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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安保法案的形成背景及主要内容

来源:学术堂 作者:韩老师
发布于:2015-12-22 共3983字

  2015年5月15日,日本政府将“新安保法案”提交国会审议,7月16日、9月19日,众议院、参议院相继投票通过,并将在6个月内完成准备工作,付诸实施。“新安保法案”的主要内容是解禁日本的集体自卫权,根据法案,日本可随时根据需要向海外派兵并向其他国家军队提供支援,意在解禁战争权。

  日本国会不顾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执意通过“新安保法案”,使日本军事安全政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突破了《和平宪法》的限制。

  日本军改之路

  二战后的70年,日本军事战略和军事体制的发展和变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5年二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末,跨越整个冷战时期。直至1989年东欧巨变苏联解体,日本的安保战略一直是实施军事防御,没有进攻性,而且整个防御战略是基于美军的保护下。防御战略的假想敌是苏联,设想日本一旦遭到红方即苏军从日本海方向的进攻,先由日本自卫队自行组织抵抗,如果无法阻止红方攻击,按照《日美安保条约》规定的美军有义务接替自卫队抗击来犯之敌。这一阶段,苏联的海军力量不断发展,不仅舰船数量多、吨位大、装备先进,而且活动频繁。战略家尤其认为对日本安全造成威胁最大的是苏联的潜艇。对此,日本将备战重点放在北方:安装针对苏联的军事侦察设备和防空设施,先后引进美国的P2V/P2J/P3C反潜巡逻机,重点对日本海等苏联太平洋舰队舰艇经常出没的海域和交通要道实施巡逻,以及时发现苏联目标,掌握其动向。这一阶段,日本的军事力量没有“任性”建设和发展。

  日本的军事战略和体制发生巨大变化是在第二阶段,即始于21世纪初。这一阶段,日本防卫战略调整,军费开支提高,装备技术更新,防卫机构升格,战斗力增强。促使其变革的背景和原因有3个:其一,美国先后遭受全球两次经济和金融危机,综合国力明显下降。美国今非昔比,债台高筑,深陷中东战争泥潭不能自拔,同时还要保持全球海洋霸主地位不变,为此采用内联外合的方法加以弥补,尤其要求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出钱、出力帮助其打仗,按照其意志维护国际海洋秩序。日本认为,美国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一旦日本遭到不测,美军无力也无意保护其安全,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力求自保。

  其二,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促使日本加快军事战略和体制的变革。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起,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地位日益提高,综合国力大幅度上升,随之而来的中国海军飞跃式发展,轻而易举地从黄水走向深蓝。昔日的“东亚病夫”摇身一变,成为屹立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巨人,作为邻国的日本不寒而栗。冷战结束之际,正好是日本昭和时代结束之时。此间,日本经济接连两次受到重创,政治进入迷茫阶段,军事发展失去方向。直到21世纪初,看到中国海军力量成几何级发展,日本防卫部门把调整防卫战略提上议事日程,由原先的基础防卫转变成机动防卫;防御重点由原来针对苏联和俄罗斯的北方转移至针对中国的西南诸岛;调整兵力部署,加强对中国海军活动的监控。

  其三,21世纪初,日本政府提出“海洋立国”的口号。为实现“海洋立国”的强国战略,日本采取了一系列包括建章立制、人才培养、组织落实等措施,同时加强军事实力建设,尤其注重海上力量的增强,以有足够的能力确保海上航道畅通,在海洋权益争夺中占优,“新南洋”政策落到实处。如日本相继出台了《海洋基本法》以及《海洋基本计划》等法律规章;2004年,日本规划建造了“日向”“伊势”等直升机航母;2007年,日本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等。

  日本军事战略和体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者说有突破性、革命性变化的还是在安倍晋三第二次就任首相之后。安倍上任不到2年,全力以赴完成其修宪、强军的目标,不遗余力推进的内阁通过决议解释行使集体自卫权,以及国会强行通过的“新安保法案”,已经成为今天日本军事变革的历史性突破口,从法律层面为日本军事扩张铺平了道路。日本违背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坚持冷战思维,强化军事同盟,图谋加大海外用兵力度,引发了日本国内民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担忧。日本“新安保法案”引发众怒的主要原因是,它是一部“战争法”,不仅无助于日本安全,反而因日美军事同盟强化增加了日本被动卷入或主动参与战争的风险;安倍的对美追随姿态和历史修正主义,放大了“新安保法案”的危险性。

  安倍的野心

  安倍对存在违宪的致命法理缺陷的“新安保法案”一意孤行,执意推行,包含三大政治野心。
  
  一是实现其由来已久的修改宪法之目的。由于直接修宪时机不成熟,安倍采用了迂回手段。2014年7月,安倍政府通过内阁决议,以修改宪法解释的手段解禁集体自卫权。在这一内阁决议具体化后,安倍实质上绕过修宪程序颠覆了《和平宪法》第9条放弃战争的承诺。

  二是重新打造能够投入战争的日本。他打着“积极和平主义”旗号在国际上推行“实力政治”和“实力外交”,而扩大自卫队的海外军事活动自由度成为其心目中展示日本实力不可缺少的一环。

