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梁启超的生平著作和学术思想
（一）生平事迹概略。
梁启超（1873 年~1929 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广东新会（今江门市新会区）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因其坎坷的政治生涯和卓著的学术贡献，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历史人物。
梁启超祖上为耕读之家，先世在宋末时期由福州迁往广东南雄，明末由南雄迁往新会定居，数百年幽居于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梁启超于 1873 年（同治十二年）出生于广东惠州一个小山村里，祖父名维清，号镜泉，"为郡生员，例选广文，不就。"梁启超幼年时期跟随祖父学习，祖父喜欢以古豪杰哲人之嘉言懿德教之，又好以宋、明儒义理名节告之。因此，其一生性格禀赋的形成多得祖父言传身教，做人行己周密，治家严谨。父亲名宝瑛，字莲涧，年少时考取举人，连不得志，后教授于乡，是一位极忠厚仁慈与乐善好施之人，但对于子女的教育，他苛刻拘谨，如子女言语举动稍有不慎，他便严加呵斥规劝。梁启超受其管教，六岁时就已读完五经与中国略史，九岁便可缀千言，真可谓笃志好学，始于家教。
光绪十年（1884），梁启超顺利考取博士弟子员，俗称秀才，是年十二岁。当时学流推重训诂词章学，故梁启超"日治帖括",深有所得。期年，到广州学海堂读书，更加刻苦钻研。在此期间，他曾受过陈梅坪、石星巢等人点拨，开始逐渐摆脱帖括之学的束缚，接受汉学训练。光绪十五年（1889），参加广东乡试中举人，于第二年前往北京参加会试，落第。
1890 年，经陈千秋引见，梁启超被康有为"大海潮音，作狮子吼"所震撼，拜其为师，始受于学。翌年，随康有为就读于万木草堂。康有为本着仁者爱人的精神，积极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梁启超受益匪浅，接受了其政治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梁启超第一次投身政治运动，是 1895 年参与"公车上书".甲午战争中国落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联合三千举人上书请求变法，梁启超跟从其后奔走，为提倡新学，开通风气，协助康有为创办了《万国公报》和强学会。
至公车上书第二年，黄遵宪在上海办《时务报》，邀请梁公担任主笔，以此开始了他作为政治言论家的生活。1897 年冬，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前往长沙任时务堂总教习，积极参与湖南维新运动。是时，德国强租胶州湾，国家面临瓜分危机，梁启超又速入京师，协助康有为发起保国会。四月初康有为与先生在京联合百余名举人联名上书，请废八股。二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揭开百日维新的序幕。虽变法运动废除了八股取士，但随其夭亡而以失败告终，谭嗣同等六人被害，梁启超逃到日本，开始了他海外流亡的生涯。
在日期间，梁启超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实行君主立宪制，反对以革命的办法推翻清政府。同时，积极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辛亥革命之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经过多次挫折，梁启超也明白在民国初年的政坛上不会有什么建树，遂决心离开官场，从此退出政坛。
1918 年底，梁启超赴欧考察西方文明，认识到了西方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弊端，归来之后，便主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全身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至此以后，他主要从事于文化教育活动，首先，积极倡导图书馆事业，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其次，积极培养人才，1925 年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导师，1921 年秋到 1923 年初，做巡回演讲。这一时期，在理论著述上，取得了丰厚成果。
1928 年，终因著述劳累过度，加之亲朋好友相继离开的打击，不堪重负，因病入院治疗，不幸于 1929 年初病逝，享年 57 岁。
（二）文学创作情况。
梁启超一生著述颇丰，内容几乎包罗所有社会科学，包括政治、经济、文学、历史、哲学、教育等，现有多种作品集行世，其中以 1936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为完备，是用梁启超的书斋命名，共计 148 卷，分《文集》与《专集》两部分。《文集》包括文 700 余篇，诗话 1 种，诗词 300 余首。《专集》包括《自由书》、《新民说》、《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等学术名著和名文 104 种。
