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31 年初，由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和自身的“左倾”错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阵容零落。经过一系列的组织与传播策略调整，“左联”又恢复了生机。从“左联”机关报《前哨·文学导报》的“附记”出发，揭示这一系列的转变，并由此反思“左联”工作中的得与失。
关键词： 《前哨·文学导报》； “左联”; 组织运作。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以下简称“左联”） 成立初期，要求作家们参加示威游行、演讲集会、写标语、散传单、出墙报、办夜校等政治活动，而且不允许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参加，因为“不参加革命就是反革命”.“左联”成立后，刊物出过不少，但印量很少，只秘密推销或赠送，这些刊物实际上发挥作用不大。到 1931 年初，由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所以在一九三一年春，左联的阵容已经非常零落。人数从九十多降到十二。公开的刊物完全没有了。”①这时，党中央开始调整路线，左联的政治工作也有松动，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左联”进入成熟期。“左联”盟员首次超过最初的 90 人，发展到约 400 人。除上海外，北京、天津及日本东京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左联”组织，“左联”报刊多达50 种以上。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左联”是如何克服“左倾”、突破“白色恐怖”而起死回生的？ “左联”作为一个整体又是如何组织与传播左翼文学的？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还需要把“左联”看作一个整体的组织，从这个组织的运作、发展壮大来考察“左联”的组织与传播。
如此，《前哨》（ 第二期改为《文学导报》） 作为“左联”的机关报就显得举足轻重了，因为它不仅刊登了这一时期的论争文章，还公布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等政策决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往往为人所忽略的是，《前哨·文学导报》或在杂志最后一页或在文章末尾处，出现多处落款为“秘书处”的“附记”、“通知”、“启示”、“启事”、“附告”、“附白”等，达 10 处之多。这些“附记”相对论争文章和政策决议，篇幅较小，集中体现了“左联”作为一个机构的组织决策，由这些无处不在的“小尾巴”可以直接窥见早期“左联”的组织与传播。
1 “是近发现冒充本联盟之信件”
“附记”的落款“秘书处”是怎样一个组织，它与《前哨·文学导报》编委会有什么关系？ 据茅盾回忆，1930 年 5 月下旬，冯雪峰要他担任“左联”的行政书记。行政书记与‘左联’的宣传部主任、组织部主任组成秘书处，但实际工作是轮流担任的，不仅仅是这三个人。②同年 10 月初，茅盾因写作《夕阳》（ 出版时定名为《子夜》） 提出辞职，但仍需分担秘书处的工作至 1931 年底。由于史料有限，《前哨·文学导报》时期的宣传部主任和组织部主任的具体人员暂不可考，但无外乎是夏衍、阳翰笙等人。秘书处是作为一个上传下达的行政机构存在的，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是茅盾，它作出的决定能代表“左联”高层---常委会和执委会的意见，也能发动和指导各小组的工作。秘书处撰写的“附记”实际代表了一种权威通知或命令，能够反映“左联”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秘书处”和“编辑委员”的成员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1].
《文学导报》的审稿是十分严格的，要编委会全体成员同意才能通过，必要的时候会直接送给党的领导人审阅。据楼适夷回忆，《前哨》的经费最先是由一位在国民党部队中做地下工作的党员宣侠夫资助，稿子编好之后，首先就遇到印刷问题。“左联”的同志们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一位贪图高利愿意接受印刷任务的小印刷所的老板，刊物匆匆印成之后，还要人工贴上照片印上报头，非常耗费功夫。所以编委会便决定第二期就改名为《文学导报》，“因为在印刷所老板看来，这个名字就没有《前哨》那么可怕了。”③
第一期《前哨》虽是秘密发行，“但因为它揭露和控诉了轰动世界的蒋介石大批屠杀青年作家的罪行，刊物又经史沫特莱传到了国外，引起了国际进步舆论的抗议，因此收到了很大的宣传效果。不过《前哨》印二、三千份，分数处出售，国民党查禁时，已经销完了。”④民族主义派也看到了传媒的强大力量，制造谣言，而且还使用自以为聪明的栽赃手段。《文学导报》第四期有一则《左联启示》：是近发现冒充本联盟之信件致各书店之杂志编辑部（ 如商务之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及开明之中学生杂志） ,其词如下：编辑先生： 我们以最和平的态度谨致忠告希望贵社能以三分之一的篇幅登载关于左联的论文及文艺作品并须于最近一期开始否则即以手榴弹投入我们已经到了使用暴力的时代了[2].
