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离”是古代规范夫妻间因感情不和而协议离婚的法规，同“七出（ 三不去） ”、“义绝”一起构成传统离婚制度的三大规则①.与后两者强调伦理性的义务不同，“和离”直指婚姻中的感情问题②.作为一条法规，它首次出现在唐律。《唐律疏议》曰： “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并解释道： “谓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③.据此，瞿同祖说： “我们也不可过分夸张说夫妻绝对无意志可言……但双方同意的离婚则仍是法律所承认。所以虽不合于”七出“”义绝“条件，而夫妻不和而两愿离异，则在许可之列。”④这种对“两愿”和情感的强调，在偏重义务的古代婚姻关系背景下显得很突兀，其来源值得考究。
一、“和离”是否由《周礼》所规范
西周以降的礼法将婚姻理解为“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 《礼记 · 昏义》） ,所以“婚姻以祖宗嗣续为重，以家族为中心，不 能 达 到 这 种 目 的 的 婚 姻 自 需 解除”[1]124 -125,这也就是为学界所公认的“七出”、“义绝”之礼法 - 家族本位。受这个大背景的影响，已有研究都将“和离”也一并放置到礼法背景下考察，认为“和离”源于《周礼》⑤。例如，崔兰琴 2010 年于《法学研究》上说：
据目前有限的材料，基本可以把和离溯源于《周礼》。《周礼· 地官· 媒氏》载：“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宋代郑愕注曰：
“民有夫妻反目，至于批离，已判而去，书之于版，记其离合之由也。”[2]171如果“和离”源自《周礼》，则意味着“和离”与“七出”、“义绝”一样，本质上都是礼教的产物。但《周礼》这条引文实在不足为证。如果认真分析原文，根本看不出任何“和离”的迹象。按（ 汉） 郑众、郑玄以及（ 清） 阮元的注释，这句话是讲天子以下娶妻、纳滕之事，无涉离婚[3]216.即便（ 清） 孙诒让引江永认为： “判妻，谓娶人所出之妻”[4]67 -68,原文也只是说娶曾经离过婚的女子时，需要记录在册，无关离婚原因： 可以是“和离”,但“七出”、“义绝”又何尝不可？只有宋代郑愕注可以勉强地被理解为“和离”,如果“夫妻反目”单纯地意味着感情不和。
但郑愕的注释于《周礼》原文无据，与汉代注解不符，也无其他经典资料作为旁证。难道不是武断臆说，不是将唐宋时代的法律概念投射到更遥远的过去？①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礼记·杂记下》记载的“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其国……”就是春秋时期的和离程序[2][5].这种看法更是对资料的过度解读。这段记载根本没有提及离婚的原因，并且使用了“出夫人”这样的术语，所以更可能和“七出”有关。可见，“和离”出自《周礼》的说法并无经典依据。
事实上，“和离”不可能由礼典来规范。首先，礼法强调婚姻是一种应尽的家庭伦理义务，所以只有一方犯下破坏大义的过错时才可离婚，但“和离”则强调婚姻的核心是两情相悦与否。显然，两者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张力，甚至是格格不入。有学者注意到了这种冲突，从而怀疑“和离”并非完全自由的两愿离婚②.这是在预设“和离”属于礼法体系的前提下，以质疑“和离”的性质来解释两者之间的冲突。但离婚的“自由”从来都不可能是绝对的，并且无论自由程度如何，“和离”无疑凸显了夫妻双方的意愿和感情在婚姻关系中的关键地位，与礼法的伦理义务有本质的不同。与其质疑“和离”的性质，不如反思我们的礼法预设是否成立。
其次，若礼典中就规范了“和离”,则“和离”所强调的“情”应该和“七出”、“义绝”所强调的“义”一样被儒学之士所论及，但文献表现出来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例如，西汉尚书孔光（ 孔子十四世孙） 在讨论一件牵扯到离婚的要案时说： “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③只提到义。东汉班昭在《女诫·敬慎》倡导： “夫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又说“恩义俱废，夫妇离矣”④.虽然在“义”之外添加了“恩”,但“恩，惠也”[6]504也就是善待对方，仍然脱离不了伦理义务的窠臼。遍检古代文献，作为离婚规则的“和离”首次出现就是在《唐律疏议》当中，应该不是偶然巧合。我们可以推测： “和离”规则并不属于西周以降的中原固有礼法体系，而是另有来源。
二、产生“和离”的一条线索： 佛教
20 世纪初，敦煌出土有一类文书，自题为“放妻书”、“夫妻相别书”等，时代为唐 - 北宋时期（ 以下统称“放妻书”） .学界基本公认这些文书所反映的离婚形式正是唐律所规定的“和离”,是最早的协议离婚文书⑤。这为我们探索“和离”的产生提供了最佳样本。这些“放妻书”有一个共同特征： 行文间充满了佛教用语和思想，彰显了“和离”与佛教教义的亲缘关系⑥.已知“放妻书”共十一件，大多为样文，并非具体“和离”案例记录⑦.但标准化的样文，意味着标准化的话语，恰恰能反映官方和社会普遍接受的规则和价值观，更具有普遍的代表意义。下面撷取三则9 -10 世纪的样文进行分析⑧.