纵观梁启超的文学创作实践，涉及诗、词、散文、小说、戏剧等几乎所有文体，但主要以散文写作为主。梁启超从走上政坛到流亡日本期间，发表了大量政治性、文艺性论文及杂感、随笔等，如政论性散文《变法通议》、《过渡时代论》等，文艺性散文《少年中国说》、《饮冰室自由书》、《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虽内容广泛，但始终脱离不了一个主题，就是呼吁中国人民进行变法图存。他激烈批判旧制度、旧文化，大力提倡政治、文化、经济的全面改革，志在富强国家与提高国民素质。主笔《时务报》期间发表的《变法通议》，以东渐之西学为思想武器，十四论之篇幅，以及不同于当时文坛的新文体，痛快淋漓地论述了维新变法的迫切性、必要性，并提出相关主张与改革措施，不仅思想新锐、激发民气，而且大胆突破旧体、大声疾呼，"以笔端搅动社会","国人竞喜读之",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梁启超也因此得到了"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的美誉。再如《少年中国说》，面对清朝政府的软弱无能与国民的怯懦无知，梁启超"以天下兴亡，皆在我中国少年的奋发有为"作为全文主旨，顺着情感的奔流，纵笔而成，颂少年之蓬勃奋发精神，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少年中国说》的发行，使得当时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竞相以"新中国之少年"自称，少年已变成理想的化身，革命的先锋，感染并召唤了一大批爱国知识青年。
在诗词方面，梁启超是"诗界革命"的积极倡导者。戊戌政变逃亡日本期间，梁启超于 1902 年初创办了《新民丛报》，其中偶有间断地连载了他评价师友们的名篇名句，发表自己的诗歌理论和见解，共 204 条，后编订成书，取名《饮冰室诗话》。
其中，梁启超公开表明："吾尝推公度、穗卿、观云为近世诗家三杰，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闳远也。"他赞赏夏曾佑、黄遵宪以新思想、新词汇镕铸诗中，寄托遥深。受上述诗人的影响，梁启超本人在诗词创作上，早期表现的热情奔放，通俗流畅，不过分注意格式，以忧国忧民的思想为主，诗《去国行》、《志未酬》，词《水调歌头》、《贺新郎》都表现了这一特点。后期创作趋于成熟典雅，反映的思想也较为深沉，如《归舟见月》等。
（三）学术思想表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文化处于现代化转型时期，一方面传统文化在封闭自足的环境中没有根本性发展，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化理念得到批判与改造。另一方面，外来文化的侵入开阔了国民的眼界，西方文明被吸纳并得到大力宣扬。梁启超的学术思想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是世纪之交中西文化撞击交汇的结果。
1.改良图变政治观。
梁启超在 1915 年发表的《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文章里自我评价道："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吾自距今一年前，虽未尝一日立乎人之本朝，然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梁启超的一生与政治密不可分，从戊戌变法运动开始踏入政坛，到欧游回国专心著述从未断过与政治的联系。
19 世纪末的中国面临巨大、沉重的民族灾难，强敌外侵，赔款割地，人人不能自保，维新派的思想家认识到客观形势的严峻，向国人们敲起祖国危急的警钟，作为爱国主义的有识之士，无不认为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多次失败是因为国家全面落后于西方的必然之事，认为欲图救亡振兴惟有自强，而改良变革才是中国得以自强振兴的必由之路。梁启超就是其中积极倡导变革图存的一员。为了让普遍广大民众能够认识国家需要变革并得到他们的支持，梁启超首先从舆论上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在《变法通议》中，他指出宇宙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世界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社会的"法"更是不断变革更新的，任何国家只有遵循变革的道理，才能日益兴盛，否则将削弱危亡。梁启超从理论上宣扬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国当变"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甲午战争后，国家危机更为严重，呼吁改良变法的维新派，不仅在理论上进行宣传变法的紧迫性，更要说明如何去变。梁启超认为，既然要变革就应该全面进行、深入根本的变革，他批判"变法不知本原"的洋务派，批判他们对西学、西政仅袭技艺，忽略其政本大法，而且"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如始终采取温和的态度，必然会造成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意在推倒中国旧制度，建以西方为蓝本的新制度，为此，他们首先提倡要"兴民权",并利用自己创办的各地报刊、学会、学堂发动了一场"兴民权"的宣传运动。