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数据。 它是研究者对现实世界的观察、测量得到的证据（evidence）。 数据也是造成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风格差异的关键（King, 1994,P23）。 一般而言，质性和量化研究在数据收集、 编码等各方面都存在差异。 质性研究方法通常通过观察、访谈等手段获得数据；而量化研究则通过问卷、量表等方式获得数据。 数据获得方式不同，其编码的方式也存在差异，质性研究常常对文本进行编码，而量化研究则更多的依赖数字编码。
数据风格不同，但背后指向的方法学相同。 量化和质性研究的数据差异可理解为：量化研究的数据像是不同时间、不同变量的观测点的集合；质性研究的数据则是少数案例的事件集（events），它同样也具有许多不同的变量以及观测点。
King（1994,P24-25） 提供了一些帮助研究 者判断研究数据好坏、提高数据质量、明确记录数据收集过程及收集数据的原则， 包括尽可能多的收集数据；提升数据的有效性；提高数据收集方法的有效性；通过对数据收集方法的记录保障数据收集的过程是可以被复制的。
（4）数据使用。 它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学中第四大组成部分，意味着研究者根据理论提出假设并通过数据证明或者证伪理论。 有两个标准课用来判断数据使用是否合理：第一，数据使用能否减少现有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偏见，其次，数据使用能否提升社会科学研究推断的有效性（King, 1994: 27）。 要尽可能地减少偏见、提升推断的有效性，要求研究者能够做到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保证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本质，使其与新闻采访式的数据收集、分析区别开来。
用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学审视陈研究，不难看出该研究遵守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规范。 首先，陈研究中的研究问题具有充分的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其次，陈研究通过对文化主位概念的使用，反映了社会构建的事实，丰富了文化相关的理论；此外，根据研究的需要，陈研究详细地记录了案例的选择以及数据收集和编码的过程，保障了在该采访对象可以被找回的前提下该数据收集过程是可复制的；最后，陈研究合理的使用实证数据论述了自己的研究问题。 基于此，可进一步肯定陈研究是具有科学内涵、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的科学研究而不是新闻采访。
四、研究方法运用与社会科学研究失“真”的案例
尽管社会科学研究有着鲜明的科学特征，并有严格的方法学程序以保障研究的真实性。 但在真实的研究中仍然由于方法使用不当造成的研究失“真”的案例。 本部分旨在讨论一些“失真”的个案，讨论如何利用方法学的约束更好地开展实证研究的可能。
1.热浪之争与区位谬误
2002 年，社会学家克兰纳伯格 （Klinenberg）出版了一本针对 1995 年芝加哥热浪的社会学研究， 克兰纳伯格运用社会学视角回答在芝加哥热浪事件中，不同社会群体及邻近街区间的死亡率差异。 他指出贫困的黑人族群聚集地区社群的生态环境是高死亡率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些生态因素包括高犯罪率、街道空置率、 低人口密度及随之而来的个体孤立（Klinenberg,2002,P124）。 该书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获得多项学术和图书类的奖项， 被视为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2006 年 ,社会 学家邓奈尔 （Duneier,2006） 在美 国社会学评论撰文，批评克兰纳伯格的研究存在致命的缺陷。 他认为克兰纳伯格仅仅只是收集到社区层面的数据而并有任何个体层面的信息，其推断结果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 通过实地的回访（邓奈尔回访了克兰纳伯格研究中涉及街区的死者亲属及街坊邻居等），他认为克兰纳伯格的推断难以成立。 比如他发现独居人口更多的白人社区死亡率范儿更小。 回访获得证据表明， 酗酒和吸毒者更容易在热浪来袭过程中死亡。
邓奈尔判断，吸毒和酗酒的人士在热浪来袭时独处在没有空调的家中才是黑人社群死亡率的根本原因。 因此，他批评克兰纳伯格推断存在着明显的生态学谬误（the Ecological Fallacy），导致整个研究结果的偏差。区位谬误并不是新鲜名词，它由社会学家罗宾逊（Robinson）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随即引起广泛的讨论。 区位谬误指的是以区位为单位得到的结果也可以在区位的个体中获得证实（巴比， 2009,P102）。 以克兰纳伯格的研究为例，更高层级的数据即是社群的生态环境，他试图用社区生态环境的证据说明社群死亡率的差异，推断个体死亡的原因。Duneier 强调，克兰纳伯格的数据只代表了两个社群状况的不同，它与死亡率之间二者的相关关系也有可能是伪相关①, 可以将该证据作为两个社群存在死亡率差异的佐证，但却不能有效地解释社群中的个体为什么会死亡的原因。 他强调，基于田野调查、观察、采访等人类学方法进行的研究尤其要注意避免生态学谬误的问题，运用更高层级的数据推断个体的行为更需要小心谨慎。
2.萨摩亚人的争论与质性研究采访
米德（2008）针对萨摩亚群岛的人类学研究引发的争论则是另一段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使用相关的案例。 1925 年，美国学者米德前往美属的萨摩亚群岛做田野调查，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和采访，她发现萨摩亚年轻人所享有的性自由使他们得以顺利地从少年过渡到成年。 因此她推断，就青春期的行为而言，后天的文化因素要比先天的遗传因素更为重要。 她据此写成《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成为人类学的经典着作 ,对后来的女权运动和性解放运动有深远影响。
上世纪八十年代， 澳大利亚的人类学家德里克·弗里曼（2008）对米德的研究产生怀疑，根据他在萨摩亚所做长达四年的田野调查以及对曾接受米德采访的萨摩亚妇女的重访， 弗里曼全面否定了米德的研究，并据此撰写了《玛格丽特·米德和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制造与破灭》一书。 他认为，米德的结论过于轻率，萨摩亚年轻人的性生活并非米德所说的那么开放，米德未能深入的了解当地的文化，因而未能分辨采访对象话语的真假，同时她亦在采访对象面前展露自身的偏好与期望从而诱导研究对象作出符合预期的回应。
然而另一些研究者指出，弗里曼的结论同样存在诸多疑点。 首先，作为一个男性与异性谈论其年轻时期的性生活极有可能影响后者的回答；此外，弗里曼在米德之后四十年登岛，当地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随着西方文化在岛上的传播和散布极有可能导致被访者有意无意地“遗忘”过往经验，反而将其当年所提供的证词贬为玩笑，从而导致研究结果的差异（Orans, 1996）。
上述争论成为人类学历史中的一段着名的公案。
撇开谁是谁非， 这些争论引发了广泛的思考和讨论。
人类学研究强调的“真实”以建构主义哲学为认识论基础，强调不存在“所谓客观、脱离具体情境的‘真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学研究所获得的数据不可公开，不可复制，同时也不代表运用人类学质性研究方法的数据收集程序没有判断的标准和依据。 这段公案告诫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研究者在实地采访取证的过程中不仅要真正理解被采访者，了解其所处社群的文化，以求得到有效可靠的、基于建构的“真实”结论，同时亦告诫研究者在数据复制过程中应尽力避免和控制因社会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 力求重回现场、再述“真实”.