某专甲谨立放妻手书： 盖说夫妇之缘，恩深义重，论谈共被之因，结誓幽远。凡为夫妻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妻则一言十□，夫则反目生嫌，似猫鼠相憎，如狼羊一处。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
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于时年月日谨立除书。①（ S. 0343 背）这篇 9 世纪文书内容简练，却反复提到“缘”、“因”、“前世”、“三生”、“结缘”等佛教概念。“缘”指外在的间接原因。“因”指导致结果的直接内在原因。“前世”是和现世、来世相对的概念，指“过去世之身也”.“三生”就是指“三世转生”,即生命在前世、现世、来世中不停地流转。“结缘”则是指为未来确立机缘，“结谓结构，立机之始。缘即缘助，能成其终。”整体上，这篇文书运用了佛教“因缘和合”、“三世因果”思想来解释婚姻合离。佛教认为万物皆由因缘之聚散而生、灭。
因与缘结合所产生之结果，就称为“因缘和合”.万物皆由因缘和合而假生，不具有本体意味的自性。佛教还认为世上所有的事物或现象，都处在过去、现在、未来时间的流转中，构成一个循环往复的因果连锁。过去者为因，现在者为果； 现在者为因，未来者为果。生命的流转，以过去的行为和思想为因，招至现在之果，又以现在的行为、思想为因，招至未来之果，如此因果相续，无穷无尽②。婚姻自然也不例外，例如佛经故事《微妙比丘尼因缘》。
该故事出自《贤愚因缘经》，在中古时期很流行。主人公微妙比丘尼出身高贵，但在成道前经历过一系列的婚姻离合。最初，微妙夫妻恩爱，但丈夫却不幸被毒蛇咬死。微妙再嫁后，遭到新任丈夫的虐待，被迫逃离。遇到了第三任丈夫，生活又归于美满，但丈夫很快病逝。于是微妙又跌入谷底，被强盗霸占、结婚，但强盗丈夫几天后被官府处死。这一系列不幸的婚姻离合都是因为微妙的前世。她前世是某富翁的正妻，不能生育，嫉妒小妾产子，因此害死婴儿，并发下死夫等毒誓伪证自己的清白③.可见故事用“三世因果”解释了婚姻。这种思想影响下的婚姻观，自然不会将“婚姻”视为“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而是视为夫妻二人前世、三生因缘和合的结果。根据因缘，婚姻有聚有散： 和合则聚，不协则散。判定结缘和合与否的外在标准是夫妻的感情。夫妻吵闹不休，离心、离德就表明结缘不合，不必牵扯“七出”或“义绝”似的重大伦理过失。结缘不合自然就会散掉，各自回归到各自的道路上去，寻求应有的幸福了。在这样的理解下，离婚不存在“义”与不“义”的问题，也不牵扯到两姓之好与恶。婚姻也就不是男女的家庭 - 宗族义务，而具有一定程度的个人感情意味。下面这篇 9 世纪样文基本表达了同样的佛教婚姻观。
乡百姓某专甲放妻书一道： 盖以伉俪情深，夫妻义重。幽怀合卺之欢，叹同□牢之乐。夫妻相对，恰似鸳鸯双飞。并膝花颜，共坐两德之美。恩爱极重，二体一心，死同棺椁于坟下。三载结缘，则夫妇相和； 三年有怨，则来仇隙。今已不合，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嫌，作为后代憎嫉，缘业不遂，见此分离。聚会二亲，夫与妻物色，具名书之。已归一别，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弄影庭前。莫逞琴瑟合音之态。解缘拾结，至美相谈。三年衣粮，便畜献柔仪。伏愿娘子千秋万岁。时次某年 Δ 月日。④（ P. 3730）这里出现了“结缘”、“业”（ 一切思想、行为） 、“前世”、“后代”等佛教概念。夫妻结缘，则相互和睦。不和则表明前世有怨（ 因） ,也意味着今生“缘”和“业”不成功、不顺利，所以就应该分离。分离时，丈夫祝福妻子找到更好的归宿，并且允许妻子带走夫妻共同创造的财产（ 三年衣粮） .总体上，态度相当的开明、豁达。