梁启超相信当时中国贫弱的原因在于民权的有无，西方各国"人人有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中国反是将人之民权归诸一人，这样"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因此兴民权成为挽救国家民族危机的关键，"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实行民权，也是大势所趋，全世界都将会"惟民之从",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君为政之世",必让位于西方资产阶级那种"民为政之世".梁启超虽非常重视民权，但他一方面强调"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认为民权源于民智，民智不开，民权难得，开民智乃是兴民权的前提、基础，即提高广大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向他们传播新观念，进行近代启蒙，推动观念变革。另一方面强调"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兴绅权"最重要的途径和措施便是设立议院或国会，可见他关于宪政的政治思想，即企图模仿西方议会政治，在中国设立中央议院或国会，让博学多才、明道晓理之绅士充当议员，实现国民参与政治，监督政府和官吏，从而防止专制，保障民权。为此，维新派大力宣传和要求废八股、改科举；大力创办学校、报刊、学会，努力翻译和介绍外国政治、历史、哲学著作等。
他们所进行的这些活动，在当时条件下具有进步的意义。
逃亡日本后到 20 世纪初，梁启超受日本思想界影响，通过对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建立的反思及日益深重的中国民族危机刺激下，提倡民族主义，呼吁建立近代民族主义国家是其宣传的重点。"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同时，建设近代民族国家要靠"备有人格，享有人权"的一代"新民".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受尽了种种屈辱与灾难，梁启超倡导民族主义是为了捍卫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寻求民族的解放，这始终是近代中国人的宏大志愿，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2.唯心主义哲学观。
梁启超一生没有写过专门的哲学著作，然而他一生广泛涉猎中西典籍，对古今中外一些大哲学家的思想有过或深或浅的认识和研究，尤其是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大学者，梁任公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就近代哲学上思维与存在两者之间关系的基本问题而言，梁启超是将精神看做第一性的，即意识决定存在，属于唯心主义者。
梁启超说："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他认为人们面对相同的环境，由于每个人的心情、处境不同，而得到的映象、感触也是各不相同的。如面对同一黄昏时，情人相约感此情景无限美好；反之，闺中怨妇则表现的不同，不免对此长叹，愁肠万分。同受此景之感触，而各人心境者异之，境异之，情异之。外界环境的存在并不是客观的存在，而是"感觉的客观化"存在，是随着主体的心境的不同而变化的，它是存在于主体的心中，"人间世一切之境界，无非人心所自造。"梁启超强调的是外界环境的存在具有主观性的特征，客观存在依附于主观意识，认为精神是产生万物的根本，"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
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可以看出，梁启超认为人的心或精神是先于客观物质而存在的，有此观点，梁启超主要是受到陆王心学和佛学的影响。他深为信奉陆王心学，早年跟随康有为学习，自称"吾生平最好言王学",迷信于王阳明"心外无物"的说法，因此，生平十分注重养心；对于佛学，梁任公更是崇拜，将佛学置于古今中外一切学术之上， "三界唯心"等思想成为其唯心主义思想的渊源。 梁启超主观唯心主义表现在认识论上，则是意识决定论，鼓吹"天下必先有理论，然后有实事。
理论者，实事之母也。"认为不论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必先要具有什么样的思想。
梁启超虽颠倒意识与存在的关系，但当时这种意识决定论也起到了推动观念变革的作用。
梁启超在《非"唯"》一文中指出"真理是不能用'唯'字表现的，凡讲'唯什么'的都不是真理。"梁启超似乎摆脱早年唯心主义观的泥淖，其实不然，他批判唯心主义的前提是肯定"心力""具有不可思议的神秘性",称之为"宇宙间最伟大的东西".他认为，若彻底贯彻唯心论，"必要将所有物质的条件和势力一概否认",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无论心力如何的伟大，总会要受到物的限制，而且限制的方面很多，力量很不弱。"相比较而言，梁启超此时已经承认外物的真实存在，并看到了心是要受外物的制约，但他肯定唯心主义的立场没有改变，认为要肯定意识能动性就必须否定物质的决定性，将两者对立起来。梁启超既不赞同唯心主义又大力反对唯物主义，提出了"心物合一"之说，"有客观方有主观，同时，亦有主观方有客观。因为主观的意不涉着到客观的物时，便失其作用，等于不存在；客观的物不为主观的意所涉着时，便失其价值，也等于不存在。心物合一说之内容大致如此。"梁启超这段话表明了心与物、主观与客观互为条件，相互依存，但在深入论证心物关系时，他更强调的是客观的物离不开主观的心，在他认为，不在我们意识范围内存在的物，只不过是数理学或物理学上的存在，它没有伦理学上或认识论上的存在，没有人的意识给予判断定义研究，这个物名就不存在。梁启超虽不断修正自己的哲学观，但也只是将物合一于心了，始终没有脱离唯心主义观。
