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相继出现各色生态组织和群众性的生态保护运动。在此背景下，欧美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探索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解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提出基于社会主义理想的解决方案，形成了欧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典型代表包括 本 · 阿 格 尔 （BenAgger）、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安德瑞·高兹（Andre Gorz）、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er）、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戴维·佩珀（David Pepper）、瑞纳·格伦德曼（ReinerGrundmann）、萨拉·萨卡（Saral Sarkar）、保罗·伯格特（Paul Burkett）等。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的批判理论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有着直接的影响。
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反思
欧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反思主要围绕唯物史观、生态危机根源和人的本真需要三个方面展开。
1.对唯物史观的追问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通过重释、补充、修正唯物史观，使其与生态理论相联系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任务，也是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学者们的分析方法大致有两类。
一是“价值分析法”,从分析商品的价值组成入手。伯格特认为，商品财富本意指商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由凝固在商品中的一般劳动和自然条件联合组成，自然条件在商品价值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
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资源被资本免费占有，当资本认为只有消耗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能增加商品价值，自然通过损耗自身使用价值而增加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便被视为无物，资本无视自然的贡献，继而忽视自然、忽视生态保护。奥康纳提出“生产的自然条件”概念。他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同时都是文化的和自然的”[1]61,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态自然之间是一种“调节与反调节”的关系，有必要将生态保护的理念融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去。奥康纳认为，自然、城市空间、基础设施等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并不是按市场规律生产出来的商品，但它们却被当作商品来看待，严格来说，它们并没有交换价值。因此，对“资本通过破坏自身的生产条件，是否给自己设置了发展的障碍或限制”的回答，“不仅需要站在交换价值的维度上，而且需要站在特定的使用价值的维度上”[1]265.
二是“异化分析法”,从扩展“异化”的内涵入手。福斯特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他认为，自然通过生活资料的生产进入人类历史，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因此而对人类呈现出实践的意义，因为自然作为一种生命活动的结果，也是生活资料的一种结果。”[2]106故而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既包括人类对自身劳动的异化，也包括人类改造自然的积极作用的异化，即人与自然的异化或称“自然异化”,而且自然的异化“是由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造成的，系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最重要的核心内容。”[3]
阿格尔继承了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的“消费异化论”,“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4]494异化消费是一个“温柔的消费陷阱”,消解了人们对社会不公的反抗情绪，成了资产阶级统治人、统治社会的工具。格伦德曼则明确提出要以系统理论改造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不能清晰地解释当代社会，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社会异化”的概念，即须以社会系统为出发点来考察生态问题。社会系统必须要能够掌控它们的环境，由社会和自然共同参与构成的复杂的反馈环必须既合乎社会又合乎自然的运转。
无论是“价值分析法”还是“异化分析法”,它的前提必须是完整准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必须追问是否坚持了唯物主义基本立场，是否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伯格特和奥康纳的本意在于准确认识自然条件在商品生产和消费中的作用和地位，福斯特和阿格尔丰富了异化的内涵，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范围，这都没有否定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格伦德曼试图用“社会系统”取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新的理论能否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格伦德曼是否以“改造”为名抛弃了唯物史观，值得进一步的分析讨论。
2.对生态危机根源的追问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认同，是资本主义为追逐利润而实行的扩张性生产导致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生产的扩张性与资源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生态危机。但学者们对于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则有不同意见，这场追问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
第一维度指向经济社会现状。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体现在“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资本主义国家“要保护自己的公共合法性，其办法就是向个人提供几乎源源不断的商品”[4]494.这种“异化消费”背后是对自然资源疯狂地不可持续的掠夺和占有，严重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们对永远丰裕这一许诺的期望将被刚刚出现的生态危机无情的粉碎”[4]496.一旦期望破灭，人们就会寻求改变现存生产生活方式，资本主义必然面临社会变革。福斯特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农业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认为城市化使人与土地间物质变换链条断裂。资本主义经济循环以物质循环为基础，物质循环又建立在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之上，新陈代谢断裂的生态危机必然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因此“环境的敌人不是人类（不论作为个体还是集体），而是我们所在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和社会秩序”[5]43.