而下面这篇 10 世纪文书直接用佛教思想来定义“夫妇之礼”,将“礼”佛教化了。盖闻夫妇之礼，是宿世之因，累劫共修，今得缘会。一从结契，要尽百年。如水如鱼，同欢终日。生男满十，并受公卿。生女柔容温和，内外六亲欢美。远近似父子之恩，九族邕怡，四时如不曾更改。奉上有谦恭之道，恤下无党无偏。家饶不尽之财，妯娌称长延之乐。何乃结为夫妇，不悦数年。六亲聚而成怨，邻里见而含恨。苏乳之合，尚恐异流。
猫鼠同窠，安能得久。二人违隔，大少不安…心不合和，当头取办。夫觅上对，千世同欢。妇娉 毫宋，鸳鸯为伴。所要活业，任意分将。奴婢驱驰，几□不勒。两共听稳，各自分离……①（ S. 6537 背）与礼教所讲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 《礼记·昏义》） 不同，这篇文书里的“夫妇之礼”指“宿世之因，累劫共修，今得缘会”.直面理解，是指夫妻二人在过去世的内因，经过极长时间（ 累劫） 的共修，直到现在与外缘结合而成为夫妻，也就是“三世因果”、“因缘和合”.夫妻恩爱和睦、家庭幸福就是因缘和合的表现； 所谓“如水如鱼，同欢终日”.而当夫妻不合、家庭不幸时，就该分离。文书没直说原因，但上下文显然默认了结缘不合，则解缘释结。与上件文书一样，分离时，夫妻互相祝愿更好的归宿，并且妻子可以带走动产。
这三篇文本表现的离婚形式是唐律的“和离”,而对离婚乃至婚姻的解释则运用了佛教的“三世因果”、“因缘和合”思想。这种思想将婚姻从宗族、世代延续中解脱出来，把夫妻二人的生活和睦视为因缘和合的表现，而将夫妻不睦视为因缘不合，因而需要“解缘释怨”,互相祝福更好的归宿。如同敦煌《劝善文》（ P.4579） 所言：
男女各自造因缘，不见无耶食泥土。
多事愁他我许儿，他自夫妻愁男女。
不如各自修当来，生向好处不辛苦②。
可见，夫妻感情在事实上成为婚姻关系的基础。
这显然与古老的礼法婚姻观不同，是受佛教影响的“新”婚姻观。已知的放妻书基本上都具有这些佛教思想特征，可见其流行程度。
虽然这些“和离”文书都出自敦煌地区，但反映出的“新”婚姻观却不局限于敦煌一地。
类似的婚姻观也出现在贞元年间所撰的《女论语》中； “女子出嫁，夫主为亲。前生缘分，今世婚姻”③.这里明显运用了佛教的“三世因果”、“因缘和合”来解释婚姻。这部书受到当时士人的推崇，并被正史所赞誉，所以代表了一种主流认识④.此外，唐代文学作品也反映了佛教对婚姻观的影响，例如，开元年间，有长安宫人为前线将士作战袍时，在袍中藏了一首诗：
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晚。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 蓄意多添线，含情更着绵。
今生已过也，愿结来生缘。“[7]66这情意绵绵、浪漫妙想背后正是佛教的三世因果，因缘和合思想⑤。
必须承认，敦煌”和离“文书虽然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好证据，但它也存在缺陷： 其佛教色彩并不必然表明”和离“制度本身受佛教推动而生； 相反，也可被理解为当事人在处理离婚时，使用佛教思想来解释。换言之，文书的佛教色彩可以是当事人个人信仰导致的个体现象，并非”和离“制度蕴含佛教因素⑥.但笔者认为，从变迁的角度和逻辑来看，恰恰是一个个当事人的信仰催生的个体行为，才最终导致了相应制度的产生，而中古正是佛教盛行时。原来，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原，于南北朝 - 隋唐大为盛行，对中国产生了全方位的冲击⑦。