3.资产阶级史学观。
梁启超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他十分赞同中国自古以来重视史学的传统，认为史学作用极为重要："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遂积极参与史学研究，20 世纪初，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两部著作，吹响中国近代史学革命的号角。晚年他专心治史，1922 年发表《中国历史研究法》，1927 年完成《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进一步来阐发他的史学思想，提出一套比较系统的史学理论，成为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山。
梁启超倡导资产阶级新史学，首先表现在他以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为武器，对中国封建主义旧史学的批判。他认为，中国旧史是为专制君主与贵族服务的，不足以为政治之真相，20 世纪初，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对中国旧史所存在的问题概括为"四弊二病":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这是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之下，封建史学将天下看做是君主一个人的天下，史学内容不过叙述的是某朝如何夺得江山，如何治之，又如何失去，表现一国的治乱兴衰，二十四史也不过是二十四姓君王之家谱而已，没有一部史书为国民百姓而作，"舍朝廷外无国家",无一不是为维护君权而作，争正统，表现出来的只是奴性思想而已，这与西方的民权说是对立的。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梁启超不否认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突出作用，但应该注意的是作史要将人物置于时代背景的宏观角度下进行描写，而不是为突出人物形象而编撰历史，让时代成为人物的附属。中国旧史为人物立传，描写个人功过是非，注重一人本事，根本看不出整个民族群体经历的历史轨迹，这样国民群力、群智、群德在历史上没有体现，以至当今社会就不会效仿，无助于国人群体观念的培养。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梁启超以为作史应"经世致用",但中国旧史作书，几乎全都是在易代鼎革之后，即史家所写、所论皆是前朝陈迹，本朝人想要研究当朝之事却无可凭借，使人 "知古而不知今".
"四曰有事实而不知理想"."史之精神维何？曰理想是已",一部好的史书能够给人启示、教益，以历史实事证之，引导国民之精神。而中国旧史只是呆板叙述事件发生的时地因果，毫无生气，怎能发挥"益民智之具"的作用呢？.
旧史书除有以上四种弊病外，在写作上还存在两大通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梁启超认为旧史学所记载的多是无价值可言的琐事，如某日日食，某日地震，某日册封皇子等等，不过是些"邻猫生子"之事。阅尽一卷史书，有用的史料甚少，这是因为缺少善于别裁的良史。"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梁启超只赞同史学家司马迁、郑樵、袁枢等人能开创新体裁，其余都是摹仿刻画体例的因袭者。
由于封建史学自身存在的弊病，那么给读者阅读就带来了不便。面对浩如烟海的史籍，读者一生都难以读尽，而又无法辨别何良何劣，更是无法激起人们的爱国心与群力，造成中国史籍"难读"、"难别择"、"无感触"三大恶果。梁启超从反封建斗争和文化革新的需要出发，对中国封建旧史从内容到体例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同时，他还极力倡导资产阶级新史学。
相对旧史学而言，首先，新史学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探讨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有益于群治，也能为当代人的活动提供"资鉴".史学要做到能够激发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今人可以根据历史活动状况鉴定今后的活动趋向，可以"循其理，率其例",具体表现在"明治道"和"明人道"两方面，要强调的是这里的"人"不仅指单独的个人，同时也是指一国之民，新史学要寻察"国民全部之经历",即探索一个民族的经历，而不是一家一君之史。因此，记录历史实事就不应该作简单的排列，要探明人群进化的"公理"、"公例",指明因果关系，来更好地指导今人的活动。其二，新史学在作史方法上要求保证纯客观的态度，"为历史而治历史",反对史家出于自我喜好，夸大编造事实，或凭主观判断，下武断结论；反对为统治需要而把史事做宣传的工具。一部良史应该是一部"信史","极忠实以蒐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最后，新史学在服务对象上摆脱为前朝服务的思想，取代以过去为本位的历史观，以存录当下社会史实为主，实则是要求史学为现实服务。
