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被誉为“晚清巨儒”的曾国藩，从小以“朱子之书为日课”，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又师承桐城姚鼐。面对明清学风由虚转实的变化以及桐城派日益衰微的情况，曾国藩在晚清内忧外患社会大背景下，在古文中明确提出“经济”，强调文章要与时相应，发挥匡时救弊的社会功效。同时他将“经济”思想积极运用于自己的创作实践，主要表现为：修身齐家和经国治世，在经国治世中又表现为革除弊政、重视人才以及兴办洋务。身为“一代儒宗”、“中兴明主”，曾国藩在文坛上的言谈足以影响晚清文坛的动态与走向。“经济”思想的提出使得桐城派古文从当时狭小的天地中解脱出来，达到了古文的中兴时期，从而产生了桐城派的另一分支——湘乡派。
关键词：曾国藩 古文 “经济”思想
On Zeng Guofan's “Economic” thought in the ancient Chinese Prose
Abstract: Zeng Guofan was known as the “great Confucian scholar in the late QingDynasty”, he read “Zhu's book classes for the day” in his childhood, and subjecet to theinfluence of Confucian culture, but also from Tongcheng Yao nai. Facing the change of the Mingand Qing style from virtual to real and Tongcheng school are declining situation, Zeng Guofan,in the domestic trouble and foreign invas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ocial background, clearlyput forward the “Economy” in the ancient Chinese, and emphasizes the corresponding socialeffects of this play, save costs. At the same time he put his “Economic” thinking to his owncreation practice, mainly as follows: self-cultivation and family-regulating and state governingand world peace, in the country of rule and the performance for the redress, pay great attention tothe talents and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s “a generation of Confucian”, “Xing Mingmaster”, what Zeng Guofan said in the literary world would influence in late Qing Dynastyliterature. The “Economy” thought made the prose of Tongcheng school out of that small world,reached the ancient resurgence, resulting in another branch of Tongcheng school─Xiangxiangschool.
Key Words: Zeng Guofan; Ancient Chinese prose; “Economy” thought
目 录
一、引言
二、曾国藩古文中“经济”思想的内涵及其来源
三、“经济”思想在曾国藩古文创作中的表现
（一）修身齐家
（二）经国治世
1.革除弊政
2.重视人才
3.兴办洋务
四、曾国藩古文中“经济”思想产生的成因
（一）内忧外患的社会格局
（二）由虚转实的明清学风
（三）衰微没落的桐城文派
（四）个人家庭的儒学渊源
五、曾国藩古文中“经济”思想产生的影响
六、结语
参考文献
致 谢
一、引言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成，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湖南省湘乡县荷塘（今属双峰县）人，道光十八年进士。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声名煊赫，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创建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倡导洋务，在政治和军事上为晚清统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另外曾国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不容小觑，他积极投身创作，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声威广传儒教，标榜自己的古文之道，强调为文要以“经济”为目的，主张以“澄清天下”为己任。他的形象正如杨昌浚所写的挽联：“蓄道德能文章，是衡湘间气所钟，一代家风更谁嗣？以儒臣兼武略，平东南数省大难，中兴事业独公多。”1容闳对他的评价则是：“文正一生之政绩、忠心、人格，皆远过于侪辈，殆如埃浮立司脱（Everest）高峰，独耸于喜马拉耶诸峰之上，令人望而生景仰之思。”2认为他的政绩、道德、文章都远胜于同辈。因而在时人眼中，曾国藩可以说是集立功、立德、立言于一身，他是群臣的风范，儒者的楷模。在立言方面，他在对桐城古文理论既破又立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单列“经济”，指出文章的经世功用，这被当时的文人所推崇，使得桐城古文有了新的气象，迎来了中兴时期。历代文人创作古文、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都具有特定的文化意义，曾国藩作为明清八大家之一，在古文中提出“经济”思想，必定有其特殊的文化内涵，应当加以研究。为此，本文拟对曾国藩古文中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梳理，希望透过对他作品的解读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涵义，从而能更加全面的认识曾国藩的“经济”理论，并且更进一步的明确他在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地位。
二、曾国藩古文中“经济”思想的内涵及其来源
