显得颇具特色。在舒群的作品中往往能感觉到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苦难之中人们的同情，同时，他的作品也会引起读者对如生命、爱国、死亡等问题的思考。最后，他的作品还可以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怀引起对国家、民族未来的思索。当然，本文也有些许不足之处，如，对舒群的早期小说只进行了初步讨论，思想深度还不够等，因此研究的还不是很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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