4.经世致用文学观。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戊戌变法时期便已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章，宣传维新思想，论述如何变革图存。变法失败流亡海外期间，梁启超又明确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及"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等报纸杂志。晚年致力于文学的研究，总结一些古代文学的历史成就，整理了文学史料，为后人研究做出贡献。回顾梁公的一生，始终贯穿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顾炎武说："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文学创作应该把天下、邦国、生民之事作为表现内容，密切联系社会的现实问题。
"务当世之务",可以说是经世致用文学家的为学宗旨。梁启超为学，恰是这一宗旨的典型体现。
"文界革命"的口号虽在 1899 年提出，可是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就开始批判八股文和古文，他认为八股文设置的种种格式和禁令违背了写作规律，"意已尽而敷衍之，非三百字以上弗进也；意未尽而桎梏之，自七百字以外勿庸也；百家之书不必读，惧其用僻字也；当世之务不必讲，惧其触时事也。"为废除八股文，梁启超积极奔走呼吁，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实现了这一重要改革。晚清时期古文盛行，梁启超直言指责古文缺点，矫揉造作，流于空泛，缺乏创新又无益于社会。梁启超对于二者的批判，一方面是解放了当时的文学创作，认为不应该为写文章而写文章，创作应该随感情的流露进行自由表达，不必要考虑符合文法要求等等，这样的创作发自肺腑，才够优美动人，强调的是创作是表达作者所想、所感和所说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为了宣传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思想，为了广大民众能够读懂并接受报刊上道理，抛开八股文和古文的束缚，创造出平易流畅，结构清晰、笔锋带有感情的新文体，颇为读者喜欢。梁公曾经指出："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也？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他倡导写文章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宗旨要"定而高",并把这一点要求作为判断报刊文章良否的最高标准，这表明他十分注重文章经国治世的作用，为文应以多数国民的公益为目的，是将政治方向作为第一选择。
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直很低，早在 1896 年，梁启超便有意于革新小说，要求小说创作应该反应现实生活，揭露时弊，借以"激发国耻","振厉末俗",改良社会。在吸取国外经验成果后，梁公对小说的社会政治作用有了更明确的认识，提出通过小说教小学、教愚民，作为"今日救中国的第一义",尤其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更加重视小说在政治宣传上的作用，倡导"政治小说",并在《清议报》上发表、译介这一类小说，试图借其感染力以激发国民的政治思想和爱国精神。1902 年，梁启超在《新小说》的创刊号上作《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其中说道："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提出"小说界革命",达到"新一国之民"、"新道德"、"新政治"等目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变法失败后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他们欲望通过小说来抨击朝政，批判现实，借此达到启迪民智，进行政治改革的目的。在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影响下，当时文坛确实在小说理论、创作和翻译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改良主义思想也得到广泛传播。
梁启超的文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以及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和实践上，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近代文学呈现出一个崭新的局面。作为近代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梁启超以勇于承担扶危定倾之任的精神，以深厚广博的知识底蕴和巨大影响力执笔，号召改良旧制度、旧文学，建立资产阶级新制度、新文学，经世致用，利济天下，取得了巨大成就。
梁启超是一本大书，读之不易。清末诗人黄遵宪曾这样评价："罗浮山洞中一猴，一出而逞妖作怪，东游而后，又变为《西游记》之孙行者，七十二变，愈出愈奇。吾辈猪八戒，安所容置喙乎，惟有合掌膜拜而已。"让黄遵宪能够顶礼膜拜，足见梁启超在当时社会的显赫地位，也正如曹聚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说："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