“经济”即经世济国，在曾国藩之前，还没有作为一项专门的学问而存在，曾国藩曾在日记中提到，唐鉴认为：“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姚鼐也强调“义理、考证、文章”3三结合的文学主张。曾国藩则将“经济”从前人的定义（“经济”包涵于“义理”之中，是“义理”的一部分）中解脱出来，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中直指：“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将“经济”单独列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提出“四主张”的古文理论。
那么曾国藩如何处理“义理”与“经济”的关系呢？“经济”与“义理”又有何区别？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他说：“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首先，他承认经济之学确实是义理的一部分，与义理之学是相通的，通晓了义理之学，那么经济之学就自然而然能了解了；其次，他认为“义理”与“经济”产生之初并没有区别，只是它们所产生的作用不同才形成了两种表述方式，这是“体”和“用”的侧重不同导致两者有差别。“体”和“用”属于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指本体和作用。一般认为，“体”是内在的、最根本的、最本质的，而“用”是“体”的外在表现、表象。《周易·系辞》中说：“显诸仁，藏诸用”1，“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2，在这里“用”指功用；“体”指体例。
曾国藩认为“义理”与“经济”，“义理”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经济”蕴涵在其中，是“义理”的具体表现。只有明确了“义理”，才有实践的可能，才有“经济”存在，这就是他在日记中说的“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
那么在古文中“经济”如何才能实现呢？在《欧阳生文集序》文末曾国藩提出自己的文论观点：“亦以见文章与世变相因，俾后之人得以考览焉”；在《答刘蓉》文中指出：“……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他强调文章写作要随着世事的变化而转变，发挥文章治国安邦、治病救人的社会功效。他揭示出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文学要为现实服务。
由此可见，曾国藩古文中“经济”思想的内涵就是：文章写作要结合当前的政治时代背景，发挥文学的功效，以此扞卫及改造传统文化，从而实现为统治阶级——逐渐没落的清政府服务的目的。
曾国藩在古文中明确提出“经济”，那么“经济”源于何处？从《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可以找出答案，他指出：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
在《论语·先进》中，孔子将学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 1四科，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古文理论是来源于他所接受的学术思想——孔门四科。孔子创立儒家思想，并不遗余力地到各个国家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社会动乱的情况，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这体现他“入世哲学”思想。此外，儒家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理性，它很实用地教人们如何做人、行事，教统治者如何治国。因而，儒家思想从其产生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经世”色彩。传统社会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思想体系，知识分子从小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自然而然很容易吸收到这种“经世”精神，然后他们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救难的使命。曾国藩接受儒家思想，其思想理论中必然也带有这种“经世”色彩。他指出“经济”源于孔门政事之科，“政事”相当于现在的政治，“经济”则源于政治，体现政治的特点。这从侧面也可以看出他提出“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为政治、为天下服务。它体现了曾国藩积极入世谋求社会地位，努力治理国家，为国为民寻求更好发展的社会责任感。
三、“经济”思想在曾国藩散文创作中的表现
《大学》指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2因此，“修齐治平”历来是广大儒士立身处世的标准。曾国藩作为儒家思想忠实的信徒一生严格遵循“修齐治平”标准，他的“经济”思想运用到古文中也非常明显的体现出了这一特点。
（一）修身齐家
人有了志向，生活才有动力，人生才会五彩缤纷，因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对志向的追求。曾国藩认为“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矣。”一个人年少的时候如果不“自立”，那么他在事业上是不会有成就的，只能碌碌无为，这是非常可悲的。因而他写下《五箴》来警示自己，以此修养自己的品格，锻炼自己的意志。在“立志箴”中他指出：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与之以言。一息尚活，永矢弗谖。
先哲也是人，但是最终却能成功，为什么自己不能成功呢？从现在开始不要再对过去悔恨，身体力行，守住自己的诺言，只要有一息尚存，也不放弃，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从这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修养身心主张做人要立志，立下志向不放弃，才能成功。
在“有恒箴”中，他说：“曩者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日为物迁”，指出事物不是固定不变的，例如我们的行为、事业往往会被外物改变。因而，他强调做事要有恒心，不要因为一点点收获而沾沾自喜，因为意外随时会发生。另外他还在其他箴言中指出待人要恭敬、庄重，“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不尊重别人的人，只会使得自己不被人重视；要注意自己的言行，禁绝“巧语悦人”，不要听信闲言碎语，也不要谈论道听途说的事情，对人对己要坦坦荡荡，不做自欺欺人的事情。可以看出曾国藩非常注重个人的品格修养。
