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 2007 年底的国际金融暨经济危机，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世界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目前世界经济的复苏前景并不明朗，特别是近年来延续发生的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更表明世界经济危机的形成机理和治理方法仍是我们必须研究的紧迫问题。西方是资本主义的故乡，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产物，从 19 世纪以来就总是周期性地爆发，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危机更为频繁，直到走向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均与经济危机有关，或者说都是世界经济危机的直接产物。在众多的危机中，人们特别把发生在 20 世纪30 年代的严重世界经济危机称为大萧条①。
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每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不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会引发有关经济危机原因和治理方法的博弈与争论。尽管几乎每次经济危机都源于诸如劳资关系恶化，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下降，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加剧，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萎缩，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不可持续的信贷消费和资产价格泡沫等原因，但西方经济学界的经济学家却大多回避这些问题，仅仅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把经济危机归因于政府干预或市场调节不当，只是在或者加强政府干预，或者加强市场调节方面寻求经济危机的应对办法。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整体性理论视角②，结合其他有关经济学理论中的有益成果，侧重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劳资关系方面研究世界经济危机发展史，试图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形成机理和治理方法做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一、世界经济危机产生的背景条件
从历史上看，世界经济危机是潜伏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各个特殊阶段之中的。其产生的背景条件是双重的：首先，市场的无政府状态破坏了资本循环的均衡，例如，货币资本和劳动力、机器设备、原材料供给之间的均衡，商品供给和有效需求之间的均衡。其次，劳资关系本身酝酿着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与有效需求和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危机的潜在可能又历史地由于两个普遍的和互相联系的原因更趋明显，一个是世界市场的发展；另一个是资本积聚和集中以及与之伴随的无产者的增多，它们使得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了。
19 世纪世界商品市场的扩张，加速了各种商品交易数量的增长，加大了商品资本循环断裂的可能性；同样，更为复杂的原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加大了货币和生产资本循环发生混乱的可能性。随着国际货币资本市场、多样化金融手段和机构的发展，在货币和商品循环中的危机潜在可能性也增大了；同时，城镇化加大了“社会密度”和商品与货币交换的复杂性，也增加了危机风险。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和城镇化还造成了资本的“永久性”物质和空间结构，增加了固定资本形式的新的刚性和由此引起的更大危机可能性。循环领域的脆弱性的增大成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货币的信贷危机增多的前兆，并最终引爆了 1929 年灾难性的大萧条。
在这一历史时期，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资本积聚与集中的加剧与工人阶级贫困化的更趋普遍。资本家阶级本身的两极分化和生活变化，也扩大着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条件之间存在着的差距，当然，“中产阶级”或国家雇员和高薪阶层的增多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和这种差距。所以，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增加着资本生产过剩的风险，也增加着与各生产部门比例关系失调危险相联系的危险。这种危险又因寡头垄断和独家垄断的定价政策的增加而更趋扩大。
资本的生产过剩的风险，是与不受社会消费力制约的生产资本的增加一起增大的。另一种风险是生产资本不足，因为以牺牲生产资本为代价在流通领域使用过多资本情况增加了。这就会使用于生产的资本价值与有效需求以及价值实现之间发生巨大的断裂，形成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大规模危机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像一枚经济定时炸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曾预爆过，在 1929 年—1933 年则是发生了大爆炸。
正是流通领域的脆弱性，加上各经济部门之间比例关系失调、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以及有效需求之间的矛盾加剧，导致了20 世纪 30 年代发生了规模巨大和旷日持久的经济灾难。与此相关，法西斯出现了，打败法西斯以后出现了战后世界范围革命运动兴起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很多国家建立，这些又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 20 世纪 40 和 50 年代出现了大调整，旧的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也出现了重新组织。
在这个过程中，起因于工人阶级贫困化和资本积聚集中扩大而形成的经济危机的理论上的可能性，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期间越来越变为现实可能性。经济危机和工人阶级贫困化更大的可能性，正是起因于经济危机和工人阶级贫困化。工人阶级更多的贫困化、商品化需求的增加，市场的扩张和资本集中积聚的增加，导致了更频繁和严重经济危机的更多发生可能。经济危机的风险是和资本和工人阶级贫困化的增加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的局限就在于资本本身”。
