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一词始现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最初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因契合了当下国际政治的需求而备受学界关注。从军事领域来看，这一思想在我国却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就已为我国兵家所重视。由于受农业经济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古代军事学家很早便提出以德服人、上兵伐谋、不战屈兵、师出以律、恤士爱兵等思想主张，使得传统兵学软实力思想比之西方更为发达。《尉缭子》作为我国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兵学着作，比较集中、系统地记录和论述了我国先秦时期的军事理论、军队制度以及具体的法规条令，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军事和战争问题的认识，不仅表明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论述了战争中的武器、战术等问题，也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软实力思想。《尉缭子·武议》曰：“胜兵似水。
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触，丘陵必为之崩”，明确指出了软实力蕴含的巨大能量，《尉缭子》对于“刑伐德守”“武植文种”“伐暴守义”“恤士爱兵”“审法制、明赏罚”等思想的系统阐述及由此产生的法规制度等等无不反映出其重视软实力的核心理念以及丰富深厚的软实力思想，成为我国传统兵学着作中的经典之作。
一、“刑以罚之，德以守之”的治国思想
“黄帝刑德，可以百胜”（《天官》），《尉缭子》开篇就从国家治理的高度，指出了软实力的重要性。他认为，应以“刑德之术”作为建立和治理国家的两种基本策略和手段，通过“刑以伐之，德以守之”最终实现国家的大治。相对经济、器物层面而言，以制度法令为基础的“刑”和以政治文化为基础的“德”都属于软实力范畴。同时，它进一步力图剔除“黄帝刑德”中掺入的唯心主义成分，充分肯定和强调人的主观作用，认为“刑德之术”非“天官时日阴阳向背”，而在于“人事”，“古之圣人，谨人事而已”（《武议》），指出“往事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天官》），不仅批判了兵学领域中的迷信成分，反映了朴素的军事唯物论思想，为其军事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同时更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认识，属于哲学层面的软实力思想。在《战威》篇中，尉缭进一步总结：“故曰：举贤用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又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战威》），明确指出只有注重选用贤士能人、严明法令制度，尊重有军功和为国操劳的人等等这些软实力因素，才能实现人心和睦，国家得福。
二、“武植文种，本于政胜”的军政思想
作为一部兵学着作，《尉缭子》反对就军事论军事，主张把军事同政治、道德统一起来，认为民心向背、战争的正义与否、国家治理的情况、国君的决策等软实力因素对战争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体现出其军事层面的软实力思想。
第一，“武为表，文为里”。《尉缭子·兵令上》曰：“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它把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植”“种”和“表”“里”的关系，主张把治军与治国结合起来，从辩证的角度指明政治对战争有决定性的影响，而战争也对政治有很大的反作用，政治开明，国家管理有道，才是军队制胜的根本。尉缭的这种思想成为古代兵家阐述军政关系的经典之论，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乃政治之继续”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兵胜于朝廷”。《尉缭子》认为，只有当权者在政治上取得成功，军队才能强大起来，才能在对外作战中取得胜利。尉缭将军事纳于整个国家体系，深入阐明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富治者，车不发轫，甲不出櫜，而威治天下……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兵谈》），“战不胜、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内自致也”（《制谈》）。他认为，“武议在于一人”，只要国君决策正确，则“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唯其如此，才能达到“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武议》）的最高境界。
第三，“伐暴乱，本仁义”。同先秦其他兵家一样，《尉缭子》有着进步的战争观，认为“战争的性质”是重要的软实力因素。“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武议》）“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武议》）明确将战争区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两大类（《攻权》），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战争，认为只有“伐暴乱，本仁义”（《兵令上》）的战争才称得上是正义战争，也只有这样的战争才能获取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产生源源不断的力量，最终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
三、“先敌而谋，料敌后动”的谋略思想