曾国藩在进行内省、修身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教育、规劝自己的家人。在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的《谕纪瑞》中他提到：
吾家累世以来，孝悌勤俭……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
在这篇文章中他追述了自己家庭的勤俭美德，认为勤俭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家人时刻牢记、遵守。在同治元年五月廿七日的日记中，曾写道：“吾恭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钱。”清朝是贪官最多、贪财最剧的时期，曾国藩耳闻目睹了官贪财而民无所依、官逼民反的现状，在道光 29 年他就立下志向绝不凭借做官来获取钱财。曾国藩身居高位，但是身上的衣服都非常的简朴，可见他是多么勤俭。因而将“经济”思想运用于他的齐家思想中，表现为在生活中他提倡儒家所倡导的勤俭持家的美德，并且以身作则。
另外在提倡勤俭持家的同时，他还特别注重对自己儿子的教育。在咸丰八年八月的《字谕纪泽》中以《四书》为例，认为朱熹的“虚心涵泳，切己体察”1的读书方法最为恰当。他指出读书不仅要在明白字义上下功夫，更重要的是理解其精神，文章的内在精髓感悟是因人而异的，人的阅历、经验不同，对于文章的感受也不同。曾国藩还从个人的切身体会出发，旁引先哲读书的例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从这可以看出曾国藩教子读书强调读书的方法，不仅需要了解文章的意思，同时还要关注作者的精神世界。
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字谕纪泽儿》写到：
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以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曰《易》、曰《诗》、曰《春秋左传》、曰《庄子》、曰《离骚》、曰《史记》……曰《荀》、曰《春秋》、曰《谷梁》……曰《公羊》、曰《尔雅》、《四书》、《五经》之外，又好《通鉴》、《文选》……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着所疑，则余欢欣快慰。
另外，在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的《字谕纪泽儿》中说：“陈刻《二十四史》颇为可爱”。
曾国藩教子读的书是有所选择的，大部分为儒家经典。由此可见，他不仅自己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而且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受到儒学影响，能尊崇儒术。
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的《字谕纪译》：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矣，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可。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所辑《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
曾国藩让自己的孩子为他雪耻，要求他们学天文、算术，这些都是有实际用途的学术，可以学以致用。另外，曾国藩在讲他人生中“三耻”时，视“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为第二耻。他教育儿子“凡作一事，无论大小易难，皆宜有始有终。”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教子读书，要求不读死书、不空谈心性，讲求实用之学，同时教导孩子做事要有始有终。
曾国藩在齐家教子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这是因为他认为：“一二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他意图把“一二”贤臣当作“种子”，这些优良的种子种在地里生根发芽，等到收获就有更多的种子，最后逐步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他意欲从自己扩展到自己的孩子以及家庭，再推广到社会共同维护封建统治，完成他的“经济”梦想。因而，他教子不仅仅是为了一己之家，更是为了振兴儒风，扭转社会风气，为社会培养于国于民都有用的人才，显然他的举措非常成功。如：次子曾纪鸿虽然年轻早逝，但却是中国近代着名的数学家，他不热衷于仕途而酷爱数学，而且精通天文、地理、舆图诸学。
长子曾纪泽学贯中西，通经史，工诗文，并精算数，他自学英语，研究西方文化，是晚清着名的外交家，曾与俄人力争，使沙俄交还伊犁等地，有功于新疆。
综上，可以看出曾国藩将“经济”思想运用到修身、齐家方面，表现在他非常注重按儒家的标准进行个人品格的修养以及教育子女。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修身的目的就是为了“修己正人”，通过“内圣”去做“外王”的事情。他认识到“上之人必揆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居于高位的人行事都是按照道德规范来办，下层百姓一定会信服他，这样必定人人懂得守法，只有以德服人，才能完成自己“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愿望，实现自己的“经济”梦想。
（二）经国治世
曾国藩的“经济”思想运用到治国平天下，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他积极寻求治国良方，可以说他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研究其古文，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1.革除弊政
晚清，冗官冗兵现象十分突出，政治的腐败导致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曾国藩对这些状况十分了解，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他指出：“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为患甚大。”“民间之疾苦……一曰钱价太昂，钱粮难纳也……二曰盗窃太众，良民难安也……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认为一个国家贫穷不可怕，可怕的是统治者失去民心，那么再富足也会败落，现在民心有逐渐涣散的趋势，因而急需挽回民心。
