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价当下中国文学的价值时，上世纪80年代总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出现，许多文学经典都诞生于80年代；当下堪称顶尖的中国作家，也几乎无一例外是起步于80年代或者深受80年代文学影响的。而今当我们回顾历史，冷静思考八十年代的“文学热”，会发现它早已超越了文学自身的特性，究其原因，一方面有政治的因素，另一方面亦受当时时代的影响。可以说那种“文学热”不是文学的“常态”，是外力给文学披上了华丽的衣服，而当文学还没来得及思考自身的处境时，其华丽的外衣已失去了色彩，再也无法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但无可否认，每个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人，对文学的记忆都是甜美的。查建英回忆说：“还记得那时候，我上大一大二的时候，北大书店经常有赶印出来的中国和外国书，印的质量都很差，但都是经典，什么‘三言二拍’、巴尔扎克、狄更斯，一来书同学之间就互相通报，马上全卖光。当时还没有开架书，图书馆里的外国小说阅览室里就永远坐满人。”[1]
这种读书的热情，在当今时代难以再现，它显示文学在八十年代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整个八十年代，人文学者以其睿智的思想主导着社会的话语权，他们试图借助这套社会话语，左右社会的形式。
当今时代，文学作为“政治工具”、“时代晴雨表”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了。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潮流，浸染给文学过多世俗化、功利化色彩，出现了“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商业主义”等社会文化现象，诚然，对“物质”、“金钱”的追求无可厚非，但如果视这些东西为圭臬、为上帝、为神明，人就被会这些东西所主宰，人的精神就会被侵蚀。人类无节制地发展物质一维、精神失去了根基，就容易困惑、浮躁。在这个时候，文学就是一剂良药，我们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来帮助我们追问和解答超越文学作品本身的、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生的反思。
一.文学的实用价值
文学作为人类有意识创造的产 物 ， 正 如 学 者 罗 崇 敏 所 言 ：“蕴涵着丰富的内在实用价值，这种实用价值的释放不但形成对人及其生活的影响，还形成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影响。”[2]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与我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
余秋雨 《霜冷长河》 里有一篇文章，名为 《绑匪的纸条》，此文讲述了某地发生的一起绑票杀人案，警方侦查了很久都没有结果，基本上成了一个悬案。后来，一个刑侦专家在翻阅旧案卷时，发现了案卷中保留的一张绑匪写的纸条。他顿有所悟，很快就侦破了此案。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纸条让刑侦专家找到了破案的突破口呢？这张纸条总共十九个字，六个标点符号：
过桥，顺墙根，向右，见一亭，亭边一倒凳，其下有信。
这张纸条是罪犯向受害者家属传的口信，让受害者知道藏信的地方。罪犯怕刑侦专家通过这封信查到蛛丝马迹，所以信的内容就尽量简短，殊不知，这十九个字，用到了四个文言方位动词：“过、顺、向、见”，准确而不重复，这是长期浸染古代文学、文化的人才能做到，时至今日，我们平常人根本写不出这样的纸条。
因此刑侦专家将侦查的范围大大缩小。案件很快被侦破了，其结果让所有大吃一惊，犯罪嫌疑人竟是当地一所大学的教师。一个多年的悬案因文学而得以破解，这不就是文学具有的实用价值吗？
二、文学的审美价值
文学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重要影响，此外，文学还具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当下大中专院校开设文学相关课程，更重要的是培养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及审美价值观。
我国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认为：“文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样式，是一种社会的审美意思形态，是一种语言艺术，它包孕着人的个体经验，它沟通人际的情感交流。”[3]
童先生认为文学涵盖范围极广，文学是一种文化样式，是话语蕴藉下的审美意识形态，他强调文学语言的独特性，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审美性，读者个人体验的真切性与情感的感人性。
