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13—2014年世界经济均处于靠经济政策强刺激
下的弱复苏阶段，总体特征表现为“一低五高”总体看来，2013年全球经济形势严峻，主要国家经济政策刺激影响下的国际经济复苏出现变局，2014年其基本经济政策取向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世界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主要特征仍可以概括为“一低五高”。
（一）“一低”：世界经济还未真正走出低迷，仍处于强政策刺激下的弱复苏阶段
所谓“一低”，就是全球经济复苏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但总体上还未走出低迷。虽然世界银行2014年1月14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大幅调高增幅，2014年全球GDP增长率将从2013年的2.4%提高到3.2%，但我们认为，这个预测基于发达经济体强劲复苏，显得过于乐观。
2008年之后是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整体走高，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同时陷入经济危机，经济一直比较低迷。而当前世界经济的低迷，则表现为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靠政策强刺激适度恢复增长，但经济复苏的基础不牢，增长速度总体看仍比较低；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则整体走低。
1.美国经济虽然恢复适度增长，但复苏的基础脆弱，影响经济发展的内在风险和挑战依然存在
在量化宽松、低利率和财政赤字三大基本政策的影响和刺激下，2013年美国GDP增速已基本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前三季度GDP按年率计算增长分别为2.5%、2.5%和2.8%，截至2013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已实现连续17个季度增长。
制造业活动持续回暖是本轮美国经济复苏中的一大亮点。
据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12月2日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2013年1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7.3，连续6个月处于扩张区间，远超预期并创2011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新订单、生产、就业等主要指数均位于50的荣枯线上方，新订单指数由前一个月的60.6激增至63.6，产出指数由60.8增至62.8，就业指数由53.2激增至56.5。
2013年11月全美非农就业数据也预期继续好转，全美失业率数据预计将回落至7.2%。美国经济数据的利好预期2014年美国经济增长提速，据预测，美国2013年全年GDP增速会达到3.19%，2013-2015年，平均增速将达到3.39%。
美国楼价从2012年初开始稳步复苏，升势一直得以持续。以价格计算，不少市场表现相当不俗。与去年同期相比，拉斯维加斯、旧金山与洛杉矶的升幅分别高达29.2%、25.4%及21.7%。2014年美国经济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美国经济恢复性增长主要由于采取量化宽松、低利率、财政赤字三大经济刺激政策，而三大政策都具有相当大的风险。2013年10月17日，美国参众两院达成协议重启联邦政府，将美国政府债务上限搁置至2014年2月7日，但该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未来数月美国的财政角力仍会持续，财政政策及对美国经济、金融市场的影响十分不确定。
美联储2013年12月18日宣布，将从2014年开始小幅削减月度资产购买规模，QE缩减之靴刚刚开始落地，但资产购买仍在继续，货币政策仍保持宽松的基调，不论以何种方式退出，美联储回收流动性的影响都不可避免地通过资本流动、资产价格、货币汇率等渠道扩散至全球，给市场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因此，2014年美国经济有望好于2013年，但从目前来看，美国内部实质性的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新的经济增长点至今尚不明朗，来自国内的债务困境、失业困境短期内难以摆脱，低增长仍将是主要态势。从长期来看，美国创新驱动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能力仍然强大，美国提出重振制造业计划和扩大国家创新优势等战略，如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将为未来美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2013年欧盟经济渐次走出危机，但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并未消除，2014年经济复苏态势仍将处于微弱复苏状态
2013年，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实行宽松货币政策。2013年7月4日，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双双宣布，维持0.5%历史最低利率不变，英国央行维持3750亿英镑购买规模不变，8月份将推出“前瞻性货币政策指引”，仿效美国设立目标和门槛。
在宽松货币政策作用下，2013年第二季度饱受债务危机摧残的欧盟经济，在经历了前两年的停滞不前和衰退之后开始渐次复苏。据欧洲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二季度欧盟和欧元区GDP环比增长0.3%，第三季度欧盟和欧元区GDP环比分别增长0.2%和0.1%，同比看，渐次复苏趋势未变。
但是，欧盟和欧元区的环比增速均回落，欧洲经济复苏进程预期会比较缓慢。欧盟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来自德国和英国。德国贡献了三季度欧元区GDP增量的97.4%，英国贡献了三季度欧盟GDP增量的55.1%。法（第三季度-0.1%）、意、塞浦路斯和捷克仍处于萎缩状态，拖累了欧洲经济复苏进程。