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大部分经济生活都是在小生产者、手工业作坊、乡村合作社、小资本家的工厂以及农村的“原始工业”中进行的。创业所需的货币资本数量相对较少，技术水平不高，生产和交换的大部分劳动过程是以手工技巧、重体力和简单合作为基础进行的。在欧洲和美洲新大陆殖民市场扩大的刺激下，经济各部门日益资本化，在这个早期阶段，相对较多的货币资本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产业、部门和地区找到了出路，这些产业、部门和地区的资本有机构成相对较低。只有较少量的货币资本进入到了已经资本化了的先进部门。结果，低的或固定资本有机构成的部门，相比于资本有机构成高或不断提高的部门有了更大扩张。总的平均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较慢。
这个阶段的资本扩展，使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能有不错的利润率。资本扩展阻止了很多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当经济危机确实爆发时，这种扩展又使经济危机起到一种类似“保险”的作用，即减缓了经济衰退的程度和持续时间，打击了地方垄断、运输系统的低效率和其他竞争障碍。资本扩张特别是经济困难时期的投资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加速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在新资本化的产业，工人阶级遭到了并入世界市场以后，与落后国家工人一起贫困导致的低技术化和专业分工细化的打击。在已经资本化的部门，生产更趋由资产者控制。这样，剥削率可以远高于小幅增长的资本有机构成；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并进入工业国的农村地区以后，利润不断被投资于更加赚钱的资本项目之中，可以保持较高水平；经济危机可以相对较少发生，即使发生也可以与以后时期发生的经济危机相比较为温和和短期。
上述这种情况，并不能直接适用于所有特定国家和地区，只是 19 世纪前半期西方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某种高度概括的特征。然而，在发生于 19 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资本有机构成和剥削率都发生了足以产生更经常更巨大经济危机的变化。资本家先是用增加剥削率的办法来抵消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占有剩余价值的不利影响，后来又用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办法来抵消剥削率降低对占有剩余价值的影响。这两种办法都包含着引发生产过剩危机的矛盾。
提高剥削率之所以变得困难，是由于产业后备军劳动力构成在 19 世纪后半期发生了变化，他们这时较多是有一定工作经验和技术的前工资劳动者，较少是从农村新来的潜在剩余劳动力，同时，城镇有了更快的增多，工人阶级占到了人口的更大部分。过去，资产阶级经常以“城市对乡村”“、现代对前现代”形式进行与封建贵族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资产阶级曾与工人结盟，对抗乡村地主和贵族。后来，工人阶级的技术水平有了提高，分布更加集中，政治上也更加觉醒。这些变化和一些其他变化，如，世界范围不断扩大的资本家之间竞争，增加了商品的“过剩生产”，延长了资本的周转时间，使得资本家难以通过提高剥削率来抵消资本价值构成提高导致的利润率降低。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如工人阶级因受压迫受剥削工作积极性和创新①热情较低，资本家在想用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办法来抵消剥削率降低对占有剩余价值的影响也难以取得明显成效的时候，利润率和利润规模都会受到较大威胁，经济危机的风险和持续经济危机的危机都会增加。例如，在美国，1873 年和 1920 年间制造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就大幅压低了利润率（Mike Davis, 1978）〔1〕。
然而，经济危机也周期性地弱化了传统手工业工人对提高剥削率的抵抗力和现代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在这一时期延缓利润率降低导致经济危机的另外因素还有两个，一个是新的食物来源、农业原料、矿石和燃料，在资本主义宗主国和殖民地都有发展；二是传统的社团、独立从事再生产的小生产者、“竞争性部门”和古典“自我雇用”组织，仍保持着尚未完全货币化的劳动力再生产条件，这些都降低了可变资本对货币资本的需求。
总的看来，在 20 世纪以前的资本主义发展中，经济危机是相对较少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就不断增多了，特别是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度，各个产业的工人阶级和工薪阶层也都基本形成了①。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就是“资本自身”，比较巨大的经济危机才被推迟到了资本主义得到比较“充分”发达的阶段爆发。因此，爆发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产物。这时，生产资料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已经赶上并超过消费资料生产部类的有机构成，尽管 20 世纪 20 年代消费资料部类为了减少流通时间在流通领域加大了投资，由于生产资料价值在总价值中份额的增加，生产资料部类生产还是有了更大的扩张。“新中产阶级”或工薪阶层投入市场的新增购买力，不足以抵消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深化导致的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发展到最严重时就形成了资本大幅贬值的大萧条。只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强势崛起和资本主义的相对衰落，世界经济危机才在大约至少 30 年的时间里有了一定缓解。
