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研究结果。
3.1 合作偏好。
在学术研究的国际惯例中，不同身份的作者有不同的分工，学生（或者青年学者）负责收集数据与分析数据，导师（或知名学者）负责学术表述与行文组织，前者通常是合作发文中的第一作者，后者是通讯作者。独立发文要求作者有很高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从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到学术表述、行文组织，都要求一位作者独立完成。发文类型（是否选择合作）并不能直接反映论文的学术水平与影响力【17】，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作者的科研能力与精力。
四组文献计量学者发文类型明显不同，如表3所示。在独立发文方面，A1组（中国大陆学者）独立发文的比例最低，其次是A2组学者与A3组学者，A4组学者的独立发文比例最高。四组学者独立发文数量与其产量和影响力均成正相关关系。
A1、A2两组中有较多青年学者或从事文献计量研究时间较短的学者，使得独立发表论文的数量（表现出来的科研能力）显着低于A3、A4两者中的学者。在国内合作方面，A1、A2两组学者的比例显着高于A3、A4两组学者。在国际合作方面，A3组学者显着高于其他组学者。总体而言，中国大陆文献计量学者的国际论文主要依赖于国内合作。
四组文献计量学者的国际合作网络如图2所示，图中合作频次仅为1次的连线和国家/地区忽略不计。他们所属的国家/地区在图以大号黑球表示，他们的国际合作对象以小号圆圈表示。图中的连线分为四种：①实线，连接A1组的国际合作对象；②点线，连接A2组的国际合作对象；③断线，连接A3组的国际合作对象；④点断线，连接A4组的国际合作对象。连线的粗线代表合作强度，连线越粗合作次数越高。
图中共有37个国家/地区和54条连线。根据网络结构的测度指标，该图直径（最大最短路径长度）为4（在使用NodeXL绘图时计算所得），即从一个国家/地区到达图中另一个国家/地区需要4条连线。图密度为0.081（=54/（37*（37-1）/2））。直径与图密度两个指标共同反映出这37国家/地区之间的合作强度较弱。在图2中，比利时、匈牙利、荷兰与美国处于核心位置，他们的度（degree,即连线数量的多少）较高。中国大陆的位置次之。
中国大陆文献计量学者的国际合作对象主要在欧洲，包括比利时、匈牙利、荷兰等，如表4所示。尽管比利时学者是中国大陆文献计量学者最频繁的国际合作对象，但这些比利时学者最频繁的国际合作对象是匈牙利学者，其次才是中国大陆学者。在A2组中，有7名华人文献计量学者就职于美国，有两位就职于加拿大，他们最频繁的国际合作对象均为中国大陆的学者。这些中国大陆学者中多数人因为产量并不高，所以并未出现在A1组中。这使得在文献计量领域，中国与美国的合作并未成为主流。在A4组中，国际合作最频繁的国家均在欧洲，包括德国、瑞士、荷兰、匈牙利和比利时。
3.2 主题偏好。
利用SPSS 18.0,针对四组关键词中的高频关键词（词频>3）执行聚类分析与多维尺度分析之后，得到图3所示的结果。四个图中多维尺度分析的Stress值均小于0.1,RSQ值均大于0.9,效果较好。多维尺度分析图中按照聚类分析的结果用虚线圈定了研究主题，笔者按照词的共性归纳了主题名称，并按照各个主题包含的关键词数量从高到低编号。虽然四组作者都从事文献计量研究，但每组作者的主题偏好有所不同。
A1组学者的偏好集中在两个方面：
①基础性主题：引文分析与引文影响；②热点主题：引文网络结构、h指数。
A3组与A1组频繁合作，因此，主题偏好上也相近。
A3组学者除了关注引文分析与引文影响（如期刊评价、专利分析），网络结构（如学术合作）、h指数之外。以荷兰Loet Ley desdorff为代表的学者也关注三螺旋理论。
h指数自2005年由Hirsch提出之后，一直是文献计量领域的研究热点。由于h指数相关论文大量发表（施引基数增大），部分期刊因刊载了优秀的h指数相关论文，其影响因子得以提高。在国内学者中，叶鹰、金碧辉等人在h指数的数学基础与模型方面频繁与境外学者合作，研究成果的国际可见度较高。
A2组与A4组学者有共同之处，他们除了研究文献计量基础性主题（如学术评价、引文分析等）之外：
①他们也关注传统文献计量学之外的网络计量学（文献计量学在互联网上的应用），A2组中以邱黎雯（Liwen Vaughan）、A4组中以MikeThelwall为代表，他们在SSCI期刊中发表大量网络计量学论文；②他们除了从事文献计量研究之外，还从事信息检索研究。在国内，自从丹麦学者Peter Ingwersen等人在1997年提出“网络计量学”【18】之后，有学者参照他们的研究方法从事网络计量研究。网络计量学研究在国内逐渐成为热点。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国内的学术期刊上，国际可见度较低，以至于在图3中看不出A1组学者从事了网络计量研究。
