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熟悉鲁迅的人，当他合上《呐喊·自序》，随手翻开《理想国》，读到着名的“洞穴”寓言时，会不会惊奇地觉得，鲁迅的“铁屋子”,也有可能是在重复柏拉图的故事呢？当他沿着“洞穴”与“铁屋子”那令人惊奇的相通之处往前行进，想要进一步探究两者的异同时，他会不会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鲁迅改造国民灵魂，打破“铁屋子”的“呐喊”,和柏拉图引导“洞穴囚徒”实现“灵魂转向”的“辩证法”,想要解决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呢？
当越来越多的相通之处，和越来越多的细节从幽暗中浮现出来，他会不会看见鲁迅的“鬼气”,恍惚中踱出北平的“S 会馆”,回到二千三百年前的古希腊，在比雷埃夫斯港，加入了和苏格拉底对话呢？当苏格拉底娓娓道来，描述那个偶然到光明的世界生活过，认清了阳光、黑暗与洞穴“影像世界”等关系的“明白人”,回到“洞穴”的遭遇说：这时他的视力还很模糊，还没来得及习惯于黑暗---再习惯于黑暗所需的时间也不会是很短的。
如果有人趁这时就要他和那些始终禁锢在地穴中的人们较量一下“评价影像”,他不会遭到笑话吗？人家不会说他到上面去走了一趟，回来眼睛就坏了，不会说甚至连起一个往上去的念头都是不值得的吗？要是把那个打算释放他们并把他们带到上面去的人逮住杀掉是可以的话，他们不会杀掉他吗？
（1）苏格拉底刚说完，他分明可以看见，早已经按捺不住的鲁迅，性急地抢在格劳孔之前，由衷地赞叹说“,您说得太对了。他们一定会说他‘疯了'!一定会把他的血蘸着馒头吃了下去！喏，我的《狂人日记》，还有《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一定会的！”
当他暂时离开柏拉图的“洞穴”和鲁迅的“铁屋子”,试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来厘清两者的异同的时候，他会不会惊奇地发现，两个人的目标都是为了让“城邦 / 国家”从混乱和堕落中恢复过来，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两个人的“启蒙”,都是面对生活在混乱中的堕落了的“群众”?
一。
《理想国》的核心内容，是探讨如何建立一个最大限度地接近和合乎正义的城邦。柏拉图多次强调说“: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我们的首要任务乃是铸造出一个幸福国家的模型来，但不是支离破碎地铸造一个为了少数人幸福的国家，而是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133 页）“我们的立法不是为城邦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而是为了造成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它运用说服或强制，使全体公民彼此协调和谐，使他们把各自能向集体提供的利益让大家分享。而在城邦里造就这样的人，目的就在于让他们不致各行其是，把他们团结为一个不可分的城邦公民集体。”（279 页）而众所周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现代中国”,使“沙聚之邦，转为人国”（2），同样是鲁迅终生殚精竭虑的核心目标。
接下来的第二步，在由谁来设计和建立“理想国”的问题上，两人也给出了相同的答案。鲁迅认为，在中国社会已经陷入了整体性溃烂的情形之下，建立“现代中国”的历史重任，只能由少数先知先觉的“明哲之士”来承当。柏拉图的“理想国”,则是由“天赋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且经过长期严格训练养成的“真正哲学家”,即“哲人王”来治理。
“在哲学家统治城邦之前城邦不能摆脱邪恶”（234页），既是柏拉图的基本信念，也是接下来的问题之根源。很简单“,在哲学家统治城邦之前城邦不能摆脱邪恶”的论断，本身就包含着哲学家与邪恶城邦，即鲁迅所谓“明哲之士”与凡庸之众之间的紧张关系。
“明哲之士”和“真正哲学家”,从来都只能是极少数，所以一旦出现在败坏了的社会环境之中，就必然面临着数量巨大的凡庸之徒的扼困和侵蚀。鲁迅指出，“人群之内，明哲非多，伧俗横行，浩不可御，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这就是中国社会之所溃烂，以及溃烂后的常态。而溃烂社会的凡庸之徒“,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凌寡，托言众治，压制尤其烈于暴君”.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3）在无主名的“千万无赖之尤”结成的“无物之阵”的扼困和侵蚀中，真正的精神界“战士”“,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阵则是胜利者”（4）。
