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关于国民性改造的论述(2)

　　当然，这一时期林语堂更显着的表现是对国民性的批判。不过，结合以上的梳理仔细辨别会发现，虽然从表面上看，他对国民性的那些批判与鲁迅、钱玄同等人的表现十分相似，但在根本上与后者之间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一，他虽然赞同钱玄同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但他并没有将文学看成是改造国民性的途径，认可这种带有功利性的创作观念。其二，在林语堂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还隐藏着这样一种逻辑和事实，即正是由于他对个性和幽默的喜爱和推崇，才使其强烈地意识到弥漫于中国文学史的道学气所带来的压迫，因而加以激烈地反对 ;正是因为要改变这种虚伪、枯燥的道学气，才使他极力主张将西洋文化中的幽默精神引入进来 ;同时，左翼作家群对他的激烈批评，也促使他对“改良人生”的文学观更加抵触和反感，进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文学立场以及对幽默精神的推崇。当然，林语堂本人并没有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但通过对他的思想脉络，尤其是对他引入幽默的原因、他的幽默观，以及《吾国吾民》成书期间某些历史语境的深入分析，完全可以从中体会到这一点。
　　
　　二、独特的改造思路：输入一种“幽默”的西洋精神。
　　
　　林语堂之所以提倡幽默，一是出于喜爱幽默，想要向国人输入这种西洋精神，二是出于环境所迫，乃是寄悲愤于幽默。前者是根本原因，后者是重要契机。
　　
　　如前所述，早在《语丝》问世之前，林语堂就在《晨报副刊》上先后发表了两篇提倡幽默的文章，即《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在《征译》一文中，他写到：“我早就想要做一篇论’幽默‘（humour）的文，讲中国文学史上及今日文学界的一个最大缺憾。（’幽默‘或作’诙摹‘,略近德法文音）中国人虽素来富于’诙摹‘,而文学上不知道运用它及欣赏它。于是’正经话‘与’笑话‘遂截然分径而走 :正经话太正经，不正经话太无礼统。不是很庄重的讲什么道德仁义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便是完全反过来讲什么妖异淫秽不堪的话……因为仁义道德讲得太庄严，太寒气迫人，理性哲学的交椅坐得太不舒服，有时候就不免得脱下假面具来使受折制的’自然人‘出来消遣消遣，以免神经登时枯馁，或是变态。这是’自然‘替道学先生预防疯子的法子，而道学先生不自觉。……拿起西人詹姆士的一本心理学或是F.C.S.Schiller's Humanism讲学理的书，虽无肉欲可言之六十岁老翁，也未尝不可以借作一种高尚的精神消遣。说来说去，还是我们中国人吃亏，其原因乃西洋讲学理的书常可以带说一两句不相干的笑话，唯此笑话不是彼笑话，不是三河县老妈的笑话，乃是’幽默‘（幽默是什么东西，让我在此地神秘一点儿别说穿了妙。）我们应该提倡，在高谈学理的书中或是大主笔的社论中，不妨夹些不关紧要的玩意儿的话，一面生活太干燥无聊。这句话懂的人（识者）一读便懂，不懂的人打一百下手心也还是不知其所言为何物。所以从前陈独秀大肆其锐利之笔锋痛诋几位老先生们，从一方面看起来，我也以为是他欠’幽默‘（impotence ofhumour）。我们只须笑，何必焦急？近来做杂感栏文章的几位先生好得多了，然而用别号小品文学终觉得有点儿不稀奇。若是以’鲁迅‘来说些笑话，那是中国本有的惯例，若是以堂堂北大教授周先生来替社会开点雅致的玩笑，那才合于西洋’幽默‘的身格（幽默不是怎样卑鄙的，说他也不是丢脸的事）。”
　　
　　这篇文章尽管篇幅不长，对何谓“幽默”也没有加以清楚的说明，但还是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信息 :第一，林语堂在西洋着作的参照下，他很早就意识到中国文学史和文学界缺乏“幽默”.第二，他认为中国向来不缺乏幽默，只是在文学上不知如何运用和欣赏。第三，他特别反感道学先生那种枯燥、无聊、正襟危坐式的着述，而偏爱轻松的带着些雅致小玩笑的说理。可见，林语堂最初之所以提倡幽默主要为了倡导一种令人读起来愉悦、轻松的写作风格。
　　
　　稍后他在《幽默杂话》一文中，又进一步的补充到 :“中国人天性富于幽默，这是我一再说过的……非易板面孔的人生观以幽默的人生观，则幽默文学不能实现 ;反而言之，一个有了幽默的人生观，要叫他戴上板面孔做翼道、辅道、明道的老夫子，就是打死他，也做不来。……幽默的人生观是真实的、宽容的、同情的人生观。……幽默绝不是板起面孔（pull a long face）来专门挑剔人家，专门说俏皮、奚落、挖苦、刻薄人家的话。并且我敢说幽默简直是厌恶此种刻薄讥讽的架子。幽默看见这可怜不完备的社会挣扎过活，有多少的弱点，多少的偏见，多少的迷蒙，多少的俗欲，因其可笑，觉得其可怜，因其可怜又觉得其可爱，像莎士比亚之看他戏中人物，像狄根司之看伦敦社会，像贵推之Olympian huopur,虽然不免好笑，却是满肚我佛慈悲，一时不能补救其弊，也就不妨用艺术功夫着于纸上，以供人类之自鉴。故谓幽默之人生观为我佛慈悲之人生观，也无不可。”可见，在林语堂看来，幽默不仅是一种写作技巧，同时也是一种人生观，一种达观的心态和精神。
