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有学者所说：“美国的制度决定了个人的权力和作用有限。”[1]
然而，对于美国总统个人来说，他们无疑都是政治领域的成功者。总统作为一国最高层次的政府首脑、政治领袖，操控着一个国家的正常运作，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独特的领导作用，需要较高的领导素质和执政能力。总统个人的学历和经历无疑是形成其领导素质和执政能力的重要因素。本文试图从美国历任总统的学历和经历来对行政领导人才的素质培养进行分析，以期对中国行政领导人才的素质培养提供经验借鉴。
1 美国历任总统学历情况的统计分析
学历从两个维度表明了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一个是纵向维度，指不同级别的学历，表明接受不同教育阶段的教育，如小学毕业、高中毕业、大学毕业等；另一个是横向维度，指同级但不同类或不同学校的学历，如普通中学毕业、中专毕业或工学院毕业、文学院毕业等[2]。从建国伊始至 2009 年计算，美国一共经历了 44 任总统，对他们的学历学位情况统计如下：【1】
从上表可以看出：美国历任总统中，本科学历人数占主体，约为 67.44%，本科以下人数占其次，约为 23.26%，硕士、博士比较少。甚而言之，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未能受到正规教育，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只受过一年的正规教育，米勒德·菲尔莫尔年轻时过着清贫的生活，上了一所只有一间屋子的学校。本科以下学历的总统大都是通过自学成才的。毋庸置疑，他们都是美国的政治精英，做出了各自不斐的成就，在美国历史上为人们所铭记。由此可见，行政领导人才的衡量标准不是高学历，而是实际工作能力。一般来说，行政领导人才并不要求专业性的高深知识，而注重于通识性的知识和经验积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行政领导人才的学历要求也越来越高，美国总统的学历层次呈现不断往上提升的态势。
撇开总统不说，在美国政府部门行政领导职务中高学历人才并不多。从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向来看，就能够看出大部分博士对从政不感兴趣。据《研究与技术管理》杂志报道:近年来，毕业生的就业观念日益务实，愿意为政府“打工”的博士越来越少，到其他部门就业的越来越多。获得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到商业部门就业的人数，从1977 年的 25%升到 1991 年的 34.5%。有证据表明这个趋势将继续下去。[4]这说明美国的高学历人才就业比较理性，政府部门对行政领导人才的学历观念也比较明智。
2 美国历任总统成长经历情况的统计分析
一般来说，行政领导人才应该具备比一般行政人员更高的条件，即具有胜任领导职责的素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政治方面；②品德方面；③知识方面；④能力方面；⑤性格方面；⑥作风方面。从美国总统的成长经历可以了解他们在年龄、知识、能力等方面的情况。美国总统的成长经历多姿多样，充满着传奇色彩，也只有在美国这个独特的社会才会存在。他们的部分经历情况统计如下：【2】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①总体上年龄比较年轻，50-59岁的人数约占 61.36%，其中 50 岁开始担任总统的有 3人，也就是说在 40-49 岁期间当选为总统的人数达到 10人。他们大都处于年富力强的阶段，精力充沛，知识、经验积累丰富，这可能与美国主张竞争式个人主义的整个社会环境有关，强调个人的努力与奋斗，社会充满活力，这与中国论资排辈、以经验见长的长老统治传统不同。②美国总统这一群体具有丰富、广泛的法律知识，大都具有学习、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工作经历，具有律师资格。他们注重法律知识、法治精神，最集中说明了他们普遍具有法治信仰，在根本上受到美国社会法治文化的深刻熏陶，是美国整个社会法治文化的一个缩影。③有军队服役经历的人数较多，积累了军队里的工作经验。④总统来源比较广泛，包括农业、商业、教育、外交、军队等领域，这与美国的民主、竞争环境息息相关。⑤上至显贵，下至平民都有可能成长为总统，这与美国社会流动性大的特点有关，从下层社会跃升至上层社会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比如，安德鲁·杰克逊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出身的总统，马丁·范布伦、米勒德·菲尔莫尔、亚伯拉罕·林肯等总统都是来自社会底层。
3 行政领导人才的素质培养途径
从美国历任总统的学历和经历情况来看，学历并非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主要侧重于个人能力，能力和实绩是主要的选人标准。虽然这只是对美国总统情况的归纳总结，并不能概括其它各国元首及行政领导人才的学历和经历情况，但至少代表了美国这个当今最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念。相比之下，当前中国的“高学历人才从政热”值得理性的反思。
据统计，[5]最近几年来，中央和国家各部委、青岛、郑州、江苏、武汉、厦门、湖南、重庆等省区市都有引进博士从政的规划和政策。据最新消息，中国的博士培养速度过快，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和以前博士毕业后九成以上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同，现在博士就业出现新动向，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上了公务员。[6]
