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时，“有百姓争财，以状投匦，辄比上德为桀、纣”.宋真宗“令宫人录所诉事，付有司施行，而匿其状”,说：“百姓意在争财，其实无他。若并其状付有司，非惟所诉之事不得而直，必先案其指斥乘舆之罪，愚民无知，亦可怜也。”南宋人俞德邻在记载此事时，评论说：“《书》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真庙有焉。”注12宋真宗虽然不是好皇帝，但处理此事，还是表现了一定的肚量。
始于 1966 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仅就教科文而言，是一场人类史上空前的摧残。讲究文明的现代各民族，无不谴责ISIS摧毁古迹的暴行。其实，文化大革命对教科文的摧残，就远非ISIS之摧毁古迹可比。
1967 年 1 月 13 日，发布了后来称之为“公安六条”的文件，明确规定，凡是“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应当依法惩办”.“公安六条”与1957年的反右派政治口径，有重大差别。1957年时，凡是对本单位的党领导有意见，就是反党，就是右派。不少右派埋怨说，我又不反对党中央，不过是对本单位的领导有意见。回答是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难道不是体现在本单位的党组织的领导中？然而文革时的政治需要，就是要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横扫党政军的各级领导。不少人翻出了往年的“反右派”皇历，出来“保卫”本部门、本地区的党领导，又被纳入所谓保皇派。由此造成了文革中的打派仗，以致爆发严重武斗。依“公安六条”的规定，即使是身为政治局常委，又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也不在“公安六条”“监谤”之列，这至少是体现了江青要打倒周恩来的意图。这个文件后来在实际执行中的扩大化，则是将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首长均列入“监谤”之尊，其中主要是江青，也包括陈伯达、康生等人。江青的部属戚本禹公开示意，周恩来不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首长”的名单中。
就“公安六条”的实际执行情况而论，林彪享有“监谤”之尊，仅4年有余，转眼之间，又成了人人必须口诛笔伐的对象。记得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位袁良义先生，居然公开为林彪鸣冤叫屈，因此沦为新的反革命分子。“公安六条”对他又如何适用？自始至终享有“监谤”之尊者，其实只有两人。但是，“公安六条”是辛亥革命推翻中国帝制后，再次变相地复辟了帝制时代“指斥乘舆”的可怖刑名，而无可质疑者。从历史长河来看，“公安六条”仍是印证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我清楚地记得，时值1975年、1976年，尽管曾经制造了人间无数冤狱惨案的“公安六条”仍然没有废除。特别是江青，成了亿万人民切齿而怒骂的对象。真要按“公安六条”抓“攻击污蔑”的反革命，则人人都是反革命。故“公安六条”的无比淫威，十年上下，即烟消云散，却又余毒犹存。
据《“民主堡垒”群星陨落记》第145页引《同舟共进》2011年第10期所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2年7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8万余人非正常死亡，13.5万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武斗中非正常死亡 23.7 万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被毁。
有位卢显忠，是北大历史系1956年毕业生，比我进北大还早一年，也算是我的学长。在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文革期间，他参加造反派，负责秦汉史组。一次偶尔在一张纸上乱涂，其中有“整 毛泽东”,“毛泽东 整群众”几字，与其他文字混在一起。谁都清楚他不过是在纸上乱写，但按当时的“公安六条”,谁也必须与这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并向公安部门报告，否则，岂不成了包庇反革命分子，而与他同罪。他终于因此被捕入狱。后来释放时，仍不得完全自由，并已得一身重病，这当然是监狱的严酷环境和他的悲哀恶劣心境所致。人们带他问医。医生不知他方从狱中释放，只是感到奇怪，说从未见过一个病人，全身器官竟有那么多的重病，问为什么不及早医治，竟拖延了那么久？卢显忠不久就去世了。我每忆及此事，就觉得十分的沉痛，一条宝贵的生命，竟如蝼蚁一般！这当然只是当时被无辜关押者的几百万分之一！
