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阻碍我国生态经济发展的因素
阻碍我国生态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定量分析中就可以得出化石能源消费量过高、生态资源利用效率低等阻碍生态经济发展的直接因素。因此，很多学者在研究中都格外注重绿色科技的发展。那么为什么虽然清洁生产、工业生态以及循环经济在技术层面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我国却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主动更换设备，即使在监管下，也大量存在偷排等现象呢？
事实上，发展生态经济的技术条件是具备的，所缺乏的是合适的社会条件，技术在社会过程中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首先技术在短期内不会有根本的变化；其次技术只是提供了某种生产和生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能否应用于现实则取决于社会条件；最后技术本身的发展也决定于社会的条件。所以，本文关注并分析的是隐藏在阻碍生态经济发展直接因素背后的根本性的社会因素。
阻碍生态经济发展的因素既在生态经济之内又不在生态经济之内，而只能到生态经济和外部的联系中去寻找。生态经济部分性与整体性的统一、地域性与国际性的统一、现时性和历史性的统一这三个特种都是在生态经济的外部关系中得到发展的。因此，问题的答案也必然的蕴含在这三个关系之中。把我国作为整体，从生态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等范畴的关系来看，起决定作用的是本国的制度因素；把全球作为一个整体，从我国与他国的联系来看，起主导作用的是国际体系；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从时间的维度以发展眼光来看，现时的状态有历史的根源，现时的决策也将决定未来的走向。因此，本节中将阻碍我国发展生态经济的因素归结为制度因素、国际因素和历史因素。并且前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加强、共同作用，同时又都有历史的根源，三者是一体三面的。
（一）制度因素。
前文已经论述了整体观、全局观下"五位一体"的真实含义并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部分性与整体性的统一。对制度因素的分析从这个构想入手，把制度进一步细分为经济制度、生态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分别展开论述。同样的，各部分之间仍然是相互关联的。
1、经济制度。
本文把经济制度简要概括为一种资源配置的综合性安排，有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并且二者是你进我退的关系，资源配置的结果关键在于二者的相互配合。
两种手段在你进我退的过程中，政府作为人的意志的体现总是主动的，而市场领域总是被动划定。因此，二者之中政府的作用更为根本，制度的问题也就更多的体现为政府的问题。政府问题就是这里主要的研究对象。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官员追求的目标是权力的最大化，而权力的增大意味着管理人员的增多，这就造成政府机构无效率的膨胀；同时官员还会致力于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减轻工作负担，造成政府开支虚高和服务能力低下；再加上缺乏竞争的压力，最终导致政府工作效率低下。
因此，政府有内在的侵占市场领域的冲动，表现为政府职能的越位；同时又懒于干好自己职责内的工作，表现为政府职能的缺位。
这样的结果是以低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挤出高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扰乱了资源从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的流动，造成生产效率的整体降低。在生产效率降低的情况下，生态效率是不可能提高的。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与生态效率低下相适应的必然是资源、能源消耗总量的不断上升和排放、污染的不断加剧。因此，前文所述传统模式对生态系统破坏的三个方面其实是一体三面的。
（1）政府职能的越位。
计划经济的惯性和残留，造成我国政府长期以来习惯于超越自身的职能参与经济活动，并且没有明确有效的限制措施。计划经济确实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但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没有足够强大的技术支持，政府不可能及时、准确地做出有效的决策进行资源的配置。
在我国，政府越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的行政干预；二是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活动。
①政府行政干预。
