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一些着作在论及抗日战争时经常会有这样的笼统表述：华北的八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八年的敌后游击战。有人产生一种误解，即整个抗战期间，八路军作战方式均为游击战。其实，敌后游击战是从战略上讲的，从战术上讲，八路军作战方式以游击战为主，亦不乏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如在抗战之初[1],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作战方式即为正规部队含有游击成分的运动战，并非人们一般认为的单纯的游击战。
一、抗战之初
第一二九师的作战方式实为含有游击成分的运动战关于运动战的概念，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曾作如下阐述："所谓运动战，就它在军事上的精义说来，应该是叫'机动战'.一般是使用相当大的数量的正规军队来进行的。因为军队数量比较大，就必须有协调各部在单一意志之下行动的统一指挥。正规军队进行的机动战，就是指挥军队在战斗之前、战斗之中和战斗之后的移动，求得造成便于使用武器的地位，并且利用已得的战果，发展到完全消灭敌人。
假使敌人在动作中造成不利于我的战斗条件时，那我们就引退到适当的地点，以求避免其突击，且就此抓到有利的条件。"而对游击战的概念，刘伯承将其概述为："所谓游击战，是使用小的队伍，少至几个，多至几百人的队伍，在敌军后方活动的。这些队伍的组成，无论是正规军派出的或是由民众政治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或者是由这两种混合组成的，通常是在敌人的后方，特别是在广大民众拥护掩护之中，袭击或伏击敌军，破坏其交通与辎重。其动作方式是机敏灵动，出没无常，尤其小队伍在敌军后方活动紧张情况之下，要求游击队长机断专行，独立自立地决定行动。"[2]
按上述概念判断，抗战之初山西战场的第一二九师与日军最初的几次交锋，如奇袭阳明堡机场、七亘村伏击、黄崖底伏击及广阳伏击等战斗，均为正规军队含有游击成分的运动战。
这是因为：
第一，从参战人数来讲，运动战要求人数较多，游击战要求较少。1937 年 11 月 7 日的广阳伏击战，我方参战部队为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一五师主力，当时第一二九师的主力为九千余人，第一一五师主力为一万余人，两师的参战人数约为二万人，符合运动战使用军队数量较大的标准。夜袭阳明堡机场，以整个第七六九团为参战单位，虽然实施突击的人数为两个连，但算上该团担负牵制、警戒、支援等任务的部队，则参战人数在千人以上。正太线附近的七亘村、黄崖底等伏击战，情况大致也是如此。游击战参战人数较少，下限为几人，上限为几百人，而第一二九师与日军进行的阳明堡、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战斗，人数都在千人以上，突破了游击战的人数上限。
第二，从参战单位的性质来看，运动战要求为正规军，游击战要求为正规军派出的或由民众政治斗争发展而来的小的游击队伍。阳明堡机场之战的参战单位为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七亘村伏击战的参战单位为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黄崖底伏击战主要参战单位为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一团，广阳伏击战参战单位为整个第一二九师，这些参战单位不仅均为正规军，而且还是正规军的主力部队。如上述的第七七二团，其前身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下辖的第九十二师，该师十年内战中曾在川东创下一个团击溃对方两个旅的光辉战例。[1]
由此可知，抗战之初第一二九师与日军的几次交锋，参战部队的性质为正规军而不是由正规军派出的或由民众自发组织的小股游击队伍。
第三，从指挥方式来看，运动战要求有协调各部的统一指挥，游击战则要求游击队长的机断专行。抗战之初第一二九师与日军的几次交锋，由于每次战斗，均有警戒部队、预备队等部队，所以涉及到各部队之间的协调问题，这就需要协调各部的统一指挥。事实上，这几次战斗都是由团长、旅长甚至师长刘伯承对各参战单位统一指挥，而不是由某支游击队队长独自决定本队的战斗行动。如 1937 年 11 月 2日的黄崖底战斗，刘伯承亲自在战地附近的山顶上担任现场指挥。
因此，从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概念来看，抗战之初第一二九师与日军的几次战斗，满足运动战的标准，不符合游击战的标准。
另外，在《论游击战与运动战》一文中，刘伯承将运动战基本原则的第二条表述为："集结绝对优势的兵力，来突击敌人这一弱点。"[2]在总结抗战之初与日军几次交锋的经验时，刘伯承指出，在阳明堡和七亘村两次战斗中，因未充分遵循上项原则，即未"集结绝对优势的兵力"来对日军进行突击，而造成战斗的遗憾，在这两次战斗过程中，战场预留的"预备队结果未使用上，诚为可惜".[3]
由此可以看出，刘伯承对上述几次战斗所作的总结是按运动战来总结的。据此也可认为，这几次战斗的作战形式总体上属于运动战。
第一二九师在此一短暂时期的运动战，与中共中央于 1937 年 8 月在洛川会议上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并不矛盾，此说之根据为：
其一，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将游击战作为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主要作战方式，此一决定是着眼于整个抗战时期的形势而作出的战略决策。全面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即认识到此场战争的残酷性和长期性，以此将战争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防御、相持及反攻。根据各阶段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确定在防御和相持阶段，共产党领导抗日军队的主要作战方式为游击战，当然也并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其二，毛泽东自己也没有教条执行洛川会议确立的作战方针，而是根据战场变化加以调节修整。1937 年 9 月 25 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取得平型关大捷，该胜利在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及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等方面均有较大的积极影响。另外，在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期间，红军作战比较多地采用运动战，红军广大指战员当时比较习惯于运动战，因此向游击战转变需要一个过程。
根据这些情况，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甫进入山西抗日战场的八路军的作战方式进行调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1]
1938 年春，日军为进行徐州会战，将华北的主力抽调南下，造成河北、山东等平原地区兵力空虚，中共中央及时抓住这一时机，作出将山地游击战扩展为平原游击战的战略决策："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2]
抗战进行十个月后，毛泽东根据战局的实际情况，复将八路军的战略方针修正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3]1937 年 11 月 8 日太原失陷后，毛泽东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及时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4]
11 月 9 日毛泽东给八路军规定新的行动方针："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要义。"[5]
11 月 13 日，第一二九师在山西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指示，确定该师今后的任务为"迅速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即"从红军时代以运动战为主，转到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6]
此后，第一二九师开始实施战略展开，主力进行分兵，1937 年 12 月，由第七六九团抽调 1 个连组建汪乃贵支队；1938 年 2 月，以教导团两个连为骨干组建先遣支队。自 1937 年 11月到 1938 年 4 月，第一二九师共分遣了三分之二的兵力，到各地开展游击活动，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以此可知，第一二九师是在石拐镇会议后，才开始广泛组建游击队，在敌后进行广泛的游击战。另外，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战史》一书中，将 1937 年 11 月至 1938 年 10月这一时期称为第一二九师的大发展和根据地的创建时期，在总结该时期的工作时该书写到："及时地完成从运动战到游击战的转变"[7],如果把这一时期视为运动战向游击战的转变时期，那么在此之前的作战无疑应为运动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