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决狱"作为传统社会一项特殊的法律制度，是以儒家经义为标准，以道德说教为方式，将情理法三者相互结合的司法活动，在中国法律史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且影响久远，对当今国家治理模式的完善仍具借鉴价值。
一、"春秋决狱"的内涵及其历史沿革
"春秋决狱"一词最先是作为书名使用，《后汉书·应劭传》记载："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后世即把这种引经决事的活动称作"春秋决狱".而作为狭义的或者司法活动的"春秋决议"通常被表述为："引据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作为司法审判过程中分析案情、认定罪责和适用刑罚的依据".
1."春秋决狱"肇始于先秦。有学者考证：先秦之时，儒宗大圣孔丘，既倡儒学经义，又任司寇断狱，故而有典型的"春秋决狱"之事。
并且从孔子对攘羊的事明确表明："吾党之直躬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可以看出，孔子任官期间以礼决狱是必然的。《史记》记载："陈胜起山东，使者公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戌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可见在秦代"君亲无将，将而诛之"的春秋义理被用来决断陈胜吴广起义之事。2."春秋决狱"繁盛于两汉。西汉初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儒家经典成为官学，大儒董仲舒"引经决狱"并得到国家认可，一时间"春秋决狱"蔚然成风。涌现了一批熟练并热衷运用春秋经义断狱的儒士法官，如公孙弘、吕步舒、张汤，董仲舒所作的《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也多是这一时期的案例。3."春秋决狱"成熟于中古时期。我国传统法制定型于这一时期，主要体现为"引礼入律"、法律儒家化在这一期间最终完成，春秋决狱也在这一期间趋于制度化，随着魏晋南北朝法律儒家化步伐加快，至唐朝时礼法完全融合，"春秋决狱"反受到法律限制。
4."春秋决狱"于宋及以后朝代仍有余续。《宋史》记载：（范应铃）读书明大义，尤喜《左氏春秋》……经术似兒宽，决狱似隽不疑。南宋判例集《名公书判清明集》还有关于"春秋决狱"相关的例子。清代汪辉祖亦言："遇疑难大事，有必须引经以断者，非读书不可",他曾依据《礼经》亲自决断季水陶氏继承一案。民国时期，侠女施剑翘为父复仇最终被赦免，也是"春秋决狱"的典型体现。
二、"春秋决狱"的存在土壤
作为一项特殊的司法活动，其出现和存在有着深厚的政治、社会、经济基础及思想文化背景。
（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春秋决狱"制度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法律制度是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一定有与其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中国传统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国家以农业为本，是一种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有三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人民依靠土地，靠土地生活，人民依附土地，安土重迁，因此重视稳定，稳定大于一切；二是传统中国农业生产力低下，农业生产依靠农垦人员之间的通力协作，而农业生产又具有很强的时序性，严格按节气、气候的变化安排生产，因此重视秩序，遵守时令生产才会有条不紊；三是要保证稳定和秩序，必须有权威人士负责统筹，因此等级、差序逐渐分化。同时，农业生产需要高度的分工协作，个人无法独立完成，从依附自然到依附他人，形成"贱事贵、不肖事贤"的局面，并因此产生"忠、孝、仁、义"等反映等级差序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观念。传统中国在设计政治、法律、经济等制度均以此为基础。
（二）"统治需要"和"家国一体"的政治体制是"春秋决狱"存在的政治社会背景。统治阶级为维护稳定统治，要求被统治阶级安于被统治、甘于被统治，在被统治的岗位上安安分分的搞好农业生产，保证帝国统治的基础不被动摇，政治不出乱子，提倡"无讼",压制诉讼，而实现"无讼",维护稳定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意识形态控制，因此，传统社会大肆进行道德宣扬，以"礼"治天下。但是纠纷不可避免，国家在大力进行调解化解或压制纠纷时，其实也就是道德说教的过程，尽管如此，诉讼还是发生，在诉讼阶段，统治者依然不会放弃道德说教，另外，法律具有滞后性，有不完善的地方，给治理带来诸多不便，那么"春秋决狱"也便应运而生。同时，中国传统国家是在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家有家长，国有天子，对家长要孝，对国君要忠，整个国家都是皇帝一家之天下，其统治区域内的人民也是他的子民。《诗经》有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家是一个小国，国是一个大家。维护好家或家族的稳定，整个国家才不会动乱，因此国家热衷于通过政治、法律的途径去维护和宣扬家族伦理。
（三）儒家对"礼"的继承发挥是"春秋决狱".存在的思想文化支撑。以孔子、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家们崇尚"礼",以弘扬道德为己任。儒家认为法必不可少，但不是最好的治理方式，最好的治理方式是道德教化，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教化已成，人心已正，只要心术不变，便可永不为恶，所以教化可以一劳永逸，垂之永远，使社会长治久安。"之后，儒家吸收了法家的思想，在看待道德与法时不再是截然对立，而是相互统一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充分体现了儒家观点的改变。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儒家地位亦空前上升，东汉以后，儒学与礼通过教育深入人心，文吏与儒生间的融合也已完成，通经而懂法的士大夫成了吏治的主体。如《后汉书·陈球传》："球少涉儒学，善律令。"同书《王涣传》："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大批通经尚法的儒家以德治国的抱负得以实现，大批的儒士进入官僚体系后，以儒家经义为依据治国理政、断案决狱是其特有的思维。
三、"春秋决狱"是把双刃剑：利弊分析