展望2014年，欧洲危机有一定缓和，但经济增长之路和恢复财政平衡历程仍将面临重重困难。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的这种宽松货币政策依然还会延续，温和财政整合背景下欧洲央行宽松的政策、低通胀及消费增长，将构成欧洲经济复苏的政策支撑。
但欧洲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的顽症依然存在，内需不足和外需的可持续结构性问题没有缓解；高企的公共债务仍未解决，财政整合能力越来越弱，财政通缩目标受到挑战；欧洲央行的货币传导机制仍未修复，即使继续加大宽松货币政策力度，由于各国复苏分化，对货币政策诉求不同，政策作用程度减弱。
因此，预计欧盟经济复苏依然是微弱而缓慢的，2014年经济增长有可能在0.4%—1.0%之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十分有限，直到2015年才能恢复到1%—1.4%左右。
3.2013年日本经济注入“激素”迅速膨胀，但具有很强的投机性和过渡性，其负面作用将在2014年集中体现
2013年在“安倍经济学”“激素”刺激下，日本经济迅速膨胀。所谓“安倍经济学”，即是释放三支“箭”：一支箭是货币“注水”，采取超宽松货币政策；一支箭是灵活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财政赤字不变；再一支箭就是刺激民间投资。
所谓“安倍经济学”的三支利箭在2013年射出了两支，其一是向货币注水以摆脱通缩，日元对19个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对人民币贬值幅度已超过30%，日本股市大涨，消费倍增，日元贬值，企业获利；其二是采取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填补供需缺口，2013年5月扩大10万亿日元财政支出。受此影响，日本经济形势大好。据统计，2013年日本前三季度GDP同比实际增长率分别为0.3%、1.1%和2.7%。安倍经济刺激计划推出已整整一年。
在资产市场方面，安倍政府的货币宽松政策带来的效果明显，突出体现在日元和日股的表现上。但日本实体经济表现则好坏参半，经济增长动力昙花一现，不仅个人消费增长难以为继，而且国际收支状况更加恶化。安倍的结构改革缺乏具体细节和切实措施，刺激效应难以持续。
2014年，处于“激素”刺激下的日本经济难以实现强劲增长。日本继续2013年的经济政策，蕴含着极大的经济风险，预计将在2014年集中凸显或局部爆发危机。OECD预测，2014年日本政府和央行继续积极推进财政和金融政策，经济增速将达1.5%，日本经济增长势头有望维持，但在该国消费税率将提高的情形下，“安倍经济学”的效果还有待检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3年日本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将高达245%，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亦接近10%，远高于所有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公共财政已难以持续。
向货币注水的无量化、无限期宽松政策，也将在2014年出现危局：一是将导致日元快速贬值，日元在全球的信用水平将继续下降；二是日本把它的经济危机转嫁到了别国身上，尤其是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韩国，对中国和韩国出口企业都有很大影响，反过来这两个贸易伙伴将对日本作出反制措施；三是日元贬值不仅不能解决自身困难，也将加剧日本的债务负担，加剧财政风险。
现在日本利用货币贬值和注水来刺激增长，使货币的含金量越来越少，实物量越来越少，价值量越来越少，含水量越来越多，泡沫越来越多，用这种代价换来数字的上升，只能说明“安倍经济学”是政客的疯狂行为。由于日本债务90%以上都是借本国企业和居民的钱，所以，在世界上没有引发太大的关注和影响，但内部集聚的风险加大。
2014年日本不准备放弃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在经济刺激下的迅速恢复甚或增长，像一个打了激素迅速发胖的病人，这种态势绝对是不可持续的。在经济政策强刺激下，很多矛盾和问题将继续困扰日本，如提高消费税可能带来的消费意愿下降，由于货币贬值和化石能源进口猛增、贸易逆差持续走高等。日本政府2013年12月21日称，2014年财政年度日本经济预计增长1.4%，比2013财政年度的2.6%低1.2个百分点。
4.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虽然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2013—2014年或更长时期经济增长则整体走低
在美日欧三大经济体走向复苏的同时，受全球流动性泛滥和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双重影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整体遭遇逆风。金砖五国除中国经济小幅放缓外，其余四国均大幅下滑。
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为7.7%，印度2013-2014财年的预计增长率仅为4.7%，中国和印度的增速将达到近年来的最低点；俄罗斯增速预计2.4%，为1999年以来最低点；巴西经济增速从2010年7.5%下降至2011年2.7%，再至2012年0.9%，2013年预计为2.5%。在发达国家股市上涨超过20%的情况下，巴西、俄罗斯和中国股市跌幅分别高达22.14%、16.47%和12.07%，“熊冠全球”。南非、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货币对美元汇率快速贬值。
2014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将继续放缓，预计中国经济年经济增速稳定在7.5%左右，俄罗斯2%，印度5%，巴西1.95%。拉美地区增长率在3.2%左右，仍处于低增长状态。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等地区大国存在陷入衰退的风险。
一方面，自身内部发展来看，新兴经济体正值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社会转型期和社会矛盾多发期，普遍面临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传统产业竞争力弱化，新产业和新增长点尚未确立，产业发展失衡导致结构性通胀等诸多问题。
另一方面，从外部环境来看，发达国家凭借其在全球经济金融中的主导优势，不仅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国际金融市场操作等宏观政策，对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影响，而且还通过贸易、金融等渠道对其它国家造成冲击，这等于发达经济体把经济危机变相转嫁给了新兴经济体，加剧了新兴经济体经济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增大了新兴经济体“保增长”和“防风险”政策的选择难度。
