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墓竹简》书写于公元433年之前，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所出竹简有字简240枚，6696字，记录了随葬物品。书法用墨书写在竹简上，笔划尖锐凌厉，起笔顿按，结尾处提笔。笔划波折不明显，总体仍具有篆书的风格，但横折等笔划的书写，已经出现了隶书的面貌。
《青川木牍》于1980年出土于四川青川县郝家坪第50号战国墓。木牍正面记载了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王命左丞相甘茂更修《田律》等事，背面为与该法律有关的记事。该书法用墨书书写在木牍之上，书写规整，结体方正，字间距宽松，布局秀丽工整。笔划较随意，撇捺等笔划出现波折，总体上仍为篆书面貌，但可见明显的隶意。
《包山楚简》1987年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包山二号战国楚墓。计有278枚竹简和1枚竹牍。这些竹简记述的内容丰富，纪年明确。该书法墨书竹简，结体圆转，灵动柔和，总体呈现出篆书的面貌，但笔划的起笔、粗细，均呈现出较强的随意性，可看出隶意。
春秋战国时期，政局的变更、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变化，种种情形相互关联，相互牵制。在这样的时代风貌下，文字开始了从书写规整、精美的大篆，向书写简易、快速的隶书转变的过程。秦统一后，虽然对文字有了统一的规定，但隶变的进程仍然没有停息。
三
秦王朝兼并天下后，秦始皇制定了统一规范的文字。当时正规文书以规整的小篆书写，而在书写一些讲求速度、工作量大的文书时，则多使用较为便捷自由的变体篆书，在八种变体之中，有一种便是隶书[1].有些官方法规，也使用不同于小篆的潦草文字书写，如秦始皇二十六年铸刻的《高奴铜石权》，文字书写便与小篆大相径庭，这是书法顺应历史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史载“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阳狱，增减大篆体，去其反复，始皇善之，出为御使，名曰隶书”[2],可知程邈在狱中创造了隶书，被秦始皇发掘，提拔为御使，但事实上隶书的创始过程在春秋战国就已经萌芽，即便程邈创造了隶书，也应当只是对前人成果的改良及总结。但这段记载带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隶书因其书写的便利性，已经在下层民众间流传开来，这是时代使然，即便秦始皇加以控制，也无法遏制隶变的进程。
现存秦代隶书作品主要有《甘肃天水放马滩简》、《湖北云梦龙岗简》、《湖北云梦睡虎地简》等，这些竹简均以墨书写，结体方正，笔划有明显的波折起伏，书写速度快，起笔处顿按，收笔处上提，具备了隶书的基本面貌。秦始皇虽然规定了统一文字为小篆，但仍无法遏制隶书的使用，隶书正以其便捷性与实用性，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使用频繁的文字，故隶变的过程乃是时代使然，是为适应时代政治、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必然结果。
汉代是隶变的大发展时期。汉代延续时间长、统治稳定、疆域面积大，在这样的政权统治下，生产力发展速度加快，逐渐形成了稳定、富庶的社会面貌，而崇尚强健之美则成为了这一时期的追求，这在同一时期的其他艺术品中可见端倪。无论是画像砖石篆的平面形象，还是石刻辟邪羽兽的立体造型，无不彰显着强健的体魄与雄迈的气势，这与当时的社会精神面貌，应该是一致的。
汉武帝时，政局稳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国家进入强盛阶段。此时，汉武帝颁布了强化文字书写规范的政策，并规定了奖惩制度，这一制度，使得社会文化有了一定的发展。在社会下层，隶书由于其便捷性，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运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说，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3],可见其一大优势就是书写便捷简省，这一特色得到了对文字书写有很大需求的下层官吏的青睐。这一时期的书法以《江陵凤凰山木简》、《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帛书》为代表，这些书法有的书写在竹简上，有的书写在绢帛上，书写材料有了很大的变化。字体更加方正，笔划呈现出“蚕头燕尾”的特征，起笔顿按，收笔上提，撇捺重按，波折明显，从结体到笔划上，都已经具备了隶书的特征。
四
在隶变完成之后，书法艺术并没有停止发展的脚步。伴随着造纸术的普及，社会活动中的书写需求变得更多，于是较之隶书更加适应社会需要的楷书字体应运而生。隶书中如“蚕头燕尾”等夸张笔法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平直简洁的笔画。因此，隶到楷的变化是篆到隶的变化的延伸，二者具有质同形异的特点。南朝时期我国书法演变成楷书，墓志也都用楷书写成，用笔健挺简畅，秀美放逸，结体平和冲融，端庄秀丽。刘宋时《爨龙颜碑》已鲜明地显示出汉代以后书体的楷化特点。《爨龙颜碑》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龙颜碑》，爨道庆撰文，此碑为南朝刘宋龙骧将军、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的墓志。《爨龙颜碑》在碑版很少流传的南朝，使南朝碑刻书法得以存载，可惜在那个时候，仍依袭了前代的习惯，碑铭的书丹人，没有将他们的姓名刊刻出来。“此碑字体笔画方骏、体势雄强，是以汉隶为骨，魏钟太傅真楷为形”[1],雄健浑厚又不失雅致。《爨龙颜碑》虽有隶意（如有些字横、捺及长撇伸长带有波势），却已明显地跨入了楷书的境地。其横、竖、趯等皆为楷书笔画，起、收笔多方笔，峻朗爽利而变化多端。结体匀整，字体方正，苍浑朴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赞其为“古今楷法第一”.刘宋明昙憘墓志，文字尚清，楷书，多用方笔，凝厚谨严，有隶意。具体到笔画方面，如撇笔，无论长短，以出锋为之，雄强中透出俊逸，静穆中有流动，转折处则圭角刻露。在南朝墓志中，较笔法精美者，属雄强一路。类似的笔画特征在后来的北魏贵族墓志中非常具有代表性，仅就此而言，明昙憘墓志可以作为北方标准魏碑体书法的直接先导。
南齐永明五年《刘岱墓志》志文23行，计361字，楷书。用笔沉静肃穆，笔画清劲，骨力内敛，行笔不紧不慢，有提有顿，横画较细，竖画较粗；结体秀丽工整，厚重宽博；章法疏密得当，雍容大度。该墓志笔法和结体都已是成熟的楷书规范，完全摆脱了隶书的影响。“既有北方书法的方整厚朴，又有南方书法的潇洒精丽，字里行间流露出‘二王’遗韵。”[2]
同时，我们看到了“十分精美的楷书和与之完全匹配的楷书刊刻刀法”[3],故该墓志有着较高的书法成就，可以看作南朝铭石书楷化的一个坐标点。
结 语
综上所述，书法本身是从实用的汉字书写中发展起来的艺术，兼具实用性和审美性。书法风格来源于时代精神。从前人传下的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的书法有各自的时代风格特征，书法艺术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就与时代性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隶变是汉字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是在自两周以降直至秦汉各时期不同社会背景的持续影响下完成的。西周时期，汉字最初以典雅庄重的大篆字体示人，而伴随着周王朝的衰弱，旧的字体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书写需求，隶变的轨迹也变得逐渐清晰。这种趋势，即便是拥有强大文化专制力的秦王朝也无法扭转，使得汉字书法最终在两汉时期完成隶变的过程。由隶法取代篆法，本质上是应书写需要扩大而决定的；而到南北朝时期，同样的需求则促使隶书进一步向楷书过渡，中国书法复又迎来了楷变的发展阶段。而这一过程的转变，正是书法时代性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