"春秋决狱"的制度弊端。一是以例破律，破坏了法律的稳定和权威，两套标准让民众无所适从。如"曹操割发"案例中，常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付麦以相持，于是太祖马腾入麦中，敕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12]
二是"春秋决狱"易滋生腐败。首先，"春秋决狱"以儒家经义为依据，断案中易被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如"君亲毋将，将而必诛"与"狱有所归，为亲者诲"就是典型。其次，春秋决狱使得人情对司法进行干预，因为实施"春秋决狱",更多的是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而法官队伍素质又参差不齐，在评判过程中则多有流变以及个体、时间的差异，缺少了明确的预期。其只是要求凭借情感的好恶进行简单的评判，没有所谓的程序要求。
三是，"原心定罪"本意是好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造成主观归罪，造成冤假错案。在专制的人治体制中，"春秋决狱"的上述弊端具有必然性。
"春秋决狱"制度的精髓。"春秋决狱"在传统中国长期存在，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因此具有独特的民众心理接纳优势。一是"春秋决狱"补充了法律的不足。法律不是万能的，当无法可用或适用法律明显不公的情况下，"春秋决狱"让法律灵活起来，维护了个案的公平正义。二是"春秋决狱"体现了人本思想。将人类朴素的情感作为标准，道德和法律充分融合，以法律来宣扬道德，以道德来补充法律，更多的时候，我们从春秋决议中看到的是常情常理，并且这些常情常理在当代社会也是为老百姓所熟知和遵从，为国家所提倡的。用老百姓所熟知并遵从的情理来评判案件，维护了民众朴素的情感进而得到拥护。三是"春秋决狱"决断方式较为温和，道德说教总比"大刑伺候"让人易于接受，具有春风化雨的力量，它将大家都熟知的道理、情理注入司法实务，让当事人在接受判决的同时受到教育，其意义已超出了判决的本身，儒家思想之所以能统摄人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儒家将伦理原则内隐于制度体系之中，依赖于制度道德教育。
四、"春秋决狱"价值的现代借鉴
"春秋决狱"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方面具有非凡的作用且影响深远，它所体现的衡平理念及温和的办案方式，对当今中国的法律发展与完善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厘清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的渊源之一就是道德，它与道德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及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两者可以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在特定的条件下道德可经立法程序而成为法律，而法律长时间为人们遵守而默化于心，成为道德。受西方法治思维的影响，近代以来，我们从技术层面人为的将法律与道德严格区分开来，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违反法律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或人身的、或经济的损失，用道德来约束人们的思想，违反道德只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而这在当今的非熟人社会中，道德力量显得异常薄弱，可以说，违反道德不会受到什么损失，法律与道德之间配合不协调。近年来我国违法犯罪逐年增加、道德滑坡严重与此不无关系。建设法治国家，并不是不要道德，在完善法律体系的同时，我们要注重道德建设，两者不可偏废。法律与道德关系紧密，不要过分纠结于强调法律与道德的区别，毕竟道德是法律的补充，法律有责任宣扬道德，而不是各自为政，一是要完善明显不符合当前道德要求的法律，二是要抛弃违反现代法治要求的习俗、观念。正确把握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认识到法律与道德是可以相互统一的，进而找到法律与道德相互促进的有效途径是推进当下"法德"同治模式的正确选择。
（二）摒弃人治思维。"经义决狱"的精髓在于运用道德来弥补法律的空缺，其本身无可厚非，但其最大失败之处就是它处于封建专制的"人治"模式下，司法官的人情办案和任意专断让它失去了原来的公允，这也是广为后世诟病的症结所在。因此，要使法律与道德相结合并达到理想的效果，必须以法治为前提。我国依法治国的原则很早就已提出，但人治思维在当前仍然普遍存在，涉及各个领域，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大严重阻碍，以行政和司法领域的危害最大，行政权滥用、错用，司法不公等现象还是非常严重，也是造成社会矛盾以及不稳定的一大原因，必须予以破除。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人治思维具有强大的惯性，在短期内不会销声匿迹。因此，加强公务员队伍法治思维建设势在必行。只有建立法治思维，人治思维才会自行消退。一方面加强监督，让权力运行止于制度笼子，另一方面加强依法办事能力和道德素养的培训，在全社会创造良好的法治氛围。而只有在法治前提下，加强道德建设才能保障社会的健康发展。
（三）从司法领域突破。法律与道德相结合最有效和可行的方法就是从司法领域入手。实践证明，从立法领域来维护道德是不切实际且没有效果的，如上述的"常回家看看"入法，虽轰动一时，但最终成了一纸具文。而其他社会上普法与普德基本上是两套体系，各不相干，甚至有时候相悖。一方面普法上有两大困境，要么与己无关、漠不关心，要么钻法律的漏洞，另一方面普德亦面临困境，即有德之人却得不到法律保护，失德之人不受法律制裁，这种局面是不利于法德同治的。应借鉴"春秋决狱"制度，将道德说教纳入司法活动，上述北京东城区法院在审理一起家庭房产纠纷案件时，在判决书中引用《孝经》里"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德之本"来表彰孝道，就是很好的例子，它将法律与情理巧妙的融合到一起，比空洞的说教与死板的法条要震撼得多，效果也明显得多，一方面违法之人受到法律制裁和道德教育，另一方面社会其他民众也受到应有教育。
结语
法律不是道德，道德也不是法律，但它们天然有着联系，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不可偏废，又不能各行其是，"春秋决狱"具有传统与现代通用的并为国人心理所能够接受的价值，应该是我们要发扬并借鉴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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