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供给和需求条件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我国经济运行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潜在增速从接近10%的高位向近期7-8%、中长期5-6%的中低位移动。
从近期看，增长动力和机制开始转变，经济增速将在7-8%之间徘徊；从中长期看，在寻找新动力和新平衡机制的过程中，增速会逐步下降，最终的均衡位置既受供、需条件制约，也取决于应对措施的效力。
在增长阶段转换期，经济运行将面临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培育新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等一系列挑战，宏观经济政策要守住底线，防止经济增速出现大的起落，并注重短期与中长期政策的有效衔接，深化体制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
一、供给条件改变，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削弱
1.劳动人口总量和结构发生转折性变化，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削弱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劳动力成本优势总体上逐步削弱。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们生育意愿逐步降低，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效应，我国人口呈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特点。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净减少345万，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下降，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削弱。
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优势未得到充分利用。2004年以来，教育程度较低的初级劳动力供应已经逐年递减；具有高中以上教育水平的中高级劳动力新增人口在2012年达到峰值后2013年开始下降；具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新增劳动力在2019年之前还会持续增加。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一方面提高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成本，另一方面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创造了低成本扩张的可能性。然而，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相对缓慢，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在传统优势削弱的同时，人力资本的新优势未得到充分发挥。
2.投资增速将逐步下降人口老龄化以及社保、民生支出增加，将降低全社会储蓄率，进而降低投资增速。2012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已达到14.3％。
据估计，到本世纪中叶，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接近30%。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是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对各种资源的分流作用更强。在对一般商品需求增加的同时，居民对公共产品、社会服务的需求大幅上升，进一步降低社会的储蓄率。FDI流入量增速下降，部分加工类企业转移至其他国家。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同时也面临土地等资源要素价格上升的压力，导致我国制造业领域尤其是低端制造业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降。其他发展中国家拥有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对外资的分流作用比较明显。
另外，在“稳增长”的同时，我国需要兼顾“调结构”，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流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端市场为导向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在相应进行结构调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外资的流入。
3.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难度加大通过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进一步缩小。
国际经验和中国历史数据都表明，贸易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要快于非贸易部门，投资品和中间投入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快于消费品制造业。正是由于存在结构性的差异，过去30多年，通过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劳动力和加快发展各类贸易，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较快。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数量减少，新转移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降低，农业转向非农就业带来的效率增量降低。同时，随着国内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出口增速大幅度回落、FDI增速下降，对外贸易产生的技术扩散速度也在下降。与世界技术前沿的距离缩小后，学习型技术进步的速度自然回落。后发国家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可以较快地提高产业的技术进步水平，实现“挤压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吸引国外直接投资、引进生产线等多种举措，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成为制造业大国。当前，我国许多行业的技术水平与全球先进水平差距缩小，一些跨国制造企业在华建设全球样板工厂，有的将我国作为全球研发基地。国内企业在光伏产品、通信设备、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也达到全球先进水平。