二、劳资关系的演变及其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劳资之间整体经济政治力量对比悬殊，劳动是隶属于资本的，工人阶级基本上无法取得自己的独立经济利益，只能在服务于资本的前提下，间接得到自己的利益。工资率主要是由资本积累率和产业后备军的规模决定的，经济危机产生的最重要原因基本上只是生产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这是当时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工人阶级贫困化并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后备军的历史条件造成的，这种情况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从总体上看，仍有一定的适用性。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强势崛起，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系发生了演变，工人阶级开展了各种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工人阶级得到的消费品、公共信贷和社会保障有了增加，资本主义竞争的新形式和技术进步使得高消费有了更多的资金支持和购买渠道，于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有了变化，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更多地表现为，由于工人阶级个人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仍然很难充分分享到自己生产的剩余价值，被迫采取集体行为减少工时和要求提高工资（Neumann,Todd, et al. ,2013）〔2〕，并在主要发生于流通领域的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争取自己利益；资本家阶级在直接生产过程遇到工人阶级集体减少工时、提高工资要求的压力下，转而把更多资金投入流通领域，扩大了流通领域占用的各种资源，极力通过虚拟资本的扩张来扩大自己的利益，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顺应工人要求，减少工时和增加工资，并通过政府的第二次分配和慈善机构的第三次分配维持社会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那种主要产生于生产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虽然有所缓解，但产生于实体经济相对生产不足、消费需求和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经济危机风险却大为增加了。在“二战”以后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产业化使得传统的产业后备军几乎被吸收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不足以产生新的充足的产业后备军，工人阶级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垄断了劳动力的供给，也就是说，劳资关系的演变使得产业后备军无法再像资本主义早期那样充当启动资本积累的杠杆。
这样，资本主义部分失去了市场经济中通常具有的弹性机制，产生了工资、利率和财政赤字等变量的刚性向上机制。而且，潜在产业后备军的衰落还和失业的政治化一起，弱化了失业作为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调节工资率和工资结构、工作动机和动力、劳动纪律和社会和谐的基础性机制的一般功能。产业后备军的规模在劳资关系演变中可以被看作背景变量，劳动力供给的短缺只是工人阶级经济社会地位提高的一个有利条件，决定劳资关系演变的“关键变量”不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状态，而是各个部门内部就业者和失业者的合作或团结程度，以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在国家和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力量（S. Markovits and S. Kazarinov, 1978）〔3〕（Edward Shorter and Chatles Tilly, 1974）〔4〕（Marino Regini, 1980）〔5〕。
在美国，19 世纪和 20 世纪前期工人们就有许多建立全国性工会组织的尝试，但到 20 世纪 20 年代才出现了全国性工人联盟组织的生产社会化条件，到 30 年代才在形式上而常常不是在实质上有了产业工人联盟组织。这时产生了超越各个产业界限的社会抽象劳动，也产生了各级雇员之间、就业者和失业者之间新的合作可能性。但在 20 世纪 20 年代，因为“福利资本主义”宣传的麻痹、种族不和的纠纷和对“红色恐怖”的误解等因素，这种可能性更多的是在形式上而不是实际上产生工人联盟。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工人阶级才产生了合作的急迫需要。在这之前，由于经济危机还没有发展到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那样严重的程度，工人们虽然日益感觉到了他们联合的力量①，但还没有对这种力量进行充分的开发。
在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虽然生产资料生产部类工人的工资相对于消费资料生产部类工人的工资有所增加，但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还是加剧了，总需求不足，消费品供需比例失衡②。工资、就业、生产和利润的部门间比例关系失衡，工人运动的发力程度还不足以提高平均工资，这些共同促成了因产业结构比例失调和供需矛盾而导致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在工人阶级只是意识到了，但没有充分开发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情况下，20 世纪 30 年代发生了大萧条这样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
这场经济危机使建立工人联盟成为工人阶级以至整个社会的紧迫任务。
大萧条后的早期，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生活状况急剧恶化，他们被迫接受大规模失业、克扣工资和无工资的加班加点，同时对有色人种和妇女的传统歧视也被强化了。但 1933—1934 年美国跨种族、跨宗教的大规模工人组织和斗争开始有了发展，这包括：1934 年发生了多次影响广泛的罢工；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各种新的失业者组织；共产党和其他工人组织还领导了反对种族歧视、无工资加班加点、克扣工资和工作条件恶化等的斗争；美国劳工领袖约翰·刘易斯和罗斯福总统之间签订了互助条约，和共产党之间签订了互助协定；在一些小资本家试图直接控制价格竞争和工资的煤矿和服装产业，工人阶级和资方展开了很多斗争，这些斗争可以被看作是他们在更大产业的斗争的前兆；领导这些斗争的劳工领袖西德尼·希尔曼和约翰·刘易斯都支持了倡导各阶级合作的“国家复兴法案”（NRA），这个法案标志着工人阶级建立工会和工资稳定化的要求开始被各产业接受。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由劳工领袖组织的产业工会联合会（CIO）在“新政”中得到了法律认可，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瓦格纳法”，又称“全国劳工关系法”，扩大了工人阶级在服装和煤矿行业的胜利。除了西德尼·希尔曼和约翰·刘易斯领导的工人运动所起的直接作用以外，还有两方面互相交织的原因促成了“瓦格纳法”：第一，克扣工资、无工资的加班加点、以不断制造产业后备军作为资本积累杠杆等被资产阶级认为“天经地义”的做法，遭到了大规模产业工人自主斗争的反抗；第二，工会组织化把工人斗争汇聚成了集体谈判和公开的政治行为。“瓦格纳法”遭到资本家阶级的反对，因为在它所提供的法律框架下，工人可以不像在“国家复兴法案”下那样，只在允许资本家共同制定供给价格的情况下才能集体出售他们的劳动力。“瓦格纳法”为工人集体决定工资和建立工会提供了法律基础，这对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新政”的其他部分也支持（或没能反对）“瓦格纳法”，因为“新政”很看重社会和谐、增加消费支出、商业的复苏和工业的恢复。
