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亦是著名文学家，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百年来学界对朱熹理学与其文学每一类别及文学著述的关系基本都有研究，并且不乏重要的见解，但也存在着系统性、综合性研究有所不足，因而缺乏从总体上打通理学与文学关系的深刻见解。这就要求我们跳出单一的视角和范围，从整个中国学术文、史、哲贯通联系的视域出发，结合时代与历史的发展来系统研究、深入探讨朱熹理学与文学的相互关系及其重要意义，以推动未来朱子学研究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 朱熹； 理学； 文学。
朱熹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其思想“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1〕他吸收并发展了前代学者的思想，从而建立了 “形式严密、内容丰富、系统完备的理学思想体系。”〔2〕此外，他的思想中还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等思想，这些思想相互影响渗透，共同构成朱熹的思想体系。虽然理学与文学分属于不同的领域， “但是在中国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之下，为数众多的经学家兼治文学，文学家亦擅长经学，而经典本身又蕴藏着非常丰富的文学思想，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3〕朱熹将经学义理化的理学思想与文学思想联系起来的学术研究正体现了这一点。正如钱穆所说： “轻簿艺文，实为宋代理学家通病。惟朱子无其失。其所悬文道合一之论，当可悬为理学文学双方所应共赴之标的。”〔4〕因此，这里很有必要清理一下学界对于该领域的研究，或可为朱子学提供一个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的视野。
一、理学与文学著述关系研究
学界对于朱熹理学与文学著述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 《诗集传》 《楚辞集注》两部著作以及其所体现出来的理学与文学关系的相关问题上。另外，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朱熹理学与 《韩文考异》关系的研究。
（ 一） 理学与 《诗集传》
“20 世纪疑古思潮兴起， 《诗经》彻底脱去了 ‘经典’的神圣皇袍，而被认作了一部诗歌总集。”〔5〕朱熹理学与 《诗经》文学关系的研究也更多地被学界所关注。1919 年傅斯年提出： 朱熹的《诗集传》虽然还有几分道气，但具有 “拿诗的本文讲诗的本文，不拿反背诗本文的诗序讲诗的本文”、 “敢说明某某是淫奔诗”的特点。〔6〕1928年他在 《泛论 〈诗经〉学》一文中，进一步提出： “这部书 （ 《诗集传》） 却是文公在经学上最大一个贡献，拿着本文解 《诗》义，一些陋说不·121·会，而文学的作用赤裸裸地重露出来。只可惜文公仍是道学。”〔7〕1929 年，周予同在 《朱熹》一书中认为： “朱熹论 《诗》，如更进一步，超脱宗教性之经学，而立场于纯文学之观点，则一切新说适足以显其伟大的创见； 奈其说仍局促于经学桎梏之下，仍以伦理的观念为中心，则何怪乎责难者之纷来。而吾人于此，亦可见经学与文学自有其不可混淆之封域矣。”〔8〕与此同时，郑振铎也认为，朱熹 “把 《诗经》和 《楚辞》两部伟大的古代名著，从汉、唐诸儒的谬解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承认其为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个功绩是极大的。”〔9〕以上学者的研究，对朱熹理学与 《诗集传》关系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多是点到为止，尚有待于更为深入的研究。
20 世纪 40 年代至 70 年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内地的研究处于相对停滞的阶段，中国港台地区学者则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钱穆认为：“朱子以文学方法读 《诗》，解脱了经学缠缚，而回归到理学家之义理。〔10〕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朱熹理学与 《诗集传》关系的研究进入了全面繁荣的阶段。主要集中在 《诗集传》中所反映出来的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上：