为此他陈列了三个当前社会最突出的问题，希望引起当局注意，调整政策稳定秩序。
接着在《平银价疏》中，他写到：“臣反复思考，民生切害之痛，国计日绌之由，实无大于此者。”文章再次强调民生的重要，希望引起统治者足够的重视，针对《备陈民间疾苦疏》中指出的银贵钱贱，他提出解决方法“部定时价，每年一换；京外兵饷，皆宜放钱；部库入项，亦可收钱；地丁正项，分县收钱；外省用项，分别放钱；量减铜运，以昂钱价”。曾国藩从分析目前的积习状态到展望未来改变后的新面貌对六个措施具体阐述，希望统治者采纳意见，改革弊政，改善百姓的生活，稳定社稷，维护国家统治。
在《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中，指出：臣闻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为之淆。辨之不早，则流弊不可胜防。故孔门之告六言，必严去其六弊。臣窃观皇上生安之美德，约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请为我皇上陈之。
他上奏咸丰皇帝认为有些行为常常会因为一些类似事物而被认为是好的，但往往其中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他毫不客气的指出皇帝身上就存在着这种错误的现象，直言皇帝有“琐碎”、“尚文饰”、“骄矜”三个缺点，希望皇帝能够改正缺点，防琐碎、去虚文、戒骄奢，完善自己。这篇文章写作就是意欲警示当朝，希望统治者能改正缺点，尽善尽美。另外明知当面指出皇帝的行为是大不敬，可能会引起皇帝的不满，但是曾氏仍不懈努力，这表明其改革的决心。虽然最终没有得到当朝的重用，但是他这种为了朝政的安稳，不惜豁出性命，上书劝谏皇帝，尝试革除弊政，努力寻求治国良药的行为，表明他是心怀大志、爱国爱民之人。
2.重视人才
曾国藩认为国家统治出现危机是由于吏治腐败，而吏治腐败的原因是“国家必有乏才之患”1，缺少忠义之士，在《湘乡昭忠祠记》中，他说：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
认为社会风气是随人事而变迁的，如果国家有忠义的人才存在，那么由于榜样的力量，人人都跟从，也就不会有腐败贪污事件发生了。而相反如果人才匮乏，就会助长官场颓败的风气。在《应诏陈言书》中，他指出：
臣窃维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论，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着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认为用人和政治是相关的，要改变官场的风气，就必须重视和解决人才问题，对此他提出“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三种人才选拔和培养的方法。
所谓转移之道就是“使之从事于学问”，使人重视学识。他称赞诸葛亮的“才须学，学须识”主张是“至论”；对清初皇帝“勤学好问”，官员“逐日进讲，寒暑不辍”，互相讨论国家大事的行为称颂不已。同时在《原才》中，他指出：“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 认为转移人才不仅是君主，更是所有有权利的人的责任。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说：“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以直隶之士风，诚得有志者导夫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在此他认为教育家也有转移人才的责任。
所谓培养之方就是教诲、甄别、保举、超擢，他指出：
堂官之于司员，一言嘉奖，则感而图功；片语责惩，则畏而改过。此教诲之不可缓也。
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此甄别之不可缓也。嘉庆四年、十八年，两次令部院各保司员，此保举成案也。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主事而赏人参，放知府……此超擢之成案也。
人才培养基本要点是：教育引导、赏罚分明、推荐委任、破格提拔，而前两项是四者中最为重要的。
所谓“考察之法”就是“询事、考言，二者并重”。他指出：“考九卿之贤否，但售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售督抚之考语。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主张广开言路，可以“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多个渠道并用，就不愁发现不了有用的人才。
曾国藩认为“举天下之才会于一，乃可平天下”，点出人才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影响，在文章中他对人才的发现、教育、选拔做了极为详尽的分析，可见曾国藩为维护统治对人才是多么重视。
3.兴办洋务
曾国藩是近代洋务运动的倡导者，1854 年，在两广总督叶名琛的协助下购买洋炮，他从此开始接触到西方的技艺。而在湘潭、岳州与太平军的两次作战中因为洋炮的存在而获胜，这让他对西方技术产生了狂热的追求。当奕?奏请购买洋船、洋炮时，他当即应和，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他说：
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工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反复陈述购买洋船炮的好处，认为购买船炮近可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远可以购买后仿造为我所用抵御列强，因而购买洋船、洋炮是“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1。在同治七年十二月初三日的《谕纪泽》中说：“制造船炮，为中国自强之本，厥功甚伟”。此后他积极倡导，坚持创造自己制造的轮船、枪炮。《新造轮船及上海机器局筹办情形折》：“同治元、二年间驻扎安庆，设局试造洋器，全用汉人，未雇洋匠……四年五月，在沪购买机器一座，派委知府冯焌光、沈保靖等开设铁厂……”文章中讲述了在购买洋枪洋炮后，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开始尝试自制洋船过程：他坚持不雇洋人，全部聘用汉人，任用国内的“智巧之匠”（如着名的科学家华蘅芳、徐寿等人“绘图测算”）试造洋船。