工会在产业范围内的团结，是美国劳资关系演变史上的一个重要变化。第一，产业工会弱化了资方对工人每年、每周和每日劳动时间长度的控制。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除非超越常规，对于全世界最广大的工人来说，工作时间实际上是没有上限的。”（Archibald, A. Evans, 1969）〔6〕，资本家反对缩短工时“不仅是出于节约成本等对他们经济方面不利后果的考虑，而且是出于他们认为工人的闲暇是对他们的一种威胁的考虑。”（Archibald, A. Evans, 1969）〔7〕，八小时工作制（每周工作六天）的要求最早是由罗伯特·欧文、第一国际等在 19 世纪提出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迫于当时政治形势在法律上认可了这种每周 48 小时工作的要求，20 世纪 30 年代欧洲大多数产业工人都实际上赢得了这个制度。在美国，产生于大萧条期间的“公平劳动标准”（Fair Labor Standards）建立了每周 40 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制，也在政治上承认了工会的合法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工业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正常工作日”“周末休假”“带薪休假”等制度，周工作小时从 1899 年的 59 小时减少到了40 小时（John Durand, 1948）〔8〕，这不仅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更是因为生产社会化和产业工人团结的发展。二战以后，工人阶级缩短工时的斗争表现为要求每年更少工作日、更多休假、更多病假、更早退休和更长受教育时间。这些斗争的结果，是普遍提高了劳动成本，并且为每周工作 35 小时的要求创造了条件。
第二，产业工会为提高工资和消费创造了“无上限”的需求，而工人的早期斗争只是在于保持传统工资水平、收入差异和消费习惯（Stuart and Liz Ewen, 1978）〔9〕。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45—1946 年间的罢工让美国资方和政府认识到了工人阶级新的力量，产业工人很快就赢得了相当于战时工资那样高的“和平工资”。
不过，工人斗争很快在 1947 年被代表资方利益的“塔夫脱-哈特莱法”做了很大限制，该法不准工会要求同厂的工人加入同一工会，禁止全国性同业工人的集体谈判，宣布原来关于工会问题的“瓦格纳法”无效。
第三，产业工会的斗争促进了工作强度“正常化”，几乎“冻结”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使工人阶级收获了战后首批实惠，1947 至 1965 年间，美国的平均工资至少增加了三分之一，大规模产业的工薪增加更多，即使在衰退时期实际工资也有所增加（James O'Connor, 1984）〔10〕。
这些胜利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小规模产业和行业的工人、失业工人、农民和第三世界工人的利益为代价取得的，所以当工人阶级内部的这种不平等被人们认识到以后，少数民族、妇女、老者、残疾人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工人纷纷加入到工人斗争中来，使工人阶级的构成和要求在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有了很大变化。结果，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的工人阶级集体行动、新型组织和新的抗议活动的压力下，政府的第二次分配和慈善机构的第三次分配等福利国家措施形成了快速扩张的基础。
这样，对更多工资、更多货币、更多商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机制，包括经济动机和社会动力。这种改变的重心是消费资料生产部类和服务业有了巨大的扩张动力和需要。经济机制的这种改变反过来，成为改变阶级结构的独立变量。虽然生产领域的工人和失业者的工资和福利有所增加，但在销售、广告、公共关系、金融、房地产及相关领域就业的工薪阶层，以及国家机关特别是有关社会福利的机构的雇员也增加了。这些领域工薪阶层及其工资和福利的增加，又扩大了消费资料生产部类和流通领域产品和服务的总需求。
这时候，劳资双方都需要有更多的代理人的帮助，劳方的集体谈判需要有专业代理人帮助尽力提高工资和福利，资方也会雇用专业的代理人想办法花较少的钱赚较大的利。流通领域对人员、服务和商品的需求增加了，流通领域的劳动力就会增加，就会有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变为商品。一般商品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交换价值，但作为特殊商品的货币和有价证券在一定条件下其交换价值可以脱离使用价值，变为虚拟资本。在流通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货币和有价证券本身买卖的投机活动，而这些虚拟资本的流通是可以独立于实体资本流通的。于是，出现了虚拟资本扩张超越实体资本生产力提高的可能性。
在这种场合，工薪阶层的“金融服务”成为再生产的重要成本，到 1975 年美国银行和保险业大约一半的劳动力都是为个人消费者服务的①，金融、房地产和零售服务业都有比实体经济生产的总价值以更快速度增长的趋向，房地产和金融服务成为重要的购房成本，房屋价格大幅上涨（Stephen E. Barton, 1977）〔11〕。
货币市场和消费品市场竞争加剧，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不断提供更加复杂的信贷一揽子交易。各种信贷一揽子交易上的金融要价、管理支出、创新成本、房地产价格等等，都要进入到劳动力价值。这些都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成本，不应看作是对剩余价值的扣除。所以，尽管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银行、酒店、旅游和其他服务业的计算机化管理大大提高了生产率，由于大规模生产等方面的困难，消费者服务业的较快增长还是降低了社会平均生产率。金融等服务业的发展使很多过去人们自我服务的项目变成了商品，而且不断用高价值的服务取代低价值的服务，例如，因为消费者需要更好的医疗，医药公司就要不断更新药品和设备；购买者需要“创新性融资”，金融机构就要提供更高档、用途更广的金融服务。
总之，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关系演变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消费资料部类和服务业相对于生产资料部类有了更大的发展，也就是说，金融、信贷、零售、贸易、广告等有关价值实现的活动，相对于价值生产的活动有了更大的发展。总资本结构的这种变化，产生了使消费和虚拟资本的规模超越实体资本生产和生产率承受力的趋向。2007 年的美国次贷危机，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现在的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实际上都是这种趋向恶性发展引起的后果。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危机一度缓解的原因探析