（二）“五高”：世界经济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继续加大，“五高”仍是主要表现形式
2013年发达经济体在政策刺激下呈现复苏性增长，但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世界经济“五高”问题凸显。这些问题具有长期趋势性，有的问题尽管只是暂时现象，但后期对全球经济影响不可低估。2014年这些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而且日益加剧。
1.高债务风险压力
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不断攀升。2013年10月18日在政府“停摆”结束后的第一天，美国主权债务首次超过17万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5.37万美元，预计2013年底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将达到120%，美国债务上限不断提高，“债务悬崖”成为常态。
美国国会在债务上限死线逼近前通过法案，将债务上限的约束力暂停至2014年2月7日，财政部得以维持发债能力，避免债务违约，并结束联邦政府局部停运。由于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财政悬崖”和美国债务危机不仅是美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经济面临的一道坎，美国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将继续给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带来风险。
欧洲方面，欧洲债务危机整体上还没有解决，也还没有解决问题大的进展。据欧洲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二季度，欧元区政府债务88746.16亿欧元，较上季度末增加1242.61亿欧元，占GDP比重由上季度的92.3%升至93.4%；欧盟政府债务112809.86亿欧元，较上季度末增加1379.74亿欧元，占GDP比重由上季度的85.9%升至86.8%。
半个世纪以来财政赤字已成为美国的常态，展望2014年，美国2013年10月18日通过两年预算协议，但此项协议避开了退休制度、医保计划、税收政策、债务上限等两党分歧最大的议题，在未来肯定会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
欧洲诸多成员国财政紧缩压力依然沉重，财政赤字及公共债务尚处于较高水平，赤字超标难以避免。据相关预测，欧洲国家公共债务不断增加的势头可能要到2014年下半年才会有所改变，希腊可能要等到2020年才有望将债务降至124%的水平。亚洲形势也并不乐观，按照IMF预计，2013年日本政府债务率高达243.5%，2014年仍将处于较高水平，政府债务屡创历史新高，成为全球负债第一大国，削赤减债任务十分艰巨，财政紧缩将在今后较长时期内抑制消费和投资需求。印度政府债务率高达68.1%，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近6%，2014年也仍将处于较高水平。
中国政府债务虽然在可控范围，但也集聚着风险。债务危机正在向全球弥漫，特别是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债务危机难以根本改善，国际金融风险和不确定性仍将长期存在，全球经济复苏进程随时可能遭受威胁。
2.高失业风险压力
国际劳工组织2012年统计全球的劳工失业率平均是12.6%，北非中东是25%，西欧是4%。2013年美国、英国、日本的失业率虽然逐渐降低，但仍面临高失业风险压力。就业最大化在过去数十年一直是美国央行两大目标之一，随着联储局把货币政策走向与失业率挂钩，劳工市场的表现就更备受关注。
美国从1月份的7.9%降到9月的7.2%，10月又上升到7.3%，仍高于降低宽松货币政策的目标0.8个百分点。从2008年第二季开始，美国失业率迅速飙升，在2009年10月升至10%，复苏的步伐相当缓慢，按照失业率在18个月内的升幅推算需要近6年时间才能被抵消。
劳动人口的相对下降体现在劳动力参与率上，2013年10月，美国16岁以上人士中仅62.8%有就业或正寻找就业机会，创下1978年2月以来新低，虽然9月份失业率较上月下滑0.1个百分点至7.2%，由于该月有13.6万人放弃寻找就业机会，劳动参与率维持在63.2%的1978年以来的低位，尤其是劳动力总量（就业人数与寻求就业人数之和）出现萎缩，复苏力度难以令人信服。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美国脱离劳工市场的总人数升至9180万人，为有史以来最高。欧盟失业率一直在高位徘徊，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10月欧盟28个国家失业率为10.9%，欧元区17国失业率为12.1%，两个数据均保持高位，较2012年同期分别提高0.4和0.2个百分点。欧盟各成员国中，失业率最高的是希腊和西班牙，分别高达27.3%和26.7%。
日本失业率是主要发达经济体中最低的，2013年10月为4%，预计2014年失业率仍在4%左右。高失业率对世界各国都是很大的压力。据经合组织一份有关就业率前景的年度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4月，在其34个成员国中，共计4800万劳动力失业，比2007年的多了1600万。
该组织预期，其34个成员国的失业率在2014年底前将保持在8%左右，这个数据仅比2009年失业率最高值低0.5%。此外，中国大学生、高端人才的就业也是很大的问题。
3.高货币金融风险压力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债台高筑的发达经济体财政政策已无空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渐次成为发达经济体的一致选择，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被迫跟进。“量化宽松”是美国在金融危机后使用最频繁、力度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货币政策。从2009年3月18日到目前，美国先后推出了四轮宽松货币政策。前三轮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还有点羞答答地实行，还有起止的时限。