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建国之初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 1953 年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来安排未来五年中的重大经济活动和要实现的目标，直到2000-2005 年"十五"时期前后共编制了十个"五年计划".2006-2010 年"十一五"时期开始改做"五年规划".虽然从"计划"到"规划"反映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成果，政府正在将支配资源的"权力"归还给市场。但是长期以来政府实际上控制着全局中资源的主要流向。这种政策导向的机制，虽然可以集中力量达成目标，但也放大了决策失误的损失。而且在现有条件下决策手段远远不能适应经济活动的复杂多变，因此，资源无效配置造成浪费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从微观层面来看，我国现行的公务员考核制度存在缺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三十三条："对公务员的考核，按照管理权限，全面考核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工作实绩。"第三十七条："定期考核的结果作为调整公务员职务、级别、工资以及公务员奖励、培训、辞退的依据。"可以看出，考核决定了公务员的进退生死，考核的重点是工作实绩，而工作实绩的具体指标就是地区的总产出。这是因为党的执政纲领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管党中央考虑的问题要远不仅限于经济建设，但是由于地方官员任期有限，同时在庞大的公务员体系内信息传递、监督管理的成本巨大，下级往往只执行最重要、最简单、最明显、最有利的任务，就成了单纯的 GDP 导向。
有限的任期和 GDP 导向的绩效考核制度加在一起，地方官员就总是通过行政指令控制资源流向产出最高、见效最快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总是有限的，这种行为的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量的重复性建设和产能过剩。要追求见效最快的目标，就不可能采取扩大基础性投入发展高端产业这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策略；最有可能的策略是提供廉价土地等优惠政策的直接招商引资，这样的企业往往是他地转移的低端产业或产业链低端。综合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就出现了低端产业产能过剩的恶劣局面，这是与生态经济的发展要求截然相反的。
②国有企业问题。
理论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进而要求国有企业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优势和对经济命脉的控制。众所周知的，国有企业政企难分，把政府工作的低效率带入到企业中来。因此，一般来讲，国有企业的生态效率也不会高。
国有企业巨大的体量和力量以及国家战略上对经济命脉的控制，必然造就了一大批资源、能源等行业的垄断力量。这些企业本身不但拥有庞大的经济力量还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再加上政企结合，这股力量几乎是超脱于监管之外的。例如，柴静在其自费拍摄的纪录片《穹顶之下》中提到，中石油等能源巨头由于其强大力量实际影响着行业标准、价格的制定，使得环保部、发改委难以作为。导致我国油制品品质与国外有很大差距，从而大气污染得不到有效控制。
（2）政府职能的缺位。
由于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定位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这样的目标，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只是一种总量政策，对结构性调整乏力。并且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和指令性的产业政策往往相互交错难以区分，这一问题在上文政府行政干预中有过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在我国，政府职能的缺位主要体现在微观政策不到位和监管体系不完善。
①微观政策不到位。
在微观经济层面，由于存在垄断势力、外部性、公共产品、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微观经济政策以矫正资源的配置。我国政府在这些方面囿于自身的局限，做得还不够。
由于在我国的垄断势力主要是国有资本，所以我国政府不太可能出台相应的反垄断政策，国有企业问题已在前面论述。
前文提到了"公地悲剧"的故事，尽管生态系统作为公共资源很难界定产权，但是也可以有所作为。在我国，自然资源是直接作为国有或集体所有的财产的，实际操作中往往由某些个人代表国家和集体对其进行管理。由于寻租、腐败、监管缺失等等原因，导致集体决策失效，结果是中饱私囊，集体利益得不到保护，自然资源也得不到有效的利用。
我国政府在对付污染等的外部性问题，以及通畅的信息平台的建立方面，同样也做的远远不够。
②监管体系不完善。
理论上，我国负责环境监管的主体是环保部。但是环保部是 2008 年才成立的年轻部门，自身建设不完善、执法技巧不成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环保法）2014 年才修订通过，2015 年 1 月 1 日才开始正式实施。由于我国立法技术不成熟，以及各种经济、政治的力量格局，很多如监管主体、处罚措施等关键问题都没有在诸多相关法律中得到清晰的表述。同时，实际情况是相当复杂的，一事的发生往往涉及很多主体，在法律不成熟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交叉管理和都不管理的尴尬现象。
监管体制不完善就无法保障有法必依，会损伤法律的尊严，造成远超过监管本身的巨大伤害。
2、文化制度。
本文把文化概括为与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的人的本性的外在表现。这里的"社会历史条件"包括生产的、制度的、历史渊源等的条件；这里的相适应，是贯穿本文全文的辩证的不可分割性；在唯物史观里，生产的条件起到基础的决定作用，但各部分之间仍然会有复杂的相互作用，甚至表现出截然相反的形式。在本文的语境下，生产的和历史的条件是既定的，因此，这里就只剩了文化和文化制度之间的关系。