在经过 1929—1933 年大萧条的巨大震动之后，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又发生过多次经济危机，包括1997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暴那样对世界经济影响较大的经济危机，但直到 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现在尚未走出的这次世界性国际金融危机以前，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的约 30年的时间内，世界经济危机是一度有所缓解的，其表现是经济在周期波动中收缩期较短，扩张期则较长，同时经济危机给生产和就业带来的冲击也有所减弱，没有产生类似 1929—1933 年大萧条那样影响巨大的世界经济危机（陈宝森、郑伟民、薛敬孝、蔡述理，1993）〔12〕。
对于这种现象的一般解释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大多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十分重视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节，积极运用立法、财政、金融政策等手段干预经济，增大了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这种需求增加了工人的就业和工资，由于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都增加了，产生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也就得到了缓解。这种解释反映了一部分实际情况，但显然不是全部情况。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在世界经济危机发展史上，工人就业和工资的增加都主要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恩赐的结果，或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自然结果，而主要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强势崛起以后，劳资关系演变中出现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地位在这一时期相对增强的结果。
很多研究表明，从二战以后的历史来看，劳动力需求的扩大并不一定产生就业和工资的增加，经济复苏和繁荣时期工人就业和工资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工会化运动和集体谈判制度导致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力量增强①。而且，阻止经济危机和收缩时期工资和就业降低的更是只有工人阶级的组织化和斗争②。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收缩时期工资是稳定化的，经济复苏和扩张时期工资是增加的，只是复苏时期不如扩张时期增加的幅度大（James O'Connor, 1984）〔13〕。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工资和就业都是由资本积累率决定的，而不是相反，即工资和就业的规模要取决于资本积累需要投资的可变资本数量，这个数量又取决于投资预期可以得到的利润。劳资之间只能就货币工资达成交易，不能就实际工资达成交易，大企业的垄断定价政策和通货膨胀都会抵消货币工资增加的实际效果。就算货币工资的增加不能被通货膨胀抵消，实际工资也不会有大的提高，因为它会被劳动生产率限制住。而且，提升劳动生产率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会不断产生产业后备军，从而对货币工资产生向下压力，劳动生产率提高总能生产出相对剩余价值并被资本家占有。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段时间，由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强势崛起以后，劳资关系演变中出现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地位在这一时期相对增强，出现了以下可能：第一，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货币工资也以同一比例提高，因此相对剩余价值不增而是保持不变。而且，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消费品生产创新联系在一起，增加了整个社会消费资料生产和工人的消费有效需求的时候，还会使消费资料在整个社会产品总价值中的比重提高，降低整个社会的相对剩余价值和剥削率。
第二，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仍无法主导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但对资本家阶级的剥削压迫已经有了一定有组织的自主抵制能力，这种能力使他们可以在明知自己很难得到自己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时候，选择尽量减少劳动时间和降低劳动生产率，使工资变动突破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制约。
第三，工人把工会看作是限制调控劳动力价格的“服务工具”（John H. Goldthorpe et al., 1969）〔14〕，这个工具使工人生产中自主地位的提高有了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还来自于产业后备军已经不能像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那样对工人发挥制约作用了，因为它在那段时间被政府机构、从属政府的有关企业和机构、小规模企业的就业几乎吸收完了。
第四，工薪阶层已经能够在社会总产品中占有比自己直接工薪决定的份额更大的部分。这时，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转必须依赖于消费信贷、房屋抵押贷款、附加福利和其他可以称为“社会保障”的东西，如，国家财政赤字的转移支付、社会服务和集团消费设施等。据统计，1950-1980 年间，美国的国家债务（包括所有各级政府）增加了 340%，同一时期，私人债务增加了 1624%，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机制（Paul M. Sweezy, 1981）〔15〕。