从2013年这一轮则来势凶猛，货币政策导向发生了很大变化，美联储把利率政策与失业率及通胀挂钩，为未来利率的变动设立“门坎”，只要失业率在6.5%以上，未来一、二年的通胀预期不超过2.5%，就会维持现有接近于零的超低利率水平。
过去几年美国每次推出宽松货币政策时，都有一定理由和程序，而这次掀起的“货币海啸”打破常规，流动性声势骇人。美国联邦市场委员会表示，零利率政策至少要持续到2015年中期，而且将来不再以时间，而是以失业率作为实行货币政策的基准。可以说从现在起，美国货币政策不是“量化宽松”，而是持续性宽松，无限度宽松，无限期宽松。
2012年12月12日安倍向时任央行行长的白川方明提出多项货币政策措施，包括无限量资产购买计划，上调通胀目标至2%等。安倍政府超宽松货币政策目的是推低日元，再续日本的“弱日元”政策。第一支箭从2013年年初开始实施，宣布无限量印钞直至通胀接近2%的控制目标；4月份进一步加码，宣布两年内扩大基础货币一倍。
长期受主权债务危机困扰的欧元区，也相继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直接货币计划（OMT）从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F）向欧洲稳定机制（ESM）永久救助机制过渡，向市场释放大量流动性。美国、日本这种蛮不讲理和毫无道理的货币政策，在全球货币政策史上可说是绝无仅有的创举，不仅对美国，而且将对国际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债务市场、大宗商品市场都会产生很大影响，给2013年的世界经济带来了影响，也是2014年世界经济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美日欧三大经济体集体带头向货币放水，不肯放弃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债务高企，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动荡，现在好多国家又加入了“放水”国家行列，印度、澳大利亚还有一些国家都在跟进，这一轮全球货币竞争性贬值带来的货币风险还在加大。
展望2014年，虽然美国已明确表示2014年初逐步缩减QE，但由于受失业率、通胀率和政府政治博弈等多重因素的影响，QE的削减将是逐步的。欧盟和日本还没有放弃的迹象，在此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将出现资本外流和出口进一步受阻，导致经济遭遇新的困难。
4.高市场风险压力
高市场风险是指输入性和输出性通胀和通缩同时存在，传统风险和非传统风险同时存在，国际社会大宗商品、国际金融、粮食安全等风险同时存在。同时，如网络空间安全、经济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导致的经济金融危机等非传统风险也在急剧增加，国际市场风险出现反市场变动规律的现象。过去是美元贬值，大宗商品、黄金升值；美元升值大宗商品、黄金就贬值。
2013年以来出现美元贬值、日元贬值、欧元贬值，黄金也同时贬值，大宗商品暴跌，股市暴跌等等这些反常态化市场规律的经济现象。
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发达经济体为了使其宽松货币政策不受谴责，能够继续顺利实行，有意对市场操控，使市场出现反周期的现象，实质上是以美国、日本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为维持现有政策而造成的市场假象。通过他们之间的互动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日本为了解决本国的困难，向货币大量“注水”，按说它本身有那么高的财政赤字，应该受到负面评价，但它的这种行为还受到G20认可，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一种行为，这是很反常的。现在各国关起门来制定政策，如果如此这般只顾自己国家的话，大家都使自己的货币贬值，都向自己的货币“放水”，那世界会是什么样？如果黄金暴涨、石油暴涨、农产品暴涨、股市暴涨，这些国家这种政策肯定搞不下去，肯定就会遭到全世界的谴责，他们的政策意图也不会实现。展望2014年，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风险有增无减，目前黄金价格进一步下降，粮食价格抬头，将进一步显现反传统市场规律周期的迷局。
5.高龄化风险压力
联合国最新人口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全球人口已突破70亿，全球人口从60亿增至70亿只用了12年，预计2025年将达到80亿，到本世纪末将达到100亿。
发达国家老龄化与“婴儿荒”同步，美、日、意、德等国家，60岁以上人口比例都将达到30%以上，儿童人口增长率持续低迷甚至负增长。令人担忧的是，老龄化在向发展中国家加速挺进，一些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或“边富边老”。
到本世纪中期，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率将上升到14%，老龄人口将比现在增长4倍。在劳动力曾经取之不竭的东亚，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将从2010年的64%降至2050年的57%。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劳动适龄人口逐步减少，既预示着全球性人口红利将结束，从而改变经济规模持续扩大的发展前提；也将对传统福利社会模式、教育、就业、养老等一系列问题提出变革的迫切需求。
据联合国报告预测，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91.5亿的峰值，其中60岁以上人口将突破20亿，占全球总人口近22%，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增至16%；届时每位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仅能依靠3.9个年龄介于15岁至64岁的劳动力供养，而在2010年这个比例还是1∶8.7。
全球人口老龄化还预示着储蓄水平和投资水平下降，消费水平上升，但购买力却急剧下降，这将会削减经济发展动力。全球经济体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能否实现消费水平以及老年人口购买力水平的整体上升，取决于相关政策的执行力和有效性，例如，金融业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将极大地降低人用于整个生命周期未来的预防性储蓄。