1863 年，曾国藩派遣容闳赴美购买机器；1865 年，与李鸿章一起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规模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开始进行洋枪洋炮制造。曾国藩认为创办机器制造局、兴办洋务可以强兵，兵强就可以不用担心社稷安危了。再如：《拟选聪颖子弟出洋学艺折》一文，他积极劝谏朝廷派遣人才出国学习西方技术（詹天佑就是在这时期派遣的学员中的一员）。此外为了更好的学习西方的技术，曾国藩十分注重翻译西方的科技着作，培养翻译人才。他在江南制造局内附设了翻译馆和印书处，在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的“经济”思想在经国治世方面表现在，他主张通过购买西方先进武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此来创办洋务，振兴中国的军事工业，最终实现国富兵强的目的。
四、曾国藩古文中“经济”思想产生的成因
曾国藩“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风气密不可分，同时也与他的个人家世渊源分不开。研究其人生历程，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点原因：
（一）内忧外患的社会格局
众所周知，清朝是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最后一个王朝，曾国藩一生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主要活动时期是十九世纪中叶左右，处于清朝的晚期。这是一个充满艰辛曲折的大动荡时代，此时康乾盛世已不复存在，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清朝统治集团面临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严重的阶段。
从世界角度看，此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崛起，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法、美两国也正在进行工业革命。经济上，欧美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工商业时代，机器生产开始取代手工业生产而占主导地位，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在科学技术发面，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水平远远走在世界前列，出现了各种新式样品，如洋枪、汽车、轮船等。此外，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更好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原料和市场，面对自己国内无法提供更多能满足发展所需要的材料的情况，代表先进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看上了清朝这块“肥肉”，他们通过野蛮、暴力的手段制造了一系列规模不一的战争，如两次鸦片战争；并且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各种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同意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协定关税等条件，以此打开中国的门户，扩大市场，这就使得中国逐步沦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殖民地和附庸地，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
从清朝内部看，经济上，清朝小农经济有所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了一定的萌芽，但是这些发展却赶不上人口膨胀所消耗的（清初人口约为一亿，清末人口约为四亿）；而且，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仍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资本主义工商业虽萌芽，但发展十分缓慢。政治上，清朝处于落后、守旧的封建统治之下，实行封建专制统治——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对外严格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当局不甚重视，始终保持着欣赏、把玩的态度，真正用于军事、工业上的少之又少，统治者此时仍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另外晚清时期由于吏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及灾荒等因素，使得无数农民无以为生，被迫流落他乡，在死亡线上痛苦的挣扎。为了生存，避免死亡，人们不得不铤而走险，向统治者展开反抗与斗争。1847 年道州发生李魔旺与官军的反抗、1849 年耒阳发生杨大鹏等千余人的抗粮起义。1曾国藩本人对地方的这些情况非常清楚，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他就陈列了民间的三大疾苦。因而，随着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用鸦片贸易、洋枪大炮和不平等条约敲开中国的门户，使传统自给自足、闭关锁国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遭到严重破坏时，终于各种矛盾激化，爆发了规模极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太平天国起义触及到了封建统治内部，对清政府的统治起了巨大的打击及破坏。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指出“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他抨击太平天国诋毁孔孟之道，扫荡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同时他认为太平天国破坏了封建等级制度的朴素平等思想，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曾国藩的政治主张是忠君爱国，而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无疑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维护纲常名教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是相悖的。因而，他提出“经济”的主张，要求通过对农民群众的武力镇压，用纲常名教的枷锁来禁锢农民群众的头脑，以消弭他们的反抗精神，从而维护并强化地主阶级的思想统治。