相应地，佛教教义带来的”新“伦理思想与中国本土的礼法产生了多重互动。例如，佛教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家庭伦理： 一方面，士大夫学习佛教，在孝悌、修身、门户、婚姻等方面援引佛家思想进入家规； 另一方面，世俗大众通过参与佛教修行，或受佛教宣传，接受了很多佛儒混合的道德伦理观念①.在这个大的思想背景下，佛教各种形式的宣教活动②,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当时人们的婚姻观。婚姻从”因缘和合“、”三世因果“等思想中获得了新的诠释，这也促使时人用”新“的理念来审视离婚。”和离“法规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出现应该和这种大的思潮有关。
三、产生”和离“的另一条线索：灰色地带实践
除了佛教之外，”和离“还植根于中原本土实践。史料表明，虽然”和离“作为一种明确的离婚规则，不见于唐律之前的文献。但作为自发的民间实践，则可上溯到汉代乃至先秦③。
例如，《史记》记载：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者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驰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 ”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8]2135这则故事发生在春秋时代的齐国。故事中的妻子看不惯丈夫胸无大志、洋洋自得的样子，不想和他生活在一起，因而提出离婚。这显然与”七出“、”义绝“无关，而是志向不合所致。《史记》并没有告诉我们丈夫是否同意离婚，也没告诉我们两人是否真的离婚，只说”其后，夫自抑损“④,但这至少表明当时存在”和离“之提议。
汉代朱买臣的故事则是比较明确的”和离“事例。《汉书》记载：
朱买臣字翁子，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刈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 ”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贵报女功。“妻恚怒曰： ”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 “买臣不能留，即听去[9]2791.
彭卫先生《汉代婚姻形态》将这则故事解读为因贫穷而离婚，认为”西汉时人朱买臣家中甚贫，其妻以此为借口，与之离婚“[10]272.但细读故事，我们发现朱买臣妻子愿意和朱买臣一起卖柴谋生，所以并未嫌弃他贫穷。两人的矛盾在于朱买臣习惯于在卖柴路上大声读书、歌唱，妻子很不理解，并且感到尴尬，因此经常阻止朱买臣，引发争吵。可见，导致两人离异的原因是双方无法沟通、理解，而不是家贫无法生活。这说明，汉代已经存在由于感情不和而协议离婚的实践，也就是”和离“实践。事实上，汉代离婚是较为普遍和常见的事情，为法律所允许。汉初《二年律令》规定： ”若为人妻而弃、寡者，皆勿收“（ 简174 -175）[11]32.
这虽未直接规范离婚事宜，但显然默认离婚是合法的。研究表明，”七出“、”义绝“并不代表这一时期离婚的全部原因⑤.所以可推测： 尽管现存资料所见汉代”和离“案例不多，但它的存在是无疑的，并且应该有一定的规模，否则难以进入《汉书》这样的正史视野。然而，汉代”和离“实践游离于礼法传统之外，没有正统思想资源的支持，没有伦理基础，未必理直气壮。
《史记》、《汉书》记载的相关事例，都发生在社会下层人群之中，说明这种实践处于灰色地带，并不入正流。
直到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 485） ,才首次出现官方对”和离“朦胧地确认。该年 9 月，孝文帝有鉴于水灾迫使多个地区的百姓卖儿鬻女、家人离散，于是下诏： ”今自太和六年已来，买定、冀、幽、相四州饥民良口者，尽还所亲。虽聘为妻妾，遇之非理，情不乐者，亦离之“[12]156.
