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丹认为，艺术品的诞生决定于其所处时代和环境
我们研究古代书法经典，自然有必要将其放置到那个时代社会和艺术背景下进行考察，才能达到接近真实的认识。对《张迁碑》的研究也不例外。本文即从《张迁碑》的刻立时代背景及其与其他汉碑的比较中，试图对其作出恰切的评价。
《张迁碑》的刻立时代背景
《张迁碑》刻于东汉灵帝刘宏中平三年（186），明代出土于山东无盐（今山东省东平 ），后移存于山东泰安岱庙。刘宏前任皇帝为汉桓帝刘志，15 岁当皇帝，36 岁崩。刘宏继位时 12 岁。在刘宏 30 岁时刻立《张迁碑》，又 22 年后，刘宏 52 岁崩。又一个小皇帝年仅 11 岁的汉少帝刘辩继位。当年董卓乱权，刘辩在位仅 6 个月，即被董卓毒死，由年仅 9 岁的汉献帝刘协继位。国家进入混乱时代，后分崩离析为三国。
两汉 426 年的岁月中，西汉和东汉早期，碑刻并不多，但逐步完成了隶书体由篆到隶的隶变过程。自东汉中期安帝刘祜至质帝刘缵 （107-146） 年间，碑刻出现了一场篆书复兴热潮。直到桓灵之际，汉隶碑刻才迎来了其真正的大量刻制和艺术高峰时期。自桓帝登基之初即有《石门颂》诞生，5年后则有《乙瑛碑》刻立；再3年后，则《礼器碑》刻立；又 8 年，《孔宙碑》《封龙山颂》刻立；又一年，《鲜于璜碑》《西岳华山庙碑》刻立；又 3 年，《衡方碑》刻立；再一年，《史晨碑》刻立；再一年，《夏承碑》刻立；再 5 年，《熹平石经》刻立，汉隶走向规范化、标准化；再 2 年，《尹宙碑》刻立；再 6 年，《白石神君碑》刻立；再 4 年，《张迁碑》刻立。
再 3 年，东汉进入国家混乱形成三国鼎立时期。为明晰起见，我们将有关情况列一览表如下。
以上诸碑均为桓灵时期典型的代表性汉碑。甚至我们可以认为至迟熹平四年刻立的《熹平石经》当是汉碑隶书走向成熟标准化之作。《张迁碑》则是汉碑隶书成熟、标准化之后的进一步演绎发展，堪称是汉代碑刻的终场压轴之作。特别值得嘉许的是这一终场之作并没有像通常的艺术门类发展，在达到成熟后，往往走向庸俗衰落。
相反《张迁碑》在各种风格的汉碑艺术绽放之后，又出奇不意地表现出新奇生动、独具风格的面貌。因而以比较的方法研究《张迁碑》，就更具有其特有的价值与意义。
察诸史实，我们还可以发现《张迁碑》刻立时的另外一些书法历史背景。许慎称："汉兴，有草书".东汉初有杜度、崔瑗以草书名世。崔瑗尝着《草书势》，为草书家及理论家。张芝师法崔瑗、杜度，成就一代草书大家，号为草圣。灵帝时辞赋家赵壹，着《非草书》，描述当时社会草书热潮盛况，并担心草书过热而耽误一些士大夫的济世大业。东汉末，书法家蔡邕着《书论》《九势》《隶书势》等书论传世。他尝于熹平年间上书，为校经史之乱，厘定通行文字，与其他书家以标准化隶书书写经文刻立于太学门前，是为《熹平石经》。这些历史事件都说明，《张迁碑》的刻立是在隶书已经成熟，并有朝廷支持书刻儒家经典的隶书标准化运动，同时又有纯艺术化追求的草书时代热潮兴起的情况下孕育产生的。这些历史事件反映了《张迁碑》产生之时，虽然汉隶已经走向成熟标准化，但整个书法发展的历史进程仍然是日益走向纯艺术的丰富化。因而在隶书实用化、标准化追求完成之后，仍然出现《张迁碑》艺术性的高超化追求的现象则不难理解。
《张迁碑》的形制及其碑额的艺术性
《张迁碑》为竖式碑石。碑高 3.14 米，宽 1.15 米，厚 0.18 米。碑首为半圆形螭，圭形碑额。碑额篆书，两行 12 字，碑阳、碑阴均有文字，隶书。碑阳 15 行，行42 字，碑阴 3 列，上两列，19 行，最末列 3 行。
汉碑形制有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张迁碑》形制是一块典型的完整汉碑形制。它是张迁由谷城长擢升为汤阴县令后，由其故吏为其立的德政碑。碑主张迁虽不是什么大官，但仅仅由擢一位谷城长升为异地的县令，就有他的属下为其立德政碑，这说明张迁为政还算深得人心，也反映了汉代的虚饰浮夸之风。
不过《张迁碑》无论是碑额篆书，还是其碑阳、碑阴正文隶书，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性。由篆书作碑额的风尚，形成于汉代。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至明清一直保留有这种正宗的碑刻传统。