关于此信，我们从种种方面观察，认为系民族主义文艺派的鬼计，其用意所在，一望而知。兹特在此郑重声明，本联盟绝未发出此项信件，且绝对无此种意思。盖惟理论上不能胜人者，方乞灵于武力；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今已深入人心，虽因白色恐怖之严厉，并不减其暗中的活跃。反之，民族主义文艺派则常凭藉武力以救其理论之末路，如本联盟刊物及联盟员之屡受禁止逮捕屠杀，及社会上中间作家之受恫吓，皆其明证。
秘书处 九月一日2 “故现在不加译载”
2 “故现在不加译载”
《文学导报》第四期有一篇《附记》： “致革命作家国际联盟的关于中国无产革命文学运动的报告，因篇幅关系，本期不及刊载，准在以后本刊上或特刊上刊出。（ 编委） ”这篇报告是萧三代表“左联”出席哈尔可夫世界革命文学大会后，从苏联寄回国内的资料之一。事隔 3 个月，这篇《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对于中国无产文学的决议案》才在第八期第 7 页上刊登，后面加了一个“按”.
这篇决议案推迟四期发表，没有全文翻译，仅仅截取其中十一条决议，每一条都是寥寥几句，因为只有这几条“我们承认是正确的”,其余的连“冒头”（ “冒头”是日本语，这里指小标题） 都不翻译，因为这些“冒头”消息隔绝、材料不充分、语而不详、且不精密。与此相对的是，萧三 1931 年 1 月 9日写就的《出席哈尔可夫世界革命文学大会中国代表的报告》寄回国内后，《文学导报》第 3 期第 1页开始全文刊载，长达 11 页（ 杂志不连封面一共15 页） ,占了整个杂志的大半篇幅。[3]
同样值得玩味的是《文学导报》第 2 期的排版顺序： 先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对于中国白色恐怖及帝国主义干涉的抗议》，分别刊登了德国革命作家路特威锡·棱、美国无产阶级诗人和作家密凯尔国尔德、英国矿工作家哈罹·海斯洛普、日本无产阶级作家水田宽的文章和奥国革命诗人翰斯·迈伊尔的短诗《中国起了火》（ 鲁迅译） ,此占五页纸的篇幅。接下来是丙申（ 茅盾） 的《“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占 8 页，然后是《革命作家国际联盟社会处给各文部的信》，占两页，最后是《开除周全平、叶灵凤、周毓英的通告》。《通告》几乎不算正文，也就是说《革命作家国际联盟社会处给各文部的信》算是杂志最后一篇正文了。由此可见，“左联”早期对于革命作家国际社会联盟的关注和重视是不够的，对于直接指摘中国革命文学的“决议”更是有点反感和抵触，“左联”宁愿亲近自己的驻苏代表萧三，也不愿直接采纳革命作家国际社会联盟的意见，这与后来左翼文坛对苏联的主张亦步亦趋是有出入的。
一般认为“1930 年 11 月，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哈尔科夫大会，向各盟员国推行‘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⑤。然而，《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对于中国无产文学的决议案》几乎没有提到“唯物辩证法”,反复提及的是组织问题和路线问题。如果说，左联执委会是根据萧三从苏联的来信，于 1931 年 11月在《文学导报》上发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正式提出“在方法上，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念，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作家必须成为一个唯物的辨证法论者”⑥，那么，这显然是对萧三，进而对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误读。亦或者，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是通过别的途径传到中国来的，也未可知。
3 “就此决议将叶灵凤开除”
《文学导报》第二期第 15 页有《开除周全平，叶灵凤，周毓英的通知》。巧合的是，这三人都曾经是“创造社小伙计”,都是苏南人士，《通知》陈述开除理由，其中周全平的主要罪状是： “今年二月，接到互济会的报告，周全平已有意识的做出了极无耻的反革命的行为了，互济会从工作的，革命的观点，已将他从工作人员中开除。左联接此报告后，经了长久的各方面的详细的调查，确证了周全平的卑污无耻的背叛革命的行为，全属事实”.叶灵凤是“半年多以来，完全放弃了左联的工作，等于脱离了联盟，组织多次的寻找他，他都躲避不见，但他从未有过表示，无论口头的或书面的。最近据同志们的报告，他竟已屈服于反动势力，向国民党写《悔过书》，并且实际的为国民党民族主义运动奔跑，道地的做走狗。”而周毓英则是“三月以来，完全放弃了联盟的工作，组织部屡次派人和他谈话，表示极端的动摇，不久并参加反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及在日报上公开发表反联盟言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