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宏观经济形势预测
2015 年以来，一方面，在外需低迷、投资大幅度下滑的作用下，我国总需求收缩十分明显。经济下滑开始从过去新常态潜在增速回落主导的模式，转化为“趋势力量”下滑与“周期性力量”回落并行的格局，需求不足已开始触及底线。 另一方面，在结构性政策的助推下，宏观经济在总体疲软中出现深度分化，转型成功省市的繁荣与转型停滞省份的低迷、生产领域的不景气与股票市场的泡沫、传统制造业的困顿与新型产业的崛起并存。这不仅标志着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关键期、 风险全面释放的窗口期，以及经济增速筑底的关键期已经到来，而且意味着宏观经济开始孕育新的生机， 在艰难时期中的曙光已现，在不断探底的进程中开始构筑下一轮中高速增长的基础。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不仅全面进入新常态的攻坚期，而且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现象。
一是名义 GDP 增速的下滑较快。 局部区域经济增长回落较快、部分县级财政困难、 需求不足全面显化，表明防止需求过度回落带来的经济局部风险扩散，依然是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
二是持续的工业产值下降和过高的企业债务，导致很多企业利润空间快速收窄。部分企业步入“盈亏”与“倒闭” 的临界区，“通缩-高债务”开始在工业领域显现，GDP 平减指数为负所带来的收缩效应超过预期，债务周期依然是左右经济短期波动的核心力量之一。
三是一些地方实体经济收益下滑、体制调整等因素共同导致了宏观调控的政策失灵。目前的财政政策名义积极，但实质紧缩；产业政策名义扩张，但迟迟难以到位；货币政策名义稳健，但实质紧缩。因此，必须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理论、框架体系以及操作工具等作出大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再定位不仅有利于提升调控短期波动的效率，而且有利于缓和中长期潜在水平回落的幅度。
四是债务风险值得高度关注。传统的“借新还旧模式”已难以为继，宏观“去杠杆”与微观企业减负成为影响未来调整与重振经济的关键。地方的债务置换、 资产证券化的全面启动，以及利用股市启动的宏观“债转股”,成为金融结构性转换的关键，并决定着宏观经济的景气和风险。
五是利用资本市场实施“宏观去杠杆”战略，带动企业走出“通缩-高债务”困局。这是下一步的关键。由于在股票市场的快速回升在产生强劲的财富效应和资金置换效应的同时，也在杠杆化融资的作用下带来了泡沫。化解股市泡沫的模式不仅决定了“宏观去杆杠”战略的效果，而且影响着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
六是房地产调整速度比预期要快。这对宏观经济特别是对基层县域经济的影响比预期要大，但在 3 月份以来宽松的房地产新政调节下，下半年，房地产复苏的速度左右着本轮触底反弹的时点和反弹的模式。
七是世界经济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冲击依然超乎预期。 在“趋势性因素”、“不平衡调整”以及“超级债务周期”等因素的作用下，世界各国“投资增速超调”和“贸易增速超调”等现象依然在蔓延。 这决定 2015 年投资增速的回落、外贸的低迷以及资产价格的上扬等现象并不是我国独有的，而是世界结构性大调整和周期性调整的反映。世界经济的总体走势和周期轮转，依然是未来我国经济和转型的核心力量，宏观调控和治理必须要有世界的视角。
八是周期性力量与趋势性力量的叠加可能使近年来的宏观经济调整呈现“不对称 W”调整模式。 结构性调整的全面启动，决定了 2015 年将是我国宏观经济在新常态下艰难期的一年。
九是宏观政策的重新定位和“稳增长”力度的全面加码。 这在短期改变了宏观经济运行模式，使上半年超预期回落的宏观经济有望在三季度提前触底回升，缓和经济下滑带来的各种压力。但由于刺激政策效果的强烈递减，四季度经济的反弹依然面临持续强化的下行压力，本轮周期调整的模式难以根本改变。
根据上述的一些定性判断，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 模型，设定主要假设： 2015 年与 2016 年财政预算实际赤字分别为 1.6 万亿元与 1.7 万亿元； 2015 年与 2016 年人民币与美元平均兑换率分别为 6.09∶1 与6.02∶1. 分年度预测 2015 年、2016 年宏观经济形势，结果如表 1 所示。
二、经济运行中的新特征
1. 宏观经济总体低迷， 出现分化。一是在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的同时， 股票市场快速上扬并大幅震荡（见图 1）。 二是生产领域收益与金融收益背离，导致生产领域的不景气与股市泡沫的并存（见图 2）。 金融业增加值在股市快速回升的驱动下，增速从 2014 年三季度的 9%快速上扬到2015 年一季度的 15.9%, 而工业增加值增速却从 2014 年三季度的 7%快速下滑到 2015 年一季度的 6.1%;股票市值同比增速从 2014 年 6 月的-5.9%持续上升到 2015 年 5 月的138.5%, 而工业企业的利润率却从2014 年 5 月 的 5.79%回 落到 2015年 5.64%,工业企业利润额的增长速度却从 2014 年 5 月的 12.26%下滑到 2015 年 5 月的-1.3%（见图 3）。 三是区域分化明显， 繁荣与低迷共存（见表 2）。 四是在传统产业持续下滑和低迷的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业态都表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一季度， 战略性新兴产业 27 个重点行业累计同比增长 10.1%,是工业总体增速的 5 倍， 并比去年同期增速高 0.4个百分点。 