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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王同轨的家族背景及小说创作理念与影响

来源:学术堂 作者:姚老师
发布于:2015-04-16 共5851字
摘要


  王同轨(约1549-?),字行甫,湖北黄冈人,乾隆间《黄冈县志·文苑》有传[1]223。他的诗歌与小说在明万历间颇有声名,不过,以文学研究的眼光视之,其文言小说集《耳谈》、《耳谈类增》最为重要,两书除了为通俗文学提供素材之外,还上接苏轼纪异以抒怀的创作精神,下启晚明小说家理念的更新与发展。学界对王同轨及其创作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2]2-5,但仍需深入。本文拟对前贤时俊所忽略的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方家斧正。

  一、王同轨的文学活动之家族背景述要

  研究王同轨的文学创作与传播,不能忽视其家族背景的影响。明中期后,黄冈王家数代科甲,文风相续,成为典型的“科宦—文学世家”。据《皇明贡举考》[3]一书,自弘治己未科(1499年)起,王同轨之祖王麟、伯祖王济,父辈王廷陈、廷梅、廷瞻,同辈王同道6人先后进士出身。而从明初到该书下限的万历十一年(1583年)癸未科,200年间所载黄冈籍进士不过32名。另据《黄冈县志》,王同轨的孙辈王一鸣、同辈王同谦与侄辈王追骏又先后为万历十四年、二十九年与崇祯十年进士[1]171-180。进士之外,王家举人、贡生与监生等亦不胜枚举,如王同轨本人为例监,其父廷槐为举人。明制,取得这些功名的人都具备入仕资格,王家由此代有官宦,其中廷瞻更是官至户部尚书(《明史》卷221有传)。借助科宦带来的思想观念与教育资源的支撑,王氏家族内部又发展出文学才能,如王廷陈为庶吉士,有《梦泽集》,文名显于当世(《明史》卷286《文苑二》有传),王一鸣有《朱陵洞稿》,廷陈、一鸣与同轨又都为钱谦益的《列朝诗集》着录。地方史志又载同轨之子追醇“有才名,着有《渔唱笭箵》、《文通》、《明诗初选》等集”[4],一鸣之父王追美“有《岣嵝山人集》”[1]222等。由此可见,明中期起黄冈王家科第与诗文并重,显宦同才人时出,乃明代少有的“科宦—文学世家”之一。这一家族背景,对王同轨本人而言,家族内的诗文风气正可消解其求仕艰难的心理压力,家族外积累下来的人脉资源又有助于其士林与文坛交游,《列朝诗集·王江宁同轨》即载王与吴国伦、王世贞、李维祯等交好[5]498,这无疑有助于其进行创作素材的搜集,又有助于其通过名人说项来促进作品的传播,所以《耳谈》得其同乡李维祯、江盈科等人作序,《耳谈类增》又特意复刻于前。

  在“享受”家族背景带来便利的同时,王同轨对家族的文学风气甚有传承之功。对其子的庭训自不待言,对王一鸣更是大力提携。《列朝诗集·王知县一鸣》载:“一鸣,字子声,一字伯固……伯固为稚钦之从孙,其族有同轨者,继稚钦称诗,识伯固于儿童,时以稚钦衣钵期之。伯固之得名,自此始。”[5]624王同轨科场、仕途不顺,仅以例监出身而官终江宁县丞,于家族的科宦荣光无甚添彩之处,他于家族文学风气的承上启下之力,可以居功。

  二、王同轨小说的题材影响兼《型世言》本事补录

  就创作本身而言,王同轨的诗作虽颇受钱谦益“作诗不多,自有风格”[5]498的褒扬,但这方面的成就与影响内不能与家族中人王廷陈、一鸣相比,外更不能与同省公安、竟陵诸人相比。真正奠定王同轨文学地位的,乃在其小说创作,连钱牧斋都对此不惜添上一笔,说同轨“撰前后《耳谈》,纂集异闻,亦洪氏《夷坚》之流也。”[5]498这里与宋人洪迈同列的所谓“前后《耳谈》”,即同轨的《耳谈》与继之增益而成的《耳谈类增》,这是他胜过前述族人与乡贤之处。二书远播各省赢得读者的同时,还为晚明大盛的通俗小说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素材与理论先导。《耳谈》与《耳谈类增》共记事1419条,规模甚大。风格上,江盈科赞之曰:“事新而艳,词爽而快。”[6]卷首4使《耳谈》在京城出版不久,“金陵、浙、陕皆有板。”[6]卷首6时人张文光甚至夸大曰:“家置一集,纸贵市中”[6]卷首1。《耳谈类增》甫成,亦被书商索去。