由此可见，当前，在中国政府行政管理队伍中出现了两大趋势：一是在职干部不断提高学历，出现了一个高学历的干部群体；二是高学历人才从政人数增多，掀起了“博士从政”的热潮，同时，报考公务员的人数持续上扬，包括许多硕士、博士，目前已超过了 100 万人。面对这种新现象，赞誉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忧虑者有之，褒贬不一，各抒己见，在报刊杂志上出现了争论的各种声音。[7]
应该说，这些争论都言之凿凿，有据有理，从各种角度阐析了这一现象的成因、影响及对策等，为我们全面深刻认识高学历从政现象提供了多种分析视角，是大有裨益的。本文无意对这些争论观点作出褒贬，试图从行政领导人才这一角色的素质要求出发，分析未来行政领导人才的素质培养途径。
3.1 坚持能力本位的选才标准
自 1979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得到全面推进，“学历社会”已在中国社会悄然生成。“学历社会”作为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时期，在与社会交互影响过程中必然表现出自身的一些显着特征，一般认为这些特征集中体现在：①学校从一个纯粹的教育机构转变为一个筛选机构和专门发放文凭的场所；②教育的目的除旨在获得职业与生活所必需的知识与技能外，也着眼于获取一定社会地位的职业；③学历在取得特定的职业资格时，作为一种必要的基本资格，履行预备性的选拔功能；④在某些时候，学历直接成为一种职业资格，为专门职业直接输送合格人才。“学历社会”的出现使社会分层实现了由血统取向、身份取向到能力取向、成就取向转变，这是社会的一种巨大进步。然而，“学历社会”在不断发挥其社会功能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容忽视的弊端。以学历学位文凭的高低以及是否名牌大学毕业作为选取人才的主要标准逐渐受到质疑，学历本位将逐渐向能力本位即能力居于主导、中心地位的人才标准转变。
近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中国研究生教育进入了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无论是培养单位还是研究生毕业数量都大幅增加，每年有几十万的硕士研究生面临就业问题。据介绍，目前我国有本科授予权的高校有 700 多所，美国有 1000 多所。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已超过 310 所，美国只有 253 所。2006 年，美国培养的博士有 5.1 万人，我国培养的博士已达 4.9 万人；2007 年，中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 5 万人；今年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
这些研究生在某一专业领域有着较深的理论研究水平、较广的理论视域，然而对于行政管理这个注重实践能力的领域来说，是否需要如此多的高学历人才？姑且不论这些人才学历的真实含金量，这些高学历人才是否真的都具备行政管理的素质和能力？美国是博士学位人数最多的国家，但政府中包括总统在内的专职行政人员中博士并不多，这固然与整个国家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利益分配格局等因素有关，但同时也表明对行政领导人才来说高学历并不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而主要注重行政领导人才所需的素质和能力要求。
因此，当前应着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转变人才观念，进行行政领导人才能力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对众多高学历人才进行能力甄别、评估和选择，这对人才自身和国家都有好处。二是严格遵循行政领导干部选拔程序，建立“能者上，庸者下”的公平竞争机制，而不唯“高学历”，让领导干部的选拔和任命充满竞争性和公平性。在考试手段、学历要求或任职资格条件等方面完善改进，严格执行《公务员法》中的退出机制，使各类人才各得其所。
3.2 更加注重实践经验
行政领导人才究竟是理论研究能力还是实践操作应用能力更重要呢？美国总统的成长经历表明了个人的实践经验对行政领导人才的重要性。诚然，理论研究人才不仅在其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有较高水平，受过较长时间、较为严格规范的专业训练，在思想方法、发展视野等方面大都有相对较为科学、广阔的特点，但由于他们长期与社会脱节，社会经验和实践经历较少，对社会现实体认不深，对行政管理上的“游戏规则”比较陌生，尚需较长时间的塑造和磨练。在领导实践中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提出的政策方案和建议容易与社会现实脱离，他们是否了解民间的疾苦，是否能够做出反映民意的决策值得怀疑，能否代表民众的利益令人担忧；二是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工作作风与思想作风是否还具有可塑造性的空间令人怀疑。一个人的实际管理能力和他的理论水平和专业研究能力并不一定成正比。从人才的成长规律来看，总有一个基层锻炼的过程。行政领导干部面对的是普通公民，必须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较为广泛的民意基础。从事政府管理工作，在处理具体的问题时，实际的经验远比理论知识要重要得多。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也并不是学历很高的代表人物，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