  三是安倍要改变过去不平等的日美同盟关系,试图实现对等化。为此,日本需要解禁集体自卫权,以便在海外与美军并肩作战。

  “新安保法案”的负面效应显而易见,直接影响到日本未来的国家发展和前途命运。日本律师联合会指出,“新安保法案”带给日本国家和国民的影响包括:从根本上改变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印象,丧失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赖;日本国民的生命、财产、生活常态今后将面对更多的武力攻击和恐怖袭击等威胁;军事开支的扩大将挤压社会福利,损害民生;日本社会出现“军事优先”氛围,正常的思想信仰和表达自由将受压制。

  “新安保法案”为何物

  所谓“新安保法案”共有11部法律,由包含10部修订法在内的《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和《国际和平支援法案》两部分组成。

  《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涵盖了3个安保法律体系。一是“有事法制”相关法律体系。与过去相比,新法增加了“存亡危机事态”的新概念,为行使集体自卫权提供了直接法律支持。所谓“存亡危机事态”是指“发生针对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武力攻击事态,并因此威胁到日本的存亡;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之权利存在被彻底颠覆的明显危险的事态”.二是“日美防卫合作指导”相关法律体系。它包括日本国会1999年5月通过的《周边事态法》和2000年12月出台的《船舶检查活动法》,以及配套的《自卫队法》与《日美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的相关规定。此次修订,摒弃了以往的“周边事态”概念,代之以“重要影响事态”.所谓“重要影响事态”是指“如若放任不管则可能发展为对日本进行直接武力攻击的事态等对日本和平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的事态”.这一概念的引入,大幅度扩大了日美防卫合作的地理范围,使其不再局限于日本“周边”地区。三是海外派兵相关法律体系。新法主要修订两个方面:新增1项“国际合作和平安全活动”;追加6项新内容,即警戒监视、行政事务监督、立法与司法建议、国防组织援建与重建、活动方案制定与情报搜集,以及生命与人身安全保护等。与此同时,对于武器的使用也适度放宽。

  《国际和平支援法案》是惟一的新立法案,首次提出所谓“国际和平联合应对事态”新概念,表示在“发生威胁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事态”“国际社会遵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共同采取消除该威胁的行动”时,日本应“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主动、积极地参与上述行动”,并与外国军队展开合作支援活动。从此,日本告别了在海外派兵问题上“一事一立法”的做法,因此这部法案可以称作日本海外派兵的“基本法”,也有人直截了当称其为“战争法”.人们之所以高度关注和警惕日本“新安保法案”的出台,是因为它彻底改变了日本战后一贯坚持的军事战略和体制,架空和推翻了《和平宪法》第9条放弃战争的承诺。它的关键问题在于:一是从专守防卫变为主动进攻。“新安保法案”的出台,意味着日本安保政策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法律层面彻底改变了传统军事战略-专守防卫,进而为其主动对外攻击取得了“通行证”.二是取消自卫队活动范围限制。“新安保法案”中最核心的内容是日本自卫队活动范围的大幅度扩大和集体自卫权的解禁。虽然过去日本一直是美国的盟国,然而受到《和平宪法》的限制,只能做一些后勤的支援,不能参加战斗,更不能主动进攻别人。

  但现在,美国要求盟国以及伙伴国家尤其是像日本这样实力强大的盟友能够承担更多的义务。同时,战后70年来日本正在逐渐恢复国家实力,一直不满《和平宪法》的约束妄想重新夺回过去的大国地位,和拥有普通国家的正常权利。

  三是大幅拓宽日本动武途径。“新安保法案”生效后,日本单独或与其他国家合作参与国际安全事务的大门已经打开。2014年7月,日本内阁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已通过一份旨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议;2015年4月,日美两国又公布了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这两项举措从政策层面为日本武力介入国际安全事务,提升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自主地位奠定了基础。但是,政府决议案并不具有法律效力,日美新指针同样也只是两国政府间的双边军事安排,离开法理支持,这一切只能停留在政策理论层面。“新安保法案”正式施行后,日本动武的途径选择在理论上将会得到极大拓展。从“灰色区间事态”“武力攻击事态”“重要影响事态”到“存亡危机事态”以及“国际和平联合应对事态”,构成了一个从日本本土到亚太地区乃至覆盖全球的事态应对法律体系。尤其是这些事态性质的界定和对关系密切国家等的认定,解释权均掌握在日本政府手中,存在相当大的随意性。

  结 语

  “新安保法案”正式生效后,日本政府“解释修宪”和“外围立法修宪”的步骤将告结束,无论日本在何时完成实质性修宪进程,作为《和平宪法》最具本质意义的第9条事实上已名存实亡。拥有了事实上的“交战权”和真正意义上的“军队”,日本几乎已经实质性实现了摆脱战后体制、走向政治与军事双重“正常化国家”的目标。在“新安保法案”的支撑下,未来日本的安全与防务政策将会进一步脱离战后的既定路线。“专守防卫”“不做威胁他国的军事大国”“文官治军”“无核三原则”等基本政策与方针将会被突破或摒弃,日本武装力量的海外派遣与军事存在将向常态化方向发展,自主或协同美国等国干涉国际安全事务、插手他国内政的局面可能成为现实。“新安保法案”在安倍政府的强力推动下获得通过,为日本通向军事扩张的道路上获得了一张“通行证”,必然会引起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的高度关注和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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