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态系统研究的意义
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是生命系统的重要支撑。
对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注，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对生态系统的研究，使其增加了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视。 随后，生态系统服务方面的研究成果迅速增加， 特别是对其的经济价值评估吸引了公众的兴趣。
生态系统服务文献的成倍增长和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广泛开展，促进了生态系统服务补偿机制纳入政策议程。 仅仅三四十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生态系统功能已被量化为服务、货币价值，并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市场机制和支付体系。 在这一过程中，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已经超越了学术领域，进入了政府决策以及非盈利组织、企业、金融等行业部门。 通过市场的手段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如生态补偿机制，对区域经济发展决策的影响日益深远。 生态系统服务，得到了越来越多地关注。
然而，对生态服务概念引入的初衷到概念的应用，学者间存在着分歧。 例如，Peterson 等人注意到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 从原来旨在提高公众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兴趣， 变为强调如何将生态系统服务兑现成潜在的市场价值（Peterson，2010）。 加之越来越多的文献中对如何利用环境和市场机制影响人类的生态保护意识的肆意强调， 可能会误导人类保护自然生态的良好初衷。 鉴于对生态系统服务理论与实践未来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争议， 有必要对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的起源与发展进行回顾，以便指导今后的相关研究工作。
二、环境问题的经济学路线图分析
环境的自然收益被人类中断的行为早已被智者察觉。 柏拉图描述了公元前 400 年森林砍伐对土壤的侵蚀和泉水的干枯的影响，早在公元 1 世纪的时候就有关森林砍伐、降雨和山洪间联系的记载。Mooney和 Ehrlich（1999）指出，马什在 1864 年出版的《人与自然》可以认为是对生态系统服务认识的起点，而事实上对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的认识， 可以追溯到更久远（Gomez，2010）。 （见表 1、图 1）1． 从环境收益到使用价值嬗变。
古典经济学家发现，由于自然资源为我们提供的各种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对自然资源的处理方法可以区别对待。 除了劳动力这一要素（后来被称为人力资本），土地也可以作为生产系统中的另一独立要素。
自然资源被看做是非物质生产投入要素，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古典经济学家都一致强调发展的物质限制。 这种现象在许多经济学家研究中，比如李嘉图土地产出最小化法则、马尔萨斯对人口增长因素研究、以及《生态系统千年评估报告》预测经济最终将会趋于一种稳态的研究中得以体现（MA，2003） 。
根据马尔萨斯的定义，以土地形式存在的自然资源包括土壤、矿藏以及渔业资源，因此，自然资源在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 然而，古典经济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然所带来的无形的经济价值是不明确的。 除了《生态系统千年评估报告》的简单评述外， 还没有权威的经济学家对自然环境所提供的生命支撑和便利服务进行精细地描述（Gomez，2010）。生态学在当时还没有被人们看成为一门学科，所以对生态系统服务这一概念的理解还没有出现在当时的经济学文献中， 但一些古典经济学家已认识到“纯天然制剂”或“自然力量”所提供的“服务”所带来的贡献。 他们意识到的仅仅是关于它的使用价值，但却普遍否认了自然服务所提供交换价值的作用。
Physiocrat 认为土地是最有价值的资源， 与这一观点形成对比，古典经济学家支持劳动力是支持生产力创造的主要力量，与前古典经济思想相比，这一转折性观点被清晰地反映在亚当·斯密 1776年的 《国富论》 一书中。 斯密在他书中的引言中描述到：“一个特定社会的财富是这个社会所拥有的劳动力数量多少的结果”（ 亚当·斯密 ，2012）。
亚当·斯密称来自森林的木材、 来自牧场的牧草、 以及产自土壤的产物等这些为“自然的产物 ”。 他只看到来自于占有自然而获得的租金， 却没有考虑到源于自然本身的价值。
马克思用新陈代谢解释了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进而提前一个世纪研究了工业生态学（（Bellamy，2000）。 他认为价值是源于自然与劳动力的结合，“劳动力并不是所有财富的源泉，自然像劳动力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 劳动力本身仅仅是自然力量的体现”。 他认为劳动力有创造交换价值的能力， 而在自然环境范畴内有关交换价值形成研究的争论是对时间的浪费。 马克思认为，交换价值是表达被赋予在某一物体上劳动力数量多少的一种社会方式，而自然环境除了自身的修复过程之外， 再没有其他的工作（Martinez，2005）。
19 世纪，随着工业产值的增长、科技发展及资本积累，这些驱动因素引起了古典经济学思维的一系列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原来集中在土地和劳动力方面的注意力慢慢转向劳动力和资本；其次， 从物质对生产的作用分析转向对货币作用的分析； 第三， 是研究中心从使用价值转向交换价值。