从未来前景看， 基于对1000 多家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调查显示：今年一季度，战略性新兴 产 业 的 企 业 家 信 心 指 数 达 到145.2, 二季度的预期信心指数和预期景气指数分别达到 160.9 和164.5,处于较为景气区间；而全国平均企业家信息指数仅为 118.4.与此同时，传统制造业与高端新型制造业出现分化，1~5 月，IT 制造业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累计增速依然高达 9.9%,与去年同期增速持平，但传统的专用设备制造业却出现直线下滑，2015年 1~5 月增速仅为 2.2%, 比去年同期下滑了 6.8 个百分点，比整体制造业增速低 4.7 个百分点。 新型消费和新型消费业态增速依然迅猛，但部分传统消费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1~5月 , 全 国 消 费 品 零 售 增 速 仅 为10.4%,出现轻度回落，引领回落的行业为汽车销售，增速仅为 2.1%,比去年下滑了 5.5 个百分点，通讯器材销售、 网上销售 1~5 月增速分别达到39.4%和 38.5%, 特别是限额以下的网购增长更快。
2. 趋势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叠加，增加了宏观经济运行的难度。 部分区域和部分行业出现低迷，未来有效需求不足和局部问题的恶化随时可能触及经济社会发展底线。 上半年，宏观经济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名义 GDP 增速仅为 5.6%;二是 GDP平减指数持续两个季度为负；三是包括东北三省在内的局部区域名义GDP 增速为负，财政增速为负；四是包括钢铁在内的部分行业大面积亏损。 名义 GDP 增速回落高达 2.6 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经济运行已偏离了过去的轨迹。考虑结构性分化等因素，GDP 名义增速也必然意味着局部区域和行业的不容乐观。
GDP 平减指数连续两个季度为负，标志着宏观经济回落的核心力量开始从以往趋势性因素大幅度向周期性因素转变，由供给性因素向需求性因素转变，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已显现化，通货紧缩的压力正在加剧。
深入分析这些新现象、 新特征的背后，可能与认识误区有关。
---对新常态的认识偏颇。 一些人过于将经济下滑的因素归结为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工业化红利、全球 化 红 利等 中 长 期趋 势 性 因素 的 削 减上，认为经济 增 速 下滑 是 潜 在增；速下滑的产物。 因此，认为在政 策 定 位上 只 要 保持 改 革 和结 构 调 整的力度，经济 将 会 自然 地 向 潜在 水 平 逼近，自然地由 高 速 增长 回 归 到中高速。 这种 认 识 忽视 了 中 长期 的 趋 势变 化 在 本质 上 依 然是 短 期 叠加的产物，潜 在 增 速的 变 化 不仅与人口等参数有关，更与短期失业的控制、投资领域的选择、有效需求水平的调控密切相关。 事实上，宏观经 济 学 最 新 发 展 的 一 个 重 要 成果---“持续的短期需求不足将自动创造中长期供给的下滑”, 即萨伊定律逆否命题。 该命题认为，在一定时期内， 只要需求不足持续存在，它必定通过人力资本的加速折旧、物质资本形成速度的下降、金融效率的弱化以及内在结构性扭曲的加大，使潜在增长速度出现跟随性的回落。应当看到，任何一次经济危机和危机调整都是总量因素与结构性因素、趋势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叠加的产物。根据对目前潜在产出缺口的测算，2012年~2014 年，我国产出缺口并非趋近于 0, 而是-1.8 个百分点， 比 2000年~2007 年回落了 2.4 个百分点，比2008 年~2011 年回落了 1 个百分点（见表 3）。
我国宏观经济在潜在产出回落了 1.5 个百分点左右的水平，负向产出缺口进一步扩大了。 因此，下一步，一方面，应采取结构性政策缓解潜在产出水平下滑的冲击；另一方面，通过需求管理政策对冲产出缺口的扩大。 更为重要的是，要采取能够兼顾周期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的兼容性政策。
---低估了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短期冲击。由于忽视了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改革的重启对于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从而高估了传统框架中的各类政策工具的效果。事实上，从 2012 年到现在，我国“微刺激”效果处于递减状况，重要原因之一是增长的传统发动机动力不足，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失去了抓手。
---低估了转型中的区域性差异和结构性差异。平均用力导致宏观经济在结构性和区域性张力中出现整体性问题，局部坍陷则可能带来强烈的“连带效应”.宏观管理中的短板决定的“木桶效应”目前已明显出现。
---忽视世界经济周期、 技术周期、债务周期以及不平衡等结构问题调整的规律。 一味从中国特色出发， 会导致很多调整出现南辕北辙。
如果从世界视角看目前我国宏观经济指标的几大变化，会发现，我国新常态的中国特色并非那么明显，处理新常态问题需要有世界的视角。
三、政策建议
