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所派生的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又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是一种只关注经济总量增长，忽视分配公平的发展理论；是一种重物轻人的发展理论。在这种理论影响下，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同地区曾经不同程度地存在如下偏向：重城市和工业的发展，轻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在农村发展中，重经济收入的增长，轻农民的自由全面发展。
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以来，农村、农业的发展受到高度重视，农民的发展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农民在经济、政治以及精神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需求越来越被重视。
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央首次提出“物的新农村”要与“人的新农村”建设并进的农村发展战略[1],这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在农村经济发展转入新常态的集中体现。着名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以下简称森），一生关注社会中的穷人和底层人士，特别是他称之为“落在最后的人”,即农民的命运。他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忽视底层弱势群体，并从理论和实践上批驳了传统发展经济学及以刘易斯为代表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片面追求财富总量增长、忽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观点。他指出，农村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不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而是农民可行能力和正当权利的缺失。他提出了着名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观点，认为仅仅靠经济总量增长，无法解决农村和农业发展问题，关键是要重视农民的发展，而“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和主要手段。”[2]24森的发展经济思想大大超越了传统发展经济学，对推进我国“三农”发展，特别是对领会和贯彻中央新近提出的“物的新农村”和“人的新农村”建设齐头并进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森的发展经济思想突出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对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忽视弱势群体的批判
森是一个具有人本思想的经济学家，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他特别关注下层弱势群体的命运。主张经济发展必须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把物的发展仅作为人的发展的手段。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森所有理论的闪光之处，他的心灵的力量，他在政策问题上的极为丰富多样的智力贡献，都关注着如下特别的不幸：世界上大多数脆弱群体的贫困，饥饿，长期剥夺，急迫需要和未实现的可行能力。”[3]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已有了近300年的历史，并在推进财富的总体繁荣和总量增长方面取得卓着成就。然而它却严重忽视了长期困扰人类社会的贫困、饥饿、不平等、社会排斥等剥夺问题，忽视了分配的公平和正义，忽视了处于底层人士和农民的发展。因此被有的学者称之为“令人沮丧的科学”.森（AmartyaSen）则不同，他指出：“减少剥夺与经济繁荣相比，更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判断依据。如果我们没有对穷人生活的状况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将无以把握未来。”[4]
在下层人中森特别关注的是处于最底层的农民。他认为农民是“落在最后的人”,各种灾难如同魔鬼一样，总是袭击这些“落在最后的人”[2]167.他发现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着一种“城市偏向”:“一般来说，比较经济上、政治上更有力量的城市人口，农村人口在饥荒中遭受更大的痛苦，这并非少见的现象。”[2]184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是一开始就排斥经济发展应关注贫困和弱势群体问题，亚当·斯密就是一位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论者，他非常重视经济学的伦理价值。他的学说鲜明地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早期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精神。他说过：“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惨状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5]
然而从新古典主义开始，直到现在的新自由主义，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背离了斯密的人文精神，片面地夸大了他的“经济人”理论和自由市场理论，完全摒弃了斯密经济学的伦理精神，主张经济学“价值中立”,把财富增长视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把人们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视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森的思想深受亚当·斯密、马克思等先辈的影响，但其根基在于他生活在贫穷、落后的印度，从小就对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下层人民有着深切的了解与深厚的同情。他9岁多时经历了1943年西孟加拉邦发生的特大饥荒。这一经历影响他一生，也是他后来由学习自然科学转而学习经济学的重要原因。他建立在下层人和农民等弱势群体需求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思想突出表现在他对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如下观点的批判。