中国社会，也依旧只能在溃烂的泥淖里挣扎、轮回。可以说，鲁迅终其一生所要反抗的，就是“明哲之士”注定要被“凡庸之众”扼杀，中国社会注定走不出溃烂的泥淖这个令人绝望的生存景观；反过来，也正是通过持续不断的反抗和书写，鲁迅最终把这个令人绝望的生存景观，定格成了人类永恒的宿命境遇。
鲁迅对“明哲之士”与“凡庸之众”的紧张关系的书写，以深刻、尖锐而着称。相形之下，《理想国》的描绘，则以细致、生动为特色。柏氏指出“,勇敢、大度、聪敏、强记”等完美的哲学家所必需的天赋“,是很难在人身上生长出来的，即使有，也是只在很少数人身上生长出来”.幸而具备了这些自然天赋的少数人，也极有可能落到不合时宜的环境之中，被邪恶的力量所败坏“,象一株植物，不是在所需要的环境中被播种培养，就会长成一个完全相反的东西”.而堕落了的城邦里，总是处处充斥着这样的邪恶风气：
每当许多人或聚集到一起开会，或出席法庭听取审判，或到剧场看戏，或到兵营过军事生活，或参加其他任何公共活动，他们就利用这些场合大呼小叫，或指责或赞许一些正在做的事或正在说的话，无论他们的指责还是赞许，无不言过其实；他们鼓掌哄闹，引起岩壁和会场的回声，闹声回声互助声势，变得加倍响亮。在这种场合你想一个年轻听众的心，如所说的，会怎么活动呢？有什么私人给他的教导能站得住不被众人的指责或赞许的洪流所卷走？他能不因此跟着大家说话，大家说好他也说好，大家说坏他也说坏，甚至跟大家一样行事，并进而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吗？（241页）柏拉图悲观地说，在理想的城邦建立起来之前，具有“真正哲学家”天赋的年轻人，注定要被堕落了公众所扼杀，“用美德教育顶着这股公众教育的势力造就出一种美德来，这样的事情现在没有，过去不曾有，今后也是永远不会有的”,除非“神力保佑”.（242 页）但“,真正哲学家”的困境远远不止于此。柏氏接着描述说，经过公众意见的腐蚀“,剩下来配得上研究哲学的人就只有其中微乎其微的一部分了：他们或是出身高贵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处于流放之中，因而没有受到腐蚀，依然在真正地从事哲学；或是一个伟大的灵魂生于一个狭小的城邦，他不屑于关注这个小国的事务；少数人或许由于天赋优秀，脱离了他所正当藐视的其他技艺改学了哲学”,或者因身体缺陷而“脱离了政治，没能背离哲学”.在这充满了悲情色彩的描述中，柏拉图并没有忘记自己。他特别强调说“:至于我自己的情况则完全是例外，那是神迹，是以前很少有别人遇到过的，或者压根儿就从来不曾有任何人碰到过的。”（247 页）问题并未就此结束。柏拉图说，这极少数由于幸运或神迹，没有被扼杀在襁褓或生长过程中的“真正哲学家”,在败坏了的城邦里，也只能勉强苟全性命，不可能对城邦事务有所作为。
已经属于这极少数的道中之人，他们尝到了拥有哲学的甜头和幸福，已经充分地看到了群众的疯狂，知道在当前的城邦事务中没有什么可以说是健康的，也没有一个人可以看作正义战士的盟友，援助他们，使他们免于毁灭的。这极少数的真哲学家完全像一个人落入了野兽群中一样，既不愿意参与作恶，又不能单枪匹马地对抗所有野兽，因此，大概只好在能够对城邦或朋友有所帮助之前就对己对人都无贡献地早死了。---由于所有这些缘故，所以哲学家都保持沉默，只注意自己的事情。他们就象一个在暴风卷起尘土或雨雪时避于一堵墙下的人一样，看别人干尽不法，但求自己能得终生不沾上不正义和罪恶，最后怀着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期待而逝世，也就心满意足了。（247-248页）柏拉图最后断言说“:要不是碰巧生活在一个合适的国度里，一个哲学家是不可能有最大成就的，因为只有在一个合适的国家里，哲学家本人才能得到充分的成长，进而能以保卫自己的和公共的利益。”（248 页）由此而引发的悖论是：理想的城邦只能由“真正哲学家”来设计和管理，---“在哲学家统治城邦之前城邦不能摆脱邪恶”;但在一个邪恶的城邦里“,真正哲学家”即便侥幸不被凡庸之众所扼杀，也不可能对城邦事务有所作为，更谈不上引导整个城邦脱离败坏之境。
鲁迅也意识到了同样的困境。一方面，让“沙聚之邦，转为人国”的历史重任只能由少数“明哲之士”来承当。但在现实情境中，这样的“明哲之士”却又注定如陷入“无物之阵”的勇士那样，最终必然被凡庸之众所扼杀。《狂人日记》《药》《伤逝》等小说，其实不是讲述“启蒙何以可能”,而是讲述“启蒙如何失败”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