汉碑额篆书由秦篆演变而来。汉代隶书通行后，篆书作为一种庄重、正规、正统的书体被应用于印章、碑额等。西汉末年的《东安汉里刻石》是刻石应用写意性缪篆的一个代表性变化之作。新莽年间《郁平大尹冯君孺久墓题记》其字方整曲线盘绕撑满，上下相连无间距的排列，形成了极具装饰性篆书，开启汉缪篆碑额风格的先声。
东汉中期在汉碑隶书，即八分书风格已经成熟的情况下，篆书和糅和篆书的汉碑大增。东汉延光年间（122-125）的《少室石阙铭》《嵩山开母庙石阙铭》在前面缪篆装饰性基础上笔画加粗加重，形成满白文印风格篆书。至汉安二年（143）书刻《北海相景君铭》时，形成了两行篆书碑额体式。《北海相景君铭》碑额，两行，行 6 字，共 12 字。
形式、字数与《张迁碑》同。其笔画屈伸舒展，糅和绞转，方圆隶书笔法形成了厚重而婀娜生姿的书风，可以说是《张迁碑》的前肇。《郑固碑》碑额，刻于延熹元年（158），两行，行 4 字，共 8 字。其书承秦篆，笔画舒展，圆润中锋和绞转笔法并用，具开张自如之势。《孔宙碑》碑额，延熹七年 （164），两行，行 5 字，共 10 字。行中间有碑穿，行距较大。取法秦篆，笔画及结体均取圆势。笔画交叉处采用焊接笔法，显得造作，失去自然意味，和《张迁碑》风格相去甚远。
《韩仁铭》碑额，刻于熹平四年（175），两行，行 5 字，共 10 字。字距相近，结体紧密方整，笔画盘绕，意态温润，与《张迁碑》风格大似。《张迁碑》碑额，是前述碑额的进一步发展丰富，两行，行 6 字，共 12 字。每行打破每字的均匀位置，而且上下穿插咬合，在保持宽度一致的情况下，高度依字体随机变化，通行形成一个整体组合。"汉""谷""长""荡"恣意放长，"故""城"被压缩；个别笔画交叉伸长，如"城""长""汉"的撇、捺。三点水下点多圆笔，亦有出长锋者，如"故"之反文，"谷"之右下，"又"之出锋。"令""长""君"之撇等，浑厚中透俏丽，茂密中有灵秀，方整中有奇异之变化，整体蕴含着丰富的笔画及结构造型艺术之美。
比《张迁碑》稍晚的《甘陵相碑》碑额，两行，行 4 字，共 8 字。和《张迁碑》有类似之风格。但相对简单了许多。像《张迁碑》额篆书的丰富化审美已成历史回响，风光难在。《张迁碑》额篆书的奇异之美，为清代书家所重视，并衍生出有别于秦篆的新一代糅和隶书等笔法意态的篆书创作风貌。
《张迁碑》与诸汉碑之比较
《张迁碑》的艺术性自然主要体现于其碑阳隶书。其用笔方硬沉实，厚重劲健，稚拙老辣，结字亦方整茂密，苍茫雄浑，为明代以来金石家所嘉许。如明王世贞称其"典雅饶古趣",清方朔称其"雄厚朴茂",杨守敬称其"端整雅炼".清王澍《虚舟题跋》称汉碑："一碑一奇，莫有同者".那么，《张迁碑》在丰富灿烂的诸汉碑中特色价值若何呢？下面我们就在《张迁碑》与其他主要典型汉碑进行比较中，分析其特征与价值。
1、与《乙瑛碑》《礼器碑》之比较
就上述所列典型汉碑， 早期的《石门颂》为记载杨孟文再次开通褒斜道的纪功碑，功用上与《张迁碑》的德政碑类似。但《石门颂》用笔以圆为主，虽为摩崖，但结字多方整，笔画相对较细，圆润劲健，笔势呈刚柔相济，跌宕开张，波磔并无重按大挑，较为含蓄，具棉里藏金之意。在总体风格上与《张迁碑》的厚重方折大异其趣，故不多论。
《乙瑛碑》《礼器碑》同为桓帝时期，与孔庙有关，记述祭祀相关事件的具有庙堂气的典型隶书汉碑。这两通汉碑又被称为整个汉代隶书汉碑的最典型代表。故我们对其重点做一些考察对比。《乙瑛碑》，全称《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记述鲁国前宰相乙瑛请于孔子庙中置百石卒史一人负责守庙，并负责春秋祭典等事件。《礼器碑》，全称为《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显为记载鲁国相韩敕造孔庙用礼器之碑。两碑与《张迁碑》均非墓碑，纪功纪事，为其相同相通之处。
《乙瑛碑》《礼器碑》，同为最典型八分之汉碑。相对而言，《乙瑛碑》更加沉厚气满。其用笔，笔笔精到，起笔或蚕头、或圆笔、或方笔。撇画以下扣圆头笔画收笔。横画，或留，或放。捺画，波磔分明。其骨肉挺匀，颇具中正、端庄典雅之美。《礼器碑》相对说来，笔画瘦劲，气韵虚和。其用笔虽瘦劲而遒丽，撇捺波磔则棱角分明，其结体端庄平正中，见起伏，生意态。