文学的这种特性在以诗词为代表的中国文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苏轼的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悼亡词情感深挚，通过记梦抒发对亡妻深沉的思念，该词创作于妻子逝世十年后，以真情取胜，言辞凄婉，令人不忍卒读。苏轼丰富的情感体验，洗尽铅华的言辞，赋予该词以永恒的魅力，将文学语言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再如英国着名诗人彭斯的诗作 《一朵红红的玫瑰》：啊，我的爱人象一朵红红的玫瑰，在六月的早晨绽放；啊，我的爱人象一支甜甜的乐曲，乐声美妙、悠扬。
诗人彭斯将自己的爱人比喻成“一朵红红的玫瑰”，“玫瑰”本就代表爱情，“红红的玫瑰”，更象征着诗人奔放的、火热的感情，“在六月的早晨绽放”，有力地烘托出爱人的美，在诗人的心中，爱人不仅仅拥有迷人的外表，更有着柔美灵动的心灵，像一段乐曲，婉转动人。诗人彭斯运用其诗意的语言，给我们展示了爱人的美，其饱含情感的诗性话语，区别于一般的语言，这便是文学语言的功能，也是文学的审美特性。
三.文学的精神指向价值
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文学似乎正逐渐被边缘化，文学对于当代中国到底有无价值可言？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它存在的最大价值就是文学的精神指向价值，即文学引领人、教育人向善、向真、向美。
苏联文学家肖洛霍夫195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 《一个人的遭遇》，很好的说明了文学的精神指向价值。小说叙述了卫国战争后的第一个春天，作为记者的“我”于河边渡口，遇到了故事的主人公———安德烈·索科洛夫以及他领养的一个五六岁的孤儿。为了消磨等待渡船的两个多小时，索科洛夫在渡口边给记者讲了他的故事。他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长大，出外当长工，在饥饿的1922年，他的父母和妹妹因饥饿而离世，他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后来他结婚，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并有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生活平静而幸福地延续着，然而战争突然爆发了。他应征入伍，当了汽车兵。他为前线输送炮弹，英勇作战。在一次战斗中，他不幸被敌人的炸弹炸昏了，当了俘虏，但却始终怀着对祖国的忠贞和热爱，在俘虏营里，他亲手掐死过叛徒，他逃跑过，又被敌人抓回来，敌人的一个营长要亲自枪毙他，他毫无惧色，并一口气喝了三大杯白酒，连敌人也不得不佩服这个俄国士兵是条“汉子”，决定暂不枪毙他。他最终逃出了俘虏营，回到了部队。战争即将结束，他回到已被夷为平地的家乡，妻子和女儿都被敌机炸死。悲痛欲绝之际，命运仍然给他留下一线生机，儿子在进攻柏林的前线被升为大尉，他等待儿子胜利归来。但命运还是捉弄了他，儿子在离胜利那么近的时候，也为国捐躯了。他压抑下悲痛的心情继续生活并认了一位孤儿与之相依为命。
索科洛夫的命运虽悲惨，但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作家肖洛霍夫在小说文本中融入了自己对生命的体悟与哲思：“不论是现实关怀还是终极关怀，都贯注着强烈而深沉的生命悲剧意识和浓郁的人文精神，都是对人类生存状态及命运的担忧与焦虑，对人的存在的思考，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以及对人类命运、人类的痛苦与解脱的思考与探索。”[4]
诚然战争的后果是同胞的被害，战友的牺牲，家园的失落，亲人的离去，以及永远也抹不去的孤独与悲伤，但作品体现出的人性之善、人情之美，给全世界的读者以鼓舞。
四.结语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充足的理由，都有其安身立命的基点和必须恪守的准则，这是一个事物的根。文学也有自己的根。文学存在的理由、文学的精神本根就在于它的审美和精神指向价值，即对于存在意义的追问、对于人生真谛的探寻。
文学关心的是真、善、美、是自由、平等，是家园感、归属感等终极性的东西，也就是说，文学的根总是伸向这些终极价值。因此人们在生死存亡的人生紧要关头、喜怒哀乐的情感起落之际往往更加亲近文学，也使得文学可以有力地拉动和提升人类的精神状态，使其走出迷茫、堕落和沉沦，有了它的牵引之力，人类的生命才会有更多的精彩和壮丽，人的精神追求才会变得更加明确、实践活动才会变得更加铿锵有力！
参考文献：
[1]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6.
[2]罗崇敏.关于文学实用价值的思辨[N].海南日报，2007-08-11.
[3]童庆炳.童庆炳谈文学观念[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4]袁进.人文精神寻踪 [J].读书，1994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