总而言之，曾国藩时期社会危机空前严重，农民起义遍布大江南北，买官卖官屡见不鲜，土地兼并严重，又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危及清朝中央机构，曾国藩作为一名富有正义感的爱国人士，同时身为一名维护纲常名教的知识分子，他不得不站出来坚守正义，安定国家，维护统治。他试图通过自己文学理论主张，网罗各类人才，平定内乱，攘除外寇，进而维护阶级统治。因而，内忧外患的时代格局是曾国藩提出“经济”的直接原因。
（二）由虚转实的明清学风
明清时期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晚期, 两个朝代学风的变化虽然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总趋势是由虚转实, 由“空谈义理”、“高谈性命”向务实求真、经世致用转变。
明初，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控制人们的思想，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确立程朱理学为官学。许多书籍被列为禁书，不准士人阅读，另外不准百姓随便议论政事，否则以罪论罚。科举考试方面，严格要求以四书五经为题和答题标准。永乐期间诏令胡广、金幼孜等 39 人纂修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七部“大全”，作为读书人必读之书和科举考试的依据。当朝统治者认为“此书，学者之根本。圣贤精蕴，悉具于是。”“于是古注疏遂不复用”，学子们放弃了汉唐以来的实学，改以“大全”为依据，形成只读“大全”应对科举考试的读书方法。此外，明初有些学者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开始慢慢转向心学研究。如王阳明提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主张通过“静坐”、“息思考”、“省察克治”、“不假外求” 等方式发现本心。他主张的“不假外求”就是不提倡颂读儒家经典。久而久之，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学子们走入了不读本经，唯读范文，不求探讨，只求死记的歧途，形成了空疏务虚的学风。
到明朝中后期，理学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空疏学风的危害，对程朱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进行反思和批判，他们开始反对不良的学风，提倡实学。如：杨慎提出“儒教实，以其实实天下之虚；禅教虚，以其虚虚天下之实。”主张以实济虚；针对“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不良学风，陈献章主张治学必须广读书，多闻见，由博而返约。
在这种求实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读书博闻、考证求实上，出现了一批考据性的着作，如杨慎的《丹铅录》。
明末学者们在继续阐发性理之学的同时，注意矫正理学自身的弊端，开始关注当时的政治，尤其是东林学者，面对朝政的腐败和暴虐，敢于进行揭露和抗争。他们在治学的过程中，更是直接倡导“经世致用”。如顾宪成：“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主张将文学的视角摆在时事上。
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在总结明朝灭亡原因的同时，继承明末东林学者“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明确提出学术必须“经世致用”。如顾炎武认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他以“明道”、“救世”为出发点，作《日知录》。书中他主张完善乡里基层组织，赋予地方行政权；主张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网罗真正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治国之材等，这些举措都“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再如黄宗羲作《明夷待访录》着眼于从根本上改造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由此可见，明末清初学者已经不仅仅限于做学问、修身养性，而是开始探讨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端，并力求改良或改造它，此时的学风仍为崇尚实用。
乾嘉时期学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文字狱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下，许多学者虽仍继承清初“务博”、“求实”的学风，但却摒弃了前人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学风。大批学者转而从事古书的校勘、注释、考证等工作。此时的学者只满足于对一事一物的孤立考证，使得这一时期的学风严重地脱离现实。
嘉道以后，学风再次发生转变。考据学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并逐渐走向衰颓，经文经学崛起。与此同时，龚自珍等人认识到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考据学派很难支撑“内忧外患”的时局，再次转向关注时政，重新倡导“经世致用”。如龚自珍写《明良论》对嘉庆皇帝进行抨击，同时对孔孟不合理的言论进行反驳。
总结明清学风转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一是明朝中后期从空疏浮泛向求真务实的转变；二是从明末清初倡导务博求实、“经世致用”到乾嘉时期摒弃“经世致用”，专务考据转变；三是从嘉庆以后考据学的逐渐衰颓，到“经世致用”思潮的重新兴起、学术研究与时政密切结合的转变。明清两朝学风的三次转变，直接影响了明清文人学术研究的内容、方法和治学宗旨，因而学风的转变是曾国藩“经济”思想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衰微没落的桐城文派