3.量化研究的失“真”案例
量化研究依赖实验、社会调查及相关的数据通过统计推断得到研究的结果，但这并不表示量化研究没有失真的可能。 如果不严格遵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量化研究同样也可能失真。 量化研究失真的，按其来源有二：第一类失真与概念操作化过程，即概念的测量（measurement）有关；第二类失真则与内生性问题、遗漏变量等统计模型设定有关。 一般而言，量化研究从理论到实证一般要经历如下过程：上图表明，从理论到实践过程需要将理论概念操作化，即在真实的数据中找到相应的代理变量，以此检验理论假设。 理论概念的操作化过程不同，其结果也可能存在差异。 例如以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对人类学家奥格布（Ogbu）的反文化特征理论的验证为例，奥格布认为黑人学生受限于自身的生活环境，教育期望低，导致其学业成就低，从而影响其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然而该理论却并未完全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
社会学家米克尔森（Mickelson）（1990）对黑人学生成就动机的研究却显示了相反的结论，他的研究结果显示黑人学生同样也有着强烈的成就动机。 他随后的研究发现：黑人学生的成就动机可以通过两个不同纬度的变量代理：第一类是客观指标（abstract indicator），这些指标涉及的问题包括对教育重要性的客观认识；第二类是实质指标（concrete indicator），既黑人学生自身的教育期望。 他指出，黑人学生与白人学生的客观指标并无差异，但二者的实质指标却存在较大差异，实质指标又将进一步影响个人的学业成就。 因此，如果用客观指标作为反向身份特征理论的代理变量则不能验证奥格布的理论。
量化研究失真的第二个可能性来源是遗漏变量或内生性的问题。 在量化研究过程中，遗漏变量或者内生性问题常常会导致伪相关或估计偏误。 以教育收益率的估计为例，用传统的最小二乘法的线性回归方法往往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 其原因在于，一些影响教育收益率的遗漏变量会导致被解释变量收益和教育水平间的伪相关， 从而过高地估计了教育的影响。
这些遗漏变量通常与能力等因素相关，在真实的研究中却难以找到代理变量从而消除其影响。 一些学者意识到诸如能力变量的遗漏产生的影响，部分学者开始用双胞胎样本重新估计教育的收益率，因为双胞胎通常会被认为具有同等的能力并受到相同的家庭和环境的影响。 运用此类型的样本， 经济学家艾森菲特（Ashenfelter）和罗 森（Rouse）（1998）发现 ,遗 漏变量导致31%的过高估计。 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诸如工具变量法、匹配得分法、断点回归等准实验方法成为解决量化研究中遗漏变量或者内生性问题的有效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在量化研究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 遗 漏 变 量 都 需 要 被 处 理 , 另 有 一 类 对 撞 变 量（collider）则需要研究者小心处理（Pearl, 2000）。 这是一种特殊的内生性问题，需要研究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小心处理。 其具体情境如图所示。 假设图中的 A 是学生的成绩， B 是学生的教育动机，C 是学生是否被大学录取。 在真实的数据中，A 与 B 仅有微弱的相关或者不相关，然而如果控制变量 C 则会导致 A,B 之间的虚假相关， 从而导致研究的偏误 （Morgan & Winship,2007,P65-67）。
五、结论
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界有着诸多围绕着研究方法的争论。 以质性研究方法为例，一些研究者质疑质性研究方法的科学内核，认为其与新闻采访的相似（侯龙龙， 2001）。本文回顾了 2001 年发生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质性研究方法的系列争鸣，并进一步讨论该争鸣可能忽视的问题。 笔者强调，质性研究和新闻采访有着目的差异， 质性研究作为科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其本质是科学的，它的研究目的是推断、遵守程序公开和内容即是方法的原则， 其研究的结果也是不确定的；新闻采访则不然，它既没有需要推断的目的，也不遵守方法原则，更不考虑其报道结果是否确定，缺乏科学内涵。 以此为基础，笔者强调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学基础，及其组成部分，即研究问题、理论、数据以及数据使用。 最后，笔者分析了质性与量化研究中的经典失真案例，以此强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学的重要性，只有遵从方法内核才能保障研究的信效度，从而更好地进行科学推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