第一，表现在他对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伦理基础，即自利理性的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首要原理就是人的每个行动都只受私利所驱使，并理性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森认为，这种从自我中心，到自我福利，再到自我选择，三位一体的理性观的核心是以自我为中心。这标志着西方主流经济学形成了一种自利的极端形式，这种“自利理性意味着对‘伦理相关’动机观的断然拒绝”[6].主流经济学还“要求分析者回避道德主体和价值要求，只是根据偏好满足和对自利的明智追求来看待人类行为”[7].这显然偏离了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理论。这种“自利理性”,在私有制条件下的必然结果，只能是只关注财富总量的增长，而无视由于财富分配不公造成的贫困、剥夺等问题。结果是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这种理论的直接受害者就是下层弱势群体。森反对这种观点，但同马克思一样，他并不一概否定人的自利性在刻画个人经济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只是否定这种把个人内在的自利理性看成刻画人的经济活动的主要或唯一依据。森还深刻地指出，把“自利理性”极端化也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他说：“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率运行依赖于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确实，把资本主义看做仅仅是一个基于贪欲行为的综合体系统，实在是严重低估了资本主义的伦理---它对资本主义的辉煌成就做出了丰富的贡献”[2]261.可见，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经济分析中排斥道德伦理和价值分析是违背常理的。
第二，表现在他对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放任自由的市场观的批判。森认为市场化的交换行为是人十分重要的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市场机制不仅对经济发展而且对人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作用。同时，他认为仅凭市场力量不足以消除、防范各种有损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剥夺”.他反对“华盛顿共识”所体现的新自由主义方向，即完全撤销管制，无限制的私有化，无约束的全球化。他指出：“市场之存在并不意味着市场必然能做一切事情，必须理解市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发挥作用，市场能被允许做什么。
通过分析东亚的经济成就，能够得出一些值得吸取的成功经验：基本教育成为变革的首要原动力；通过教育和培训、土地改革、信用提供来扩大基本经济应得权利，这同时扩大了市场经济提供的进入机会，谨慎地把国家行为和市场经济运用结合起来。这隐含证明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多重制度的世界中，人们帮助自己和他人的能力依赖于人们享有的各种工具自由。”[8]
在森看来，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广大农民所享有市场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自由”,他们还没有进入市场竞争的可行能力。有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甚至连形式上的市场自由也没有。在现有条件下，市场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他们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第三，表现在他反对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把功利、福利、财富的增长作为发展的首要目的。他认为，要有种多层面的思路，建构一种综合发展的框架。这个框架中，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重要手段。他反对那种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无视人们民主和政治自由，一味优先考虑满足人们经济需要的观点。认为这种把经济需要与政治自由割裂开来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他说：“经济需要的紧迫性加强了而不是减弱了政治自由的迫切性”[2]150.“在判断经济发展时，仅仅看到国民生产总值或某些其他反映总体经济扩展的指标的增长，是不恰当的。我们必须还要看到民主和政治自由对公民的生活及可行能力的影响”[2]152.森并不否认经济增长有利于提高人的福利，也不否认福利的提高有助于个人自由的增强。但他反对“无目的的财富”.他认为，“人的发展”好比种子，财富好比收获，首先要有人的发展，才有财富的增长。他指出：“对发展的恰当定义，必须远远超越财富的积累和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其他与收入有关的变量的增长。这并非忽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是我们必须超越它。
为了更充分理解发展过程，需要对发展的目的和手段进行考察和审视：把基本目标定为仅仅是收入或财富最大化显然不恰当。”[2]10森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一种“狭隘的发展观”.他认为，只有“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只有既关注财富总量的增长，更关注对财富公平、公正的分配，让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真正惠及每个人，特别是惠及那些仍然处于不自由、不平等地位，仍然有多种权利被剥夺的下层人民和“落在最后”的广大农民的经济发展观，才是真正体现能让一个国家或地区走上繁荣和幸福道路的正确的发展观。
二、对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关于农民贫困根源的批判
