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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闽地词人结构、创作风格及地域色彩分析

来源:学术堂 作者:韩老师
发布于:2016-01-15 共3463字

  “凡一代又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者焉。”[1]非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地也有一地之文学,很多文学流派就以地域命名,比如江西诗派、桐城派、竟陵派、阳湖派以及现当代的荷花淀派等等。以地域命名的文学流派颇为繁多,但是宋词作为我国古典文学的一大代表,虽然出现了众多的词派,比如花间派、豪放派、婉约派以及柳永的俚俗派[2],但并没有出现以地域命名的词派,却形成了一个个地域性的词人群体,而福建词人群在南宋词史上显得尤为突出。“而南宋词人也较北方词人为多。两宋词家中,尤以江、浙、闽、赣为特多。属于江苏的八七人,福建的一二三人,江西一六三人,浙江二零九人。”[3]

  纵观文学史我们又可以发现,闽地词坛虽然出现了柳永、刘克庄这样的大家,甚至辛弃疾在闽地为官期间也有三十余首作品传世,但是闽地词人作为一个群体而言,其影响极为有限,结构颇为复杂,创作风格迥异,甚至地域色彩也非常不明显,显得较为松散。文章以下将从词人结构、创作风格和地域色彩方面对两宋闽地词坛的松散性进行论析。

  一、词人结构的复杂性

  应当看到,福建词人这一群体人数较为庞大,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来看,都呈现出一种不平衡性,词人结构较为复杂。

  首先,从时间上看,很多闽地词人在福建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但因其各方面成就较大,往往被视为闽地词人的代表。尤其是北宋的一些闽籍词人,其活动范围大多围绕汴京,比如柳永、蔡襄、蔡京等等,最具代表性的柳永,仅仅少年时在福建崇安苦读,此后一生或流连都市或天涯羁旅,传世词二百余首,与福建相关联的并不多,《巫山一段云》寥寥数首而已。一直到宋室南渡,很多闽籍词人由北向南,返回故乡,福建安抚使程迈约请李纲、张元干等人,编《止戈集》,这些闽籍词人在闽地互相唱和,福建词学开始发展,到了南宋后期,闽籍词人真正形成气候,尤其是以黄昇为代表的一批词人,不仅往来密切,互相唱和,乃至结成社团,真正形成词人群体。[4]

  而且,有一批词人虽然并非闽籍,但却曾在闽地为官,同时进行了文学创作,辛弃疾、叶少蕴、蔡行之、魏了翁等人都是如此,辛弃疾宦闽期间,有三十六首词传世[5],虽不多,但在对于闽词的探究过程中,仍应当引起重视。其次,从空间上看,福建词人群的分布也是非常不均匀的。福建古称“闽”,地处东南,东海阻隔,武夷、仙霞岭屏障,使其与外界沟通困难,在中国文化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近乎孤立的存在,被视为化外蛮夷之地,骆宾王曾有“闽俗本殊华”之语,可见一斑,北宋初年,划福建为“八闽”--福州、建州、泉州、漳州、汀州、南剑州、邵武军、兴化军,宋室南渡,福建离京都较近,且远离战乱,导致大量外来人口迁入福建,形成了强大的文化输血,福建遂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6].而这种文化上的骤然发达,直接导致了八闽地区各地宋词发展的极度不平衡。

  建州词人数量为最,在宋人词选中出现频率也最高,最早的福建词人譬如柳永、杨亿都是建州人,其余的刘次公、真德秀、刘清夫等人都出自建州,约有四十人左右,站了福建词人群的三分之一。福州词人次之,约有三十余人,其代表人物张元干、潘昉、黄孝迈等人。泉州、邵武、兴化三地词人数量大致相等,但以兴化军词人质量为优,刘克庄、黄公度、王迈等词人均出自此地,南剑州词人数量再次之,至于漳州、汀州在南宋时仍然相对落后,二地词人寥寥几人而已。

  二、福建词人群词风的极大差异

  宋词词风多样化,“按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7]

  婉约与豪放大致为宋词的两种基本风格,此外还有艳丽、俚俗、清空骚雅等诸多风格,不一而足。

  而对于福建词人词风的研究也早就开始,大致结论是“闽地词坛始终回旋着爱国主题、豪壮之风。”[8]并且多将闽地词风与理学兴盛相关联,应当承认,尤其是宋室南渡之后,非但闽地,整个词坛都偏重于豪放、爱国的主旋律,即便婉约大家李清照,也有“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心念故国之语。但这种豪放、爱国主旋律背后,仍然掩盖不住闽地词人词风多样化的特点。