总起来说，良好的文化制度会彰显出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可以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朝气勃发、向上发展的良性态势；而落后的文化制度会彰显出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可以产生远超本身的破坏力。生态经济所要求的所有主体之间的平等尊重，只有在良好的文化制度里人性中的美好得到彰显时，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生产的条件）得以实现。
政府作为制度参与主体中的垄断势力，文化领域里也同样有它的身影，与经济领域相似，同样存在着政府的越位与缺位。政府在文化领域里的越位会加强甚至造成"文化寻租"行为；政府的缺位会造成转型期的文化空白，遭到了西方资本主导下"经济人"文化的大规模入侵。两者都会强化人性中自私、狭隘的一面，与生态经济所要求的尊重、包容的"生态人"文化完全相反的。最终的结果是切断了社会主义制度与生态经济的天然联系。
3、社会制度。
这里的社会是狭义的社会，是人自身的和人与人之间的单纯的社会生活和联系。社会生活中也常见政府的身影，由于天然的冲动，政府越位和缺位的问题在社会制度中也同样存在。但是社会生活中少有利可图，所以这里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政府职能的缺位。
这种职能缺位造成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基本保障的不健全。在少了政府托底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没有安全感，焦虑就成了一种社会心理。这种心理和其他问题一起，使得现实的情况更加的复杂和严重，形成人的发展的巨大阻力，进而是发展生态经济的巨大阻力。
4、生态制度。
上文已经提及，我国环保部 2008 年才成立，环保法 2015 年才开始实施。直到十八大，包含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构想才逐渐成熟。这有很多客观的因素，在其他部分里多少都有涉及，最直接的原因是生态还不够严重，我们仍然有路可退。现实的情况是，我国的生态制度尚未建立，基本处于探索的初期。政府的缺位在生态制度里表现的更加淋漓尽致。
5、政治制度。
上述四个领域内的制度问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政府的身影，都存在政府职能的越位和缺位，只是问题的侧重点不同。表面看，这似乎是种巧合，或者只是把问题简单的归结为政府越位和缺位之后就此了结。事实上并非如此，更加根本的原因是我国的政治制度运行不畅。
本文简单把政治制度理解为建立各种具体制度的程序设计。政治制度是制度的制度，是最基本的制度。其他所有的制度都是在政治制度运行的基础上建立的。
简单的讲，政治制度是集体决策的规则，其他的具体制度是集体决策的结果。
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组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后三者是基本政治制度。
我国政治制度的设计是科学的，初衷是良好的。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人大代表从人民中选举产生，政府有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受其监督。
但制度在实际的运行中潜移默化的出现了偏差。
人大代表的精英化倾向已十分严重。有学者统计指出，九届和十届人大中，单公务人员代表的比列都超过 40%.这种公务人员大量兼职人大代表的现象，必然会造成人大制度在运行过程中的自我选举和自我监督。如此一来，政府实际上可以自行其事，其在各个领域内的越位和缺位就不难解释了。
（二）国际因素。
苏联解体之后，世界格局从美苏两极对峙转向美国一超独霸。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对抗美国。美国建立的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金融体系把全球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创造的财富据为己有，并且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力量企图长久维持自己的霸主地位。在这种体系下，美国不会允许一个新的世界性大国的崛起。又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美国可以纠结它的欧洲盟友联合起来对我国展开贸易、技术等多个领域的全面封锁，试图使我国永远被动的从属于已有的世界体系。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贫穷落后，并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与发达国家相比，劳动力与原材料价格低廉，加上改革开放大开国门，世界生产体系中被发达国家淘汰的加工组装环节等产业链低端被大量转移到中国。这些低端产业往往是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而且，与产业低端化相伴的是对资本、劳动、管理等生产要素低质量的需求，这就产生了对技术、高素质人才等的挤出效应，并且循环加强，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因此，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虽然有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但大量产业处于整个"研发-生产-销售"链条低端的事实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很多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美国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金融帝国的。