在这些新机制的作用下，在大规模企业和产业内部劳资之间出现了很多利益交错的情况，劳资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在企业或产业内部结盟的可能性，并实际上按企业或产业形成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利益集团。就经济问题而言，劳方经常支持所在企业或产业的销售、定价和其他经济政策，资方经常支持本企业或产业工人获取较高工资、更多福利和稳定的就业。这样，在大规模产业和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中，利益集团的多元化发展了起来。各大规模企业和产业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无意中增加了工人的常规工薪，工人工薪的增加又无意中对消费资料部类和服务业的总需求、生产和就业产生了扩张效应。在货币工薪提高，社会保障、福利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工资”扩张，房地产抵押贷款、消费信贷、政府财政赤字支持的各种形式的“社会信贷”大幅增加的压力下，在基本产业结构中出现了消费资料部类和服务业相对于生产资料部类的急剧增加。消费资料部类和服务业重要性的增加，不仅因为工薪增加扩大了对消费资料和服务的总需求，而且还因为消费资料部类和服务业的有机构成较低，在这些部门可以比较多地增加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段时间，工人在保护和提高实际工资的斗争中逐步建立起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多数比较强大的工会都把他们争取货币工资的斗争，和包括养老金领取者、退伍军人以及其他利益集团争取更多生活费用、反对通货膨胀的斗争结合起来，基本实现了工资随消费品价格的指数化增长（D.J. B. Mitchell, 1979）〔16〕。这样，约占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的大企业工人是可以基本保持实际工资不变的，小企业的工人在经济向上走的时期货币工资可以增加，实际工资的增加却会被通货膨胀抵消。这种情况不断扩大了大企业和小企业工人的实际收入差距，导致工人越来越多地把工会活动引入无工会组织和工会组织很弱的部门。
于是，一般来说，在通货膨胀稳定增加的条件下，劳资谈判是可以以工资的实际价值为基础的，“货币幻觉”可以排除，人们对价格、工资的预期可以被或多或少准确调整到不受通货膨胀干扰的程度（John H. Goldthorpe, 1978）〔17〕。有人说，消费信贷可以平息工人对实际工资增加的需求，这是不对的。消费信贷本身就是一种通货膨胀，由于它会增强工人的还贷压力，所以只会增加工人维护实际工资的需要。
到 20 世纪 70 年代，工人对工资的要求已经不再局限于按通货膨胀调整，而是还要求按实际价值增长。随着生产社会化、满足商品化、产品竞争的发展和工薪阶层合法参与社会和政治事务的增多，工资水平、就业安全、社会福利、国家转移支付、社会服务和集体消费设施等，都和所谓“上升型预期革命”（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s）一起不断增加。不和本人劳动表现直接相连的“社会工资”（也称“公民工资”）不断扩大，变成一种重要经济现象。有美国学者估计，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包括福利券、公费医疗、公共住房和其他补贴加在一起的各种社会福利，已经超过了工厂的平均工资①，而且这些福利都是向社会最低收入阶层倾斜的②。
“上升型预期革命”被看作是工人阶级为自己目的适应资产阶级饥渴攫取精神的文化现象，另一种看法是，工人阶级变得更加成熟，更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公民权，束缚需求的旧秩序已被打破，一个事实是二战后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政府扩大失业紧缩经济的能力是明显受限的（John H. Goldthorpe,1978）〔18〕。还有一种看法是，满足个人物质需要被看作一种公民权，应该受到宪法保护（Hans PeterDreitzed, 1978）〔19〕。也就是说，增加实际工资的要求已不仅被看作是让工资适应通货膨胀的一种调整，而且被看作一种常规现象。当货币工资增长快于价格增长，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成本增加，利润受到威胁时，政府就会极力制造小的衰退，用各种间接税和通货膨胀政策降低实际工资，工会则会用要求增加货币工资来弥补收入损失（James Harvey and William McCallum, 1965）〔20〕（Emile Burns, 1965）〔21〕。政府试图用各种收入政策控制工资需求时，劳方就会用要求缩小收入差距或其他事项来抵制。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工人阶级要求更高收入和实际工资的斗争，逐渐进入了包括商业、服务业和金融业的整个流通领域。工会趋于代表越来越多流通领域的工人，不仅因为每个工会在其管辖范围内都有不同职业的工人，而且因为劳动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使更多的人难于应付资本主义企业发动的经济变化，大规模企业的决策会在一个非常大的范围影响工人，例如，土地使用、空气污染、人身安全、食品药品规则、利率和失业等等①。除了大的工会联盟以外，在社区组织、租户组织、消费者组织、环保组织和其他各类组织都有工人参加，这些组织也参与到了争取“公共价值”和更多实际工资和收入的斗争。和争取货币工资的斗争相比，这些斗争比较复杂、无组织和零散，是在非常广阔的战线上展开的，包括要求控制物价、反对通货膨胀和获得更多社会工资等等。
保护和争取更多实际收入的斗争有很多形式。如，以信贷违约反抗利率提高，以联合抵制反抗消费欺诈，以控制房租反抗房屋和土地投机，以在国会用人民党主义战略提议建立国有银行和地方金融合作组织来要求降低公用设施使用收费和利率。反对征税的斗争主要是由各地小资产者组织的，这种斗争实际上也有争取更多实际收入的效果。这些斗争都有“钱要值钱”的要求，大多不是有意组织联合统一搞的。因为它们都是工人以不同形式的财产所有者的身份进行的，所以是个人化、多样化和分散化的。
这些斗争和工人的有组织斗争加在一起，促使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减少了生产领域的投资、劳动力和劳动，增加了流通领域的投资、劳动力和劳动；提高了各个领域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抑制了整个社会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品量，所以在“二战”以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的约 30 年的时间里，缓解了主要产生于生产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但我们看到，用生产不足、消费需求和虚拟经济膨胀缓解生产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对于经济危机来说，只是提高了赌注而不是取消赌博。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产阶级在各个领域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在一定历史时期可以不发生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但却会产生劳动力闲置、资源配置失衡等其他问题，一旦社会主义运动遇到新的挫折，这些问题就会恶化，重新引发像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这样巨大的世界经济危机。