这是针对特定情境下的规定（ 效力回溯三年） ,目的是维护受灾百姓家庭之团聚。但它涉及离婚问题，提出了两条准许离婚的原则： ”遇之非理，情不乐者“,既强调”理“也强调”情“,其中”情不乐“与《唐律疏议》的”情不相得“表达几乎一致。
明确以”不和“名义而离婚的判例，也最早见于北魏。据《魏书》记载，灵太后（ 卒于 528）掌政时，兰陵长公主与刘晖为夫妻，但后者与公主的侍婢通奸，被发现，公主虐杀了侍婢，两人因此感情不和。灵太后得知此事后，命令清河王元怿调查。元怿等人在查明事实后，”奏其不和状，请离婚，削除封位，太后从之。“①虽然这是强制离婚，与”和离“中的双方自愿有些不同，但核心同样是”不和“.仔细分析案例细节，我们发现在一夫一妻多妾制度下，刘晖与侍婢通奸这个行为本身并不构成离婚的理由，传统的”七出“、”义绝“规则也不干涉这一问题，但由通奸行为引发的夫妻感情矛盾、不和，就构成了离婚的充分条件。这是文献中首次明确地以感情不和作为离婚理由，并且审理者是当时的最高权威---太后，这反映出后世”和离“之名义已经初步萌芽（ 灵太后执政比《唐律疏议》之颁行早一个多世纪） .
结 论
综合以上研究，我们发现唐律”和离“的产生至少有两条线索： 以游离于正统之外的本土实践为内线，以佛教思想的影响为外线。这两条线索在北魏孝文帝和灵太后身上汇合了。前文已指出孝文帝和灵太后分别开创了认可”和离“实践的诏书与判例的先河，而我们又知道，两人深受佛教思想影响。汤用彤先生曾指出，北魏帝王中，最精通佛教教义和提倡佛教者首推孝文帝[13]361.例如，”（ 承明元年冬十月） 辛未，舆驾幸建明佛寺，大宥罪人“,”（ 太和七年）五月戊寅朔，幸武州山石窟佛寺。“[12]143、152而灵太后更是尼姑出身，对佛教教义稔熟。《魏书·皇后列传》记载： ”后姑为尼，颇能讲道“,又说”太后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②。执政后，灵太后也颇为崇佛。例如，曾于熙平元年在洛阳皇宫前修建永宁寺，引发时人”绣柱金铺，骇人心目“的感叹③.
虽然由于资料存留的原因，我们尚未发现证据来证明孝文帝诏令、灵太后判例与他们个人所信奉的佛教的直接关系，但从汉唐之际的大历史背景和已知最早”和离“文书的特点（ 敦煌”放妻书“） 来推断，我们可以相信，”和离“法规似是中外结合的产物，即原本游离于正统之外的本土实践，在中古时期受外来佛教思想潜移默化的推动，获得了正当性并上升为法规。
它突破了礼法传统，把婚姻从男女家庭 - 宗族义务上升到了双方情感的结合，可谓古代婚姻法制一大变革！ 它也同时提醒我们，可以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视野下，理解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演化。
参考文献：
[1]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 中华书局198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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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汉） 许慎撰、（ 清） 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上海： 上海古籍 1981 年版。
[7]李昉等编： 《太平广记》（ 卷 274） ,载《情感·开元制衣女》，上海： 上海古籍 1990 年影印本。
[8]《管晏列传》，载《史记》（ 卷 62）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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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彭卫： 《汉代婚姻形态》，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11]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 修订版） ,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6 年版。
[12]《高祖本纪》，载《魏书》（ 卷 7 上） ,北京： 中华书局1974 年版。
[13]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 上海书店1991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