二、影响2014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几个重要变量，将进一步加剧世界经济的不确定、不均衡状态
2013年导致全球经济复苏变局的几个重要变量，在2014年乃至更长时期持续发酵，世界经济增长处于动力转换和区域布局深度调整状态，将进一步加剧世界经济动态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均衡性。
（一）发达经济体正在从军事结盟、外交结盟到经济结盟，对非经济结盟国家和地区造成战略挤压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呈加速上升态势，2008-2011年全球经济总量增长的近90%来自发展中国家。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2年12月公布的研究报告《2030全球趋势：不一样的世界》，中国在2000-2020年间的GDP增长将占世界GDP增长的55%，届时中国和印度将拥有世界最庞大的中产阶级。
新兴经济体的整体崛起，支撑了处于困境中的世界经济，使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没有引致全球经济毁灭性打击，这不但没有记功，反而引发了发达国家的嫉妒和种种打压。像一出传奇的大片，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美国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和清算，反而通过转嫁危机摆脱了困境。更令人不安的是，美国不甘心退居次要位置，正加快与欧盟、日本实行经济结盟———建立高标准自由贸易区，预计2014-2015年将进入“收获期”，世界经济秩序将被进一步搅乱。美国实施“一体两翼”战略，先于2011年11月加入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使成员国迅速从4个增加到12个，日本2013年3月高调加入谈判；美国2013年6月宣布与欧盟正式启动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伙伴协定），设定18个月结束自贸区谈判，而过去类似谈判至少需要几年时间。
尽管谈判中的博弈仍在继续，但步伐大大加快，预计2014年底或2015年上半年将完成TPP和TTIP谈判。
如果美国战略意图如期实现，将极大影响东亚一体化（RCEP）进程，影响亚洲现有合作框架实施，最终如果如期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涵盖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即APEC所有成员国）和美欧自由贸易区，这意味着美国在全球的经济结盟将取得重大成果，全球贸易版图乃至经济版图将由此重写。
从世界经济舞台的表演者看，美国、日本和欧盟似乎“心有灵犀一点通”，越来越步调一致地采取相同的战略和经济政策。
美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欧盟亦加快向货币注水，货币战已经打响；美国另起炉灶，加快建立高标准自贸区与WTO分庭抗礼，日本、欧盟亦步亦趋热烈响应，贸易摩擦此起彼伏；美国页岩气革命引发能源革命，日本可燃冰将成为能源开发新亮点，欧盟率先发起碳交易，引发世界性碳革命；美国“重返亚太”，将经济竞争的中心转向亚太市场，日本、欧盟也都将竞争的目光紧盯亚太市场；在重建国际金融秩序、贸易秩序和市场秩序的进程中，美日欧三大经济体也趋向一致，以扭转其在国际竞争中的颓势，遏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例如，TTIP谈判被称为“史上最大双边自贸协定”，将WTO未涉及的新领域作为谈判内容，谈判的重点是规制的协同，尤其是在新技术方面解决当前和未来工业化面临的问题。
将消除相当关税于10%-20%的非关税措施、建立新的标准和规则、设定国有企业全球标准等。这些措施有可能产生“意大利面条碗”的溢出效应，不仅大大降低美欧开展大西洋业务的成本，还将对全球贸易规则和标准产生重大影响。一旦美欧在产品技术标准达成一致，成为新的国际标准，TTIP就可能成为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基础，进而影响全球规制制定，它将和TPP一起，大大提高未参与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投资成本和参与全球化的成本，对非经济盟国形成战略挤压或战略排斥。
（二）创新驱动发展成为世界潮流，全球制造业分工布局向有利于发达国家方向倾斜并深度调整长期以来，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是世界制造业的主导，美国更是在整个20世纪里保持着世界头号制造业强国的地位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伴随着全球产业转移的发展，美、欧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进入20世纪80年代，制造业产业转移和生产外包成为大趋势，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转向了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其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现象日益凸显。受此影响，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的份额日趋下降，1990年下降至21.5%，到2009年跌破20%，2010年所占份额为19.4%，略低于中国的19.8%，丧失了百年来世界制造业产值头号大国的地位。世界经济发展历程表明，世界经济增长周期与技术革命息息相关。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自新技术的重大突破及其转化为新产品、形成新产业、开拓新市场。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实质是主导技术的更新换代、主导产业的更替、市场竞争优势的转换，从而创造更大的利益。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加速推动了新一轮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此次结构调整与以往不同在于其本质上是一场抢占创新科技制高点的全球竞赛。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更加重视利用科技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运用高端科技打造核心制造业和相应的服务业，成为发达国家的核心战略。