《张迁碑》在用笔精谨，结构平正上与二碑无异，只是和这两通早三十多年的八分书汉碑相比，多了原始创造的典雅端庄之美。前两碑为隶书的创变的由生到熟。《张迁碑》则是熟而后生奇趣。《张迁碑》的拙不是丑小鸭生长过程的拙，而是使用隶书创造形体完备后的艺术化奇异创造，是艺术化表现之拙。
2、《张迁碑》与《鲜于璜碑》比较
比较研究应该选择有可比性的对象进行。在汉碑中与《张迁碑》风格最为接近者当属《鲜于璜碑》了。《鲜于璜碑》全称《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该碑高 2.42 米，宽 0.83 米，厚 0.12 米。碑阳碑阴均刻文字。该碑 1972 年出土于天津武清高村。它显然是一块纪念雁门太守鲜于璜的神道墓碑。该碑阳面、阴面文字均为规整八分隶书，风格在总体方整的用笔结字统一基调中，又略有不同。其共同特征是用笔厚实，端庄朴茂。
不同的是碑阳方圆笔法并用，更具圆融、浑厚、平直、舒宕之势；碑阴用笔结字更趋方整，稚拙中显奇巧。其风格厚实近于早期《乙瑛》，方整则大似后期《张迁碑》。而其刻立时间晚于《乙瑛碑》12 年，早于《张迁碑》21年。就其更接近《张迁碑》的《鲜于璜》碑阴而言，其结体或大或小，笔画或有长短，与《张迁碑》四角撑满，短者长之，长者短之，几乎一律方整取向形成区别。而其方直，简朴、稚拙的天趣是一致的。
3、《张迁碑》与《熹平石经》比较
在《鲜于璜碑》之后 10 年，《张迁碑》之前 11年，有一块汉碑不能不提。它就是关涉汉代文字与经学派别之争的《熹平石经》。《熹平石经》堪称汉代因文字书写导致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的产物，同时它也是汉代隶书书法发展各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熹平石经》刊刻的起因是蔡邕等向汉灵帝奏求正定六经文字。
其效果显然具有秦代以来的篆隶之变后的又一次通行书体-隶书的标准化行为。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西安碑林所藏《熹平石经》残石来看，其确实笔画精谨，结体工整，甚至可以说是其之前隶书的整体优化整合。只是在精整完美的形式下，却缺少了个性，缺少了奇趣，缺少了动人的视觉审美。《熹平石经》完成了文字书写歧异的纷争，实现了社会化应用的方便，但其几乎将隶书的丰富的艺术表现统一、僵化，难再纵情发挥表现。而在其产生 11年后，《张迁碑》犹如压在五指山下的艺术精灵蓦然横空出世，为汉代隶书艺术表现的影幕增加了浓重的精彩终场高潮，让人回味无穷。
如果因《熹平石经》的规整化追求也表现为主要的方整化用笔结字隶书类别，而将之归为与《鲜于璜碑》和《张迁碑》一类的话，那么，《鲜于璜碑》则为标准化之前的滥觞，《张迁碑》则为标准化之后的再突破。二者同具艺术创造性价值。
4、《张迁碑》与《白石神君碑》比较
如果在《熹平石经》之后寻找与《张迁碑》相类，具有方整化和再突破特征的汉碑的话，也许《白石神君碑》值得做一些探讨。《张迁碑》是在隶书扁平结构条件下再次突破性的表现，追求艺术性的质朴、稚拙、浑厚而奇巧；而《白石神君碑》则是在结字上向纵长上有所变化求索，形成了自己的风貌。这一变化特征隐约已经指向后世北碑楷书化的发展趋向。它与《张迁碑》在总体类似，又有所区别的形态表现上，形成了《熹平石经》标准化后的又一汉碑艺术风景。
5、《张迁碑》与《曹全碑》比较
其实与《张迁碑》同年刊刻的一块汉碑，也多被人们重视，并被看做是汉碑的经典，那就是笔画纤柔秀丽的《曹全碑》。我本人感觉《曹全碑》有比《熹平石经》更规矩、更整一的标准化美术字特征。如果将它与《张迁碑》比较的话，那只能是方向的不同化比较。比如说《张迁碑》是刚健的，那么《曹全碑》则是柔媚的；如果说《张迁碑》是雄浑的，那么《曹全碑》则是清秀的。一为阳，一为阴；一为烈酒，一为温茶；一为英烈男侠，一为婵娟美人。其各居两级，分属异美。其在汉末同期绽放，也可算一种互补性将军与公主的对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