佩珀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内含“生态矛盾”,它内在地倾向于破坏和贬低物质环境所提供的资源与服务。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应当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6]105.因此，“可持续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能的梦想”,是一个“骗局”.奥康纳创造性地提出了“双重危机”理论，第一重是传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第二重是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与生产条件的矛盾，有限的自然遭受资本无止境的掠夺，生产条件再生产被忽视继而遭到破坏，生产力也因此被损害。奥康纳把这种危机称为“流动性危机”,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不足的危机。生产不足的危机蕴含着对生产条件的重构，它要求一种更加社会化的生产力形式、生产关系形式、生产条件形式，这也就意味着向社会主义形态的变革。
第二维度指向思想意识形态。莱斯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控制自然”的传统观念，人类为了控制自然而发展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极大地扩展了人类控制、驾驭甚至改变外部环境的能力，但它同时也被用于控制人和社会，“通过具有优越的技术能力---一些人企图统治和控制他人”[7]109.于是科学技术为人的权力意志服务，成了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手段。高兹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奉行的最大化原则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经济理性追求“更多更好”,它试图“创造最大的需要，生产最多的产品，目的是获得最高利润，靠的是最大限度地消耗能源和自然资源”[8].这种只顾市场利润缺乏人文关怀的“经济理性”,使得人类现代化进程本身危机重重。
佩珀提出“收益内在化，成本外在化”的资本主义企业理性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资本家将收益尽归己有，却让全社会来承担环境污染的成本，或者将污染物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形成“生态帝国主义”,毕竟“能够报偿其中所有成员的‘理想’资本主义也许存在于一个团体、一个地方，但却是以其他地方的人 远离理想 资 本 主 义 为 代 价的”[6]110.萨卡则认为，无论是苏联的社会主义还是欧美资本主义，它们都处于“增长范式”的理念之中，人们重视经济“增长”,却不注重经济“发展”与生态道德建设，所以苏联已经走向失败，资本主义也必然面临社会变革。
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莱斯等人将生态危机归罪于社会思想意识显然颠倒了主次。阿格尔分析了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关系，却停留在表层没有深入分析危机的根源。福斯特认为根本原因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佩珀指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奥康纳则要求构建社会化的生产关系。学者们分析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都没有进一步明确最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从这一点上看，他们都没有超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3.对人的本真需要的追问
马克思指出是人的需求本身、满足需求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使用的工具，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那么什么才是人真正的需要就成为决定应该如何发展的关键。
部分学者从批判资本主义的视角说明人的需要不是什么。阿格尔借用马尔库塞的理论指出，消费商品绝对不是人的本真的需求，人在资本主义的工厂和生产方式中倍受剥削却无力改变，于是在看似自由的商品消费中寻求可怜的快感，然而“自由选择主人并没有使主人和奴隶归于消失”[9]8.如果消费商品、享受社会服务其目的在于维护资本主义异化统治，那“在这些商品和服务之间进行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自由”[9]8.资本家通过操控商品广告和商品生产操控人的消费意向，使人沉湎于消费继而依赖资本主义制度。莱斯认为，我们不仅要关注人的需要是什么以及如何满足这种需要，更要关注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的负载能力。资本主义构建的“高度集约的市场布局”使人的需求物质化，将其等同于异化的商品消费，资本主义消费至上的理念使人的需求和欲望变得模糊，人因“欲望”而不是“需求”在进行商品生产和消费。
部分学者从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的视角说明人的需要是什么。高兹对“人的本真状态的需求”进行探讨，认为被经济理性控制的个人忘记了洁净的空气和水、美满的家庭、人与人的团结互助等才是人最本真的需求。当人们不再被经济理性束缚，人将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读书写作、观光旅游、与人交往等等。
劳动降低到从属地位，社会不再以劳动为基础，自由闲暇的活动也是社会普遍价值的承担者，这就是高兹的“文化社会”构想。高兹也重视劳动，强调要让人的“挣钱的权利”回归“劳动的权利”,使人在劳动过程中充分发挥能动性创造性，在劳动中实现个人价值和全面发展。福斯特认为共产主义条件下“物质极大丰富”是有限度的，是“相对于人们的实际需要来说的，是指足够满足所有人需要的产品的生产规模。它不是抽象的越大越好”[8]127.炫耀式的消费是异化的需要，已经不是“按需分配”了。福斯特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不会为了追逐利润而生产，社会可以自觉地合理地控制物质财富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并使这两种生产之间保持适当比例。
莱斯提出“生产活动就是满足”的论断，人必须拒绝把消费和满足等同起来，满足只能从实践中寻找，人真正的自由和满足最终来源于自己的生产创造活动。在“较易于生存的社会”中，人们会因创造性的劳动和民主参与而感到满足。
认识人的本真需要必须从人的本质出发。马克思指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0]56,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可以认为自由自觉的劳动和因此而形成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就是人的本真需要，人也在通过劳动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中体现人的本质。所以消费商品绝不是人的本真需要，高兹认为的“洁净空气和读书写作”也只是人的需要而非本真需要，或许莱斯的论断最接近于马克思，人只有在自由的劳动实践中才能满足需求实现人的价值。