对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三农”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无疑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即传统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这一理论创始人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是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就是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他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又称“两部门模型”.他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5个要点：（1）处于落后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存在两个经济部门，一个是现代部门（即城市工业部门，又称为“资本主义部门”），一个是传统部门（即传统农业部门，又称“维持生计的部门”或“非资本主义的部门”），这就是“二元经济结构”.（2）传统部门的最大特点是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由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是负数，农业劳动者仅能获得维持生计的报酬，而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者的收入大大超过农业劳动，因此造成了农业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3）由于资本家阶级不断把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工业部门就会吸收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而资本积累也就越来越多。这样必然会把农村劳动力资源不断地转变为城市工人，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这就叫无限的劳动供给。（4）只有资本家阶级才是推动经济发展，最终消灭二元结构的根本动力。他说：“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了解资本家剩余的使用。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把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多，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继续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9]
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具有积累资本能力的只有资本家和地主，因此，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二元结构的消除，农村、农业、农民要脱离贫困的唯一办法，就是靠资本家和地主的“资本积累”和投资。（5）刘易斯明确表示，他的经济理论是以“经济人”假设和“看不见手”的完全自由的市场假设为条件的。很显然刘易斯理论是一种以物为本的理论，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一种资本拜物教理论。虽然后来西方不少经济学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修改、完善，但这一理论的本质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其本质就是把经济增长、资本的增长视为经济发展的唯一的根本的目的，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是永恒的最理想的解决发展中国家不发达问题的良方。森并不认为传统发展经济学是完全错误的，传统发展经济学也有它的贡献。但他指出，传统发展经济学根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去的经验，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
1.夸大了经济收入和经济总量（GDP）增长作用，忽视贫困的真正根源是可行能力和权利的缺失首先，森指出，传统发展经济学“在经济发展的特征和描述上较不成功……经济增长仅仅是手段且常常也不是非常有效的手段。”[10]444“传统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主题缺陷可能就是它专注于国民产值、总收入和特殊物品的总供给，而不是人们的‘权利'和这些权利产生的’能力‘.最终，经济发展的过程必须关心的是人们能或不能做什么，比如，他们是否能活得长久，远离可避免的疾病，营养充足，能读写和交流，参与做学问和科学研究等等。用马克思的话讲，它要做到’以个体对机会和环境的支配取代环境和机会对个体的支配‘.”[10]441“传统发展经济学的主要不足是它趋向专注于商品供给而不是所有权和权利，以增长为中心只是其中一个反映，对食物供给与人口的比率的过分专注是同一不足的又一例子。近来，关注焦点已从总收入的增长向收入的分配转变了一些。这好像是朝正确的方向迈了一步，而且确实如此。但我要论证的是’收入‘本身对于分析一个人的权利所提供的根据是不充分的。收入提供购买东西的手段。它以数量的大小---假定一个实际数字---表示购买力。即使一个村里没有学校，附近没有医院，村民的收入仍可能通过增加他对市场上可获得的物品的购买力而得到增加。但这种收入增长可能根本不能充分解决他的教育和医疗权利，因为收入的增长保证不了这些东西。”[10]442-443其次，他认为把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饥荒和贫困等现象，归之于收入增长问题，虽然比归之于食物总产量和人口规模增长问题前进了一步，“但当说到健康、教育、社会平等、自尊或免受社会骚扰时，收入方法离目标还有很远。”“由于权力和能力之间的密切联系”,“权利的研究必须超出单纯的经济因素而考虑到影响人们支配商品（包括食物）的实际能力的政治上的安排（包括压力团体和新闻发布系统）。这些影响可能复杂并且也可能涉及表面上错综复杂的对比关系，……能否将对比的体系完全不同的优势结合起来是需要政治经济学注意的挑战性问题，而这是事关重大的。”[10]445他总结说：“发展过程从根本上说不是商品及服务供给的一种扩张，而是人的能力的提高。以能力为中心迫使我们要从这种角度来看待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这就需要特别关注权利的产生和保障以及它们向能力的转化。一些基本政策问题的复杂性正如该基本方法的简单性一样。