金融危机后，美国反思其多年来的“去工业化”政策，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但美国所提的“再工业化”绝不是简单的“实业回归”，而是对以往传统工业化的扬弃，其实质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发展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形成新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从而重新拥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工业体系。
创新政策和制度的完善，成为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环节。为保证“再工业化”战略有效实施，2010年8月美国发布了制造业促进法案；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强调，以驱动创新完善自由企业制度；2012年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在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中，将完善创新政策作为三大原则之一。
目前，美国创新技术推动下的页岩气革命正在如火如荼进行，页岩油产量已占石油产量的12%；3D打印技术开始应用。美国宣称，未来20年通过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技术等，重构制造业的竞争格局，利用新技术击败中国的制造业。欧盟在发展新兴产业方面，则把新能源和信息技术作为两大重点。
根据欧盟的计划，到2020年欧洲获得的电力中将有20%来自可再生能源，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0%。日本历来注重科技创新，在迎接新技术革命的大潮中，日本在智能电网、电动汽车以及智能机器等创新技术方面全球实力开始展现。据日本经济产业省预测，到2015年护理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将达167亿日元（约2.1亿美元），到2035年为4000亿日元（约51.1亿美元）。
若包括可以成为老人朋友的机器人在内，到2035年，机器人市场规模将增加到5万亿日元（约合638.9亿美元）。此外，2013年日本成功从海底可燃冰中提取天然气，成为世界上首个掌握海底可燃冰采掘技术的国家。从2014年和更长的时期看，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3D打印和新型材料等技术正在引发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有人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其实质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出现与融合。
在这场革命中，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个性化的生产方式正在取代传统的人工、机器的方式，制造业开始走向数字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改变产业形态，如智能制造，供应链重构，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现代流通对制造流程的再造，能源革命等。创新驱动成为新一轮全球竞争的核心和关键，新一轮全球经济布局的演化，其内在因素和最大变量将取决于创新能力。
（三）新兴经济体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动力的常态被打破，全球经济增长动力正在发生转变
进入本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绝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了高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新兴经济体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6年至2008年，“金砖四国”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10.7%。2008年，仅“金砖四国”的经济总量已占全球的15%，贸易额约占全球的13%，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已经超过50%。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更是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呈加速上升态势。
2008-2011年全球经济总量增长的近90%来自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整体崛起，支撑了处于困境中的世界经济。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新兴经济体GDP总值已约占到全球的50%，贸易量约占40%，外汇储备约占70%。虽然新兴经济体在过去10多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当前的经济发展却出现发展速度放缓的迹象。根据2013年第三季度经济数据显示，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态势出现了转折性分化，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似乎要由新兴经济体转化为发达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态势弱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与发达经济体相反，经济增长进一步延续放缓态势。衡量新兴市场增长前景的汇丰新兴市场指数2013年7月份一度降至50以下的收缩区间，8月份也仅略高于50的荣枯分界线。新兴经济体增长延续了2012年以来持续放缓的态势，而同期的OECD国家先行指数2013年7月份升至100.7，创下2011年5月份以来新高；美日PMI指数也均达到两年来的高位，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态势出现加速迹象。