  这一广泛传播局面,足见其小说的读者欢迎度,直接显示了其创作的艺术魅力。

  自1598、1603年两书相继刊行之后,王同轨的笔下故事大量地为通俗文学汇编或改写,展现了其小说魅力的另一面,即丰厚的素材吸引力与再创作张力。于小说而言,龚进辉作《明代小说钞引〈耳谈〉表》[2]108-115,整理、具列《情史》、《筠斋漫录》、《海公案》与“三言二拍”等11部小说集中篇目取材于《耳谈》、《耳谈类增》者。笔者据其表统计,计140余则,其中王氏笔下的有些故事被多方一再改写。

  龚表所列小说涵盖文言与白话,就学界最为着力的拟话本领域而言,王氏小说的素材影响仍有需要加以补全者。吕友仁、米格智先生1991年考证“三言二拍”计24篇小说与“耳谈”相关[7],但直到龚进辉作《明代小说钞引〈耳谈〉表》,近20年间拟话本的另一重镇《型世言》所受“耳谈”的题材影响,一直缺乏系统爬梳与关注。本文现以《型世言》的回目为序,整理王氏小说在《型世言》中的题材回响。

  1.《耳谈》卷二《诸长公》与《型世言》第二十回

  《诸长公》一文,叙诸宏释盗获报事。诸氏商船湖上遇盗,遂砍断抢先入舟的盗魁所持勾船绳缆,断其后援擒之,复义释之。数年后再次遇盗,中有其人,乃得保全,并获厚报[8]35。《型世言》第二十回《不乱坐怀终友托,力培正直抗权奸》叙秦凤仪科举与仕途经历,其中有洞庭湖释盗、后获其助的情节。与《诸长公》相比,所擒同为盗魁,方式同为断绳以绝其援,故该情节可判断为移接于《耳谈》。

  2.《耳谈》卷八《僧无垢》与《型世言》第三十五回。《僧无垢》叙僧人重生报冤事。英山和尚无垢去南京印经,被店主徐文夫妇贪财谋杀,乃转世为徐子,长大后忤逆不孝,被邻告官,有司梦得神示,陈年案发,凶手受惩,徐子出家,仍号“无垢”,印经完毕,重归英山[8]183。《型世言》第三十五回《前世怨徐文伏罪,两生冤无垢复仇》,叙无垢印经遭杀、转世忤逆、洗冤还山事,人物、情事与《僧无垢》相同,当出自《耳谈》。

  3.《耳谈》卷七《大别狐妖》与《型世言》第三十八回。《大别狐妖》叙商人蒋生得狐妖之助而娶亲事。蒋至汉阳经商,偶慕美色,为狐妖所惑,殆至于亡,幸为同伴提醒,识破狐妖真身,获赠灵草三束,以一痊己之病,以一致意中女子癞疾,再以一治其疾而得女为妻[8]167-168。《型世言》第三十八回《妖狐巧合良缘,蒋郎终偕伉俪》叙商人蒋生婚姻事,故事梗概与《大别狐妖》相同,都是“慕色中病———他人提醒———追踪识破———撒草致病———救女得妻”。《型世言》此回与鄂人叙鄂地民间故事的《耳谈》之间的承袭关系一目了然。

  4.《类增》卷四十六《灵哥》与《型世言》第四十回。《灵哥》叙猿妖灵哥诈谋遭惩事:灵哥预言一士子科第与官场命运,获信任后试图通过其手取得张天师的通天印鉴,被天师识破而除去[6]397-398。《型世言》第四十回《陈御史错认仙姑,张真人立辨猴诈》,正话前半部分叙狐妖为刘伯温驱逐,后半部分叙猴妖化身老妇人预言陈举人之仕途经历,获其信服后,欲得其力而讨张天师之印,反被识破亡身,这一败亡情节显见源于《灵哥》。