Neredo 把这一系列缓慢的但具有突破性的转变比做“ 后农学派认识论的突破 ” （Naredo，2003）。 根据Neredo 的描述，这一突破涉及经济思维方式的转变，它为后来对交换价值本质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后古典经济学用人力资本替代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理论基调。
2． 交换价值观点的衰退
随着古典经济学时代的坠落，一些学者开始高度重视自然资源物理意义上的本质。 例如， 在斯坦利·杰文斯 1865 年的《煤炭问题》一书中将注意力投向了煤炭的损耗。 杰文斯悖论认为单位产量能效的提高可能增加能源消费总量。 自从边际主义革命成功以来， 新古典经济学逐渐限制了在交换价值领域的分析。 在这方面是十分明确的。
在 1910 年到 1930 年之间，一些学者如雷姆赛和霍特林提出了对资源稀缺外部影响的关注，认为这种外部性可能会持续影响几代人，并且从伦理和道德观点阐明折扣率应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霍特林，2002）。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学家，对自然资源问题的兴趣逐渐减弱———传统经济分析范围的局限是从货币角度对商品与服务进行估值。 从货币角度进行估值时，并没有涉及到那些在生态层面没有产生交换价值的物质分析。 在同一时期，新古典经济理论开始阐述如何将技术创新引入生产函数，认为随着技术创新对如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替代性的增加，早前的生产要素最 终将突破资 源稀缺性的限制 。 正如Hubacek 和 Bergh（2006）的论述，土地和一般自然资源将最终从产品的生产和转变中完全地消失，是从土地和自然的输入完全变为资本和劳动力的输入，是从实物投入到货币与资本的集聚。 索罗对于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 在于将土地在生产函数进行了隐含假设，即自然界的生产要素投入可以被人造资本所替代（肖序，2002）。 在石油冲击引发的对资源耗尽担心的背景下，索罗强调市场的自我监管能力，认为一个特定的资源在变得稀缺时，价格上涨促使消费者转移到其他消费品。 用其它其要素替代自然资源，在理论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实际上，世界可以没有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枯竭只是一个事件，不是一场灾难。
3． 货币估值方法的扩张
20 世纪后半段，随着环保主义者的出现，新兴的环境经济学开始着手解决标准经济学在分析环境问题中存在的严重缺陷。 资源环境经济学通过推行估价方法和内生环境影响，扩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围，如成本效益分析决策。 环境经济学的基本论点可以总结为：纯粹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自然对经济的贡献，忽略了对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价值的估算。 经济决策中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忽视与低估，弱化了自然资本相对经济资本的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看，以货币价值来衡量的非市场化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正外部性，应纳入经济决策中。 20 世纪 60 年代环境经济学文献中出现的强调外部环境成本和效益方法，旨在纠正市场失灵。
更加全面地展示自然环境的经济价值，需要确定被传统市场忽视的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 比如克鲁梯拉———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奠基人———在对一个水坝的成本效益分析中， 其对生态景观与环境服务赋予了很高的经济价值来弥补现实自然环境的损失（霍特林，2002）。 克鲁梯拉的分析结论出版以后，环境的经济价值通常被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受这些不同价值类型的启发，使得一系列货币估值技术得以开发和日益完善。 通常应用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技术如享乐主义定价法、旅行成本法等，还包括通过调查对市场模拟，假定消费者的预期行为等。
4． 生态经济学：可替代性和价值理论的争议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通过系统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人类–自然交互作用影响的共同关注，形成了我们今天所悉知的现代生态经济学基础。 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有什么不同仍然有争议。 在用具体的技术衡量、评估政策和辅助决策方面，这两个理论是有重合的。 在实践中，这两种方法在其定性分析范畴内，有显著的差异。 环境经济学主要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应用，比如消费者选择理论，偏好信息和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生态经济学，则将经济体系作为生态圈的子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交换能源、物质和废物（Geo－Rogeng，1975；Daly，1977）。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两个有争议问题。 第一，经常提及的“强与弱可持续性的争辩”涉及自然资本的可替代性。 布伦特兰 1987 年发布的报告提出了一个以代际公平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的广泛定义，但却留下了一个应该如何操作的问题。