二、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资本主义制度，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最终必然面临社会危机。要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唯有建设生态的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保护内在相容，学者们主要从经济模式、科学技术、道德文化及依靠力量等方面探索建设生态社会主义。
1.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
生态社会主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扩张性是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因此反对经济过度增长是共同的，但也有“逆增长”、“缓增长”等的区别。“逆增长”观点认为，利润主导的生产已经超出人类需要和自然的限度。阿格尔要求构建“恒稳”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他认为，大型经济组织的管理往往高度集中，官僚化现象严重，因此必须缩小工业规模。他相信“通过使现代生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我们就可以保护环境的不受破坏的完整性，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从性质上改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经济、政治制度”[4]500.高兹反对“更多更好”的“经济理性”,认为必须坚持“更少更好”的“生态理性”,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比如，生产并使用环保的耐用品，产品的种类只满足人最基本的需求等等。更少的工厂产品意味着更少的劳动时间，因此人们可以从事更多学习创造性活动，让生活更美好。萨卡主张实行经济收缩战略，在增长的极限面前，只有控制人口，缩小整体经济规模，实行地方性、小规模生产，实施计划经济并确保社会平等，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今天的科学社会主义必须接受增长的极限这一事实，必须接受熵法则，否则，它就不是科学的。”216“缓增长”观点认为，摆脱利润束缚的工业生产与环境保护并不必然矛盾。奥康纳构建了“红”“绿”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生态社会主义“需求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使抽象劳动从属于具体劳动。这也就是说，按照需要（包括工人自我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利润来组织生产。”[1]525-526摆脱利润至上主义，社会关注的重点将从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转移到生产条件的生产与再生产。佩珀主张以“一种长期的集体的”而不是“短期的个人的”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构建生态社会主义。作为智慧生物，人类不可避免地以人为中心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只要以有利于人类集体与自然可持续生存发展为目的，反对恣意破坏和掠夺自然，就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真正共产主义的部分定义是，人们不再通过它体验一种环境危机：非人的自然将被改变而不是被破坏，并且，更加使人愉快的环境将被创造而不是被破坏。”[6]284通过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制克服异化，根据需求而不是利润进行资源开发和分配人类可以建立一个追求“环境正义”与“国际正义”的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危机是经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争论焦点在应对生态危机靠继续发展还是拒绝发展。笔者以为，生产力的发展进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要解决生态危机只能坚持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不是人被动地适应自然，而是人主动地改造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如生态危机的根源不是人类经济发展，而是落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经济发展方式。
2.倡导科学技术的生态化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科学技术如果不是生态危机的“元凶”,也是资本主义的“帮凶”.但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合理运用科学技术对于解决生态危机建设可持续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阿格尔提出生态技术观，指出应从生态学角度看待技术的本质、特征和作用。倡导“小规模技术”,或者说是“一种能把某些生产部门的自动化与其他部门的小规模技术结合起来的混合技术方案”,它能使人们“以新的弹性和灵活性摆脱危机，并以这种弹性和灵活性从劳动中获得意义和满足”.[4]498同时小规模技术还具有社会政治意义，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小规模技术意味着不仅要改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技术过程，而且要改组那种社会制度的权利关系。”[4]501莱斯认为，人类“控制自然”的理念本身失去了控制，科学技术被不合理地运用。科学技术带来了对全球生态系统某些部分永久的不可逆转的危害，已经“威胁到作为整体的人类生物的未来”.
人类有必要通过伦理道德的进步改变目前的科学技术观，让科学技术走上 “民主化”、“小规模”和“分散化”的生态技术之路。萨卡的生态社会主义并不需要高技术，“生态经济将主要使用劳动密集型的、中间性的技术”[11]220,在分散的小型化生产生活单位中，经济和生活管理会变得非常简单，科技型人才和管理型人才将无用武之地，知识不再是一种可以赢取经济利益的资本，因此可以避免知识分子在未来社会中形成一个“新阶级”.当然，萨卡仍认为，稳态经济中音乐家、诗人、数学家、发明家将继续存在，并且必须受到鼓励。高兹以独特视角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技术法西斯主义”,以核技术为代表的“硬技术”可以让资本主义政府以保护核电为名加强对社会的控制，继而产生技术专制主义和技术官僚主义。高兹提出要用“软技术”取代“硬技术”,“软技术”就是简单易学、生态环保的人性化的技术，是投资分散化、小规模的技术，能够避免大公司或政府的垄断。高兹还以汽车和医疗为例批判了科学技术的异化和意识形态化。