  上为《型世言》小说正话取材于王同轨的“耳谈”者。入话方面,《型世言》亦有几处取于《耳谈》。《型世言》第九回之严孝子寻父事,出自《耳谈》卷四《严孝子》篇,人物的名姓、寻父事迹与逃亡返乡的手段完全相同。第二十一回官员鲁穆因蛇破案事,出自《耳谈》卷六《蓝郡臣》篇,两文所叙发现凶案的关键(蛇)、破案线索与方式都完全一致,惟官员姓名不同耳。同回入话又有郭子章断案事:被猴子拦道“报案”后,郭设计广引民众来围观“异事”,暗中放出猴子,由其抓住杀害养猴人的凶手。此为万历名臣郭子章的为官轶事,《类增》卷六《郭公猿狱》篇亦叙此事,虽为晚出,而在细节上对稍前的《皇明廉奇公案·郭推官判猴报主》有补充之处,为《型世言》所吸收。

  《型世言》第三十三回“殄贼之雷”事,出自《耳谈》卷四《余杭崔屠》,而非学界所指王圻的《稗史汇编》[9],因王圻之文本,本身即抄自《耳谈》。

  从上述分析可知,《型世言》共有七回小说取材于王同轨之作,共八事,计正话四则,入话四则,这几则填补了《型世言》本事研究中所剩不多的空白,反映出陆人龙编撰《型世言》时也受到了王氏小说的影响,应予以认可。扩而言之,明清其他拟话本所受“耳谈”的影响,仍属空白,有待发掘。

  三、王同轨的小说创作理念及影响分析

  为拟话本等提供素材,是王同轨对明代文学发展的表层影响。深层影响则是王氏二书卷首自序、凡例中传播的小说理念所带来的启迪,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他在“常、奇”观念上的创见———这一点恰恰为学界所忽视。好奇本为人之天性,怪、力、乱、神等夫子不语的内容乃为上至士大夫、下至草民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古代志怪小说,即以好奇为心理动因,多言“神、仙、鬼、怪、妖、异之类”等“非人之耳目所经见”[10]之事。“耳谈”记所闻“可喜、可愕、可劝、可诫之事”[6]卷首2,其选取的标准也在“奇”上。《耳谈类增·凡例》明确声称:“谈本以奇耳者也,不奇不耳。”[6]卷首6但他对自己所好之“奇”则有着异于传统的明确理念与选取范围,并在两书卷首中进行了辨析、传达。

  在《耳谈·自叙》中,他以“忠孝节义、理数艺文”为“常”,以民心世态的“力争心斗,巧伪萌滋”为“歧”、为“变”,并视之为需要以鬼神、教化与国法等手段来纠正的民众之“病”。由于“京师翼翼,人物凑杂,厥事尤夥”,故札记之,“以识今一代淑诡幻怪事”[6]卷首14。可见,他是将可待记之“奇”的选择范围转向身边世态人情,重在搜求现实生活中异于“常理”的“奇”,而不以神鬼等虚妄之“奇”为“奇”,这无疑会在传播中刺激作家对“奇”的深化认识。

  创作《耳谈》时,王同轨所言与“奇”相对之“常”,尚带有“纲常、伦常”的一部分。到《耳谈类增》之时,他所持之“常”已转为现实生活的“日常”,要求从日常中去发掘奇,“奇”的现实主义因素进一步加强。在《耳谈类增·自叙》中,他重申人心与生活的复杂多变:民之“智多”、“千变万化,莫知纪极”而造成“异变之萌而纷纭之故”,所以生活繁复多样,有很多可视之为“异变”的奇事,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而不能“以不见为无”[6]卷首5。他进一步说:“今夫耳目所接,千汇万态,孰能测其故而穷其理?非至异者乎?!”[6]卷首5由于生活中的人情物理还有很多未被揭示,所以作为日常的生活本身就成了略而未察的“至异”。因此,他以《凡例》体例申之曰:“夫奇,莫过于常;而奇,未奇也。常之奇,略而不察也。”[6]卷首6正是因为人们身在“常之奇”中而未识,是以生活之“奇”一旦被拈出,则常中见奇、常之为奇将充分为人体验,令人惊叹,所以他才大力倡言:“奇,莫过于常”,视常、奇为一体。

  这些“常”与“奇”的观念阐释,逻辑自洽、体系自成。他的这些认识,颇具儒家“格物致知”的理学色彩,但其“好奇”,意在惊人耳目而非致知修身,故其为小说家而非理学家。在新的常奇观念指导下,他婉言“不敢言世外之事”[6]卷首6,而以日常生活为创作对象,从耳目所接中提炼新人耳目的素材,以被漠视的生活为“至异者”,从“常”中发掘“奇”,从“不异”中揭示“异”,将小说领域的常奇观发展到新的境界。