二是与发达经济体截然相反，新兴经济体物价水平维持高位。2013年第三季度，新兴经济体的俄罗斯、巴西通胀率持续维持在7%和6.5%的年内高位附近，印度物价已连续8个月以两位数速度上涨，而同期的美国、欧元区通胀基本保持在2%的范围以内。即使实行“安倍经济学”的日本，物价涨幅也十分有限。三是翘翘板效应出现，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从新兴经济体向发达国家的回流的迹象。
进入2013年第三季度以来，国际短期资本继续从新兴经济体向发达国家回流。EPFR数据显示，2013年8月底新兴市场股票和债券基金每周仍有近30亿美元的净流出。种种迹象显示，在超级宽松政策的刺激下，发达经济体三季度表现好于预期，大有取代新兴经济体重新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味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10月《全球经济展望》预测，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降至2.9%，2014年将回升到3.6%，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发达经济体。
所有这些迹象表明，新兴经济体在经历了10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迎来了一个深度调整期，新兴经济体将面临自身经济社会转型和外部环境恶化的双重挑战，不过从长远来看，随着新兴经济体自身结构性问题逐步解决和全球治理机制的演变，新兴经济体依然会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四）经济全球化基本趋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迅猛并有局部替代全球化之势
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调整变化并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态势。市场经济成为各国的普遍选择，在市场化目标下，对内经济自由化、对外开放和参与全球化分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已经成为各国市场化的内在制度安排。目前，全球形成的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经济共同体和共同市场的组织已经超过300个，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已融入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之中。
据WTO统计，90%以上的WTO成员国都加入了一个以上的区域贸易协定，而没有加入任何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国家和地区则属于例外的情况。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仍然是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大趋势。但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加速发展契机，区域经济一体化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并成为当今世界大国的重要战略选择，局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替代经济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
美国在金融危机后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开始主导和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从2010年3月开始至今TPP谈判已进行了19轮，2013年10月TPP成员国在巴厘岛达成协议，确定2013年底要完成谈判。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现在12个TPP成员国的GDP规模已达14.91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是欧盟经济规模的1.5倍。
TPP如果谈成，将成为超越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对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格局的冲击不可低估。2013年6月美国和欧盟启动《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协定》，现已开展了两轮谈判。2013年3月，欧盟和日本开始启动经济合作协定（EPA）谈判，现已举行三轮谈判，第四轮谈判将在2014年1月举行。
2013年10月欧盟与加拿大就双方《全面贸易和投资协议》（CETA）达成原则性共识，此外，欧盟还与印度、韩国等签订了贸易协定。经济金融危机也为中国加快推进区域贸易协定提供了契机。
目前中国在建自贸区18个，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签署自贸协定12个，涉及东盟、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新加坡等20个国家和地区，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6个，涉及22个国家，分别是中国与韩国、海湾合作委员会、澳大利亚和挪威的自贸谈判，以及中日韩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协定谈判。
此外，中国完成了与印度的区域贸易安排（RTA）的联合研究，加入了《亚太贸易协定》，中美自贸区谈判构想也可能启动。积极构建双边、区域、多边的经贸关系体系成为世界主要大国的重要战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被弱化，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依托的贸易之争、金融货币之争、市场空间之争、制定规则之争将变得更加激烈。
综上所述，由国际金融危机推动的新一轮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仍在加速，发达经济体通过科技创新转换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经济合作与联盟，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也正在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变为发达经济体，整个世界经济格局进入一个深入调整期。