这在经济学中并不罕见。”[10]4662.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的质疑和超越同马克思一样，森反对夸大劳动力和人口的增长对发展有害的马尔萨斯理论，并驳斥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假说。
第一，他指出，“剩余劳动的存在并不必然地要求零边际劳动效用的假设”[11]11,劳动剩余可以与正边际劳动生产率并存。他认为，劳动的边际产品为零，只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它对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来说不是一个必要的假说。”[11]11因为，“即使过去表明农业中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不是零是正值，那也不会得出不存在任何剩余劳动的结论[11]30.森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深刻而有说服力地证明了他的看法：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把劳动剩余与边际劳动产品为零联系在一起，错误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看到”劳动按照劳动时间而不是按人数来衡量“,”剩余劳动的存在与劳动时间和其他要素之间任何程度的替代性的生产函数相一致。“[11]16这就是说，无论剩余劳动有无，产品的多少与质量主要由投入劳动的时间决定。而就劳动者个体而言，投入劳动的时间的多少，主要决定于劳动者的素质、能力。在落后的传统农业条件下，30人耕种10hm2地，也许劳动力还不足；而在现代生产条件下，用3个人来耕种10hm2地，也许劳动力还有余。就同一劳动者而言，他有没有劳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是决定他投入多少劳动时间的关键因素。因此，森认为，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多少对劳动时间投入的影响只是一种特例，这一点对尚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的农村发展尤显重要。森认为，刘易斯等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依据从资本主义经济那里所借用的思想来分析农民均衡问题的危险性“值得警惕。当今不发达国家农村，实际广泛存在着经营上的二元模式，即传统农业经营模式或称农民经济模式，以及资本主义经营模式或称发达的农业现代化的经营模式。这两者存在着显着差异。农民经济以外的工资率和农民经济以内的实际劳动成本也必然存在显着差异。企图用统一的工资率来说明农村劳动力转移也是不恰当的。”除非在非常特殊假设条件下，使产出对劳动时间的响应比例等同于产出对劳动成员人数的响应比例是不合逻辑的。“[11]12”不论劳动被假设为剩余与否，当劳动时间作为变量时这就不恰当了。……剩余劳动可以与正边际劳动生产率并存，也就是说，当’人 口 系 数 ‘为 零 时，’劳 动 时 间 系 数 ‘可 为正值。“[11]12第二，森并不认为农村劳动力没有剩余，或没有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森强调的是农村、农民、农业的贫困和落后与农村劳动力剩余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或者说这种条件不是”三农“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
他说，”人们容易过分估计剩余劳动存在问题的重要性，……由于剩余劳动力假说而得出的某些结论同样可以在没有这种假说的情况轻而易举得到。“[11]12实际上是农村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决定了农村劳动力剩余，而不是相反。他认为，生产的发展，主要决定于人的发展，决定于人是否获得实质自由，以及由这种自由获得相应的可行能力。
在这一点上，森的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理论大大超越了传统发展经济学。
森的上述思想在很多方面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论述。有研究者指出，马克思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其目的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基本矛盾，从根本上否认资本主义制度……而西方经济学则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设定了理性经济人假设，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的研究侧重于对社会现象的分析，没有探究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本质原因。“[11]11森关于劳动力转移理论虽然与马克思仍有着重大区别，但他认为劳动力转移的本质原因不是劳动力的绝对过剩，而是农民应有的权利被剥夺以及实质自由的缺失，这同马克思的观点是相通的。
三、应以自由看待农民的发展
森认为，农民发展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是缺乏”实质自由“、”真正自由“.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的开头就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丰裕世界中，在一二百年前这是很难想象的。……但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仍然存在大规模的剥夺、贫困和压迫。不仅有老问题，还有很多新问题，包括长期的贫困与得不到满足的基本需要，饥荒和大范围饥饿的发生，对起码的政治自由和基本自由权的侵犯，对妇女地位和主体地位的严重忽略，对我们环境及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维系力不断加深的威胁。……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把个人自由视为一种社会承诺。……按照这一思想，扩展自由被看成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集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更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狭隘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等的观点“[2]23-24.