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争论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后，哈特维克和索罗认为，代际公平可以通过保持非递减的资本存量来实现，称可以通过将来自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开采所得租金，全部投资于制造资本来实现。 这就是所谓的“弱可持续性”方式，它主要假定自然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是可替代的，这也被大多数的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家所接受（Daly，1997）。 生态经济学家一般提倡的是“强可持续”方式，坚持自然资本和生产资本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而不是一种相互替代的关系。 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模型中的自然资源，不能够依靠已经消失的自然资源投入而再生。 “原料的生产过程是特定媒介（自然环境）对于原料（要素流）的加工”。 第二个争议涉及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领域。 一些经济学家坚持对于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的批评，理由是环境决策面临着评估术语的冲突，而且可能与货币领域的术语不相符。 不可公认性，即不同类型的估值结果可能不能用同一个单位表示。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以单一的测量标准进行扩展的成本效益分析，作为环境决策的工具可能会降低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而谨慎的多标准评估方法作为基础的决策则更值得提倡。
三、全新的生态系统经济学
在过去的 30 年里， 可持续发展科学强调了社会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依赖，有甚至称之为生态系统服务科学（Armsworth，2007）。 可以将现代生态系统服务科学分为三个阶段：起源和萌芽阶段、主流化阶段、与市场结合阶段。
1． 起源和萌芽阶段
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凸显生态系统自然功能的社会价值的文献中。 在生态学中，传统的生态系统功能通常指特定生态系统中的一系列生态过程。 但并不探讨这一过程是否对人类有益。 然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 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开始指向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在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 为了强调社会经济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依赖性以及提升公众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兴趣，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用经济学概念构建生态理论。 舒马赫可能是第一个使用自然资本概念的学者，不久之后一些学者开始使用“生态系统（或者生态的、 环境的、 自然的） 服务” 等概念 （何强，2004）。 使用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的源起主要是教学，并且其目的在于说明生物多样性的消失， 将如何直接影响到对人类福利的至关重要性。 （见图 2）
2． 主流化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初 ，Beijer 研究所的生物多样性项目刺激了生态系统服务的发展， 使之成为了研究重点（Loreau，2002）。Costanza 等（2014）关于全球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论文是生态系统服务主流化阶段上的里程碑。 所提出的货币估值对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在 20 世纪 90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生态系统服务慢慢找到了向政策领域靠近的方法，例如，通过“生态系统方法”（联合国环境署生物多样性公约所采取的方法） 和 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 《千年评估报告》成为了一个将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牢固放置在政策议程里的关键里程碑。 在强调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MA 框架强调了人类对于生态系统的依赖， 不仅体现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上，还体现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过程潜在的服务功能对人类福利重要作用。 从 MA 发布以来，关于生态系统服务和相关该概念的国际研究计划迅速增加， 一些创新学者利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全球环境问题，开展全球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如斯特恩气候变化经济学报告（Stern，2002）和波茨坦倡议———生物多样性 2010（EC，2008）。源于这一举措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项目，旨在评估从无为到遏制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中生态系统服务降低的成本。 生态经济学成为主流。