于是，模仿与技术引进的空间进一步缩小，而依靠自身技术进步与创新的时间和资本成本较高，技术进步的速度相对较低。
4.资源环境约束压力加大我国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约束趋紧。
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耕地逼近18亿亩红线，工商业用地指标紧张，土地价格飚升。石油和其他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快速上升的同时，未能获得与市场地位相当的定价权，采购价格受制于人。发展的环境容量变小，极端环境事件频发。多年来粗放式的发展模式造成环境污染严重，环境状况总体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重点流域水污染严重，部分城市雾霾天气增多。碳排放约束加强，增加了我国发展成本。
我国人口众多又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化石能源和水泥消耗量大，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虽然按人均碳排放，特别是按累计人均碳排放计算，我国排放容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空间，但为了自身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我国仍选择主动控制碳排放增长速度。
二、需求空间和结构发生较大变化，难以支撑经济高增长
1.出口增速出现趋势性变化，高增长阶段已结束通过融入全球化拓展需求空间，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当前，我国贸易占世界份额，已经与日本、德国曾经达到的历史峰值水平相当。随着我国出口产品进一步升级，与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之间的错位竞争将演变为同质竞争，抢占国际市场空间的难度增加。由于我国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不断攀升，传统出口优势面临新兴国家的竞争压力。此外，全球经济进入相对低速增长期，需求放缓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国出口增长也将产生影响。我国出口的高增速时代可能已结束，预计出口将从过去10年超过20%的平均增速下降到10%左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
2.房地产市场需求接近峰值，未来增速明显下降从1998年启动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城镇住房建设步伐逐步加快，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考虑到住房需求带动各行业投资以及相关服务业的发展，过去5年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综合贡献达到23%左右。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显示，房地产业发展与城市化率、人口结构和人均GDP均存在密切关系。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6%，进一步提高的速度将有所降低，而20-50岁对住房需求量大的年龄人群到2015年将达到峰值。
目前，除了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住房空置率多数处在高位，“鬼城”现象经常在媒体曝光。预计未来10年房地产需求增速较过去10年将明显下降。
3.综合效益高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逐步减少基础设施建设是拉动我国内需的重要力量，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基础设施占固定资产存量的水平处于中等，但占比已经从峰值开始下降。
高速发展过程中，经济和社会效益较高的基础设施项目往往被优先建设，未来10年具有良好投资回报的项目会越来越少。而基础设施折旧周期长的特点，也决定了其在建设高峰期后的较长时期内增速难以有大的提高。
4.社会消费的重点从物质向服务类转变，对投资的拉动作用减弱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速度加快。
当基本生活物质消费满足后，社会消费开始更多地向教育、文化、信息和旅游等服务类转变。政府公共投资项目的重点也从道路、电力、水利等方面逐步向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转变。服务业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投入，对固定资产投资和中间投入品生产的带动明显小于制造业。服务业占比提高，将会降低全社会投资需求的增长。
三、增长阶段转换期的潜在增长率和新增长点
1.增长阶段转换期潜在增速的测算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有些变化是确定的，比如增速受制于供需条件的变化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有些变化则具有不确定性，比如增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下降？下降的幅度有多大？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是我们对其变化规律的认识不够深入，另一方面是由于许多制约因素本身是动态变化的。
利用已有确定信息和相关理论，我们可最大程度地缩小不确定性的范围，勾勒出未来经济增长的图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近年来一直尝试用各种方法推算未来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从估算结果看一致性较高。
一是通过国际比较，估算潜在增长速度。课题组利用三种国际比较方法，测算了中国经济下台阶时对应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年份。第一种方法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并比照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经验进行测算；第二种方法是将各省参照不同国际经验进行测算；第三种方法是根据大宗工业产品产量或消费量变化规律进行测算（如表1所示）。