一方面，美国从以我国为代表的"组装工厂"大量进口工业产品以满足本国的消费需求，从而我国获得大量外汇收入；但是由于上述全面的国际封锁，我国在国际市场上买不到自己想要的先进技术和高端设备，反而出现了我国外汇储备高涨的繁荣幻象。另一方面，美国利用自己金融领域的优势地位，生产大量以债券、基金等为代表的金融产品；有钱花不出去的中国只能购买金融产品以获取好于持有现金的微薄利息收入。此时，美元又回到了美国，继续用于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而中国最终得到的只是永远都不会到期的美国债券。同时，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元超发相当于美联储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美国就是这样展开了对全世界的掠夺和剥削。
另外，工业革命以来，传统模式一直主导着全球的发展。以发达国家为主，人类的经济发展给地球生态系统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破坏，全球变暖等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的应对需要国际合作，但是国际合作的基础是脆弱的，国与国相互之间并不信任。而且发达国家逃避历史的责任，认为现在的污染主要来源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施压，进一步阻拦中国的崛起。
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来看，全球生态系统的恶化使得我国必然不肯独善其身；间接来看，现有世界体系把我国钳制在产业低端，这种低生产效率和低生态效率是和发展生态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的。
（三）历史因素。
建国之后，新中国积贫积弱，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物质产品长期短缺。此时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能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水平不相适应，因此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在"人定胜天"的革命热情下，我国开始了赶英超美的"大跃进".
当这股一意追求产量的狂热风潮吹遍全国的时候，无数荒诞不羁的事情就发生了。如全民大炼钢铁，为了完成吹捧上天的产量指标，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全国竖起了成千上万的土高炉，把包括本已制成产品的所有含铁物质重新回炉锻炼。且不说其他，土高炉炼铁所使用的燃料是木材，废气、废水、废渣的排放是完全不经过处理的，对生态的破坏可想而知。"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当时全国的方方面面都经历着类似的事情。
在这股完全不尊重规律、不尊重事实的狂潮的洗礼下，生产的价值追求已经被完全扭曲了，生产不再是为了满足需求，而仅仅是为了生产。这种生产的扭曲，必然会传导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造成人性的扭曲、人与人关系的扭曲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也仅仅是这个序章的延续。在这样的时代，自然不可能得到尊重，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超越生产力水平的极大破坏。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关注的焦点在路线和纲领的讨论上，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根本不可能把上不严重的生态问题摆在重要的位置。直到最近，生态问题日益严重，其他领域内的冲突渐渐缓和，社会各界的视角才慢慢转移过来。
拉长视角，从更长远的历史来看，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国错过了两次技术革命的浪潮，失去了乘势发展的机会，"成就"了今天发展中大国的地位。同时，全世界兴起的社会主义浪潮在二十世纪里造成长期意识形态的集团对立；而历史的选择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虽然由于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后发国家具有理论上赶超的优势。但事实上，由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我国在国际上总是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敌视、围堵和打压。这就是中美关系的历史渊源。因此，上述阻碍我国发展生态经济的国际因素也有着历史的根源另外，制度的阻碍，近处看，主要源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制度残留；远处看，可以上溯到我国千年的体制、文化传统和近代的历史遭遇。因此，制度的因素也具有历史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