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社会，知识的增长和更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充溢着整个社会，谁也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能力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把所有的信息尽收脑海。这种完全理性向有限理性的转换要求行政领导人才更应该注重吸收各种智库或思想库的研究成果，重要的是选择方案而不是制定方案，比如，西方发达国家就有很多专门的政策研究组织如布鲁金斯学会、胡佛研究所、兰德公司、野村研究所等官方思想库以及一些半官方和民间思想库。因此，行政领导人才更应注重方案选择能力、驾驭全局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洞察能力、战略思维能力、开拓创新能力等的培养和塑造，而这些能力主要就是在长期的实践经验教训中逐步形成的。应该说明的是，笔者不是拒斥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是强调更应该在实践中总结，在实践中研究，带着问题进行思考与研究。
3.3 更加注重法治人才的培养
美国政治传统表明，法律在美国享有崇高的地位，法治传统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以贯之的，它代表了一个社会的法治文明程度。中国的现代化要求我们在批判地继承传统的儒家伦理文明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的文明成果，提升中国的法治化程度。在“依法治国”已写进中国《宪法》的今天，法律作为明确的行为准则，体现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所进行的干部制度改革，在共和国历史上掀起了一场广泛而意义深远的政治精英的大转换。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年迈体弱、缺乏良好教育和专业知识的老干部离开了他们工作了几十年的领导岗位，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凭借激进的意识形态和革命热情进入领导岗位的政治精英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新型的中青年知识 - 技术型官僚。他们是在响应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改革要求下出现的，随着加入世贸组织进程的加快，大批高学历人才进入了行政领导干部队伍，改善了行政领导干部队伍的素质结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现实实践要求政府推进法治的进程，构建法治社会。法治是规则之治，法律人才是对规则的逻辑了解最多的人，法治需要更多专业知识扎实、社会经验丰富、具有较高道德操守的法律人才。在古代有中国尧舜禅让的传说，在近代有美国华盛顿总统的光辉典范，在现代有南非曼德拉的伟大壮举。对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重转型期而又缺乏法治传统的中国来说，法治的实现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的历程:第一，中国的官员和民众缺乏法治的实践经验，几千年来长期习惯于按照情、理、法的次序处理问题，法治的社会力量与社会资源亟待开发；第二，中国的实际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法治进程需要政府和行政领导者自上而下的外力推动，领导者在其中起着关键性的能动作用，而这需要大量具有相当道德品质、法律知识和法治观念的领导人才，在全社会加强法治教育、树立法律权威、培养法治信仰。因此，行政领导人才的法律素质和法治精神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1]资中筠.从美国总统就职演说看美国的变与不变[J].美国研究，2005（2）：17.
[2]潘懋元.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M].上海:上育出版社，2001.
[3]本文所有统计表格根据《美国总统就职演说》（武军，武巍，杨玉莉译，赵小江校，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中的资料整理。
[4]贺小明.中美博士从政现象之比较———基于文化的视角[J].中国研究生，2007（7）.
[5]博士生就业新去向:半数以上博士就业选择当公务员[EB/OL]
[6]刘鸿亮.中国行政管理系统中“博士官”现象透析[J].中国行政管理，2005（1）.
[7]李敏.论“学历社会”的不可逾越性[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4（1）：26.
[8]徐湘林.后毛时代的精英转换和依附性技术官僚的兴起[J].战略与管理.2001（6）：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