  闽地词人,其中最杰出之辈,莫过于柳永、刘克庄、张元干、黄昇、黄孝迈等人,其中柳永影响最大,被奉为俚俗派创始人,自不必赘述。其次当属刘克庄,“吾闽词家,宋元极盛,要以柳屯田、刘后村为眉目。”[9]刘克庄的豪放词堪称一绝,辛派词人除稼轩外一大健将,而张元干豪放、婉约兼擅,黄公度与张元干类似,风格并不拘泥于一个流派,赵以夫、黄昇、严仁等人被刘扬忠先生认为颇得姜夔遗风,尹焕、黄孝迈与吴文英一脉相承,余者如真德秀以清丽为上,章楶以描摹景物着称,蔡伸则绝类贺铸。而对于此时闽地词坛出现的爱国豪放之作,我们也应看到,除刘克庄豪放、爱国词成就较高之外,更多的闽地词人所做豪放之词,虽为后代敬仰,更多原因在于其人格、情操、境界,而非其真实文学水平,譬如李纲、陈德武等豪放词人,其词并没有被《花庵词选》、《草堂诗余》、《乐府雅词》、《绝妙好词》等重要宋词选本选中,由此可见一斑。

  从上述探讨可以看出,闽地词风虽以豪放而着称于后代,实则婉约、豪放并存,甚至豪放派的文学成就较低,婉约派也并非呈现一种风格,雅正、俚俗、清空骚雅等等风格并存,并未体现出一致的继承性,即便是成就最大的柳永与刘克庄,其词风在闽地也同样后继乏人。

  三、地域色彩的淡化

  “词贵得本地风光”[10],但在闽地词人群体的词作中,我们很难发现福建地域文化的特征,譬如柳永、刘克庄等人,从其成名作探究,甚至很难感觉除其人与闽地的关系。

  在今人常见的一些闽地词人中,也有一些反应闽地地域色彩的佳作名句,譬如张元斡《采桑子·奉和秦楚材使君荔枝词》、《风流子。政和间过延平双溪阁落成席上赋》、黄裳写有《桂枝香·延平阁闲望》等等,但大多影响不大,福建本地的无论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乃至于民风民俗并没有如同柳永笔下的京都风物、苏轼的赤壁、辛弃疾的北固楼一样在词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这一特点出现的原因也是多样的,首先,很多闽地词仁在闽地生活时间并不长,渊源不深,譬如柳永、黄裳、真德秀、刘克庄、张元干等等闽地词坛主将,常年京都生活,此外还有很多词人如黄简、尹焕、黄师参等人,又长期在浙江、江西两省生活,可以说,除以黄昇为代表的寥寥数人,堪称闽地的本地词人之外,大多数优秀词人与闽地瓜葛有限,而且平生到处游学,各地为官,受到诸多地域文化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笔下,籍贯福建本地的地域色彩反倒被淡化。其次,福建词坛,直到南宋方才兴盛,而此时国家危如累卵,世事变迁,文人大多将眼光置于国家的高度以及历史的变迁之中,词人创作中的爱国思想空前高涨,他们很难或者不愿被一乡一地所局限,风物、民俗等等地域文化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限制,他们心系国家,关心时局,因此,这种地域色彩无意识的被淡化。

  最后一点原因,则是闽地本身的原因,虽然说“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但地域与文人是一个相互的关系,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譬如赤壁、黄鹤楼、西湖、泰山、长江等等虽然是自然景观,但已经经过历代文人的不断描绘,形成了一个文化象征,具有广泛影响,乃至成为一个区域的文化符号,一个代表。而福建显然缺乏这种先天的文化的土壤,直到宋初,方才进入世人的文化视野,其积淀相对浅薄,自然难以引起文人的共鸣,在作者和读者的眼光中,似乎除了福建荔枝别无他物能引起人的文化共鸣了。

  纵观全文,两宋时期,尤其宋室南渡之后,闽地词坛颇为兴盛,但闽地词人结构的不平衡,很多词人虽为闽籍,不在闽地,而闽地本身,八闽之间差距极大,这种词人本身结构的不平衡导致了其词作风格的各异,虽然有大量符合时代旋律的爱国词作,但成就有限,婉约词虽多,但依然风格各异,不具备继承性,同时,很难从闽词中看到闽地的地域文化,这一现象,又与词人人生经历、时局变化和闽地本身发展息息相关了。

  虽不乏如柳永、刘克庄等两宋词坛之佼佼者,但总体而言,其相对松散、各自为战,就福建词人群体而言,其成就有限。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周笃文。宋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M].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4]陈庆元。福建文学发展史[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5]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7]张綖。增正诗余图谱。凡例,明万历刊本。
  [8]姚慧兰。宋南渡词人地域性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9]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刘熙载。词概[M].北京: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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