依卢显忠的情况，如按唐律的解释，“若使无心怨天”,“不入十恶之条”.据说按法西斯德国的法律，詈骂元首，也不过禁闭几小时。相形之下，“公安六条”之残酷，竟连唐律和法西斯德国的法律也瞠乎其后。这是我作为一个现代中国的治史者，不得不被迫承认的事实。
当年文革时，似乎是上苍在一夜之间，恩赐给中国人一位九天玄女护国娘娘，官方的宣传形容为“文化革命旗手”,圣洁无比。当时进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工人阶级宣传队头领，在公开报告中特别强调，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无产阶级司令部首长的声誉，绝不准扩散任何反革命恶毒攻击的言辞，云云。有一份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的“反党”言论材料，魏文伯用现代语翻译和转述《尚书·牧誓》“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一句，就被指为含沙射影，恶毒攻击旗手。但在另一方面，民间关于这个女人当年在十里洋场，当三流电影明星的逸闻，也是真假掺杂，不胫而走。四人帮垮台时，我正好在上海，随便问一邻居家几岁的男孩：“侬晓得江青是啥人？”他完全不假思索地应答：“江青，赖姗总司令！”我还听不懂，将上海方言音的“赖姗”问人，说是近年来上海新出的名词，意为淫娃荡妇。大约是英文licentious的音译。前辈学者杨希枚的夫人马钟勤女士曾对我说，她文革期间，是在甘肃一个偏僻的小县。有位迁居到此地的上海小青年，回上海一次，听到了有关江青的往事传闻，对人扩散。于是就立时成了小现行反革命，不仅被判处死刑，按当时惯例，家人还须缴纳子弹费！一个蛮好的青年就如此丧失了一条宝贵的生命！他当然也只是当时以“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的十多万分之一！
以上不过举两个实例而已！想当年，中华神州，冤狱遍地，无辜致死者如麻，谁之罪？
即使按中国古老的开明的政治伦理，尚且有“’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依此政治伦理，如果百姓怨王詈王，王不但不能给百姓加罪，还须反躬自责，省愆念咎。《国语·周语》有周厉王“监谤”的故事，凡是统治者倒行逆施，又自觉理亏心虚，就要“监谤”,以致百姓们不敢乱说，只能“道路以目”,用眼神表达怨愤，最终则是周厉王被放逐。如前所述，由此留下了着名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南宋人彭龟年也特别强调：“言路通塞，天下治乱系焉。言路通，则虽乱易治也；言路塞，则虽治易乱也。”他真是将“言路通塞”的问题和效应说得非常透彻。难道今人竟连古代开明的政治伦理也做不到？
与中国古老的开明的政治伦理根本不同者，则是人类文明史上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着名的巴黎公社原则。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政治领袖应当摆在什么地位。巴黎公社原则上规定了他们的地位只能是公仆。既是公仆，“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人，人人对任何公仆应有直接选举、监督、批评、弹劾、罢免等神圣权利。社会主人对任何公仆可以说三道四，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人权，马克思主义巴黎公社原则的天经地义。反言之，世上绝不可能有只准百姓歌功颂德并遭“监谤”的“公仆”.如若真有此类“公仆”,难道不是盗用“公仆”的虚名以欺世之真皇帝？
时值20世纪下半叶，在辛亥革命50余年后，中华大地上居然出现完全悖逆巴黎公社原则，比唐律和法西斯德国的法律更为惨无人道的“公安六条”,难道还不是国耻和族耻？难道还不值得每个对祖国有起码感情的人深省吗？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绝对正视本民族的一切缺陷和错误。只有有勇气正视所有重要的历史教训，克服和改正所有重要的缺陷和错误，中华民族才能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不可侮的现代民族。
历史教训是极其沉痛和深刻的，归根结蒂，中华民族仍是一个受专制文化影响和毒害很深的民族。按照马克思主义着名的巴黎公社原则，“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如何在巴黎公社原则的指导下，从中国古老的等级授职制的框架中跳出来，在维护祖国统一和发展，避免动乱的前提下，逐步地、稳步地推行直接选举制，这才是中华民族进步之正道。唯有如此，方能从根本上铲除可怖的“指斥乘舆”罪滋生的土壤，而确立社会主人与公仆之间应有的正常政治伦理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