现实中不存在纯粹的中性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定与特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因而体现着相应的意识形态，所以关键是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下使用科学技术。技术乐观主义相信科技的发展可以解决生态问题，但生态危机根源不是技术落后而是生产关系落后，科技诚然是不可或缺的，仅靠科技发展亦无法彻底解决生态问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管是小规模的“软”技术，还是大规模的“硬”的技术，更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才会得到重视。
3.强调思想道德进步的重要性
拒绝高增长的经济模式，构建小型化生产生活单位，倡行节俭和平等，都不可避免会遇到阻碍，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们期待通过提升人的思想理论和道德水平来规避这些障碍。
阿格尔认为，生态自然的有限性形成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态命令”,这就需要培养人们的“生态意识”,即在看待经济发展、评价经济行为时要有生态学的视角和维度。阿格尔特别提出：“特定形式的分散化、非官僚化的社会主义是培育新的生态意识的理想温床，这种生态意识的形成既可以解决生态 需 要，又 可 以 反 对 我 们 称 为 异 化 消 费 的 现象。”[4]509面对“控制自然”观念带来的社会与生态恶果，莱斯认为必须实现对旧观念的超越，“控制自然的观念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解释，即它的主旨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是科学技术的革新。”“控制自然的任务应该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置于控制之下。”[7]168人类必须靠伦理道德的进步来控制人类的非理性欲望，只有这样科技才有可能被合理地用于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高兹提倡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层面来一场“文化革命”,即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用“更少但更好”取代“更多更好”.但这不是要彻底否定经济理性，而是要超越经济理性，合理利用工业化的成就，摆脱资本主义商品买卖关系的限制，让人可以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有学者认为道德建设的重点应在培养拥有新思维的人类。佩珀坚持“生态人”理念，认为克服生态危机的出路在于塑造“生态人”以取代“经济人”,因为“只有当每个人满意于获得微小与渐进的收益并且彼此信任不会竭力追求最大化的个体利益时，每个人才能从环境中获益。”[6]110-111萨卡提出要培育社会主义“新人”,新人追求平等，拥有生态意识，自愿接受较低的物质生活水平甚至把它作为自己生活的目标。萨卡认为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利己主义、对特质产品的贪婪、对权力的渴望、等级制，等等，并非人类的天性。”[11]279所以让现代人成为一种“合作、团结和道德”的新人是可能的。
提升人的道德素养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但过分诉诸道德进步便有唯心主义倾向。靠将生态价值和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是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反而可能使人忘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更高的不道德”的批判。福斯特就批评道：“个体确实有必要加倍努力以更简单的、符合生态要求的消费方式来安排他们的生活。但如果过多强调这一点，那就是对个体赋予了太多的责任感，却忽视了体制性的因素。”[5]404.生态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马克思相信工人阶级作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是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主体力量，但在新的时代工人阶级是否依旧具有高度革命性则见仁见智。
阿格尔认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建构的消费社会里，已经把无止境的消费当成“唯一的目的”,但生态危机会迫使工业经济经历一个缩减的过程，这会使习惯于异化消费的工人感到失望，并进一步对集权官僚的社会制度感到不满。但是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能将危机引向全面社会主义变革的力量和形式”[4]514.工人阶级“必须超出他们目前在生产和消费中所担当的有限角色去进行思考”.[4]515萨卡则声明，他不认为工人阶级在追求低物质生活水平的生态社会主义变革中会发挥领导性作用，生态社会主义者会扮演领导角色。但是工人阶级也遭受着失业和生态危机的折磨，他们是已经吸取了生态教训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应当积极团结的力量，但“必须彻底放弃所有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或先锋作用之类的幻想”[11]238.
高兹指出，在经济理性的支配下，人与人之间只留下金钱关系，各阶级之间只存在暴力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则只存在工具关系。这致使“工人阶级完全被剥夺，仅仅沦为劳动力的交换者，他们任何的特殊利益都被剥夺了。无产阶级的劳动失去了劳动者的所有魅力，他们变成了机器的附庸物。”[2]56工人阶级倍受剥削，因而具有强烈的革命性。佩珀提到，西方工业模式的转型使工人阶级人数在减少，管理阶级人数在增多，科学技术的升级和广泛应用则使创造性自主劳动的机会减少，这使得工人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在下滑。也有学者认为，无产阶级正被资产阶级“虚假的意识”所同化，“无产阶级开始依据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理解事件，在政治中对个体的崇拜开始取代对集体的崇拜。”[6]151工人阶级甚至会因为环境保护政策会危害到就业而选择拒绝，“失业似乎总是在最需要工人 团结 的 时 候 破 坏 工 人 团结。”[6]287因此有人宣称无产阶级不再是人类解放运动的中坚，新社会运动将会取代工人运动。
但佩珀亦指出，工人阶级在生态危机中遭受伤害，“工人运动一定是社会变革中的一个关键力量，它将重新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的潜力，并重新恢复作为一种环境运动的特征。”[6]284更重要的是，只要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存在，工人阶级遭受剥削和压迫的情况就不会改变，工人阶级中那些企图“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的有限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的人“必然是要失败的”[10]676,而工人阶级不实现自身的解放就无法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工人阶级将始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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