四、新自由主义战略和经济危机治理方法的讨论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逐渐陷入低潮，加上西方各国经济在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的条件下实施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局限，使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滞胀危机、利润率下降、通货膨胀加重，这就为新自由主义战略的抬头和劳资关系重新走向两极分化创造了条件。新自由主义战略兴起的标志，是撒切尔（M. Theagaret）和里根（R. Regan）分别在英国和美国的上台。
新自由主义战略并没有阻止自 19 世纪末发生的劳资关系演变，也没有取消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但使这些演变和政策的内容和目标都有了广泛和激进的变化。它推动经济关系走向一个新的方向，要求管理回到“市场经济”（在这里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指“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其实是要求管理层不受工会制约和政府调节，只听命于资产阶级上层），在各个经济领域特别是金融部门去规则化，实施意在保护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宏观经济政策，即所谓管住货币、放开市场。
在新自由主义战略的主导下，上述变化都是与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相一致、有利于他们收入最大化的，大众工人阶级的收入和购买力受到了打压。资产阶级上层借助新自由主义恢复了金融霸权，不断增长的政府和家庭债务成为金融部门巨额收入的来源。这些情况如果没有管理阶层特别是上层管理者和资本家阶级的结盟，是不可能发生的。就劳资关系来说，上层管理者和资本家阶级的结盟，取代或弱化了因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强势崛起而出现的上层管理者和大众工人阶级的结盟。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战略，始终是由资产阶级主导的，它像资本主义经济本身一样，不断受到其内在基本矛盾的困扰，因此，尽管它在实施初期对于克服凯恩斯学派经济政策的负面影响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很快就引发了经济危机的大规模爆发。新自由主义战略的一个首要经济社会秩序目标，就是大幅增加资产阶级上层的收入水平，少向生产领域投资，也尽量减少面向低收入者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了在收入分配方面向资产阶级上层倾斜，国内投资被迫减少。特别是在美国，新自由主义战略意味着生产领域的收缩，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自己只发展服务业，集中生产关键的知识、教育和研发，并向世界提供金融服务。这些国家都强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试图把自己打造成金融中心。它们所遭遇的风险，是不仅制造业基础商品的生产效率下降，而且制造业的研发、创新和高技术商品减少，导致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受到动摇。
新自由主义战略增加资产阶级上层收入，又是通过国内和国际经济去规则的金融化来实施的。在美国这特别表现在出现大量家庭负债的“结构性金融”，这样筹来的资金被大量卖给了外国投资者，金融衍生品市场大为扩张，各种危险的金融操作在世界范围流行。新自由主义战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放任各种脆弱和难以控制的金融机构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不断建立起来，2000 年以后，更是不断激增。
它使得金融部门有非凡的收入和赢利能力，这些年越来越多地建立在不断累积的可疑资产和不安全资本所得的基础上，这种现象常被称为“生产虚拟化倾向”。只有经济危机才能把这种高收入和高利润的幻境还原到现实。
为了创造资产阶级上层的高收入，新自由主义战略主张尽力削弱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资本在国际上的自由流动，可以削弱或阻止给定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没有全球性规则和政策，或有这样的规则和政策，但很无效的情况下，不受限制的金融化和全球化使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控制金融和宏观经济的能力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在 2008 年爆发金融危机以前，只是一些加入新自由主义“共同体”的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像 90 年代的阿根廷，受到这种威胁的困扰。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积聚巨额资本用于投资，美国经济比欧洲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战略作用下聚集了更多爆发经济危机的内在风险。
实施新自由主义战略的各个资本主义典型大国，在增加资产阶级上层收入和减少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是很普遍的，美国则和它们稍有不同。美国利用其政治经济霸权地位，可以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战略的过程中扩大自己在全球的金融霸权，在这方面它远远超出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这样，新自由主义战略的内在矛盾也就在美国比在别处有了更典型的暴露。其突出表现是实体经济积累率的下降和经济不均衡的累积增加。美国还在另一个方面不同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其霸权地位和美元国际货币的独特地位，美国可以不要求对外贸易平衡，把商品生产的国际化推进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一方面，美国的国内经济的积累率是下降的，另一方面，消费需要却因进口和贸易赤字的增加而上升。结果，美国对生产能力的使用和与此相应的增长率水平，都要受到强烈的国内需求的刺激。这种刺激是建立在不断增长的家庭负债基础上的，它引发了住房投资的繁荣。这种繁荣的取得，又只能依赖于高风险的金融创新。相互联系的金融化和国际化，加上其他国家金融机构和政府与美国的联手合作，为大幅增加美国家庭负债提供了前提条件。新自由主义战略的宏观经济效应，有可能逐步侵蚀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但也有可能引发重大经济危机，一是有可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导致新自由主义战略的搁浅；二是有可能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会使脆弱的金融结构更加不稳定，导致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三是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会加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四是引发美元危机。