《孙子兵法·计篇》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史记·留侯世家》云：“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与其他传统兵学着作一样，“重智尚谋”亦是《尉缭子》软实力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对于先敌制胜、正兵奇兵、避实击虚、进攻与防御的作战指挥、兵力的集中与分散以及在战场上根据表象正确地判断敌情的方法的深刻论述和独到见解，都体现出其重智尚谋的一面。
第一，“兵贵先”。《尉缭子》主张先机而动，先发制人，突然袭击，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以此克敌制胜。“兵贵先。胜于此，则胜于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战权》）首先要先敌而谋，在战争的谋划和准备上要先敌一步，敌方尚未觉察之际，在谋略上先胜一筹，即“权先加人者，敌力不交”（《战权》）；其次要先敌而动，即在作战行动上要抢先一步，乘敌未及反应之际，打它个措手不及，使敌未战而气先夺，即“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战权》）。但同时，《尉缭子》也反对“轻进而求战”的盲目冒进行为，提出“必先图不知止之败，恶在乎必往有功”（《战权》），指出应根据不同的情况等待战机，“挟义而战者”应奋起出击，而对于怨恨引起的战争，贵在等待时机，后发制人，“怨结难起，待之贵后”（《攻权》）。
第二，“料敌而后动”。《尉缭子》提出，战争首先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深入了解敌情，才能在关键时刻出师大捷，甚至不战而胜。“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攻权》），战争的取胜最终仍是“以智决之”（《战权》），因此应“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先料敌而后动”。他明确提出，“兵起，非可以忿也”（《兵谈》），“夫蚤决先定，若计不先定，虑不蚤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勒卒令》）。《尉缭子》在《战威》篇中指出：“兵未接而所以夺敌者五：一曰庙胜之论，二曰受命之论，三曰逾垠之论，四曰深沟高垒之论，五曰举陈加刑之论”，并指出这五个条件，都要靠先分析敌情，后采取行动，因此能集中对方的弱点而使之丧失士气。
第三，“正兵先合，而后扼之”。《尉缭子》继承了《孙子兵法》的奇正思想，根据兵形势家轻疾制敌、出奇制胜的作战原则，明确指出：“善御敌者，正兵先合，而后扼之，此必胜之术也”（《兵令上》），从而在理论上阐述了运用正兵、奇兵的重要意义和具体方法。《尉缭子》尤为注重在实战和训练中打破一成不变的战法，讲究奇正配合、避实击虚，主张利用客观规律和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制敌取胜。如他主张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略，“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广而人寡者，则绝其厄”（《兵教下》）等，并主张运用“有者无之，无者有之”（《战权》）的虚虚实实战法，广施权变，迷惑敌人。他提出的“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勒卒令》）这一经典论述，可以看作是对其奇正思想的很好概括。
四、“制定刑明，明赏决罚”的法制思想
在军队管理方面，《尉缭子》自始至终大力提倡“明赏正罚”，认为制定好法令制度，并严格执行，做到明赏决罚，是取得战争决胜的关键，是重要的军事软实力。《尉缭子》凡二十四篇，《制谈》专论法令制度，《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武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兵教》《兵令》等篇则是对军令军制的详述，涉及战场法纪、部队的编组、标志和指挥信号，以及行军序列等各个方面，足见其重视法制、以法治军的软实力思想。
第一，“制必先定”。《尉缭子》认为军队必须首先建立严密的制度。它提出：“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又说：“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制谈》）也就是说军队的战斗力来源于严明的法制，只有做到制度合理，执行有力，才能激发官兵士气一往无前，所向披靡，“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陈；则千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制谈》）。
第二，“明赏于前，决罚于后”。在法治的执行方面，《尉缭子》认为只有“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才能“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坚”（《重刑令》），通过“修吾号令，明吾刑赏”，最终达到“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制谈》）的效果。在赏罚原则上，《尉缭子》主张“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赏罚原则：“凡诛赏者，所以明武也。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武议》），认为做到对有罪的大人物绳之以法，对有功的小人物给予奖励，才能够体现出将领的威严。
第三，“令勿改”。《尉缭子》强调法令的一贯性对于战斗力的作用，军令应统一、明确，保持连贯性：“令者，一众心也。众不审，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矣”（《战威》）。号令含糊不清，或朝令夕改，容易扰乱军心，降低战斗力，并进一步指出发布命令的原则是“出令之法，小错无更，小疑无申”，唯其如此，才能做到“众不二听”、“众不二志”（《战威》），法令才能得以坚决地贯彻执行。
五、“存亡安危，系于桴端”的用将思想
《孙子兵法·作战篇》云：“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同先秦许多兵家一样，尉缭子认为，作为战争中的指挥者“将帅”是重要的软实力，在战争制胜和治军管理中发挥关键作用。