曾国藩的学术及古文理论最早是由桐城派入门，他曾在古文中说：“然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字，由姚先生启之也。”姚先生即为姚鼐，曾国藩对姚鼐极为尊崇，他在古文中多次提及。在《圣哲画像记》中，他将姚鼐放入圣哲之列中，成为三十二位圣哲之一，与孔孟相提并论。姚鼐是桐城派“三祖”之一，信奉程朱理学，在古文理论方面成就很高。姚鼐在《述庵文钞序》中说：“余常论学问之事有三端，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1他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结合的文学主张。曾国藩也在他的古文《欧阳生文集序》中，指出：“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圣哲画像记》中说：“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古文理论“义理”、“考据”、“词章”是来源于桐城姚鼐的古文观点。
曾国藩称自己“私淑于姚先生”，但是据资料显示，曾国藩生于 1811 年，姚鼐于1815 年逝世，两人之间并无实质意义上的师徒关系。据曾国藩日记及年谱考证，他接受的姚鼐学术思想实际上是受了唐鉴的启发，在《复贺长龄》一文中，他说：“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归”。镜海先生即为唐鉴，唐鉴认为：“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2经济之学与义理之学是相统一的，为了精于义理之学，曾国藩从道光二十一年开始，“遂以朱子之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矣。”3成为程朱理学的信徒，桐城派的一员。
桐城派不仅是一个学术流派，在清代学术史上，也是与汉学的经学思想相对的宋学的主要阵地 4。在方苞时期，由于康熙帝大力扶持理学（宋学），桐城派如日中天。但到姚鼐时期，也就是乾隆中叶，由于桐城派内部的弊端以及乾隆对汉学的大力倡导，汉学大兴，汉学家开始批判宋学，引发汉宋之争，桐城派地位日益衰微。到了道光、咸丰年间，桐城派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几乎无人问津。曾国藩时期，桐城派的文章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浅弱空疏的形式主义弊端十分明显，他认为此时是“有序之言虽多，而有物之言则少。”开始批判桐城古文中的弊端，例如《与刘霞仙书》批评方苞的古文“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阃奥者，正为两下兼顾，以致无可怡悦”。
其实，桐城派自姚鼐去世后，活动在嘉道年间文坛上的人主要都是姚门弟子，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由盛转衰，民族危机日益加重，随着龚自珍、魏源等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姚门弟子也做出了反应。姚莹对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的文学主张进行补充，提出了“义理、经济、文章、多闻”的文学主张。将“考证”变为更贴近现实的“多闻”，同时单列“经济”，姚莹认为文章要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社会问题。梅曾亮受当时治学风气的影响，在《答朱丹木书》中提出：“惟窃以为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运会所移，人事所推演，而变异日新者，不可穷极也。”指出文章会因时转变，但是如何操作并未作具体的理论性概括。身处于社会大转变时期，姚门弟子虽然在文章及理论方面都做出了相应的转变，不仅强调文章要顺应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且也写了不少的与时运相关的文章，努力使桐城派走出困境，但都是惨淡经营。尤其到 1856 年，姚门四弟子先后去世，虽然跟随他们学习古文义法的弟子众多，但是他们在文坛上都没什么名气，均不足以继承桐城古文的旧业，如何挽救衰微凋敝的桐城派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此时的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官居一品，是当时汉人中官位最高的，他本身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家，为文学界所推崇。于是他在继承桐城古文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姚莹、梅曾亮的古文观点，提出了“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者相结合的古文观点，要求文章不仅要反映现实，而且要随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改变，文章要为现实服务，凭借他政坛、文坛的影响力，四地纷纷响应、效仿，从而才能挽救衰微的桐城派。
（四）个人家庭的儒学渊源
曾国藩出生于湖南湘乡县的一个讲究封建礼教的书生之家，他自幼勤奋好学，从小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3 岁时站在祖母王夫人的纺车旁，“注目流眄，状若有所会晤”1。
5 岁“受学于庭，诵读颖悟”2。从 6 岁进家塾读书起，便跟随父亲学习儒家经典。9 岁“读《五经》毕，15 岁读《周礼》、《仪礼》成诵，兼及《史记》、《文选》。”320 岁起，曾国藩外出求学，分别在衡阳唐氏家塾和本乡的涟滨书院学习。其后，在 1834 年，又在岳麓书院学习，同年考中乡试举人。曾国藩从小广泛的阅读和学习了儒家着述，掌握了一整套儒家思想的精髓，如他认为“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又提出“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王船山遗书序》）他认为“礼学”就是“经世之术”，即“经济之学”，主张内仁外礼的行事准则。“仁”、“礼”都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为曾国藩的古文理论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另外，曾国藩的家庭与家教氛围，也是促成他产生“经济”思想的重要原因。从经济上看，曾家在曾国藩出仕以前，可以算是地主家庭。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一生携妻率子勤于耕作 4，在曾国藩入翰林后，曾玉屏仍说：“吾家以农为业，虽富贵，毋失其旧。