上述可能，有的已经变成了现实，例如 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延续至今的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有的是否发生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可见，世界经济危机的产生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的，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正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发展导致其基本矛盾尖锐化的条件下爆发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强势崛起和资本主义相对衰落的大背景下，世界经济危机在大约 30 年的时间里有所缓和，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未消除，而只是改变了起作用的表现形式，一旦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入低潮，随着新自由主义战略的兴起，这种矛盾就会重新突显出来，引发新的更为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它发生在金融领域，根源却在生产领域。
在美国，由于东欧剧变后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地位削弱，新自由主义战略推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重新加深，只不过表现形式不是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而是生产不足条件下的消费需求和虚拟资本过度膨胀。
虽然在现代金融高度发达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住房并不足以充分满足住房贷款催生的有效需求，但经济危机还是因为太多通过贷款得到房屋的购房者无力偿还贷款而爆发了。因此，没有实体经济生产领域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品量增加的支撑，只靠发展消费信贷和虚拟资本扩大有效需求，虽然有时能制造一时的虚假繁荣，但当过度发展金融业催生的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其隐含的生产不足条件下的消费需求和虚拟资本过度膨胀就会暴露出来。作为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先兆的次贷危机，并不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相反，它只是生产不足条件下的消费需求和虚拟资本过度膨胀的结果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现在尚未走出的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实际上都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深化导致的实体经济相对生产不足，消费需求和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实体经济相对生产不足，消费需求和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是消费信贷、国债、商业信贷需要发展和销售更高价值的商品，需要更多的融资并购、更多的房地产投机等等导致供需失衡的结果；也是经济相对停滞时期单位生产成本过高，超过了实体经济承受能力的结果。实体经济相对生产不足，消费需求和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还起因于美元的周期性走弱、“能源危机”、实际利率总是落后于货币利率和通货膨胀率、政府在实体经济劳动生产率提高受阻的情况下故意试图用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推动物价水平提高跟上以致超过工资和社会福利水平，以及现有剥削率、利润率和各种经济资源资本化的程度越来越无法满足经济货币化的要求。也就是说，实体经济相对生产不足，消费需求和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是战后以来劳资关系演变、资本主义竞争和政府政策的共同产物。
用实体经济相对生产不足，消费需求和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来缓解产生于生产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其作用是有限的。采取这种方法，个别国家有可能凭借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用其他国家的资源弥补自己国家实体经济生产的相对不足，并强行让世界其他国家分担自己国家消费需求和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产生的不良后果。但是，世界范围的实体经济相对生产不足，消费需求和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会使生产不足长期化，扩大国际债务，产生更多超出本国货币需要的美元和其他纸币、更多过度膨胀的虚拟资本和虚拟利润，加剧世界总体上的金融和社会不稳定。
从世界经济危机发展史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可以看到，就治理世界经济危机来说，有很多方法都可以采用，在这些方法中最有效和最困难的是，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对立型的劳资关系。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下滑，一些劳动创新能力不足的高福利国家出现了经济衰退，一些靠血汗工资制严酷压榨工人剩余劳动勉强维持的企业更是纷纷倒闭；但同时我们看到，那些具有多元创新劳动①能力的企业具有较强的抵御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可见，不积极发展生产，单靠提高与劳动贡献关系不大的工资和福利，在流通领域扩大消费信贷、服务业和虚拟资本以增加有效需求，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世界经济危机治理办法。从根本上说，治理世界经济危机更需要做的是破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立型劳资关系，超越资本主义只依靠少数资产者进行创新的局限，激发最广大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和创新精神，在实体经济生产效率提高和产品量增大的基础上，扩大消费需求和各种服务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推动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起，有效促进了工人阶级地位提高和实体经济发展，对 20 世纪以来历次世界经济危机的治理，都起到了其他学说无法起到的标本兼治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