虽然不同方法估算的结果略有差异，但国际比较显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可能在“十二五”末期放缓，“十三五”时期将明显下一个台阶。平均来看，从现在到“十二五”期潜在经济增速为9.1%，“十三五”时期潜在增速将降为7.1%。
二是利用省际历史数据构建计量模型估算潜在增速。国际比较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国际上先进国家的经验对我国未来发展进行预测。按照同样的思路，国内经济发达地区的增长经验对后发地区和全国增长也有借鉴意义。通过构建包含31个省市历史发展数据的时间序列—横截面模型，估算了未来10年我国潜在GDP增速。
结果显示，发达省份达到接近的发展水平后，都进入增速下降的阶段。未来增速进入转折的省份不是平稳增加的，所以潜在增速下降可能是台阶式的。从表2的结果看，未来5年我国潜在增长率在7-8%之间，未来10年我国潜在增长率将在5-6%之间。
三是利用CGE（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估算的潜在增速。利用CGE模型可将供给侧和需求侧变化的效应综合在一起，从而更加全面地估算潜在增长率的变动情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在详细分析供给和需求要素变化的基础上，利用CGE模型测算出未来10年潜在增长率。结果显示，近期潜在增长率在7.7%左右，未来10年会下降到6.5%左右。
从几种方法测算的结果看，近中期潜在增长率都会有明显下降，只是下降的时间和幅度有一定的差异。对近期潜在增长率的估算，国际比较值最高，省际数据测算的值次之，CGE模型的值最低。考虑到当前经济运行的表现和不同方法的特点，我们认为2015年之前，我国潜在增长率在7-8%之间。对中长期的估算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综合几种方法的结果，我们认为10年后我国潜在增长率将会降到5-6%。
2.我国增长阶段转换的特点从国际经验看，追赶性经济体在经过一定时期的高增长后，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增速回落。一种是成功实现工业化、基本完成追赶任务后的增长减速。发生时点一般在人均GDP达到11000-12000国际元，增速降幅达到30%以上。日本、韩国等都是二战后实现成功追赶的国家，基本符合这一规律。
另一种则是在追赶任务没有完成、增长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时，因体制、战略、政策调整滞后或出现失误，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甚至倒退。发生时点往往在人均GDP4000-6500国际元间，经济增速回落幅度更大，多数超过5个百分点或者50%。
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9100国际元，低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经济增速自然回落的时点，又高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收入水平。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用典型的国际经验难以充分解释。这一方面说明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快速崛起，历史上没有先例，当今世界也不同于以往，国际比较存在一定局限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经济运行机制更加复杂，增速回落具有一定特殊性。
我国人均GDP超越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期，但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落入陷阱的风险因素。例如，城乡、区域、行业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持续高位，2012年为0.474；腐败、司法不公等问题比较突出，社会不满情绪有所上升；个人成长和发展对家庭地位和社会关系网的依赖程度提高，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下降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瓶颈，导致经济增长在追赶进程尚未结束时出现回落。从另一个角度看，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经济增速自然回落时，往往都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顺，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我国在人均GDP相对较低时出现增速下降，也说明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红利所在。
3.增长阶段转换期的增长动力和新增长点增长阶段转换期是新旧动力转换和新增长点不断涌现的过程。
我国潜在增速回落实际上也蕴藏着很大的潜力，只要我们能够根据供求条件的变化，调整政策、匹配资源，在增速下行的过程中仍然可能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
一是改革仍是未来经济增长最大的红利。我国政府资源配置权过大，国有企业占有资源过多，资源价格扭曲，垄断者影响市场规则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市场运行的效率。只要能凝聚共识，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就能释放出新的活力和动力。
二是传统竞争优势仍将持续发挥作用。在低成本优势削弱后，产业配套、基础设施、高素质人才队伍、内部市场规模等优势没有改变。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变，复杂程度较高、人力资本密集的行业可能孕育着新优势。
三是城镇化潜力依然巨大。我国城市化率偏低，特别是质量偏低，大量已经进城的农村人口并没有转变为市民，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仍蕴藏着巨大需求潜力。城市化与信息化、绿色、低碳等新趋势相结合，能释放出产业升级的新动力。
四是居民消费升级方兴未艾。伴随城市化、信息化进程，住、行主导的居民消费升级将持续推进，信息、教育、医疗、培训等服务消费升级潜力巨大。
五是全球化可能为我国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与那些成功实现追赶的国家不同，我国处在一个全球化程度明显深化、趋势不可逆转的时代，全球需求的增长空间和分工的专业化程度等大幅提升。一批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印度、印尼、巴西等，正在积极推进工业化，为我国提供了新的机遇。
四、正确认识和把握增长阶段转换期经济运行的底线