1. 不断深化对新常态内涵的理解。 要强化对“超级债务周期理论”、“长期停滞理论”和“世界技术周期理论”的研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新常态是世界经济大周期的一部分，不能脱离世界经济周期过分强调中国因素。要充分认识新常态依然是趋势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叠加的产物，中长和变化的累积产物。 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创新投资以及短期资源配置性改革都会从根本上通过短期的累计改变中期趋势性潜在增速；潜在产出水平并不是一个与短期因素无关的、先验的标杆；我国经济迈向新的平稳状态增长的水平，取决于对于创新和新产业的培育，取决于经过改革和调整打造的第二次改革红利和人力资源红利。
2. 高度重视当前宏观经济出现的新问题。 一是高度重视 2015 年名义 GDP 增速、GDP 平减指数以及核心 CPI 等参数的变化， 认清目前经济增速下滑已经开始从传统的趋势力量主导的下滑，转向趋势性与周期性力量并行的下滑，要高度重视“有效需求不足”长期化带来的中期负面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定位应进一步向宽松方面调整。二是既要高度重视在总量上趋势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的叠加带来的宏观经济面临失速的风险，也要重视部分区域和部分行业超预期的塌陷可能带来的经济脆弱性。
强化“底线管理”,高度重视总量和结构指标的变异。三是高度重视在转型中区域性和结构性的差异，避免政策上的“一刀切”. 四是高度重视改革、调整以及新常态时期所带来的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失灵的问题。 一方面，在中期要侧重促进改革，重构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提高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效率；另一方面，必须创新宏观经济政策理论框架和工具，适度采取非常规宏观经济政策和过渡性政策安排。五是高度重视生产领域的通货紧缩与高债务叠加产生的内生性紧缩效应。 一方面，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对冲价格过度回落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多途径解决企业高债务的问题。因此，债务置换、资产证券化、利用股市实施的宏观债转股以及利率水平的较大幅度下调，应同时并举。
3. 进一步通过差别化政策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进一步从体制机制上促进创业、创新活动。目前应注意，不能把新兴产业的各种发展战略作为各级部门短期的行政运动，要尊重创新创业的规律，不能运动式地进行政府扶持；利用资本市场的力量甄别创新中的风险，避免一次性的行政补贴； 建立各种创业创新的社会安全网，为创新创业的失败者打造软着陆的缓冲垫，以避免运动式创新创业之后出现的倒闭潮对经济社会的过度冲击。
4.积极财政政策方面。 一是进一步提高财政赤字率，利用国债发行规模的提高增加政府支出能力，突破由于名义 GDP 增速下滑带来的一些地方的财政困境。考虑到地方债市场容量的狭小和制度的不完善，提高财政赤字水平的核心渠道是提高中央的财政赤字率，不宜过度提高地方债的规模。二是针对局部区域财政收入增速较低、特别是基层财政收入困难带来的各种民生问题，建议扩大财政平准基金的规模，设立过渡期基层财政救助体系。三是在进一步扩大结构性减税的基础上，适度弱化财政收入的目标，防止地方政府通过加大税收征收力度和非税收等方式，变相增加企业的负担。四是投融资平台的过渡措施应明确期限，防止地方政府强制性发行地方债券和实施 PPP 项目。 五是快速启动过渡期的财政支出新措施， 改变目前财政支出难的问题，要在“堵歪门”的同时，快速出台适应新时代“开正门”的各项措施。六是考虑财政支出存在一定的周期，对于地方结余和滞留的财政资金不宜采取简单回收的办法，而是激励地方政府在合法范畴内加大留存资金的支出范围和力度。七是债务置换从宏观去杠杆的角度具有战略性的合理性，但不能把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处理的方法简单化，可以考虑传统的资产剥离清算的办法。
5.货币政策方面。 一是摒弃传统货币政策规则中关于潜在增长速度的理念，货币政策在大转型期间需要更为积极。 货币政策工具必须多元化， 货币政策应当明确盯住名义GDP 增速， 不能简单盯住实际 GDP增速、CPI 和就业。 二是强化货币投放、信贷投放、社会融资投放之间的关系，使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相互配合，建议持续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改革”+“监管强化”的组合，以保证实体经济面临的货币条件指数的相对稳定。三是由于需求不足问题已显现，货币政策不宜保持以往模糊的稳健定位，应旗帜鲜明地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定位，但实施模式应当有别于传统模式，坚持“项目挖渠、财政先导、货币放水”的原则。四是在改革继续推进、 金融创新不断涌现、利率市场化尚未彻底完成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注重加强预期管理，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汇率调整、存款准备金以及利率的调整应更加明确其偏宽松的内涵，以提振信心和引导预期。 五是加快资本市场、资产证券化和国有企业改革。在促推资本市场繁荣的基础上，加快注册制改革，快速推进 IPO,以切实做到通过债权性融资向股权性融资的转化，以降低宏观经济的整体杠杆倍数和系统性风险。加快非金融性机构的资产证券化力度，在强化影子银行监管力度的同时，积极推进债券市场并轨和债务融资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国债市场的扩容和企业债券并轨。【表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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