  至于王同轨“好奇”着书的行为,除了文人的志怪心理之外,还有黄州(黄冈)的人文传统影响。这点从其同时代人的评价中即可知晓。李维桢为《耳谈》作序曰:“苏长公直道不容于朝,小人摘其文字附致其罪,窜逐禁锢,备尝险阻。于是使座客为悠谬之谈……长公谪黄久,流风遗韵,犹有存者。行父黄人也,是编其有所昉乎?此文士不遇之一征也。”[6]卷首2郑仲夔《玉麈新谭·隽区》卷八载湖北友人之言:“王行甫同轨在官,每日令吏胥门役人各陈奇事数则,勒为常规”,也联系与黄州有莫大关系的苏轼暗示道:“昔苏子瞻每令人说鬼,其人无以应,则曰‘姑妄言之’,行甫亦此意与?”[11]李、郑之语,从创作心态方面揭示了王同轨与苏轼的异代相通之处,即纪异而抒怀。不过苏轼关注的是言鬼言怪,王同轨则关注现实世相,从“常”中道人之所未道的“奇”。甚至可以说,王同轨搜及素来被士流轻贱的“吏胥门役”阶层,除其高祖的出身影响之外,也应视作是他为了扩大“常”的现实素材来源而付出的实际行动。

  王同轨对“常”与“奇”的辩证认识,对小说题材关注方向的改变,可以从晚明诸人论说中看到呼应与发扬。《拍案惊奇序》中说:“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反对“向耳目之外索谲诡幻怪以为奇”[12]卷首1的创作方式。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观序》说:“天下之真奇,在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指出常心、常理、常行等因少见而足以为奇,被人“相与惊而道之。”[13]230这些正是对王同轨所主张的从“常”中发掘“奇”的呼应。凌氏以“非可以常理测者”为奇,“奇”的标准与《耳谈》的阐释相近,而淡化了王的纲常色彩。笑花主人针对晚明世相,视符合“传统”为“常”,近于《耳谈》时的理念;因“常”与浇薄时俗相异,“常”乃反为骇人耳目之“奇”,这种“常奇一体”的定位与《耳谈类增》相似,但又强化了王氏所放弃的道德色彩。两人的具体论述虽与王同轨有异,但仍然可以看出他们继承了王氏以现实为“常”,从现实之“常”中发掘“奇”的文学理念,甚至用语都甚为相近。明末凌蒙初等人的“常奇观”在今人的小说理论发展史上是重要篇章,而王氏的先导之功,虽昭然若揭却少人提及。

  除“常”“奇”之辨外,王同轨还有明显的通俗意识,他从接受角度出发,指出:“民不可正说者也!帝典孔训,炳若日星,而皆听之藐藐。语鬼神之事则慑,语德报则喜。”[6]卷首5这种从民众思想水准与接受习惯出发的创作理念,冯梦龙有相近的回应,《警世通言·叙》中指出村夫稚子、里妇估儿“以前因后果为劝惩”,所以在“通于里耳”的小说传播过程中,“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不通俗而能之乎?”[13]227中古之后,佛道的鬼神、因果等观念与先秦的善庆恶殃观念汇融,士民以祸福为劝惩。

  王同轨、冯梦龙先后指出小说作为俗文学的艺术魅力,从受众的角度揭示了文学的感染力与教育功能实现的方式,王同轨的启迪之功隐隐可见。

  综上所述,王同轨为明万历间湖北重要作家之一,是黄冈王氏科宦-文学世家中承上启下人物。家族之外,他的《耳谈》与《耳谈类增》远绍苏轼,为晚明兴盛的拟话本创作提供素材之外,其所倡导的从日常生活发掘“奇”的理念与辨析,提高了凌蒙初、笑花主人对“奇”、“常”的辩证认识,促进了晚明小说家对纷繁多样的世态人情的关注与发掘,进一步推进了晚明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重视世情的转向。可以说,王同轨为明代文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文学成就与意义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王凤仪,蔡韶清.黄冈县志[M]//故宫珍本丛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2]龚进辉.王同轨及其《耳谈》、《耳谈类增》研究[D].云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3]张朝瑞.皇明贡举考[M].明万历刻本.[4]英启.黄州府志[M]//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1976:680.
  [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王同轨.耳谈类增[M].吕友仁,孙顺霖,校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7]吕友仁,米格智.《三言》《二拍》故事来源考补正———读王同轨《耳谈》和《耳谈类增》后[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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