所谓经济运行的底线，就是特定阶段经济稳定运行的下行临界点，如果超过临界点，将会引发系统性风险或危机。我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和寻求新平衡的关键期。增长阶段转换实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原有竞争优势逐渐削弱、新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过程，也是原有平衡被打破、重新寻找并建立新平衡的过程，经济稳定运行的区间收窄，脆弱性增大。
因此，在这一时期，底线思维比以往更为重要。
1.增长阶段转换期“守底线”的关键是控风险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时，确定宏观调控目标增速的重要依据是保就业，经济增速太低就难以创造充足的新增岗位以满足就业需求，就可能导致社会动荡。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保就业就是保稳定，成为当时宏观调控的基本逻辑。
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形成对比的是，这一轮增长放缓并未伴随大的就业压力，部分原因是我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变，或者说，劳动力供给放缓本身就成为经济增长放缓的解释变量。就增长与就业的关系而言，对增长放缓的“容忍度”已明显提高。
在增长阶段转换期，由于我国“速度效益型”增长模式尚未改变，如果经济增速短期内过快下滑，将会出现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降，企业赢利能力和水平滑坡，亏损面持续扩大，财政金融风险将可能集中爆发。底线守不住，将会成为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的触发器。
因此，当前守底线，要以防止短期内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为重点，稳定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有效控制和化解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的风险，把矛盾和问题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为微观主体调整和增强对新增长阶段的适应性争取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促使增长阶段平稳转换。
2.保持GDP增长6.5%是现阶段经济运行的底线历史经验显示，高经济增速阶段经济运行的底线可能在7%。我国企业利润、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速，相对于GDP增速的弹性系数分别为4.6、3.2、3.4、1.3和3。
在1996年以来的69个季度中，GDP增速连续两个季度大幅下滑的情况出现过2次，分别对应着两次经济危机。平均而言，当经济增速为6.9%时，财政收入增长2.4%，税收收入零增长，工业企业利润增长-38.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3%，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6.6%。
如果增速低于7%，并持续两个季度以上，就可能超过各行业、系统的承受能力，触及经济社会稳定底线，并引发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
参见表4、表5所示。
随着发展环境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运行底线也会变化。与历史情况相比，近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企业风险意识加强、低增速下的盈利能力正逐步提高，地方融资平台过快扩张的势头得到遏制，经济运行底线可能已向下调整。综合考虑潜在增长率和风险积累程度，GDP增速不低于6.5%可能是现阶段的底线。
3.紧守底线的关键是主动释放已积累的风险坚守底线并不仅仅是稳增长或保增长，当前要把重点放在调结构、去杠杆上，有序释放已经积累的风险。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房地产泡沫、严重产能过剩和影子银行，是当前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风险。这四大风险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共同推高了资金杠杆和经济运行的脆弱性。地方融资平台依托政府的显性和隐形担保，在GDP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推动下，往往不计成本融资。
由于房价过高，存在暴利，且受到融资限制，房企总是存在资金饥渴症。这二者一起推高了整体资金边际价格，使大多数实体经济无力负担。制造业严重产能过剩和融资平台资金效率偏低，使得利润水平远低于融资成本的现象相当普遍，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基础资产质量。
而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追求利润和规避监管的驱动下，开始寻求通过表外业务和同业业务扩张资产，在推高杠杆的同时也使融资链条不断拉长，资金在金融系统内的自我扩张过快，并与实体经济相脱节，高成本的资金最终又流向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
五、近中期宏观调控的基本思路
增长阶段转换期，经济运行具有超过以往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短期因素与中长期变化相叠加，经济运行总体比较脆弱。宏观经济政策要防止经济增速出现大的起落，尤其是避免快速下滑突破底线，积极化解系统性风险，并注重短期与中长期政策的有效衔接，深化体制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培育新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才能实现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
1.避免“过度刺激”和“放任下滑”两种倾向充分认识到增长阶段已经开始转换、宏观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客观事实，是进行宏观政策选择的前提。从近中期看，有两种易于出现、需要着力防止的倾向。
一种是“过度刺激”，试图重回以往高增长轨道。长期以来，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已经适应了高增长的宏观环境，也存在高增长的诉求。增速一旦回落，容易出现不顾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事实，政策刺激过度，结果不但不能恢复高增长，反而可能引发通胀和资产泡沫风险。2012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出现短期回升，由此形成对2013年过度乐观的预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倾向。
