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张伯英先生是我近代史上着名的书法家、诗人及方志学家，也是我国着名的碑帖鉴定专家。在碑帖鉴赏方面，张伯英先生眼光独到，被认为是我国碑帖学界的权威。张伯英的碑帖鉴定观与民国时期的时代背景及自身学识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内容涉及了鉴定家的自身品质及其对碑帖的看法等。张伯英碑帖鉴定观反映了其本人严谨的治学态度，在今日仍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文章主要对张伯英先生的碑帖鉴定态度和方法进行研究，希望窥探这位大收藏家、鉴定家为学之道的一点蛛丝马迹。
关键词： 张伯英; 碑刻; 碑帖鉴定; 鉴定观;
1 、张伯英碑帖鉴定观的主要影响因素
1.1、 清末民国以来的时代背景
自清末民国以来，书家学者的思想解放对碑帖鉴定技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清代乾嘉学派注重考据，受乾嘉学派的影响，考据学、训诂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书家学者思想的解放，让他们开始对书画作品真伪鉴定工作有所关注[1]。这就为碑帖鉴定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同书画作品鉴赏与古书着录鉴赏相比，碑帖鉴定的实施难度相对较大，碑帖鉴定过程中出现的谬误与偏颇，会导致厚诬古人及贻误后学的问题。民国以后，碑帖艺术领域再次呈现出了碑帖并重的特点。
1.2、 张伯英本人的家学渊源
张伯英先生本人的家学渊源也对其碑帖鉴定观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张伯英先生出身碑帖鉴别世家。张伯英的祖父张立山（张达）热衷于碑帖拓片收藏，在碑帖鉴别领域有一定的成就。张伯英的父亲张仁广精通碑帖鉴赏。在张伯英儿时，其父经常购买碑帖拓片，供其临写品鉴。张伯英的叔父也在其书学成长过程中发挥较为重要的作用。张伯英叔父张仁厚是清代河南候补通判，精于书画，其本人也收藏大量的金石拓片。张仁厚所收藏的古书善本可供张伯英自由翻阅。张伯英在叔父家中获得的优越的学习环境也有助于其碑帖鉴定能力的提升[2]。
2、 张伯英碑帖鉴定观的内容
2.1、 以学问鉴
碑帖鉴定的复杂面相对较广，碑帖鉴别者需要对历史学、文字学、文学、书画艺术、绘画艺术、雕刻艺术及地理学等各方面的知识进行充分了解，并要对金石碑志本身的情况进行充分了解。张伯英先生认为，“学人”是碑帖鉴赏者首先需要了解的内容。碑帖鉴定者在成为专业鉴赏者之前，需要具备学者身份。
碑帖鉴定者自身的知识积累是决定鉴别结果可信度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张伯英先生的碑帖鉴定观，鉴定碑帖的研究者不仅需要具备鉴别碑帖真伪的能力，也需要具备阅读文史材料的能力。也就是说，碑帖的鉴定者需要对碑帖中记载的内容有所了解。就待鉴别的碑帖而言，一些内容粗鄙浅陋的可以被认为是伪物。碑帖的鉴定过程并不仅仅是指出碑帖内容真伪的过程，碑帖鉴定也对学养的重要性有所关注。在真迹与伪作辨别方面，张伯英先生认为，现存真迹日益减少，在造假者众多的情况下，一些流传于民间的真迹并未得到有效保护，鉴定者自身的鉴赏能力可能会让他们对真迹做出误判，但是世间仍然存在具有发现宝物能力的人。
通过对张伯英先生的“以学问鉴”的碑帖鉴定观进行分析，其碑帖鉴定观中也包含有实事求是的原则[3]。为了在碑帖鉴定过程中真正反映实事求是的鉴定观，鉴定者需要在广泛涉猎、认真研究真迹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鉴赏水平。碑帖鉴定结果的影响因素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在张伯英先生看来，“能书者能鉴”，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能书者”都善鉴。也就是说，在书法领域有一定建树的书家可以分辨出临摹的字体出自哪位名家的书作，但是一些人并不具备辨别其真伪、优劣的能力。如在《碑帖题跋》中，张伯英先生讲述了其鉴定明代《泉帖》的过程。他本人对明代具有代表性的刻帖均有所了解，并借助宋石本与泉州郡样本对其所获得的刻帖进行比较，确定刻帖的优劣。
2.2 、鉴藏家需善书
一般情况下，书画鉴定的参与者应为书家或艺术家。张伯英先生认为，鉴定家需要具备“善书”的品质。张伯英先生本人热爱书法，其书法艺术在我国近代史上颇具造诣。图1为张伯英先生的题写的匾额。
为判定碑帖的真伪，碑帖的鉴赏者通常会从碑帖的风神和用笔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也会对纸、印、墨和题跋等内容进行分析。例如，张伯英先生认为，怀素的《千字文》为模仿祝枝山书法风格的人书写而成，因为此人笔力较为软弱，与祝枝山本人的笔力风格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2.3、 客观对待不同碑帖
张伯英先生对不同碑帖的态度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相关内容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碑帖鉴定过程中，张伯英先生会以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不同碑帖。如在碑帖鉴定过程中，其本人会对重刻本与伪本持有不同的态度。其重点关注的内容为重刻本。在伪本鉴定过程中，张伯英先生并不会为了区分伪本而鉴定伪本。其本人的鉴定依据可分为以下内容：一是根据题跋文语与碑帖内容的符合度；二是碑帖内是否存在题跋人的印章[4]。一些气势纵横跌宕的伪本的艺术价值也得到他本人的肯定。如张伯英认为《郁冈斋法帖十卷》“虽非原刻，但书不恶”，认为该作品虽然不能与真迹同日而语，但仍可保存。
2.4、 不迷信他人
在碑帖鉴定方面，张伯英先生不仅注重碑帖文的点画结构，也会对刀工与纸墨的年代有所关注，这种鉴赏风格反映其在碑帖鉴赏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根据张伯英先生碑帖鉴定观，鉴定者不能无条件全盘相信某个人，也不能完全对某个人持有排斥态度。在碑帖鉴定方面，鉴赏者也需要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理念。有研究者认为，受张伯英先生的影响，徐邦达也认为“不能专迷信一个人，或完全排斥一个人”。
图1 张伯英先生题写的匾额
3、 张伯英碑帖鉴定观的现实意义
3.1 、张伯英碑帖鉴定观的导向作用
对张伯英碑帖鉴定观中的合理元素进行继承，可以提升碑帖鉴赏者自身的道德素养，并在新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开展过程中发挥出一定的导向作用。在现代社会，张伯英碑帖鉴定观的导向作用可以被看作是其在新时期的社会价值的反映。
3.2、 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
张伯英碑帖鉴定观也包含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理论，此种理论对现代社会实践也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该原则与现代教育领域所倡导的“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张伯英碑帖鉴定观中包含的此种理念在现代社会仍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杨猛.张伯英论碑帖临习的意义及方法探析[J].美与时代（中），2018(6):69-70.
[2]庄春明.张伯英碑帖收藏与经营散论[J].书法，2017(11):120-125.
[3]魏春雷.从容游刃写崚嶒——张伯英行书八言联赏读[J].文艺生活（艺术中国），2015(6):18-19.
[4]杨猛.浅论张伯英碑帖临习观[J].数位时尚（新视觉艺术），2011(6):104-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