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具有辉煌灿烂的文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代思想家、政治家通过自身的经济管理实践当中，总结出了适应我国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经济管理思想，这些经济管理思想在内容、视角、立场、理论体系和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方面，都具有不同于西方经济思想的特质。把握这些特质，对根据中国的客观实际，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管理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特殊内容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不同于西方工业革命之前的经济理论，在内容上具有自身的特征，体现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独特目标，对国民经济结构的独特思考以及对市场和政府之间关系的超前思考。
首先，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包含着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从而实现富国强兵的鲜明目标，这同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早期思想家以增加奴隶主庄园的收入为目标的思想主张形成了巨大的差别。事实上这正是我国较早地完成了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较早地建立起土地私有制和土地自由买卖兼并制度的社会实际所产生的结果。西方早期的希腊城邦共和国和罗马帝国事实上都严重依赖着奴隶主阶层，奴隶制在这一时期的西方依旧大行其道。思想家们往往具有奴隶主或者奴隶主贵族的家臣的身份，在国家结构依旧比较松散，中央集权制政治体制没有完全巩固的时代，西方思想家倾向于关注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奴隶主庄园的趋向是可以理解的。而中国自春秋后期，伴随着各个邦国之间的相互兼并，统治者急需大量的兵员和农业收入，土地私有逐渐成为主流，自耕农取代了奴隶，世卿世禄制之下的贵族逐渐转化成为地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逐步伴随着激烈的国家统一战争而被建立起来，维持专制国家的统治是这一时期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其次，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率先提出了产业结构的相关理念，而西方经济学者直到进入工业革命时代，才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理论，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产业结构的理念是中国思想家所独创的经济管理思想。中国古代思想家将国民经济当中的所有产业划分为“本业”和“末业”，他们非常强调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的地位。根据生产对象的不同，将生产活动划分为不同的产业之后，我国的思想家也对不同产业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比较，虽然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对产业的地位和作用有过不同的思考，但就主体而言，以农业作为核心产业，对工商业实施歧视的态度的观念在我国古代始终都占据着主要位置。我国长期以来都作为一个人口相对稠密的国家而存在，农业的发展状况对社会的稳定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而中国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当中所包含的重义轻利的观念，又在无形当中对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进入到明清之后，程朱理学的高度发展更是将对人的主观欲望的限制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商业被抑制，手工业受到小农经济的涵化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在经济领域所面临的客观实际。
最后，政府在经济运行当中所处的地位和所产生的作用是我国古代经济管理理论长期关注的焦点。不同时期的经济管理思想，甚至同一时期的不同思想家对政府应当发挥的作用往往具有不同的认识。而在西方，近代社会来临之前，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并不显着，人们对国家的概念往往也并不具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一个强大并且能够影响经济运行的政府在古代西方思想家的理论当中并不占有突出地位。事实上，封建国家也一直处于一种摇摆状态，汉代的桑弘羊和北宋的王安石等政治家、改革家，倾向于建设一个能够完全由政府调控的经济体系，而司马迁等思想家往往倾向于使政府从经济活动当中逐步退出，减少国家的干预力度。就根源而言，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家往往以儒家和法家的理论为指导，而主张经济自由的思想家往往信奉道家的黄老之学，以无为而治为指导思想。
所以，我国古代的经济管理思想在内容上是具有自身的特质，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目标，较早地关注产业结构问题，以农业为“本业”，对其他产业持有一种歧视的态度，注重讨论政府在经济运行过程当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我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重要特质。
二、整体性的视角和不断调整的立场
中国古代经济管理理念当中始终具有一种整体化的视角，对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状况的关注是中国古代经济管理理念的一大特色。而基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在不断地关注实践结果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管理的侧重点是我国经济管理思想的另一重要特征，这对理解我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尤为重要。
首先，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在分析的视角上突出强调国家的地位，对微观主体的决策和行为缺乏关注，这是我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一大特点。西方的经济理论本身来自于对农庄和家庭的管理实践，从微观主体出发，对市场规律和价格等因素进行分析，努力实现单个经济单位的利益的增加，这是西方经济管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近代，当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后，西方学者才逐步提出国民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具有分散性和脆弱性是我国古代思想家关注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以整体性的视角关注经济发展问题的重要根源。我国位于亚欧大陆东部的季风区，降水量差别较大，水旱灾害频繁，这就迫使我国的历代中央政府必需发挥其救治自然灾害，保证人民群众生活的作用。西方国家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统一的民族国家直到近代才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在西方社会发展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并不存在，因此，西方的学者往往更倾向于关注个体经济行为，而封建领主们自身往往也作为经营的主体而存在，这也直接导致了服务于封建领主的学者们以经营个体农庄和商业为研究对象。