以自由看待发展是森针对大多数”真实的人“还处在被剥夺、被压迫的现实状况提出的。这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新老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自由“有本质上的区别。新老自由主义认为一切人都具有”理性自由“,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这是一种抽象的自由，其目的是以此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广大劳动群众所处的被剥削和压迫的状况。他们因此极力反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以及社会主义理论。森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接近马克思的观点的。马克思毕生追求的就是让广大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大众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从根本上消除社会上被剥夺、被奴役的现象，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森认为他的发展观对发展的分析是”以个人的自由为基本要素“的[2]13,他所说的自由是作为人所固有的实质性的自由，即每个人都应具有的”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自由或称可行能力。
他说：”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2]62它包括人们免受与贫困相关的各种困苦（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的死亡等），也包括有机会接受教育、发表言论、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等。森一生中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他把以自由看待发展的思想成功地用于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忽视的对脆弱群体和贫困农民的分析研究之中，尤以对饥荒的分析最为出色。
森深入分析了各国不同时期爆发的饥荒，并从中看到”城市偏向“是怎样危害”落在最后的人“即农民身上的。他用大量事实证明了饥饿、饥荒主要不是粮食减产造成的，而是整个经济运行中的政治学与社会安排造成的，是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缺少应有的权利和可行能力造成的。他说”至关重要的是，要充分考虑在当代世界中制约着饥荒发生的经济和社会的相互依赖关系。……我们必须集中注意的是，不是经济体中的粮食总供给，而是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一个人可以建立其所有权并加以支配的商品。在不能对足够数量的粮食建立起他们的权益时，人们就会挨饿。“[2]163他深刻分析了1943年孟加拉饥荒的情况，用大量事实说明当时粮食的总水平并没有降低，是交换条件的急剧变动从而导致了饥荒威胁。当时，由于日军的紧逼，英国和印度在孟加拉城市区域花费了大量国防开支，加剧了通货膨胀。”当稻米价格开始急剧上升时，公众恐慌和炒作投机共同把粮价推向天价，超出了相当一部分孟加拉农村人口可企及的范围。魔鬼然后就袭击了落在最后的人。“[2]167在饥荒中还可看到食品的”逆向运动“这一怪现象，如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的大饥荒。当时爱尔兰因马铃薯枯萎病使产量有所下降，但从英联邦整体看，并不缺乏食品。如果爱尔兰农民有一定购买力，完全可以在英格兰市场上购买到粮食。
政府也有能力从英格兰进口食品和粮食解决饥荒问题。但是当时不仅没有从英格兰进口粮食，而且相反，食品从爱尔兰出口到英格兰，因为到那里可以卖更高的价钱，当权者以及资本家关心的只是赚更多的钱，他们绝不会关心老百姓，关心农民的疾苦。森还以我国”大跃进“年代发生饥荒为例，指出：”同样，在中国的饥荒中，作为官方政策的结果，中国农村地区 本 已 减 少 了 粮 食 产 量 却 以 更 大 比 例 运 往 城市。“[2]184造成这一问题，森认为也主要不是粮食减产问题，而是缺乏民主造成的。”没有一个自由的新闻传播体系，政府听到的是它自己的宣传和争着向北京邀功的党的地方官员粉饰太平的报告。确有证据表明，当饥荒正达到顶峰时，中国官方还在错误地相信他们有超过实际拥有量1亿吨粮食。“[2]178森引用毛泽东1962年在7000人大会上的一段话来证明他的观点，毛泽东说：”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情况，情况不明，不充分收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 统 一 认 识，统 一 行 动，不 能 实 现 真 正 的 集中。“[2]178森说：”只考虑实际存在着什么东西，而不考虑谁在控制着这些东西。只关注食物相对于人口比率是十分幼稚的，这一幼稚的方法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一直起着混淆是非的作用，并且扭曲了以往的反饥荒政策。直到今天，它仍然严重困扰着人们对于这些政策的研究。“[12]
在森看来，传统经济学把饥荒看成食物可获得性降低的观点是荒唐的。他通过对历史上几次严重的饥荒的研究证明：第一，没有一次饥荒主要是食物可获得性的衰减造成的。第二，最大数量的饥荒受害者是农民或者农村劳工。该群体是粮食的生产者却偏偏是饥荒的最大受害群体，这本身就说明饥荒主要不是生产造成的，不是或主要不是遭受重大自然禀赋损失造成的。第三，发生饥荒的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环境大部分是繁荣或比较繁荣的状况，只有部分是处于萧条的状况。这说明饥荒主要同经济和社会安排有关。第四，根本原因：一是”遭受交换权利的变化“;二是”遭受直接权利的失灵“;三是”遭受交易权利失灵“.总之是广大贫困人口特别是农民权利的丧失或缺乏，是他们自由或可行能力的缺乏[10]421.