3.3 引用偏好。
作者的引用认同可以反映出作者的引用偏好。从四组作者的引用认同上看，A3、A4两组作者比A1、A2两组作者更受文献计量领域学者们认可，在表5中均高频出现，例如A3组的Leydesdorff L,Glanzel W,Rousseau R等人，A4组的EggheL,Moed HF,Cronin B等人。
A1组作者（大陆文献计量学者）均未出现在四组作者的引用认同TOP10中。但A1组学者的引用认同中出现中国大陆学者，即中国科学院的金碧辉。
A2组作者中的Ding Y在同组的华人学者中被频繁引用，Vaughan LW（中文名邱黎雯）在A4组中被频繁引用。此外，在四组作者中，Garfield E,Small H,White HD,Narin F均是普赖斯奖获得者，对文献计量学发展的贡献很大，因此，在四组作者中均被频繁引用。引用偏好受地域因素的影响。只有中国大陆学者的引用认同中出现了中国大陆学者，只有美国华人学者的引用认同中出现了美国华人学者。
在四组作者的引用认同中，一次引用认同率分别是28.0%、24.6%、18.5%和21.7%.这表明，A3和A4两组作者的引用认同更集中，而A1和A2两组作者的引用认同更分散。
导致一次引用认同率较高的因素主要有两个：①作者未深入了解学科发展历史，所以尚未形成稳定的引用认同圈；②作者研究领域广泛。
自引源于作者或团队的连续研究（极少数作者为了提升影响力而过度自引）。自引率指作者引用自己文章的次数占该作者总被引次数的比例。通常一次引用中，只要施引论文与被引论文的作者有一人相同即可认定为自引。在总被引次数较高的前提下，较高的自引率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作者在学科领域中的核心地位。在上述四组作者的引用认同中，自引率分别是5.8%、5.6%、6.6%和10.5%.
A4组中作者的总被引次数显着高于其他组，自引率也相对较高，因此，可以认为该组作者在文献计量研究领域处于核心位置。
4 结 语。
笔者从合作偏好、主题偏好、引用偏好三个方面构建了以作者为对象的学术偏好的分析框架。分析框架中的分析对象分别为：国家/机构、关键词、参考文献，对应的分析方法分别为：合作网络分析、共词分析、引用认同。在实证研究中，笔者以三个刊载优秀文献计量论文的SSCI为界，选取40位国内外成果相对较多的文献计量学者为分析对象，比较了他们的学术偏好。
在合作偏好方面，中国大陆文献计量学者发表SSCI论文主要依赖国内合作，其次才是国际合作，最主要的国际合作对象在比利时、匈牙利、荷兰等欧洲国家。比利时学者虽然与中国大陆学者合作频繁，但与匈牙利学者合作更频繁。
很少与中国大陆学者合作的学者也很少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合作，他们偏好独立发表论文。留学潮让中国大陆学生成为国外学者，在文献计量领域美国居多，他们虽然就职于国外，但频繁与国内学生与学者合作。在主题偏好方面，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主题集中在以影响力评价（含评价指标）与引文网络结构，而很少涉足网络计量、三螺旋结构等新兴领域与主题，与其他学者相比而言，他们在这些领域的国际可见度较低。在引用偏好方面，国内外学者均偏好引用国际知名学者。在所选定的四组学者中，中国大陆学者被认同程度最低，境外华人学者次之。他们的被认同程度都低于欧美学者。
文献计量研究的主流仍然在欧美国家。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是提升中国大陆学者国际可见度与国际影响的最有效途径。中国大陆学者近年也确实在与欧美国家的合作的获益。中国大陆学者的国际合作论文主要源于以下几种形式：
中国留学基金委、部分高校与科研院所每年公费选派访问学生与访问学者前往欧美国家学习与合作；欧美留学人员归国就职后与导师持续合作；国家省部科研经费资助研究人员前往欧美国家访问交流。国际合作一方面有利于中国大陆学者产出国际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有利于外国学者了解并认可中国大陆学者，例如，邀请大陆学者成为文献计量期刊编委。
学术偏好避开了学术影响力评价。前者基于文献计量学中的合作网络分析、共词分析、引用认同等方法揭示学者在科研过程中的偏好，如偏好与谁合作、偏好研究哪些主题、偏好引用谁等。后者基于“被引次数越高，影响力越大”的基本假设，用被引次数（包括基于被引次数的指标，如h指数）揭示学者学术影响力大小，这种方法的过度使用饱受诟病【19-20】。笔者认为，同样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学术偏好提供了一种新的学者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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