”从资料上看，在曾国藩出生之前，祖孙三代没有一个秀才，可以说是寒门冷籍。但是曾家几代，特别是从其曾祖父开始，都不甘于现状，一方面克勤克俭、吃苦耐劳，逐渐使家境好转；另一方面，鼓励多读书。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因为家境维艰以及天资不丰，没几天就辍学了。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天分不高，但是先后参加了 17 次考试，耗费半生光阴，直到 40 多岁才考上秀才。因而，曾国藩的祖父和父亲都把希望寄托在天资聪颖的曾国藩身上，并对他严格要求，希望有所成。《曾国藩年谱》中曾说过这样一件事：26 岁时，曾国藩从京城返乡，但是生活十分窘迫，返乡的钱都是借的，但是在返乡途中，曾国藩因为看中了一部《廿三史》，典当了衣服，将全部钱财用于买书。回来后曾国藩的父亲听说了这件事后，非常高兴，但是也告诫他要认真看完这样才不浪费。于是曾国藩听后“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户者几一年。”1曾国藩从小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儒家思想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发展及实践理论。他奉行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修身以齐家的理念深深的根植于曾国藩的头脑之中。因而，曾国藩早年所读的儒家经典、尚文的家庭教育以及自身的聪明才智都是他的经济思想萌芽的基础和条件。
五、曾国藩“经济”思想产生的影响
在外夷入侵、国家动荡的情况下，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统治，曾国藩提出以“经济”入文的理论主张，这体现出他视经世济民为己任的高尚品格。他借助桐城派这面旗，摇旗呐喊，宣扬自己的“经济”理论，并积极投身创作。凭借他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文学成就，影响了大批湘军人才及其弟子，扩大桐城的古文理论，使得穷途末路的桐城古文得以继续传承，出现了“桐城中兴”的局面。形成了一个以“曾门四子”及其幕僚郭嵩焘、方宗诚等为代表的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湘乡派，使得湘乡派在道、咸、同、光五六十年间逐渐成为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后人对他以经世致用思想矫正桐城弊端的行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胡适认为他是桐城派中兴的大将，周作人称其是“桐城派的中兴明主”。湘乡派的古文理论大多来源于桐城派，而桐城派在曾国藩之前走向了没落衰微的地步，而湘乡派却能大放异彩长达五六十年，因而，湘乡派与桐城派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联系与区别。
曾国藩从桐城姚莹的古文思想中获得启发，提出“经济”，认为“义理”与“经济”并重，主张文章要反映现实，但同时他又融入自己的古文观点，指出 “文章与世变相因”。他不仅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而且强调文学的经世的功用，这扩大了桐城派的道统观念。桐城派的中兴主要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湘乡派的崛起处于“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发展时期，多数主要成员在洋务时期担当要员，他们的思想与实践都与洋务有较密切的关系。此时的古文不仅是卫道护教的工具，同时也是宣传洋务思想的重要手段，此时湘乡派不单单只是一个文学流派，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团体。他们主张文章“因时适变”，黎庶昌强调：“文章之道，莫大乎与天下为公，而非可用一人一家之私议”1。强调要顺应洋务思潮，使桐城派古文能承载西学内容。湘乡时期的古文涉及内容不仅仅局限于科学技术，同时还涉及植物学、声学、化学等众多领域。此外，他们还创作有关社会和出国的所见所闻的议论文和海外游记。尤其是后者，以新奇的事物与略带变化的文风，形成湘乡派文章的一大特色。例如黎庶昌散文中的多数精品都是出国后写的，他写散文的感情和意境都有改变，超脱了桐城义法的拘束方面，较能自由抒发，新颖。
如《奉使伦敦一记》，简绘历程，所有沿途方位里距，山水物产，寒热燥湿，关塞建筑，无不跃然生姿，明洁动人。《游盐源记》描写日本山区盐源景物，引人入胜：泉泉涂然鸣琴者，瀑之淘然赴壑者，松之堰立若亭若伞者，石之给若云者，矗若笋者，垂壁可摩刻者，螺碗嵌类熊升鸟赛者，岩之斗出者，奥者，旷者，窦者，厂者，窃窕而修秀者，使人揽接不厌，凡二十里而后至。至则缘山皆枫叶，葬梦丛丛，红者若源，给者若纽，绛者若丹，日光射之，皆斑驳成锦彩，诚极天下之大观一也……再如《日光山记》描写日本古代建筑工艺；《卜来敦记》描写英国海滨游览胜地 2等。黎庶昌以朴实畅达的笔墨传其形神，以异国新奇风物引人入胜。湘乡派还有不少作家也写了许多游记散文，他们记述西洋风土人情，初步介绍西方政治制度，折射出早期维新思想的光彩，开辟了桐城派“中兴”的局面。
但是，曾国藩的“经济”思想也存在弊端，他维护的是没落的封建统治及落后于时代的理学纲常，这些都是为接受进步思潮的学者所唾弃的，使得桐城派道统观念逐渐失去了其合法性。此外，曾国藩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导致桐城派文章空言无物的核心原因：过分强调“文以载道”的理念，忽略掉“文”自身的功用，导致“道以害文”。因而，桐城派到了晚清末开始逐渐消歇，最终黯然退出文学的舞台。
六、结语
精湛的文学素养和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使得曾国藩提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古文理论，他宣扬“经济”，强调文章“治病救人”、“补裨时阙”的外在功效 3以及经世功用，改造了桐城派的古文观点，促成了桐城派的中兴。
纵观曾国藩“经济”思想的内容，不难发现他不仅是一位倡导者，更是一位虔诚的躬行者，从小处的修身齐家到大处的治国安邦、富国强兵，都体现出他注重实用、讲求实际的作风，他的“经济”贯彻的如此彻底，更说明其可行性。
曾国藩作为晚清政治和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古文与理论具有特定的文化意义，而他在文坛上的表态足以引导整个文坛的走向和发展。因此，在还原文学生态的前提下，透过对他作品的解读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涵义，是全面认识曾国藩古文理论的有效途径，当然也可以借此简单了解桐城派发展的基本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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