第一，“人主重将”。《尉缭子》认为将帅是一支军队的灵魂，与国家安危密切相关。它提出“夫将，提鼓挥枹，临难决战，接兵角刃。鼓之而当，则赏功立名；鼓之而不当，则身死国亡。是存亡安危，在于桴端，奈何无重将也”（《武议》）。他还把将帅和广大士卒形象地比喻为“首脑”与“四肢”的关系：“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其心动以诚，则支节必力；其心动以疑，则支节必背”（《攻权》），认为“战争之本”是将帅“率众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支也”（《战威》）。
第二，“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在将帅修养方面，《尉缭子》提出，将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要心胸豁达，不可一受刺激就发怒，要清明廉洁，不可被财物所收买，应具有“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桴而鼓忘其身”（《武议》）的献身精神，指出“心狂、目盲、耳聋”（《兵谈》）是将领必须努力避免和克服的三种弊病。只有将帅具有武德，众人信服，才能达到“兵如总木，弩如羊角，人人无不腾陵张胆，绝乎疑虑，堂堂决而去”（《兵谈》）的效果。
第三，“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在将帅与士卒关系上，《尉缭子》主张将领要恤士爱卒、恩威并施，要求将领对部下既要恤士爱卒，体察下情，又要以军法严加约束，二者结合，才能收到好的效果。他特别强调“爱在威先”，“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爱故不二，威故不犯”（《攻权》），应“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战威》），“古率民者，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也”（《战威》），因此应做到“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责礼”（《武议》），“夫勤劳之师，将必先己”（《战威》），“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己身同之”，如此才能“师虽久而不老不弊”（《战威》）。
六、“气实则斗，气夺则走”的士气思想
《尉缭子》对于精神因素的推崇是颇值得一提的。尉缭认为，以士气为主的精神因素是最为重要的软实力，一支军队士气的高低、精神状态如何，直接关系着战争的结局。“战胜之本在于治气，气实则斗，气夺则走”是其对于士气软实力思想的经典概括。
第一，“战在于治气”。《尉缭子》特别强调激发“必死则生”的士气，关于士气的论述在《尉缭子》中随处可见：“战在于治气”（《十二陵》），“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战威》），“伤气败军”（《兵教下》），“百人被刃，陷行乱陈；千人被刃，擒敌杀将；万人被刃，横行天下”（《兵教下》）。尉缭指出，将士具备必死的勇气，才能使战斗力加倍，从而震慑敌人，王霸天下，这与《孙子兵法·九地篇》“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它还用亡命之徒的例子作比喻说明士气的重要性：“一贼杖剑击于市，万人无不避之者，臣谓非一人之独勇，万人皆不肖也”，因此“百万之众不用命，不如万人之斗也；万人之斗不用命，不如百人之奋也”（《兵令下》）。
第二，“励士之道”。《尉缭子·战威》篇中谈到了激励士气的方法：“励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丧之礼，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必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营而显之，田禄之实，饮食之粮，乡里相劝，死丧相救，兵役相从，此民之所励也。使什伍如亲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墙，动如风雨，车不结辙，士不旋踵，此本战之道也”（《战威》）。其励士的方法论及衣食、俸禄、爵级、民心、兵卒之情等多种因素，思想十分深刻。对于士气尉缭在《兵令下》篇中阐述了同样的观点：“赏如日月，信如四时，令如斧钺，利如干将，士卒不用命者，未之有也”，指出“赏”“信”“利”“令”四个方面要能做到的话，士兵则会拼死效命。
第三，“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尉缭认为，战争是敌我双方精神意志的较量，士气亦守亦可攻，敌与将哪一方能够控制士卒的心理，哪一方就会取胜，因此他将“攻心夺气”作为其士气软实力思想的重要方面。在他看来，战胜分为“道胜”“威胜”和“力胜”。“道胜”，即“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战威》），是战胜的最高境界。他认为，“卒畏将甚于敌者胜，卒畏敌甚于将者败。所以知胜败者，称将于敌也”（《兵令上》），“善用兵者，夺人而不夺于人”（《战威》），通过彻底击败敌方的作战意志，取得作战的胜利。
综观《尉缭子》整部着作，无论是治国理念还是作战谋略，无论是军令军制还是治军重将，其通篇都在讲软实力及其重要性。当然，《尉缭子》并不一味地强调软实力，它深谙软硬实力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指出硬实力有形而为基础，软实力无形而为根本，二者并举，才能无敌于天下。如在治国层面提出的“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治”（《兵谈》）；在军事层面提出的“委积”“赏禄”“武士”“备用”“刑赏”（《战威》）的制胜五要素；在军政关系层面提出的“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守功也”（《兵令上》）、“兵之用文武也，如响之应声，如影之随身也”（《兵令上》）；在治军层面提出的“便吾器用，养吾武勇，发之如鸟击，如赴千仞之谿”（《制谈》）、“夫禁必以武而成，赏必以文而成”（《治本》）等等，无不体现出文武并重、软硬兼施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