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计量经济学的逻辑缺陷研究(2)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吊诡”呢？究其原因有二。
　　
　　第一，热衷于研究纯经济理论的数理经济学家往往过分夸大了人的理性能力，以致其研究思维为特定框架所限，产生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效果，反而看不清宏观经济学变动。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就将研究局限于既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并用边际分析来探究最大化和均衡，这种均衡分析当然也就看不到经济现象内在的矛盾和冲突。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得出的理论与凯恩斯的失业理论之间就是矛盾的，以致布坎南认为，把经济学局限于资源配置层面的新古典经济学“不是推动着而是阻碍着科学的进步”,经济学本质上要研究“人类关系制度”[3].相反，那些热衷于经济史分析的古典经济学家则往往基于平均分析来研究经济现象，并借助制度分析来探究这种平均出现的深层原因；正因如此，它可以深刻地揭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并在一定程度上发现经济活动的一般趋势。
　　
　　第二，复杂多变的人类社会现象根本不是可以通过计算理性得以刻画的：一是数理模型只能抽象地表达一些简单的社会现象，因而绝大多数的经济问题都是不适合用纯粹的数学逻辑来表达的；二是计量模型也仅仅显示过去数字之间的初步联系，反映特定时期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而根本无法解释事物之间内在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即使经济学家根据世界粮食产量的减少而预测粮价会大幅度上升，但他们根本无法确定粮价会上涨到什么程度，更不能预测粮价何时将达到某个价格水平，而简单地预测粮价上涨则根本不需要现代经济学的专门知识。同样，在早期房价上涨中，一些学者不断鼓吹房价将上涨到某一价位，但从来没有预测到准确的房价水平，更没有预测最高位的时间；而在目前房价下跌中，这些学者又出来预测房价将进一步下跌，但跌到何种程度以及何时到达底部的预测却充满了巫术性。
　　
　　其次，从计量模型所依据的理论逻辑看。
　　
　　计量经济学的相关性分析只能关注那些同质的数量间关系，却忽视了无法观察到或者无法量化的结构、机制和力量等因素，而结构、机制和力量等因素的改变将会完全改变事物的性质；这样，应用计量经济学的预测将适合特定时间、特定范围和特定物体的方法或手段运用到其他场合，就必然会造成工具主义悖论。同时，计量经济学的同质性分析还充分体现将行为者还原为理性的原子个体，却不考虑行为者所面临的不同环境和不同目标，从而就无法预测面临特定情景下的具体行为。
　　
　　第一，正是由于流行的计量模型缺乏结构的变化，从而就会得出廉价而无效的结论。例如，基于货币数量论模型，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供给的增加必然会导致物价上涨，并提出以货币数量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显然，这种政策从来没有成功实现过，连弗里德曼本人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谢拉·道就指出，“结构变化的可能性往往使预测蒙羞，对公共政策效果的预测需要警惕结构变化的可能性，同时，政府也可以把结构变化安排作为公共政策的一项措施，这项措施需要基于对结构变化效应的预期。”[5]
　　
　　关于基于计量分析进行预测的荒唐性，我们可以看一则笑话。一位经济学家搭乘一架四引擎飞机由纽约飞往伦敦，途中飞机撞击一个不明物而开始下坠；此时，飞行员告诉乘客们有一只引擎坏了，他们到达伦敦的时间将延迟半个小时；过了一会儿，同样的事情发生了，飞行员又一次告诉乘客第二只引擎坏了，飞机到达时间将延迟一个小时；再后来，事情再一次发生，第三只引擎也坏了，现在飞机到达时间将延迟五个小时。此时，经济学家转过身来对后排的乘客说：“按照这样的比率，如果最后一只引擎也坏了，我们会整夜呆在这里。”这是嘲讽经济学家的一个笑话。其实，每一次引擎的失灵都造成飞机结构的变动，而第四只引擎的失灵将导致飞机结构在质上的变化，并由此完全改变飞机的性能，而计量经济学家的线性主义思维却根本无法认识到这一点。
　　
　　第二，正是由于流行的计量模型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即使它以对行为者的过去行为、性情以及其他特征的观察为基础，也依然无法把握未来的不确定，因为个体总是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来重新调整自己的行为动机。很大程度上，新古典经济学家之所以无法预测经济危机的来临，就与其坚持的有效市场理论有关，而有效市场理论又是以理性模型为基础，不管过去行为如何，都假设未来的行为是理性的；相应地，极端事件只发生在过去，经济大萧条已经永远成为历史而不会再重演。譬如，布莱克-斯科尔斯 - 默顿的投资组合风险预期模型就适用于稳定的市场环境，并据此使长期资产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但它在市场条件变得不稳定时的预测却很不好，而长期资产管理公司坚信该模型有能力消除风险，因而在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继续购买，结果以破产告终。
　　
　　关于计量模型中理性假设的缺陷，我们也可以看一则史库森举的例子。史库森问道：“一位宇航员能够知道太阳升起的准确时间，但是有人能预知一个学生早上会几点起床吗？如果他 8 点上课，那你就会确定他在 7 点起床并在 8 点前到达学校。你或许在几个月时间内研究过他的作息习惯，并且在他的作息习惯基础上，你在一定程度上断定他会在 7点起床 8 点上课。但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如果他生病了或者他的定时钟没有响怎么办？如果他家里有人去世了，他必须呆在家里怎么办？可以有无数理由使那个学生没有按你预期的那样行动”[6].在这里，预测的关键在于环境，经济学的理性预测往往依赖于稳定的环境。
　　
　　事实上，基于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来进行预测本身就含有这样两大逻辑缺陷。第一，流行的计量分析往往使用线性回归，或者是体现某种固定趋势的回归；但是，现实世界中事物之间的影响往往是非线性的，甚至是跳跃性的，因而无法为计量分析所刻画和预测。第二，统计回归分析的对象主要是宏观事态，它基于大多数定律得出一般状态，而将任何独特的事件都通过置信区间的设计排除在外；但是，经济现象中最为重要的预测事件恰恰是其独特性，如经济危机何时来临等，这却在计量分析过程中已经被排除了。也就是说，基于经验材料的计量分析所获得的基本上是具有特殊性的统计规律而非普遍性的经济规律，它主要反映变量在数量上的某种相关性，最多体现了特定时间或范围内变化的一种常规大趋势。但在现实世界中，最有价值的预测恰恰体现在发现事物的变异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而不是陈述一种常规。
　　
　　因此，对社会经济现象来说，要作出真正有效且精确的预测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工程学系主任伊曼纽尔·德尔曼就指出，模型无法像理论那样描述或揭示维系世界如何运作的基本原理，而仅仅告诉某个东西很像什么；而且，模型中一定存在简化，从而很可能会省略该事物的某些性质。譬如，有效市场模型将股票价格变化类比于房间里的烟雾扩散并用物理扩散原理来进行计算，但这样的类比存在严重缺陷，因为它以某种形式将人类行为“拟物化”了，从而免除了进行复杂思考的麻烦。问题在于，如果人类行为会完全遵守数学法则，从而把有着诸多限制的模型与理论相混淆的话，其结果肯定会是一场灾难。因此，德尔曼强调，我们根本不可能发明出一个能够告诉我们股票价格将会如何变化的模型[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