　　
　　不过，他的这些主张，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多少响应。直到1932至1933年《论语》刊物风行起来“,幽默”才真正引起广泛的关注，并且成为林语堂小品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此期间，他发表了许多推崇幽默的文章，比如《论幽默》《论东西文化的幽默》《论幽默感》《论孔子的幽默》等。其中《论幽默》一文最具代表性，这篇长文分为上中下三篇，全面阐述了他的幽默观，不仅详尽地解释了“幽默”的内涵，辨析了它与郁剔、讥讽、揶揄等相近概念的差异，还梳理了中西文化中的“幽默”史。这表明在林语堂的头脑中，“幽默”已完全发展为一个十分成熟的思想观念。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还深刻地指出了幽默作为一种精神，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密切关联。他认为：“无论哪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润的。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其结果必有天下相率为伪的生活与文章，也必多表面上激昂慷慨，内心上老朽霉腐，五分热诚，半世麻木，喜怒无常，多愁善病，神经过敏，歇斯底里，夸大狂，忧郁狂等心理变态。”可见，林语堂推崇幽默，不仅是为了提倡一种语言风格，更是意在倡导一种国民精神。因此换个角度看，他对幽默的这种积极倡导，实际上也是在提出一种“国民性改造”方案。
　　
　　当然，林语堂本人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而且从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企图从中国固有文化中挖掘“幽默”,从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陶渊明、苏轼这些人物身上到处找“幽默”,又总是难以自圆其说的情况上看，其实林语堂对“幽默”的认识还存在着不甚清晰之处。不知他是否留心过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唯有当他列举西洋的例子来解释幽默时，才能做到得心应手，使读者发出会心的微笑。比如，他讲到劳埃德·乔治在一次演讲时遇到一位女权运动家，她说道 :“你若是我的丈夫，我必定给你服毒。”他回应道：“我若是你丈夫，我定把毒吃下。”又如，一位出版过《婚姻书》的德国名人，向萧伯纳求教有关婚姻意见，萧的回信是：“凡人在其太太未死时，没有能老实说他关于婚姻的意见的。”再如，苏格拉底面对他泼辣的妻子，用“雷声过后必有大雨”来自宽自解；美国总统林肯，以“他每天只看见她一分钟，而我却已忍受十二年了”来劝说小伙计不要介意妻子林太太唠叨的故事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尽管林语堂总是不愿承认，但说来说去，他所提倡的这个“幽默”,根本就是本土文化中所没有的一种西洋精神，而与我们传统中的滑稽或诙谐并不完全对应。关于这一点，鲁迅曾经一语道破。1933年3月7日和8日鲁迅在《申报·自由谈》连续发表了两篇谈幽默的杂感，即《从讽刺到幽默》和《从幽默到正经》，又于9月16日在《论语》上发表了杂文《“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在这三篇文章中，他明确说到自己“不爱幽默”,指出幽默的本质“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在中国，却连意译也办不到”,而且认为“’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幽默乃是出自平等社会的一种民族精神，在专制的中国历来是没有的，而且即便输入也“免不了改变样子”,“非倾于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假如是前者尽管已“失了它的本领”,即西洋人真正的幽默，但是所起的社会作用还好，能在政治高压下寄悲愤于幽默，“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但如果是后者就糟糕了，不仅流于无聊，还会遭人陷害，被那些愤怒于统治者对日采取不抵抗主义的人们所咒骂，其下场注定是不久就“归天”.可见，鲁迅对幽默的基本态度是 :当幽默作为一种西洋精神，他不喜爱，也不赞同在国内推行；当幽默堕入了无聊，哈哈一笑时，他是反对的，但当幽默倾向于讽刺，在黑暗的统治下发挥一种战斗作用，他其实并不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