一是对 “淫诗说”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朱熹是在阐发 《诗经》义理时，涉及到 “淫诗”与义理及人情的关系，这与 《诗经》的文学性相关。如谢谦说： “朱熹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上，勾通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使 ‘淫诗’之说能够在经学范围内成为可以 ‘自圆其说’的体系。严格说来，朱熹不是发现了 《诗经》中有 ‘淫诗',而是从理学角度完整地阐述了 ’淫诗‘为教的经学意义。”〔11〕认为朱熹将 “淫诗”纳入了他的理学体系来阐述他的诗教思想。另外，赵沛霖、吴正岚、谢海林等对此也持相似的观点。〔12〕以上学者认为，朱熹的 《诗经》研究虽然涉及 “淫诗”这一文学性的特点，但本质上朱熹是站在理学的角度来阐释 《诗经》的。台湾地区学者姜龙翔亦云： “朱子对淫奔诗的界定虽是由其理学思想出发，否定诗人情性，进而对于民歌抒发自由情感的本质有所误解，但经由朱子的论述，却较汉学将 《诗经》视为国史代言创作的产生论，表现出多元的解释。”〔13〕台湾地区学者黄景进从朱熹的心性哲学出发作了研究，说： “朱子根据其心性哲学，认为情有善有不善，故诗亦有正有变，由此认定 《诗经》中有 ’淫诗‘ （ 淫诗所表达的是不正的感情） ,并反对 ’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说法。”〔14〕
二是认为朱熹以文学解 《诗》，突破了理学的束缚。美籍学者杜维明在 《朱子解诗》中说：“朱熹把 《诗经》视为美学思想的源泉和道德训诫的宝藏而加以认真研究。……朱熹认为在客观地分析诗以前必须朗读诗和体验诗的意境。”〔15〕这也就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读 《诗经》。莫砺锋认为：“朱熹著 《诗集传》，其本意也是从事经学的研究，是为了更准确地解读儒家经典，但由于他自身具有极高的文学悟性，其治学态度又以实事求是为宗旨，所以他对 《诗经》文本的文学性质无法视而不见，于是 《诗集传》在实际上终于打破了经学的藩篱， 《诗经》学终于在一位理学宗师的手中迈出了从经学转向文学的第一步。”〔16〕汪大白说： “朱熹正是在他的理学宗旨与文学意识紧密结合和高度统一的基础上，以文学的研究直接影响并实际革新了旧的经学研究，从而成功地实现了 《诗经》学发展史的根本性转变。”〔17〕另外，檀作文、李士金也对此发表了相似的论述。〔18〕以上学者认为，朱熹是在阐发 《诗经》理学思想的过程中， “以 《诗》言 《诗》”从而促进了 《诗经》文学性的发现。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朱熹研究《诗经》的方法是分不开的。蔡方鹿以朱熹的读书法为切入点，认为： “’在讽诵中见义理‘的读书法，正是文学与理学相结合的方法。其文学的功能在于抒情，诗人言 《诗》，则 ’发乎情‘; 其理学的要旨则在于阐发义理，理学家说 《诗》，不离理与性善。朱熹既重 《诗》文之言情的本义，又重义理的阐发，因此可以说，朱熹文学与理学相结合的方法，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其情与理、情与性的结合。”〔19〕并指出： “朱熹客观地看到古人作 《诗》是为了 ’感物道情，吟咏情性‘,突出一个 ’情‘字，认为抒发感情和自然情感是诗人作 《诗》的本意。同时，朱熹也注意把吟咏情性与玩味义理结合起来，而不是互相脱节。”〔20〕分析了文学对朱熹理学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郝永以 《二南》为例分析了朱熹二 《南》解释学中“文学、理学二元一体的矛盾性”.〔21〕台湾地区学者陈昭瑛则 “尝试建构朱子的诗学及其与儒家诗学的关系”,“从世界文学理论的脉络来掌握朱子诗学与儒家诗学的现代意义。”〔22〕
三是把朱熹的 《诗经》学与经典解释学结合起来。邹其昌从诠释学美学思想的角度认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由 ’以 《诗》说 《诗》‘所开启，历经 ’感物道情‘、 ’讽诵涵泳‘之磨炼，旨在获得 ’性情中和‘之境界。……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成为了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上承上启下、具有转折意义的典范。诗经诠释学由此逐渐走出 ’经学‘,走向真正的审美！ ”〔23〕即朱熹在对 《诗经》的诠释中认识到了其中的文学性。曹海东认为： “就朱熹的经典解释活动看，他可以说是很好地践行了上述解释学原则。对 《诗经》的解释就是一个显证。”〔24〕这些原则包括据诗之情实自出新解，把训诂释文义与讽诵见道理相结合，即在 《诗经》诠释中，把文学与理学结合起来。郝永则系统地对朱熹 《诗经》的解释学进行了研究。说： “朱熹解释 《诗经》有两大亮点： 一是对其文学特质的重视，二是对其理学价值的发掘。两者都是对汉唐经学以美刺解 《诗经》的大突破、大发展。”“故朱熹的 《诗经》解释学既是世界观的学问，又是方法论的学问； 既有文学的维度，也有理学和史学的维度； 既是对经学旧说的继承与扬弃，也有其自身的创新发展。总之，朱熹 《诗经》解释学是以理学为旨归的多维度的经学体系。”〔25〕
综上所述，不管从哪一角度对朱熹的 《诗经》学进行研究，我们要清楚的是，理学与文学是在当代人文学科的分类下产生的， “然若从贴近古代情状的视角观察，从前儒者的经典诠释活动，也可能透过类同文艺批评的形态发生，特别是在向以艺术性见称的 《诗经》身上，朱熹的《诗集传》或者就是个典型案例。”〔26〕因此，我们对于朱熹 《诗经》学的研究，不能割裂其理学家、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应从理学、文学二元融合的角度来探讨和把握朱熹的 《诗经》研究中理学与文学间相分相合、千丝万缕的联系。