在森看来，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没有发生过饥荒问题，其重要原因是摆脱了封建专制对人的依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迁移和择业自由成为真正现实。他说：”甚至资本主义的伟大批判家马 克 思 也 认 为 就 业 自 由 的 出 现 是 划 时 代 的 进步“[2]113.他还指出，在一些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即使存在市场，人们可能仍然不允许或没有条件参与市场。在森看来，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以及某些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还属于”前资本主义国家“.他说：”实际情况是，存在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或者 甚 至 昨 天 的 被 称 为 是 社 会 主 义 的 国家---的严重损害经济运作的许多限制，也广义地属于这种’前资本主义‘的类型。“[2]119前东欧和苏联就是典型。森认为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具有浓厚”官僚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还不是真正让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森引用一位波兰经济学家回答一个记者关于波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不是进步的话说：”是的，我们已经成功地废除了资本主义；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废除封建主义。“[2]114森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农“问题，本质上是农民的很多权利被剥夺造成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同这些国家存在着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和势力有着密切关系。
四、森的发展经济思想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尽管森的发展经济思想达到很高的水平，而且在很多方面接近马克思的观点。但它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也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虽然有着对左翼思想的兴趣，但又仅限于学术层面。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森对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但它并不完全否定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张改造主流经济学，使主流经济学成为关心人和社会发展的经济学。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论，并不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因此，他并没有真正认识以自由看待发展的深层和内在的社会历史原因，他没有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走向胜利的信念。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所主张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仍具 有一 定 的 空 想性质。
但是森的发展经济思想，特别是他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经济思想，对我国加快推进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以及深入领会和贯彻中央新近提出的”物的新农村“与”人的新农村“建设协调并进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他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以下4点。
第一，要高度重视农村、农业特别是农民的发展。必须看到，当前我国，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农民还是”落在最后的人“.因此，***同志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13].
第二，要摆脱”重物轻人“的偏向，以人为本，在推动”物的新农村“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人的新农村“的建设。最近中央提出推动”物的新农村“和”人的新农村“建设齐头并进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部署。长期以来，在传统发展经济学及其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影响下，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中，人们关注城市和工业发展多，关注农村、农业、农民发展不够；关注农民增加收入多，关注农民与市民都具有公平、公正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权益不够。当前农村、农业出现的很多新矛盾、新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如大量农民工无法取得市民身份，农村土地大量抛荒，”三留守“、”空心村“以及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等等，说到底是农民各方面的权利还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农民各方面素质亟待提高。因此要高度重视”人的新农村“建设。
第三，要始终坚持把激发农民活力，充分发挥农民的首创精神，让农民真正当家做主，作为”三农“工作的根本任务。我们所颁布的各项农村政策，所采取的各项农业发展措施，都要以农民群众欢迎不欢迎、支持不支持作为最根本的标准。要大力发展农村民主和农村教育。把坚持党的领导、农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起来。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宗旨就是实现人的解放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是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在农村就是要让农民当家做主。要采取最有力的措施，用最严格、精细的法律和制度保证农民各项应有的权利真正落到实处，特别是政治参与权、行政监督权、社会保障权等的落实。必须使县、乡、村各级干部真正成为人民公仆，而不是如封建衙门官吏一样的老爷。这是一项比推进农民增收更为艰巨的任务。
第四，我们急需一批如森一样的经济学家，把热情和心血倾注于对农村、农业，特别是农民的关切和研究。我们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长，但尤其重要的是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建立一套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农“发展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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