其次，我国的古代经济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侧重点，甚至在思想观点上也会发生巨大的调整和变化。在历代王朝刚刚建立的阶段，侧重对商业的限制，打击土地兼并，维持小农经济往往会成为国家的主流政策，而在王朝的中后期，依赖商业增加税收，逐步放弃对土地兼并的限制往往会成为国家的政策选择。而对前代的历史经验的借鉴也往往是我国经济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自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后代王朝不再将自己的财政收入和信贷行为联系在一起，国家对宏观经济的控制也往往处于一种相对有限的状态。而当国民经济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时，伴随着土地兼并的进行和封建国家官僚机构的逐步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也随之扩大，这就必然导致封建国家开始逐渐对工商业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对于封建国家而言，土地兼并所带来的税源枯竭问题是直接导致王朝瓦解的重要因素。当封建国家不得不将自己的目光锁定在工商业发展方面时，农商皆本的观念就会逐渐成为一种潜在的经济管理规则，这种现象在封建时代的后期表现尤为明显，明代中后期大量知识分子提出的重视工商业的观念，也没有受到官方的直接限制。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具有一种整体性的视角，这种视角来源于我国较早地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央政府对国内经济的管理实践具有较为漫长的历史，从而使我国的古代经济管理理论地打上了为国家的整体经济管理提供方案的烙印。但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和严谨，我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事实上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在同一封建王朝的不同阶段，经济管理思想也具有不同的特质。
三、经济管理实践当中注重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我国是一个长期以来注重自身发展历史的国度。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知识面内，历史也是一个具有非常重要地位的部分。而经济管理理论和经济管理实践当中，包含着对前代的国民经济政策的关注和审视，就自然成为我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当中的一个特质。
首先，不同朝代在相同的发展阶段往往会采用比较相近的管理政策，在国家经济的管理模式方面，不同的朝代甚至出现了一种政策更替的循环性。注重对前人的经验规律的总结是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当商鞅变法所带来的秦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被诸侯所发掘之后，对土地私有产权的保证就逐步成为了当时各个诸侯国普遍采取的政策，这使得贵族领主制度在中国结束的时间远远早于西方。
而由于秦代的严刑峻法和管制经济，最终导致秦朝二世灭亡，之后汉朝的统治者直接选择了不干涉经济发展，减少国家财政支出的黄老之学。其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相对宽松而自由的经济模式。但是当汉朝的综合国力大大提高，国家最终实现稳定之后，汉武帝就开始了盐铁官营，打击工商业。而当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中国的中央政府就不再对整个经济系统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改革，政府也不再介入诸如信贷等行业。
其次，在经济管理的实践过程当中，中央统治集团最终明确了现实经济发展和儒家的传统道德原则之间的巨大差异，一些激进复古的做法最终被摒弃。王莽改制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知名的一次以复古为特色的改革活动，土地私有制度和金属货币制度第一次被中国的中央政府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加以废除，这也带来了社会经济的极度混乱，并最终导致了王莽所建立的朝代仅仅成为了一个短命的政权。在其后的社会经济管理实践当中，盲目照搬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具体原则的现象逐渐消失，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政策，这也成为了历代统治者事实上的管理经济的方针。
最后，中国古代在经济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和革新事实上都以一种对传统模式的回归的外貌作为自我保护。中国历代的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和改革往往都选择为自己的行为在以往的典籍当中找到合法性的依据。张居正改革的过程当中，对太祖成法的大旗的高扬是保证自己的措施能够得到有效推行的一个重要手段。尽管张居正改革的内容当中包含着对现存的税收体制的全盘重塑，但是太祖成法依旧是一个保证自身政策合法性的重要保证。后来的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依靠“托古改制”的理念，推行维新变法也是当时环境下我国管理制度改革的一次重要实践。这种对传统价值信条的高扬，事实上根源于我国长期以来以儒家思想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统治阶级合法性的来源的现实。儒家思想的一个显着特征就是对古代尧舜禹时代无比推崇，这就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埋藏了一种向古人看齐，以古代的传统为准则的历史遗产。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通过对传统的经典理论赋予新的内容是我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实施个人主张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综上所述，我国的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和实践具有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特点。不同朝代的相同环境和条件之下，统治集团采取的经济管理措施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但是统治集团也在通过前人的实践，不断地发现儒家的经典思想和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一些过时的儒家经典理论虽然没有被统治者所直接推翻，但是也逐渐被束之高阁，不再被人们使用。我国的历代改革家也往往通过对传统的经济思想和管理经验的化用，减少自己的政策的推行阻力。对历史经验的尊重是这些现象的共同根源。
四、古代经管思想没有形成完整理论体系
中国古代的经济管理思想事实上始终都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经济管理思想往往作为哲学和伦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儒家的传统哲学和伦理学学说的一个外延。将经济管理活动同国家行政管理活动分割开来的观念，在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发展的进程当中并不存在，这是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一个显着特质。
西方的哲学家和论理学家早在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时代就已经提出了将不同的学科划分开来，使不同的学科能够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的主张。
但由于我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和儒家思想当中固有的重义轻利，强调伦理而轻视技术的特质，我国的传统经济管理理念往往都作为一种对既成事实的描述和总结而存在，抽象的分析和论证在我国的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当中并不存在。这直接导致我国的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没有被系统化的总结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现代西方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科没有形成于我国传统的文化体系之内。经济管理的具体技术环节也没有被广大知识分子所真正意义上的重视，很多具有远见卓识的经济理念最终往往被深藏于故纸堆当中，而没有被广大知识分子所重视。
五、结语
我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在内容、视角和发展走向方面都与西方的相应理念有着鲜明的特质。对国家行为的关注，以国家的管理活动作为自己的分析视角是我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质。
缺乏对微观经济主体如家庭和企业的关注，没有将对现象的描述转化成为一种理论化的、体系化的科学，是我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内在缺陷。在对传统的管理经验和典籍的关注的同时，也伴随着现实的不断变化而作出相应的妥协，这也是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内在特质。这种经济管理思想特质的背后是中国古代以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作为主要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客观现实，和我国长期以儒家思想作为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想结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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