（ 二） 理学与 《楚辞集注》
朱熹的楚辞学研究成果主要保存在其著作《楚辞集注》一书中，学界对于朱熹理学与楚辞学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朱熹的 《楚辞集注》展开。朱熹的楚辞学研究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带有了鲜明的理学色彩。有学者认为： “朱熹最早彻底地以文学眼光看待楚辞，他自觉抛弃了楚辞研究中的经学标准，抓住了楚辞抒发情感、表现忧患意识的总体特征。”〔27〕也有学者认为： “朱熹在鉴赏楚辞的时候，的确是把 ’情‘字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但 “只要理智稍胜感情，便要流露他道学面孔，立刻会对情字加以限定词，要求情必须发而中节，符合中庸之道。”〔28〕实际上，朱熹的楚辞研究并没有抛弃经学、理学标准，这一点学界多有讨论。韩国学者朴永焕认为：“朱熹在自己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理学‘理论基础上，主张实行以道为本的判文、以理为准的评诗、以古为法的复古思想。”〔29〕并且这些文学思想强烈地影响了 《楚辞》的研究。束景南也认为朱熹在注解 《楚辞》时 “用理学的 ’文化范型‘重新铸造屈原的历史形象。”并 “把作为游艺之学的文学也拉回到理学的轨道与框架中去。”〔30〕孙光从篇目选择和体例确定、文本注释、屈原思想的阐发、楚辞艺术的观照、注释特点五个方面研究了朱熹的理学与楚辞学关系。他认为： “朱熹集理学家和文学家于一身，使其在注释中既遵循理学价值标准阐发义理，又能够从文学角度切入，揭示出楚辞的文学特征。”〔31〕罗敏中从朱熹的 “尊屈倾向”研究了朱熹的理学与楚辞学。〔32〕李士金则研究了朱熹将理学思想引入楚辞研究的原因，认为： “朱熹把他的理学思想引入 《楚辞集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南宋科技水平进步之结果。”〔33〕另外，还有学者对朱熹的辞赋观作了研究。何新文认为： 朱熹的辞赋批评 “明显具有以道德哲学标准否定文学的偏见。”〔34〕这在注释篇目的选取上也有体现。莫砺锋认为 《楚辞后语》对作品的选择受到了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表现了理学家的迂腐性。〔35〕于浴贤、徐涓和台湾地区学者梁升勋对此也做了考察。〔36〕虽然以理学的标准来选取篇目确实会遗漏一些好的作品，但如果我们就此来研究朱熹的辞赋观和文学思想，也是很有价值的。
以上学者，多从朱熹的理学思想出发来论述理学对朱熹楚辞学的影响。也有学者从理学阐释方法与楚辞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肖伟光认为： “《楚辞集注》度越前人的方法有两端 : 沈潜反复与嗟叹咏歌。 ’沈潜反复‘是朱子治学的普遍方法， ’嗟叹咏歌‘是朱子治诗赋的特别方法。二者之间其实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理一分殊的关系，也可谓主从之关系。”〔37〕徐涓从格物致知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 “’格物‘结果是 ’物格‘与 ’知至‘,亦即求得事物义理之豁然贯通，对 《楚辞》而言，就是兼得其’性情‘与 ’义理‘.”〔38〕
综上可知，学界对于朱熹理学与 《楚辞集注》及楚辞学关系的研究多从理学对楚辞学的影响着手，而很少注意到 《楚辞》作为文学作品对于朱熹理学的影响。实际上，朱熹在评价 《楚辞》时多是义理性与文学性兼有的。如据 《楚辞集注》载： “楚人之词，亦以是而求之，则其寓情草木，托意男女，以极游观之适者，变 《风》之流也； 其叙事陈情，感今怀古，以不忘乎君臣之义者，变 《雅》之类也。”〔39〕在这里，朱熹把阐·123·发君臣之义理建立在承认 《楚辞》 “陈情”感怀之言情性的基础上，可见文学对理学的影响。因此，对于朱熹 《楚辞》学的研究，不能忘记朱熹理学家与文学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和朱熹 《楚辞》研究理学与文学兼顾的特点，应从理学与文学的双重角度入手，找出二者的联系。
（ 三） 理学与 《韩文考异》
对于朱熹理学与 《韩文考异》的研究，学者们多把 《韩文考异》当作朱熹校勘学的代表而研究其校勘学意义。吴长庚认为： “朱子之校勘韩文，不仅采用古籍校勘的一般方法，更从文学的基本规律，诸如文势、文理、文体、文法以及韩文本身的艺术特征诸方面详加审度。”〔40〕确实朱熹的 《韩文考异》中蕴含着深刻的文学思想，但朱熹并不是为了校勘而校勘，他是借助韩文的校勘来表达自己的理学思想。正如钱穆所说： “其所校勘，乃以求史实，而主要更在发挥义理。然则校勘虽小业，于义理经术史学文章靡不有其相关互涉之处。后人仅知从事校勘，又何能望其津涯，而窥其底蕴。”〔41〕可见，朱熹理学与 《韩文考异》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束景南认为： “朱熹在党锢中选择韩愈文集作考异的目的又不仅仅是为了考订一书，他还有借韩愈这个大文豪的威望来巧妙宣扬 ’道学‘的深意。贯穿在 《考异》中对韩愈批判的一面，便渗透了他的道学 ’伪气‘.”〔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