3． 市场结合阶段
随着对于生态系统服务货币价值研究的增加， 设计以市场为基础的、利用经济激励强化生态保护，逐渐成为了工作热点。 这方面的主要措施包括了生态系统服务市场 （以下简称 MES） 和环境服务付费（PES）。 应当指出，许多生态系统服务已在市场上交易很长一段时间，虽然它们还不能称做“生态系统服务”，并且市场发生的这种关系往往是间接的。 比如在欧盟， 将基于价格的激励机制作为农业政策的一部分 （提高环境质量和物种多样性），并且已经应用能源税几十年了，尽管它们没有明显地与固碳联系在一起。就像PES 授粉服务计划和为了保护水体、土壤和生物多样性的无害化农业措施，已经在欧洲和美国实施了几十年了。 然而，作为综合性生态保护措施，以市场为基础的 PES和 MES 正式、广泛地推广，主要是在过去的 20 年里发展起来的。 （见表 2）PES 机制已被认定为在良好的生态系统服务中，至少一个供给者与一个使用者之间自愿的、有条件的交易。 这个市场机制的基本思想是享受服务的受益者应补偿给提供者，主要包括的生态系统服务：（1）生物或土壤的固碳功能；（2） 提供濒危物种的栖息地；（3）景观保护；（4）流域上游住户向下游住户提供的与水资源质量、 数量及径流时间相关的生态服务功能。
Costa Rica 于 1997 年利用发达国家的正式 PES 机制， 率先建立了一个全国范围的方案称为 Pago porServicios Ambientales （PSA），旨在扭转当时存在的严重的森林砍伐率。 在 21 世纪初， 越来越多的类似机制的 PES 已遍布到其他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 （张志强，2012）。
4．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商品化过程
从分析的角度来看，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历史，同时反映了生态系统功能商品化的历史。 Kosoy 和Corbera 认为 ， 商品化的过 程包括三 个主要阶段（Kosoy，2010）：（1） 构架一个生态功能作为服务；（2）分配一个单一的交换价值；（3）这些服务的提供者和使用者在市场中交换。 （见表 3）
第一个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作为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功能的有效框架诞生。 此时，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本着务实精神采取实用主义的论点，企图进入经济决策过程。 然而，在这个阶段，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主要被用做信息工具，剩下的还有经济过程中的估值、分配和交换。 尽管生态系统的货币估值自 1960 年以来就一直在使用， 由于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家公开呼吁对于生态问题的关注有利于经济领域的决策者，这一类型的研究在 1990 年才大大地增加。 这方面的评估研究，通常提供反映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或来自损失中产生花费的数字， 强调了如何以发展的目的转变自然生态系统，这样可能会适得其反，甚至变成货币成本效益的逻辑。 在商品化过程的第三个阶段中，通过生态系统服务分配和交换进行的制度结构的设计和实施，为兑现生态系统服务在实际市场中的价值做了相应的一系列的努力。 虽然以环境为目的的拨款程序在几个世纪前就有， 而为无形的生态系统服务拨款要追溯到 1980 年，这个时间正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扩展时期（Vatn，1994）。 《公共地的悲剧》中，Hardin（1968）警告说缺乏明确的产权制度，资源就很容易受到过度开发。 尽管 Hardin 混淆了共同财产与开放式准入制度，但他这篇著名的文章对随后的环境政策制定仍有很大的影响。 伴随着 MES 和 PES 的建立的发生，体制结构最终允许服务在市场机制下进行交换，生态系统服务商品交换的过程得以实现。
四、结论与展望
长期以来，资源无限、环境无价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中，也渗透在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体制和政策中。 随着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加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的不断深入，使人们日益认识到生态环境的价值，并成为反映生态系统市场价值、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基础。
PES 作为一项比较有效的方法和工具 ， 在 PES制度设计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 主要包括：“适应性”原则体现不足，即未能使制度（程序、政策）设计与 PES 计划的目标（主目标、副目标）以及制度（程序、政策）的应用范围达到一致，从而未能发挥制度的最大效用。 对“公平性”原则的量化分析体现不足， 与之匹配的制度安排也具有设计和实现的难度。
比如，对“额外性”问题和“泄漏”问题的解决，各国的PES 计划差异较大，甚至效果截然不同，有成功的很多案例， 但也不乏失败的案例。 对制度及其变迁、绩效评估体现不足。 PES 本身需要有持久性，政策需要一定的稳定性，但由于 PES 实施中的多因素存在，政策的变迁不可避免———以适应对 PES 计划监控和测度的结果，比如某些政策可能会诱发环境破坏行为。
对制度的绩效进行评估也很重要，但是在当前的这些PES 计划中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措施。 最后，PES 制度实施绩效的动态评估逐渐成为研究的新热点，这对调整和优化 PES 机制与制度， 保证 PES 计划的有效实施十分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