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气候大会后全球低碳化发展探析(2)

　　从工业文明逐步过渡到生态文明，拥抱节能低碳的发展理念，既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也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人类现代化进程还需要百年，我们不能等到完全现代化后再考虑气候变化问题，但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仰仗近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知识、资金、技术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争取在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同时，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归根结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一是依靠绿色增长，二是依靠能源转型。这两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都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三、优化能源结构任重道远
　　
　　实现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低碳转型，已是各国共识。无论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还是低碳化观念和行动的转变，我们都需要走很长一段路。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低碳化进程不尽相同，除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大国外，很多发展中国家还未走上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同样是完成现代化进程的发达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高能耗国家与欧盟、日本等高能效国家，在低碳环保的认知理念上也存在较大差距。低碳转型的基础就是实现能源系统低碳化，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系统向非化石能源系统转变，是世界各国的共识，但这种转变需要漫长的历程。
　　
　　以去煤化为例，煤炭占全球（除中国外）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从 1925 年的 70% 下降到 1965 年的 36%,随后用了近 50 年的时间，才下降到 2013 年的19%.从煤炭时代到油气时代，改善全球能源结构就耗时近百年。化石能源由于开采成本低、技术相对成熟等，在本世纪前半叶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源动力。随着化石能源资源存贮量下降，开采成本逐步攀升，可再生能源将逐渐成为全球能源系统的主角。可以预见，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进步和成熟，以及低碳化政策在全球的推广，本世纪后半叶，水电、核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推动世界发展的主要动力。综合考虑化石能源开采和非化石能源技术进步等因素，到本世纪末，对化石能源的“零依赖”基本可以实现。
　　
　　但是，除环保组织外，国际能源署和化石能源公司对可再生能源的高比例应用，都持较为保守的态度。即便是在低碳情况下，到 2050 年，可再生能源占比也只有 60% ~ 70%.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实现高比例应用可再生能源，意味着在能源领域进行一场转型革命，这不仅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还需要私营部门的巨额投资。
　　
　　2014 年 11 月，中美两国共同宣布了 2020 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明确了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20% 的目标。按中国2030 年一次能源消费达到 60 亿吨标准煤估算，20% 意味着非化石能源要达到12 亿吨标准煤，约为现在的 3 倍多，而目前可再生能源装机中 60% 以上是水电，相比 5 亿千瓦的总资源蕴藏量，3 亿千瓦的水电装机已接近蕴藏量 70% 的临界点，仅余 1 亿千瓦左右的开发潜力，剩余部分需要通过风、光、核等其他非化石能源技术补齐。
　　
　　2014 年，中国核电发电量为 1305.8 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 2.4%,到2030 年至少需要约 1.3 万亿千瓦时的核电，相当于目前核电发电量的 10 倍；风电和光伏需要约 10 亿~ 12 亿千瓦装机，相比现在不到 1 亿千瓦的装机规模，也需要增长 10 倍以上。可想而知，中国的任务非常艰巨。
　　
　　四、充分尊重各国低碳行动差异性
　　
　　1992 年，世界各国因对气候变化的关注而齐聚纽约，签署了奠定国际社会气候变化多边协议基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 多年来，国际气候谈判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但也面临着很多挑战。气候变化多边进程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在于如何分配减排任务。很多国家都寄希望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独自承担减排责任和义务。
　　
　　从最初的“京都议定书”时代，到凝聚共识的“巴厘路线图”时代，再到高潮迭起的“哥本哈根”时代，国际社会一直希望通过建立自上而下的分配机制，将减排任务分配给当时排放量占主体的发达国家。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兴起，国际社会又试图将发展中大国也纳入自上而下这一减排机制，承担相应的减排义务和责任。然而，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和外部性，使各国在承诺减排责任时相互掣肘，这一全球合作平台变成了争夺排放空间的战场。最终，“京都议定书”只限制了 36 个国家（包括欧盟）不到全球1/4 的排放量，仅仅完成了第一承诺期，其第二承诺期实际上形同虚设。而将所有排放大国都包含在内的哥本哈根协议，也只是虚晃一枪，没有法律约束力。
　　
　　哥本哈根协议虽未如期达成，但全球低碳化步伐并未停止。2000-2013年，全球碳强度以每年 0.9% 的速度下降，这得益于能源效率的提高和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应用。自 2004 年以来，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量保持了 7% 的年均增长，至 2014 年底，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已达 17.12 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球总发电量的 22.8%,约 59% 的全球净电力新增装机来自可再生能源。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投资首次超过了对化石能源发电的净投资，从 2004 年的395 亿美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2702 亿美元（不包括 50 兆瓦以上的水电项目）。可以看出，相比一个强有力的国际协定，各国的内在需求，更有助于实现能源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低碳化。
　　
　　多哈会议之后，国际气候体制逐渐步入“德班平台”的新阶段，国际气候体制开始从“严格少数”向“松散多数”转变，通过建立“自主减排贡献+ 审评”的减排模式，鼓励所有国家根据各自的国情和能力，承担一定的减排或限排责任。这种模式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客观事实、尊重气候变化特点的，但仍有很多声音要求中国、印度等新兴排放大国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诚然，责任与能力密不可分，作为大国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但结合气候变化的特点及谈判的经验和教训，将气候变化问题归咎于一个或几个国家 , 不能永久地解决问题。限制了美国还有中国，限制了中国还有印度，限制了印度还有非洲，就算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在 2030 年达到峰值，全球还有40 多亿人口要脱贫致富，温室气体排放继续上升的可能性仍然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