（五）全球能源生产重心和消费重心转移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变量，受美国页岩气革命“蝴蝶效应”影响持续扩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能源全球化进程正在加速，能源革命在全球展开，将对能源市场和能源贸易带来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美国页岩气革命为首的能源革命，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美国颁布了能源新政、《未来能源安全图》以及《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计划在未来10年投资1500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开发、积极发展下一代生物燃料和燃料基础设施，并正式提出国家层面的可再生能源目标，即在2020年以可再生能源和能效改进的方式满足电力需求的20%，其中15%由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来实现。
欧盟峰会于2008年通过“20—20—20”战略，即：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费的比例在2006年8.2%的基础上提高到20%；能源利用效率提高20%，即能源消费量在2006年基础上减少13%。为实现此目标，欧盟将该目标在成员国之间进行分解，并要求各国启动立法程序予以保障。2011年8月，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电气事业者采购可再生能源电气的特别措施法》，扶持可再生能源发展。
从各国的战略决策看，以核能、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为代表的新能源技术将持续突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的下降速度很可能大大超出预测。全球能源供应重心西移。一直以来，中东始终是世界能源版图的中心。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保持在60%以上，主要进口来源地是中东。随着北美能源地位的提高，中东未来将退居为亚洲的能源中心。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从历史最高67%降低到50%，预计未来10年内还有可能再降低10个百分点。
同时，从美洲进口石油比重已经上升到53%，而从中东地区进口比重已经下降到16%，预计可能将下降到10%以下。全球能源需求重心东移。过去40年，随着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世界能源消费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能源消费重心明显东移，世界能源消费格局已经从发达国家主导转变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主导：OECD国家年均增速1.1%，占世界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由高达60.3%下降到42.5%，下降近18个百分点；以亚太地区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速3.4%，占比由36%增至57%，增加21个百分点；中、印两国能源消费年均增速高达4.5%，占世界能源消费的比重从10%提高到24.5%。
全球能源消费的重心正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转移，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成为全球能源格局中的最大利益相关者之一。
2013年11月12日，国际能源署（IEA）在北京发布《世界能源展望2013》（WorldEnergyOutlook2013）报告，为2035年前全球能源发展绘制了一幅新的图景。在报告中，IEA指出，世界能源领域供需格局正发生深刻变革，原来的主要能源进口国正变为出口国，如北美国家；曾经的能源出口国则成了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中心，如中东国家。总体而言，全球能源消费的重心正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转移，而在供给端，以美洲为代表的西半球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全球能源新格局正初露端倪。
另外，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兴起、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正在改变全球的能源格局和能源来源。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促进能源加速向绿色低碳转型。还能促进各国注重降低能源消费量，缓和全球能源供需缺口，增加能源供应的安全性。在国际压力下，一些国家制定了减少碳排放的计划，如减少煤炭在能源结构中比重、提高能源效率、支持可再生能源、减少化石能源补贴等。然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大规模消耗化石能源将面临巨大压力，谋求经济发展、摆脱贫困将面临严重制约。
例如，中国的能源需求增速很高，其中包括了天然气、煤炭、可再生能源、石油和核等各种能源，但中国的五年规划中要求减少煤炭的消费。《世界能源展望2013》报告预测，到2035年，中国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将从2011年的68%下降到2035年的53%，这对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意义很大。
2014年，国际地缘政治动荡将使全球能源市场面临较大冲击。伊朗、叙利亚等地区局势持续动荡，加大了市场不稳定性。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在经历政局动荡后的产能恢复状况也成为影响原油市场的重要因素。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伊拉克2020年石油产量将超过600万桶/日，2035年日均产量超过800万桶，届时将成为亚洲市场的主要供应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