另一种倾向是“放任下滑”，引发系统性风险。增长阶段转换期，由于预期不稳、前景不明，容易出现短期快速下滑或剧烈波动。经济大幅下滑突破底线，导致一系列经济社会连锁反应。如果对此认识和重视不够，忽视市场主体对经济减速需要逐步调整和适应的事实，政策应对不力，就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2.以局部风险的有序释放赢得全局稳定积极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房地产泡沫、严重产能过剩和影子银行四大风险，基本思路是强化约束、落实责任，以局部风险的有序释放赢得全局稳定。
其一，建立有效退出机制，并减少政府的保护和干预，让僵尸企业有序退出，促使实体经济逐步恢复盈利能力。
其二，切实降低房价和改变市场预期，促进存量房地产进入交易，进而压低金融边际资金成本。最直接有效的措施是加快全国房地产联网、实名登记，并明确全面开征房产税的过渡时间。这既有利于增加住房有效供给和地方财政收入，又可以改变房价预期。
其三，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成立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措施，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分类清理，隔离不良资产。建立明确的惩戒机制，规范和重建地方政府融资能力。
其四，积极盘活存量货币，在维护金融正常功能的同时，加强对同业业务和表外业务监管，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降低杠杆，重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优先去杠杆，然后金融业跟进，不能仅从金融业单边推动去杠杆。这里涉及一些紧迫的改革，能否守住底线，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场推动改革与控制风险的赛跑。
3.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新世纪以来，一些新兴国家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
中国、印度、巴西、印尼、南非、越南等国家，人口规模相当于已经实现工业化国家的两倍多，其工业化进程已经并将继续改变全球重要能源资源的供求格局。美、欧债务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财政状况捉襟见肘，被迫实施紧财政、宽货币的政策组合，由此引发新一轮为防止本币升值的全球性货币宽松竞赛，对短期资本流动和物价上涨都将产生影响。
上述两方面的情况，为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提供了需求基础和货币条件。
一旦全球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会迅速反弹。从国内看，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增加、要素市场化推进和人口结构变化，能源资源、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进入较快上升阶段。供给能力缺少足够弹性，不能适应需求增长，这正是目前需求回调而资源、要素价格高企的重要原因。
同时，我国货币存量规模庞大。2012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97.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188%，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在增长阶段转换期，企业赢利能力下降，扩张动力不足，实体经济的货币吸纳能力下降，也为通胀和资产泡沫埋下隐患。近中期，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需要调节货币供应，有效管理流动性；夯实农业基础，降低农产品等的流通费用；增强我国企业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提升大宗商品价格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完善住房限购和金融政策，引导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
4.深化改革，释放新的制度红利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政府出台了住房分配货币化、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有效促进了房地产业、民营经济等的快速发展，为过去10年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制度基础。当前经济增速趋势下行，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现有体制机制框架内，资源优化配置受到限制，增长潜力难以有效释放的结果。
因此，在稳增长的过程中，短期政策应与中长期政策有效衔接，着力深化体制改革，释放新的制度红利，激活增长潜力。我国市场化改革进展并不平衡，部分基础行业和要素领域价格不顺、放开不够、竞争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市场机制难以发挥基础性作用。
例如，有的地方发电能力利用不足，有的地方却严重缺电；有的行业债务负担沉重，投融资能力下降，而大量行业外资金难以进入；在金融领域，银行资金充裕，难以有效配置到实体经济领域，影子银行、民间借贷在金融压抑下盲目发展。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微观上导致资源错配和低效利用，在宏观上则出现了产品或能力供给不足与投资需求不足并存、能源资源和要素价格不合理上涨等现象。
要推动这些领域的改革，缓解供给不足，促进新兴企业发展，增加投资需求，并通过强化竞争、降低成本和资源消耗，在减轻通胀压力的同时，有效提高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促进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的转变，既是增长阶段平稳转换的关键所在，也决定了发展方式转变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因此，培育新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应成为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